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在《悲观的终结》中引用郑敏《诗人与矛盾》中的一段话：“一个能爱、能恨、能诅咒而常自责的敏感心灵，在晚期的作品里显得凄凉而驯服了。……因为死得早，他的创作没有在阳光里得到抚慰和治疗。”易彬接着写道：“她说得对，这是穆旦晚年诗歌最大的现实性问题。”（18）也就是说，易彬认同晚年穆旦变得“凄凉而驯服” 的看法。
晚年穆旦真得变成“凄凉而驯服”吗？当然不是！不过从“驯服工具” 的角度观察穆旦，倒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可以更深入地揭示晚年穆旦的思想。
所谓“驯服工具” ，就是丧失自我，没有独立自主的思想，完全为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所俘虏所掌控。这种“驯服工具” ，恰恰是穆旦所反对。早在1945年，青年穆旦就在《线上》，刻画这种“驯服工具”的可悲形象：
八小时躲开了阳光和泥土，
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
在人世的吝啬里，找到安全，
学会了被统治才可以统治
前人的榜样，忍耐和爬行，
长期的茫然后他得到奖章，
那无神的眼！那陷落的两肩！
痛苦的头脑现在已经安分！
那就要燃尽的蜡烛的火焰！
四十年代的穆旦，对自我的易变和破碎、人无法拥有一个确定的自我，特别是社会、制度、权力等强大外力，对个体自我的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控，有着深刻的思考。如《被围者》、《时感四首》、《暴力》、《隐现》、《诗四首》等，现在读来，仍然震憾着我们的灵魂。
虽然诗人能在诗中坚决地抗拒主流意识的“同化”，但在现实生存中，却很难做到。即便是穆旦这样的现代诗人，在新中国的环境中，也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妥协。
1953年穆旦回国后，对新中国既感到新鲜又很陌生。也感到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与新中国的主流文学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特别谨慎，停止了诗歌创作，只翻译当时主流意识认同的苏联文学和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但是，1954年发生了南开大学的“外文系事件” ，当权者为了清除“异已” ，把穆旦在抗战中参加国民党远征军的历史问题，重新提出，并把他作为“肃反运动” 的“肃反对象” 加以整治。（虽然在这之前，穆旦已向南开大学如实交待。）此后，穆旦在政治上更加小心翼翼，并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
1957年初春，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处响起的“呜放之声” ，报刊也向他约稿，穆旦自然也想有所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穆旦所写的并不是很多“右派分子” 那种公开的“反主流”作品，而是迎合主流意识的诗篇。如《去学习会》、《“也许” 和“一定”》 、《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等。还包括注明写作日期是1951年，其实是1957年写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后面再详细分析）
穆旦这样做，当然是迫不得已，是想改变因为“外文系事件” 而引起的生存危机。这是一种生存“自保” 的策略，希望暂时能融入主流意识，以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对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诗人来说，这是一种灵魂的自我撕裂的痛苦过程。《葬歌》所写的，就是这样异常痛苦但又不得不“自我了断”的异化过程。
但是新中国政治的高深莫测，是一介书生所无法理解的。与穆旦的愿望和努力恰恰相反：1957年所写的这些希望融入“主流意识” 的诗篇，不但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遭到主流报刊的批判，正好给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当权者，提供了再次迫害他的绝好机会。于是，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 放出的“一颗卫星” ，由天津市中级法院到学校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命” ，判刑三年，“接受机关管制” ，逐出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
这样的结局，是穆旦万万没想到的。但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从此以后，穆旦为了生存“自保” ，与主流意识妥协的做法，再也没有出现了。表面上，他是沉默地接受厄运，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实际上，他是回归“旧的自我” ，重新确立一个现代诗人的怀疑思想和独立意识，并以此作为与主流意识“暗中”对抗的思想武器，在艰难而漫长的苦难中，逐渐完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升华。
穆旦成为“罪人” 以后， 那种强制性的“思想改造” 不断升级。他要不停地写“思想改造汇报” ，自我“洗脑” ，否则，就无法“过关” 。但他的应对却显得从容多了。他非常自觉地保护自己的“怀疑意识”和“独立思想”，这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两个精神柱石，是不可以被“改造” 的。也正是这个“真我” 没有丧失，穆旦在长期的受难中，才没有自杀、发疯，也没有被改造成“驯服工具”。
既不能丧失“真我” ，又要按照当权者的规定进行“思想改造” ，再造一个“假我” ，那该怎么办？穆旦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写日记” 。1958年12月，穆旦被判为“历史反革命” 。1959年元旦，穆旦就开始写日记。这当然不是普通的日记，而是有专门的用途。穆旦在日记的开头这样写道：
本日记以后记下列各事：
