1.因帝王赏赐而改姓。帝王赐姓命氏古而有之,《风俗通》记载:“张、王、李、赵,黄帝赐姓。”正史中得到元代帝王赏赐姓氏的有皇后、上层官吏和皇帝身边的近侍等。由于元朝是蒙古族统治政权,所以他们大都被赐以国姓——蒙古族姓氏。如唐兀人乌密氏察罕,太祖时在内廷任职,被赐姓蒙古,表示亲信和恩宠。顺帝时贺惟一深受赏识和信任,要委任御史大夫一职,然“故事,台端非国姓不以授”,贺惟一坚决推辞。祖制不可违,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顺帝特下诏,“赐姓而改其名”,这完全是出于形势和制度的需要。早在蒙古国时期,特薛禅与他的儿子按陈从太祖征伐有功,有旨“生女为后,生男尚公主,世世不绝”。所以元代的皇后大多出自特薛禅家族弘吉剌氏,也有少数出自蒙古其他氏族的女子。然而在顺帝时,来自异域的高丽人奇氏改为蒙古姓氏肃良合氏(意思为高丽人),并被立为第二皇后。这位高丽女子最初仅仅是顺帝身边“主供茗饮”的宫女,“性颖黠”,日受宠幸,答纳失里皇后死后,顺帝就想立为她皇后,被丞相伯颜坚决制止了。大臣朵尔直班也曾上书“禁取姬妾于海外”。尽管有祖训和大臣的双重约束,至正二十五年,顺帝还是一意孤行,将奇氏改姓蒙古,并诏告天下,让这位外族的普通女子大大方方、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后的宝座。西域板勒纥城人察罕,深得仁宗宠爱,被赐姓白氏。
2.因迁移和政治避难而改姓。在元初,蒙古人就有因政治原因改姓隐居的情况。据杨志玖先生考证,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刘家营村聚居的蒙古族,是蒙古斡罗那歹氏族的后裔,元世祖时期即定居于此,长期隐瞒民族成分为汉族,有1000人左右。1979年在那里出土的刘五公的碑文记载:“高祖五公,系斡罗纳歹之人也。充蒙古军役。”“李侯兵革”被俘,英勇不屈,不肯下跪。“将见勇而忠孝,留之,遂得脱。后之苗裔因留日姓,故日刘。”此碑立于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立碑的是第二代僧住和忽都二兄弟,似乎在第二代时已以刘为姓。到了元末明初,一些亡国后留在内地的蒙古贵族为避难主动改姓(汉姓)隐居迁移的情况更加多见。据学者考证,今山东鄄城县蒙古族苏氏,今甘肃靖远县中堡乡营防村营儿门马氏,今贵州大方县蒙古族余氏,以及今河南南阳镇平、内乡、南召等县的王姓蒙古人和唐河县的李姓蒙古人等都是元代蒙古贵族的后裔。
曾为辽朝世家大族的契丹人王殉本姓耶律氏,女真人刘国杰本姓乌古伦、李庭本姓蒲察,都是在金末迁入中原后改为汉姓的。
3.因讹言而改姓。蒙元时期,人口迁移频繁,各民族交错杂居,也出现因语言文字不通,造成音讹、字讹,又以讹传讹而改变了姓氏的。雍古氏按竺迩年幼时就成了孤儿,寄养在外祖父术要甲家,“讹言为赵家,因姓赵氏”。女直人赵良弼,本姓术要甲,也因音讹改为赵氏,族人不仅不怒,反以“天将华姓吾家”而大喜。夹谷之奇本为女真加古氏,后因字讹改为夹谷。
4.因避讳而改姓。我国的避讳制度早在西周时就已形成,汉代以后,经历代帝王沿袭、创造和发展,到了宋代被发挥到了极点,姓氏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所谓避讳,就是臣民不能直呼也不能写皇帝和官吏的名字,后人也不能直写长辈的名字,若遇到这些字必须回避,或改用别的字,或用同义词代替,或减少笔画。商挺本姓殷,金履祥本姓刘,都是因前代避讳制度而改了姓。
5.因被人收养而改姓。元朝刑法明确规定“诸乞养过房男女者,听”。按照民间的惯例,收养关系确定后,被收养人要改为养父的姓氏。如章卿孙本姓刘,从养父章提刑改姓章;李璮本姓徐,从养父李全改姓李等。
6.因出家而改姓。佛教僧徒皆摒弃俗姓改姓释是常规。比较知名的有元初的汉族名臣刘秉忠,他在作官前为出家之人,姓释名子聪,作官后又恢复了俗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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