①思想斗争的过程，反省到的自身错误，自勉的决心及计画。
②公开的发言。……”（19）
穆旦日记的作用，就是以一种清醒的理性，按照当时当权者的要求，进行“自我改造” ，塑造“假我” ——先按照“当时的政治话语” ，写下“思想改造” 和“自我批判” 的“思想汇报” 以及发言稿（要点），这样才能避免“真我”的无意泄露，才能“过关” 。所以穆旦日记所写的，大都是违心之言，是一种应对的策略，不能“当真” ，要“反过来读” 。
我感兴趣的是：1959年9月底的日记：
“b，如何作党的“驯服工具”？ 有三点认识
（一）人在任何社会中，必然是一“工具” ，作工具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事。
（二）作旧社会的工具，抺杀人性；为社会主义的工具，发扬人的一切合理方面。是为崇高事业服务。
（三）作党的驯服工具，是否就不用思想？否，这正是发挥至大创造力的时候，可以以我国高速度工业建设为例。党的宗旨及组织原则，都以发扬民主为第一，绝非“唯唯诺诺” 可以了事的。必须明是非及扫除个人主义，而后才能跟着党走。（20）
以上日记的内容，要“反过来读” ，才是穆旦的真实想法：那就是反对做“驯服工具” 。我想，凡是经历过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国人，都能理解这种以“假我”掩盖“真我”的迫不得已的做法。
如果穆旦真的是“驯服工具”，他还会这样做吗？
所以，经过二十多年的思想“改造”，穆旦不但没有变成“驯服工具” ，反而磨炼成一个思想深刻、有着深沉智慧的现代诗人。我们还可以从他的书信和诗歌作品中，找到充分的证据。
如果是一个“驯服工具” ，那就是被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 所彻底同化，完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但穆旦恰恰不是这样。他在1976年所写的诗歌，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对文革主流意识的否定和批判。如《理想》、《冥想》、《好梦》，都是对主流意识所宣传的“人间天堂”的理想主义的强烈质疑和否定。在《问》中写道：
我曾经为唾弃地狱而赢得光荣，
而今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
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
我可要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
这首诗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说出了自己从“挣脱地狱”到“挣脱天堂”的觉醒过程。但在文革的黑暗时代，要“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所以，诗人自问：“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那么，其结果就是，再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如此深刻的反思，岂是一个“驯服工具”所能体验的？
在穆旦的诗歌中，不仅有这样与文革主流意识的决裂，更为对深藏的权力意识奥秘的揭露。比如《神的变形》。表面上看，还是袭用年青时常用的神话诗剧，实际上只是一种借用，因为在诗剧中加入了“权力” 和“人” 两个新的角色。所谓的神魔之争之斗，其实就是权力之争之斗。用神话话语，来表现社会现实，对无限权力和绝对权力的批判和否定，并深入骨髓地揭示隐藏在美好理想后面的看不见的权力运作。能在文革后期，写出《神的变形》这样洞察表象，揭示真相的名作，真得可以称得上思想者！只不过是“思想者”的真面目，被外在的沉默温顺和悲凉，所掩盖所深藏了。
1976年10月30日，正是粉碎“四人帮” 的大喜日子，全国人民正沉浸在狂喜之中，很多作家和诗人都在庆幸自己的新生。穆旦在给郭保卫的信中，引用鲁迅的话：“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革命成功以后……，有人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艺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 ; 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即共了产，文艺家还是站不住脚” 。（21）
在响彻神州的欢庆锣鼓声中，穆旦竟能如此冷静而理性地引用鲁迅关于政治与文艺是歧途的观点，足见其思想之深刻之超前。穆旦晚年对鲁迅思想的研读，大大提高了他对中国社会和政权的认识。穆旦引用鲁迅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恰恰是要说明政治与文艺是不同路的，文艺不能简单地成为政治传声筒。换言之，就是文艺家不能当政治的“驯服工具”！
晚年穆旦，不仅对文革的主流意识，对所处的时代，作出清醒的认识；而且还能从永恒的视角，观照现实，作形而上的沉思。穆旦虽然不是顾准那样超越时代的思想家，但是他对时代和世界还有一种超越阶级、社会和制度的抽象思辨。这是作为现代诗人的穆旦的独特之处。这更是“驯服工具”所无法达到的思想高度。
我们还可以把穆旦与同代的诗人作一比较。1977年以后，出现了一群“归来的诗人” ，如艾青、公刘、流沙河等著名诗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文革暴政的控诉和批判，对新时期清明政治的歌颂。不论是控诉还是歌颂，都是在政治的层面上。以现在的眼光看，他们笼罩一时的名作所达到的历史深度，与穆旦1976年的诗歌相比，明显肤浅得多。
在1976年，能有这样的认识和思想，足见晚年穆旦思想是何等清醒，何等深刻！如果真是“驯服工具” ，怎么会有这样锐利的看法？！那种仅仅从照片上的表情，来判断诗人思想的做法，显然过于表面化和简单化。要研究穆旦的真实思想，必须与穆旦1976年的诗作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发现他内心深藏的真相。
总之，穆旦晚年诗歌，就是对当时的主流意识的强烈质疑和否定。说穆旦是“驯服工具”，恰恰是对穆旦最大的误解！穆旦晚年独立精神世界的存在，宣告了那种强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的彻底失败。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是以“感情写诗”，现代主义是以“思想写诗” ；那么，穆旦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能以现代形式，表现他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现代形式上有大的贡献，他创造现代诗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思想写诗” 。
晚年穆旦真得变成“凄凉而驯服”吗？当然不是！不过从“驯服工具” 的角度观察穆旦，倒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可以更深入地揭示晚年穆旦的思想。
所谓“驯服工具” ，就是丧失自我，没有独立自主的思想，完全为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所俘虏所掌控。这种“驯服工具” ，恰恰是穆旦所反对。早在1945年，青年穆旦就在《线上》，刻画这种“驯服工具”的可悲形象：
八小时躲开了阳光和泥土，
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
在人世的吝啬里，找到安全，
学会了被统治才可以统治
前人的榜样，忍耐和爬行，
长期的茫然后他得到奖章，
那无神的眼！那陷落的两肩！
痛苦的头脑现在已经安分！
那就要燃尽的蜡烛的火焰！
四十年代的穆旦，对自我的易变和破碎、人无法拥有一个确定的自我，特别是社会、制度、权力等强大外力，对个体自我的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控，有着深刻的思考。如《被围者》、《时感四首》、《暴力》、《隐现》、《诗四首》等，现在读来，仍然震憾着我们的灵魂。
虽然诗人能在诗中坚决地抗拒主流意识的“同化”，但在现实生存中，却很难做到。即便是穆旦这样的现代诗人，在新中国的环境中，也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妥协。
1953年穆旦回国后，对新中国既感到新鲜又很陌生。也感到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与新中国的主流文学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特别谨慎，停止了诗歌创作，只翻译当时主流意识认同的苏联文学和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但是，1954年发生了南开大学的“外文系事件” ，当权者为了清除“异已” ，把穆旦在抗战中参加国民党远征军的历史问题，重新提出，并把他作为“肃反运动” 的“肃反对象” 加以整治。（虽然在这之前，穆旦已向南开大学如实交待。）此后，穆旦在政治上更加小心翼翼，并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
1957年初春，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处响起的“呜放之声” ，报刊也向他约稿，穆旦自然也想有所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穆旦所写的并不是很多“右派分子” 那种公开的“反主流”作品，而是迎合主流意识的诗篇。如《去学习会》、《“也许” 和“一定”》 、《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等。还包括注明写作日期是1951年，其实是1957年写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后面再详细分析）
穆旦这样做，当然是迫不得已，是想改变因为“外文系事件” 而引起的生存危机。这是一种生存“自保” 的策略，希望暂时能融入主流意识，以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对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诗人来说，这是一种灵魂的自我撕裂的痛苦过程。《葬歌》所写的，就是这样异常痛苦但又不得不“自我了断”的异化过程。
但是新中国政治的高深莫测，是一介书生所无法理解的。与穆旦的愿望和努力恰恰相反：1957年所写的这些希望融入“主流意识” 的诗篇，不但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遭到主流报刊的批判，正好给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当权者，提供了再次迫害他的绝好机会。于是，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 放出的“一颗卫星” ，由天津市中级法院到学校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命” ，判刑三年，“接受机关管制” ，逐出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
这样的结局，是穆旦万万没想到的。但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从此以后，穆旦为了生存“自保” ，与主流意识妥协的做法，再也没有出现了。表面上，他是沉默地接受厄运，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实际上，他是回归“旧的自我” ，重新确立一个现代诗人的怀疑思想和独立意识，并以此作为与主流意识“暗中”对抗的思想武器，在艰难而漫长的苦难中，逐渐完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升华。
穆旦成为“罪人” 以后， 那种强制性的“思想改造” 不断升级。他要不停地写“思想改造汇报” ，自我“洗脑” ，否则，就无法“过关” 。但他的应对却显得从容多了。他非常自觉地保护自己的“怀疑意识”和“独立思想”，这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两个精神柱石，是不可以被“改造” 的。也正是这个“真我” 没有丧失，穆旦在长期的受难中，才没有自杀、发疯，也没有被改造成“驯服工具”。
既不能丧失“真我” ，又要按照当权者的规定进行“思想改造” ，再造一个“假我” ，那该怎么办？穆旦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写日记” 。1958年12月，穆旦被判为“历史反革命” 。1959年元旦，穆旦就开始写日记。这当然不是普通的日记，而是有专门的用途。穆旦在日记的开头这样写道：
本日记以后记下列各事：
①思想斗争的过程，反省到的自身错误，自勉的决心及计画。
②公开的发言。……”（19）
穆旦日记的作用，就是以一种清醒的理性，按照当时当权者的要求，进行“自我改造” ，塑造“假我” ——先按照“当时的政治话语” ，写下“思想改造” 和“自我批判” 的“思想汇报” 以及发言稿（要点），这样才能避免“真我”的无意泄露，才能“过关” 。所以穆旦日记所写的，大都是违心之言，是一种应对的策略，不能“当真” ，要“反过来读” 。
我感兴趣的是：1959年9月底的日记：
“b，如何作党的“驯服工具”？ 有三点认识
（一）人在任何社会中，必然是一“工具” ，作工具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事。
（二）作旧社会的工具，抺杀人性；为社会主义的工具，发扬人的一切合理方面。是为崇高事业服务。
（三）作党的驯服工具，是否就不用思想？否，这正是发挥至大创造力的时候，可以以我国高速度工业建设为例。党的宗旨及组织原则，都以发扬民主为第一，绝非“唯唯诺诺” 可以了事的。必须明是非及扫除个人主义，而后才能跟着党走。（20）
以上日记的内容，要“反过来读” ，才是穆旦的真实想法：那就是反对做“驯服工具” 。我想，凡是经历过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国人，都能理解这种以“假我”掩盖“真我”的迫不得已的做法。
如果穆旦真的是“驯服工具”，他还会这样做吗？
所以，经过二十多年的思想“改造”，穆旦不但没有变成“驯服工具” ，反而磨炼成一个思想深刻、有着深沉智慧的现代诗人。我们还可以从他的书信和诗歌作品中，找到充分的证据。
如果是一个“驯服工具” ，那就是被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 所彻底同化，完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但穆旦恰恰不是这样。他在1976年所写的诗歌，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对文革主流意识的否定和批判。如《理想》、《冥想》、《好梦》，都是对主流意识所宣传的“人间天堂”的理想主义的强烈质疑和否定。在《问》中写道：
我曾经为唾弃地狱而赢得光荣，
而今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
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
我可要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
这首诗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说出了自己从“挣脱地狱”到“挣脱天堂”的觉醒过程。但在文革的黑暗时代，要“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所以，诗人自问：“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那么，其结果就是，再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如此深刻的反思，岂是一个“驯服工具”所能体验的？
在穆旦的诗歌中，不仅有这样与文革主流意识的决裂，更为对深藏的权力意识奥秘的揭露。比如《神的变形》。表面上看，还是袭用年青时常用的神话诗剧，实际上只是一种借用，因为在诗剧中加入了“权力” 和“人” 两个新的角色。所谓的神魔之争之斗，其实就是权力之争之斗。用神话话语，来表现社会现实，对无限权力和绝对权力的批判和否定，并深入骨髓地揭示隐藏在美好理想后面的看不见的权力运作。能在文革后期，写出《神的变形》这样洞察表象，揭示真相的名作，真得可以称得上思想者！只不过是“思想者”的真面目，被外在的沉默温顺和悲凉，所掩盖所深藏了。
1976年10月30日，正是粉碎“四人帮” 的大喜日子，全国人民正沉浸在狂喜之中，很多作家和诗人都在庆幸自己的新生。穆旦在给郭保卫的信中，引用鲁迅的话：“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革命成功以后……，有人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艺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 ; 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即共了产，文艺家还是站不住脚” 。（21）
在响彻神州的欢庆锣鼓声中，穆旦竟能如此冷静而理性地引用鲁迅关于政治与文艺是歧途的观点，足见其思想之深刻之超前。穆旦晚年对鲁迅思想的研读，大大提高了他对中国社会和政权的认识。穆旦引用鲁迅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恰恰是要说明政治与文艺是不同路的，文艺不能简单地成为政治传声筒。换言之，就是文艺家不能当政治的“驯服工具”！
晚年穆旦，不仅对文革的主流意识，对所处的时代，作出清醒的认识；而且还能从永恒的视角，观照现实，作形而上的沉思。穆旦虽然不是顾准那样超越时代的思想家，但是他对时代和世界还有一种超越阶级、社会和制度的抽象思辨。这是作为现代诗人的穆旦的独特之处。这更是“驯服工具”所无法达到的思想高度。
我们还可以把穆旦与同代的诗人作一比较。1977年以后，出现了一群“归来的诗人” ，如艾青、公刘、流沙河等著名诗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文革暴政的控诉和批判，对新时期清明政治的歌颂。不论是控诉还是歌颂，都是在政治的层面上。以现在的眼光看，他们笼罩一时的名作所达到的历史深度，与穆旦1976年的诗歌相比，明显肤浅得多。
在1976年，能有这样的认识和思想，足见晚年穆旦思想是何等清醒，何等深刻！如果真是“驯服工具” ，怎么会有这样锐利的看法？！那种仅仅从照片上的表情，来判断诗人思想的做法，显然过于表面化和简单化。要研究穆旦的真实思想，必须与穆旦1976年的诗作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发现他内心深藏的真相。
总之，穆旦晚年诗歌，就是对当时的主流意识的强烈质疑和否定。说穆旦是“驯服工具”，恰恰是对穆旦最大的误解！穆旦晚年独立精神世界的存在，宣告了那种强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的彻底失败。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是以“感情写诗”，现代主义是以“思想写诗” ；那么，穆旦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能以现代形式，表现他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现代形式上有大的贡献，他创造现代诗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思想写诗” 。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2-10-12
易彬在《悲观的终结》中引用郑敏《诗人与矛盾》中的一段话：“一个能爱、能恨、能诅咒而常自责的敏感心灵，在晚期的作品里显得凄凉而驯服了。……因为死得早，他的创作没有在阳光里得到抚慰和治疗。”易彬接着写道：“她说得对，这是穆旦晚年诗歌最大的现实性问题。”（18）也就是说，易彬认同晚年穆旦变得“凄凉而驯服” 的看法。
晚年穆旦真得变成“凄凉而驯服”吗？当然不是！不过从“驯服工具” 的角度观察穆旦，倒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可以更深入地揭示晚年穆旦的思想。
所谓“驯服工具” ，就是丧失自我，没有独立自主的思想，完全为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所俘虏所掌控。这种“驯服工具” ，恰恰是穆旦所反对。早在1945年，青年穆旦就在《线上》，刻画这种“驯服工具”的可悲形象：
八小时躲开了阳光和泥土，
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
在人世的吝啬里，找到安全，
学会了被统治才可以统治
前人的榜样，忍耐和爬行，
长期的茫然后他得到奖章，
那无神的眼！那陷落的两肩！
痛苦的头脑现在已经安分！
那就要燃尽的蜡烛的火焰！
四十年代的穆旦，对自我的易变和破碎、人无法拥有一个确定的自我，特别是社会、制度、权力等强大外力，对个体自我的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控，有着深刻的思考。如《被围者》、《时感四首》、《暴力》、《隐现》、《诗四首》等，现在读来，仍然震憾着我们的灵魂。
虽然诗人能在诗中坚决地抗拒主流意识的“同化”，但在现实生存中，却很难做到。即便是穆旦这样的现代诗人，在新中国的环境中，也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妥协。
1953年穆旦回国后，对新中国既感到新鲜又很陌生。也感到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与新中国的主流文学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特别谨慎，停止了诗歌创作，只翻译当时主流意识认同的苏联文学和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但是，1954年发生了南开大学的“外文系事件” ，当权者为了清除“异已” ，把穆旦在抗战中参加国民党远征军的历史问题，重新提出，并把他作为“肃反运动” 的“肃反对象” 加以整治。（虽然在这之前，穆旦已向南开大学如实交待。）此后，穆旦在政治上更加小心翼翼，并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
1957年初春，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处响起的“呜放之声” ，报刊也向他约稿，穆旦自然也想有所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穆旦所写的并不是很多“右派分子” 那种公开的“反主流”作品，而是迎合主流意识的诗篇。如《去学习会》、《“也许” 和“一定”》 、《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等。还包括注明写作日期是1951年，其实是1957年写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后面再详细分析）
穆旦这样做，当然是迫不得已，是想改变因为“外文系事件” 而引起的生存危机。这是一种生存“自保” 的策略，希望暂时能融入主流意识，以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对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诗人来说，这是一种灵魂的自我撕裂的痛苦过程。《葬歌》所写的，就是这样异常痛苦但又不得不“自我了断”的异化过程。
但是新中国政治的高深莫测，是一介书生所无法理解的。与穆旦的愿望和努力恰恰相反：1957年所写的这些希望融入“主流意识” 的诗篇，不但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遭到主流报刊的批判，正好给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当权者，提供了再次迫害他的绝好机会。于是，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 放出的“一颗卫星” ，由天津市中级法院到学校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命” ，判刑三年，“接受机关管制” ，逐出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
这样的结局，是穆旦万万没想到的。但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从此以后，穆旦为了生存“自保” ，与主流意识妥协的做法，再也没有出现了。表面上，他是沉默地接受厄运，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实际上，他是回归“旧的自我” ，重新确立一个现代诗人的怀疑思想和独立意识，并以此作为与主流意识“暗中”对抗的思想武器，在艰难而漫长的苦难中，逐渐完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升华。
穆旦成为“罪人” 以后， 那种强制性的“思想改造” 不断升级。他要不停地写“思想改造汇报” ，自我“洗脑” ，否则，就无法“过关” 。但他的应对却显得从容多了。他非常自觉地保护自己的“怀疑意识”和“独立思想”，这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两个精神柱石，是不可以被“改造” 的。也正是这个“真我” 没有丧失，穆旦在长期的受难中，才没有自杀、发疯，也没有被改造成“驯服工具”。
既不能丧失“真我” ，又要按照当权者的规定进行“思想改造” ，再造一个“假我” ，那该怎么办？穆旦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写日记” 。1958年12月，穆旦被判为“历史反革命” 。1959年元旦，穆旦就开始写日记。这当然不是普通的日记，而是有专门的用途。穆旦在日记的开头这样写道：
本日记以后记下列各事：
①思想斗争的过程，反省到的自身错误，自勉的决心及计画。
②公开的发言。……”（19）
穆旦日记的作用，就是以一种清醒的理性，按照当时当权者的要求，进行“自我改造” ，塑造“假我” ——先按照“当时的政治话语” ，写下“思想改造” 和“自我批判” 的“思想汇报” 以及发言稿（要点），这样才能避免“真我”的无意泄露，才能“过关” 。所以穆旦日记所写的，大都是违心之言，是一种应对的策略，不能“当真” ，要“反过来读” 。
我感兴趣的是：1959年9月底的日记：
“b，如何作党的“驯服工具”？ 有三点认识
（一）人在任何社会中，必然是一“工具” ，作工具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事。
（二）作旧社会的工具，抺杀人性；为社会主义的工具，发扬人的一切合理方面。是为崇高事业服务。
（三）作党的驯服工具，是否就不用思想？否，这正是发挥至大创造力的时候，可以以我国高速度工业建设为例。党的宗旨及组织原则，都以发扬民主为第一，绝非“唯唯诺诺” 可以了事的。必须明是非及扫除个人主义，而后才能跟着党走。（20）
以上日记的内容，要“反过来读” ，才是穆旦的真实想法：那就是反对做“驯服工具” 。我想，凡是经历过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国人，都能理解这种以“假我”掩盖“真我”的迫不得已的做法。
如果穆旦真的是“驯服工具”，他还会这样做吗？
所以，经过二十多年的思想“改造”，穆旦不但没有变成“驯服工具” ，反而磨炼成一个思想深刻、有着深沉智慧的现代诗人。我们还可以从他的书信和诗歌作品中，找到充分的证据。
如果是一个“驯服工具” ，那就是被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 所彻底同化，完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但穆旦恰恰不是这样。他在1976年所写的诗歌，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对文革主流意识的否定和批判。如《理想》、《冥想》、《好梦》，都是对主流意识所宣传的“人间天堂”的理想主义的强烈质疑和否定。在《问》中写道：
我曾经为唾弃地狱而赢得光荣，
而今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
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
我可要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
这首诗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说出了自己从“挣脱地狱”到“挣脱天堂”的觉醒过程。但在文革的黑暗时代，要“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所以，诗人自问：“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那么，其结果就是，再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如此深刻的反思，岂是一个“驯服工具”所能体验的？
在穆旦的诗歌中，不仅有这样与文革主流意识的决裂，更为对深藏的权力意识奥秘的揭露。比如《神的变形》。表面上看，还是袭用年青时常用的神话诗剧，实际上只是一种借用，因为在诗剧中加入了“权力” 和“人” 两个新的角色。所谓的神魔之争之斗，其实就是权力之争之斗。用神话话语，来表现社会现实，对无限权力和绝对权力的批判和否定，并深入骨髓地揭示隐藏在美好理想后面的看不见的权力运作。能在文革后期，写出《神的变形》这样洞察表象，揭示真相的名作，真得可以称得上思想者！只不过是“思想者”的真面目，被外在的沉默温顺和悲凉，所掩盖所深藏了。
1976年10月30日，正是粉碎“四人帮” 的大喜日子，全国人民正沉浸在狂喜之中，很多作家和诗人都在庆幸自己的新生。穆旦在给郭保卫的信中，引用鲁迅的话：“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革命成功以后……，有人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艺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 ; 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即共了产，文艺家还是站不住脚” 。（21）
在响彻神州的欢庆锣鼓声中，穆旦竟能如此冷静而理性地引用鲁迅关于政治与文艺是歧途的观点，足见其思想之深刻之超前。穆旦晚年对鲁迅思想的研读，大大提高了他对中国社会和政权的认识。穆旦引用鲁迅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恰恰是要说明政治与文艺是不同路的，文艺不能简单地成为政治传声筒。换言之，就是文艺家不能当政治的“驯服工具”！
晚年穆旦，不仅对文革的主流意识，对所处的时代，作出清醒的认识；而且还能从永恒的视角，观照现实，作形而上的沉思。穆旦虽然不是顾准那样超越时代的思想家，但是他对时代和世界还有一种超越阶级、社会和制度的抽象思辨。这是作为现代诗人的穆旦的独特之处。这更是“驯服工具”所无法达到的思想高度。
我们还可以把穆旦与同代的诗人作一比较。1977年以后，出现了一群“归来的诗人” ，如艾青、公刘、流沙河等著名诗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文革暴政的控诉和批判，对新时期清明政治的歌颂。不论是控诉还是歌颂，都是在政治的层面上。以现在的眼光看，他们笼罩一时的名作所达到的历史深度，与穆旦1976年的诗歌相比，明显肤浅得多。
在1976年，能有这样的认识和思想，足见晚年穆旦思想是何等清醒，何等深刻！如果真是“驯服工具” ，怎么会有这样锐利的看法？！那种仅仅从照片上的表情，来判断诗人思想的做法，显然过于表面化和简单化。要研究穆旦的真实思想，必须与穆旦1976年的诗作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发现他内心深藏的真相。
总之，穆旦晚年诗歌，就是对当时的主流意识的强烈质疑和否定。说穆旦是“驯服工具”，恰恰是对穆旦最大的误解！穆旦晚年独立精神世界的存在，宣告了那种强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的彻底失败。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是以“感情写诗”，现代主义是以“思想写诗” ；那么，穆旦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能以现代形式，表现他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现代形式上有大的贡献，他创造现代诗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思想写诗” 。求赞！
晚年穆旦真得变成“凄凉而驯服”吗？当然不是！不过从“驯服工具” 的角度观察穆旦，倒是一个很好的视角，可以更深入地揭示晚年穆旦的思想。
所谓“驯服工具” ，就是丧失自我，没有独立自主的思想，完全为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所俘虏所掌控。这种“驯服工具” ，恰恰是穆旦所反对。早在1945年，青年穆旦就在《线上》，刻画这种“驯服工具”的可悲形象：
八小时躲开了阳光和泥土，
十年二十年在一件事的末梢上
在人世的吝啬里，找到安全，
学会了被统治才可以统治
前人的榜样，忍耐和爬行，
长期的茫然后他得到奖章，
那无神的眼！那陷落的两肩！
痛苦的头脑现在已经安分！
那就要燃尽的蜡烛的火焰！
四十年代的穆旦，对自我的易变和破碎、人无法拥有一个确定的自我，特别是社会、制度、权力等强大外力，对个体自我的决定性的影响和掌控，有着深刻的思考。如《被围者》、《时感四首》、《暴力》、《隐现》、《诗四首》等，现在读来，仍然震憾着我们的灵魂。
虽然诗人能在诗中坚决地抗拒主流意识的“同化”，但在现实生存中，却很难做到。即便是穆旦这样的现代诗人，在新中国的环境中，也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妥协。
1953年穆旦回国后，对新中国既感到新鲜又很陌生。也感到他的思想和诗歌创作，与新中国的主流文学是格格不入的。所以，特别谨慎，停止了诗歌创作，只翻译当时主流意识认同的苏联文学和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歌。但是，1954年发生了南开大学的“外文系事件” ，当权者为了清除“异已” ，把穆旦在抗战中参加国民党远征军的历史问题，重新提出，并把他作为“肃反运动” 的“肃反对象” 加以整治。（虽然在这之前，穆旦已向南开大学如实交待。）此后，穆旦在政治上更加小心翼翼，并产生了严重的不安全感。
1957年初春，中国政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处响起的“呜放之声” ，报刊也向他约稿，穆旦自然也想有所表现。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穆旦所写的并不是很多“右派分子” 那种公开的“反主流”作品，而是迎合主流意识的诗篇。如《去学习会》、《“也许” 和“一定”》 、《三门峡水利工程有感》等。还包括注明写作日期是1951年，其实是1957年写的《美国怎样教育下一代》和《感恩节——可耻的债》。（后面再详细分析）
穆旦这样做，当然是迫不得已，是想改变因为“外文系事件” 而引起的生存危机。这是一种生存“自保” 的策略，希望暂时能融入主流意识，以获得政治上的安全感。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对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诗人来说，这是一种灵魂的自我撕裂的痛苦过程。《葬歌》所写的，就是这样异常痛苦但又不得不“自我了断”的异化过程。
但是新中国政治的高深莫测，是一介书生所无法理解的。与穆旦的愿望和努力恰恰相反：1957年所写的这些希望融入“主流意识” 的诗篇，不但没有给他带来预期的效果，反而遭到主流报刊的批判，正好给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当权者，提供了再次迫害他的绝好机会。于是，作为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 放出的“一颗卫星” ，由天津市中级法院到学校宣布“查良铮为历史反革命” ，判刑三年，“接受机关管制” ，逐出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
这样的结局，是穆旦万万没想到的。但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从此以后，穆旦为了生存“自保” ，与主流意识妥协的做法，再也没有出现了。表面上，他是沉默地接受厄运，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实际上，他是回归“旧的自我” ，重新确立一个现代诗人的怀疑思想和独立意识，并以此作为与主流意识“暗中”对抗的思想武器，在艰难而漫长的苦难中，逐渐完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升华。
穆旦成为“罪人” 以后， 那种强制性的“思想改造” 不断升级。他要不停地写“思想改造汇报” ，自我“洗脑” ，否则，就无法“过关” 。但他的应对却显得从容多了。他非常自觉地保护自己的“怀疑意识”和“独立思想”，这是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两个精神柱石，是不可以被“改造” 的。也正是这个“真我” 没有丧失，穆旦在长期的受难中，才没有自杀、发疯，也没有被改造成“驯服工具”。
既不能丧失“真我” ，又要按照当权者的规定进行“思想改造” ，再造一个“假我” ，那该怎么办？穆旦的应对策略之一就是“写日记” 。1958年12月，穆旦被判为“历史反革命” 。1959年元旦，穆旦就开始写日记。这当然不是普通的日记，而是有专门的用途。穆旦在日记的开头这样写道：
本日记以后记下列各事：
①思想斗争的过程，反省到的自身错误，自勉的决心及计画。
②公开的发言。……”（19）
穆旦日记的作用，就是以一种清醒的理性，按照当时当权者的要求，进行“自我改造” ，塑造“假我” ——先按照“当时的政治话语” ，写下“思想改造” 和“自我批判” 的“思想汇报” 以及发言稿（要点），这样才能避免“真我”的无意泄露，才能“过关” 。所以穆旦日记所写的，大都是违心之言，是一种应对的策略，不能“当真” ，要“反过来读” 。
我感兴趣的是：1959年9月底的日记：
“b，如何作党的“驯服工具”？ 有三点认识
（一）人在任何社会中，必然是一“工具” ，作工具并不只是社会主义的事。
（二）作旧社会的工具，抺杀人性；为社会主义的工具，发扬人的一切合理方面。是为崇高事业服务。
（三）作党的驯服工具，是否就不用思想？否，这正是发挥至大创造力的时候，可以以我国高速度工业建设为例。党的宗旨及组织原则，都以发扬民主为第一，绝非“唯唯诺诺” 可以了事的。必须明是非及扫除个人主义，而后才能跟着党走。（20）
以上日记的内容，要“反过来读” ，才是穆旦的真实想法：那就是反对做“驯服工具” 。我想，凡是经历过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的中国人，都能理解这种以“假我”掩盖“真我”的迫不得已的做法。
如果穆旦真的是“驯服工具”，他还会这样做吗？
所以，经过二十多年的思想“改造”，穆旦不但没有变成“驯服工具” ，反而磨炼成一个思想深刻、有着深沉智慧的现代诗人。我们还可以从他的书信和诗歌作品中，找到充分的证据。
如果是一个“驯服工具” ，那就是被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 所彻底同化，完成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思想。但穆旦恰恰不是这样。他在1976年所写的诗歌，其中一个主题，就是对文革主流意识的否定和批判。如《理想》、《冥想》、《好梦》，都是对主流意识所宣传的“人间天堂”的理想主义的强烈质疑和否定。在《问》中写道：
我曾经为唾弃地狱而赢得光荣，
而今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
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
我可要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
这首诗采用“自问自答”的形式，说出了自己从“挣脱地狱”到“挣脱天堂”的觉醒过程。但在文革的黑暗时代，要“挣脱天堂”，却要受到“诅咒”，所以，诗人自问：“我是否害怕诅咒而不敢求生？”那么，其结果就是，再为“天堂的绝望所拘留”。如此深刻的反思，岂是一个“驯服工具”所能体验的？
在穆旦的诗歌中，不仅有这样与文革主流意识的决裂，更为对深藏的权力意识奥秘的揭露。比如《神的变形》。表面上看，还是袭用年青时常用的神话诗剧，实际上只是一种借用，因为在诗剧中加入了“权力” 和“人” 两个新的角色。所谓的神魔之争之斗，其实就是权力之争之斗。用神话话语，来表现社会现实，对无限权力和绝对权力的批判和否定，并深入骨髓地揭示隐藏在美好理想后面的看不见的权力运作。能在文革后期，写出《神的变形》这样洞察表象，揭示真相的名作，真得可以称得上思想者！只不过是“思想者”的真面目，被外在的沉默温顺和悲凉，所掩盖所深藏了。
1976年10月30日，正是粉碎“四人帮” 的大喜日子，全国人民正沉浸在狂喜之中，很多作家和诗人都在庆幸自己的新生。穆旦在给郭保卫的信中，引用鲁迅的话：“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革命成功以后……，有人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艺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 ; 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即共了产，文艺家还是站不住脚” 。（21）
在响彻神州的欢庆锣鼓声中，穆旦竟能如此冷静而理性地引用鲁迅关于政治与文艺是歧途的观点，足见其思想之深刻之超前。穆旦晚年对鲁迅思想的研读，大大提高了他对中国社会和政权的认识。穆旦引用鲁迅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恰恰是要说明政治与文艺是不同路的，文艺不能简单地成为政治传声筒。换言之，就是文艺家不能当政治的“驯服工具”！
晚年穆旦，不仅对文革的主流意识，对所处的时代，作出清醒的认识；而且还能从永恒的视角，观照现实，作形而上的沉思。穆旦虽然不是顾准那样超越时代的思想家，但是他对时代和世界还有一种超越阶级、社会和制度的抽象思辨。这是作为现代诗人的穆旦的独特之处。这更是“驯服工具”所无法达到的思想高度。
我们还可以把穆旦与同代的诗人作一比较。1977年以后，出现了一群“归来的诗人” ，如艾青、公刘、流沙河等著名诗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文革暴政的控诉和批判，对新时期清明政治的歌颂。不论是控诉还是歌颂，都是在政治的层面上。以现在的眼光看，他们笼罩一时的名作所达到的历史深度，与穆旦1976年的诗歌相比，明显肤浅得多。
在1976年，能有这样的认识和思想，足见晚年穆旦思想是何等清醒，何等深刻！如果真是“驯服工具” ，怎么会有这样锐利的看法？！那种仅仅从照片上的表情，来判断诗人思想的做法，显然过于表面化和简单化。要研究穆旦的真实思想，必须与穆旦1976年的诗作结合起来研究，才能发现他内心深藏的真相。
总之，穆旦晚年诗歌，就是对当时的主流意识的强烈质疑和否定。说穆旦是“驯服工具”，恰恰是对穆旦最大的误解！穆旦晚年独立精神世界的存在，宣告了那种强行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的彻底失败。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是以“感情写诗”，现代主义是以“思想写诗” ；那么，穆旦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能以现代形式，表现他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现代形式上有大的贡献，他创造现代诗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思想写诗” 。求赞！
第2个回答 2010-10-07
我也在找这个问题
穆旦的理想和流沙河的理想有什么异同
如果说,浪漫主义诗人是以“感情写诗”,现代主义是以“思想写诗” ;那么,穆旦最宝贵的品质,就是能以现代形式,表现他对所处时代和社会的独特而深刻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在现代形式上有大的贡献,他创造现代诗形式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思想写诗” 。 本回答由提问者推荐 已赞过 已踩过<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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