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文学是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这只是【马克思】关于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中的一个十分单纯的定位。实际上，就【马克思】的全部观点而言，社会的完整结构要比这复杂得多，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并不是这么平面。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另一方面文学又是能够同时面对由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所构成的整个社会。文学与整个社会之间，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关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的动态结构。文学与社会这种动态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是文学究竟从哪里来？也就是文学的源泉是什么的问题。对此，历史上曾出现了三种主要的说法：再现说、表现说和能动反映说。
再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存在的模仿说，就是一种典型的再现说文艺观。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文艺是模仿自然的，如【赫拉克利特】就提出过艺术是模仿自然的，是以自然的面貌出现的观点。从【苏格拉底】开始，文艺观念出现了人文主义转向，突出了社会人生这一文艺模仿的对象。亚里斯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并对模仿说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论述。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一方面是对古希腊模仿说观念的一种延续，另一方面又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完善了再现说的文学观。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生活是最美的，所以他认为文艺只要是原原本本地复现了生活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再现说在西方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相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尽管在中国也有【《周易》】的“观物取象”的观念，并且这一观念在后来也得到了一定的深化，但中国的文艺观还是更倾向于表现说。
表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是作家内心世界的表现，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说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大量的主张者。中国古老的《尚书·尧典》中就说：“诗言志，歌永言。”这很类似于表现说的观点。这种观念被后人总结为中国诗歌的一种传统，给中国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重大久远的影响。【《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称为“志”，还是称为“情”，它们很显然都是指作家的内心世界。【刘勰】的【《文心雕龙》】，仅就其题目来看，就可窥见一斑。实际上也是如此，这部经典的文艺理论著作始终把“情性”与作品的关系作为关注点。中国的抒情文学远比叙事文学发达得多的现象，大概也是与这种“诗言志”的文学观念不无关系吧。表现说在中国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主导性的文学艺术观念，当然中国有关表现说的思想中已经包含着某种道德意味和理性成分。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说，尽管他的灵感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其含义却是把文学视为心灵的表现。【康德】把文艺创作看做是人类的情感活动。欧洲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观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如【华兹华斯】、【雪莱】等。20世纪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更是提出了特色极为鲜明的表现说文艺观，他认为文学不过是人的潜意识的升华，是作家所作的白日梦。这就把人的与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深层意识视作了文学艺术本源。
再现说强调社会生活对文学的本源地位，强调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文学艺术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观能动性。而表现说与再现说相对，关注了作家的内心世界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同时它又忽略了生活对文学的最终决定意义和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如此说来，再现说和表现说的文艺观念虽然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但也都同时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偏见，都没有概括出文学历史的全部事实。与上述两种观念不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试图避免再现说和表现说的理论局限的说法，即能动反映说。
能动反映说认为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黑格尔早就提出过能动反映说的观点，他说：文学艺术“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2]这里提醒人们在认识文学的本质属性的时候，要同时注意客观生活与作家心灵两个方面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活与文学艺术关系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能动反映说的思想。【马克思】曾经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过人类的普遍创造活动，他说：“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性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这就是说，人所创造的一切对象都将是体现着创造者本质力量的存在，是人的能动创造的结果。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劳动，突出地体现着这一特征。作家笔下的艺术世界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并根据这种理解进行重新创造的结果，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结果。毛泽东也曾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4]这就不仅肯定了社会生活对文学艺术的源泉地位，同时也强调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确立了文学艺术是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这样一个基本观念。
文学离开生活就失去了它的客观基础，离开作家的主体意识，文学就丧失了它的存在意义。能动反映说辩证地处理了生活、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既承认文学来源于生活，同时又强调了作家的独特创造力，真正概括了文学总是体现为再现与表现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揭示了文学的某些本质属性。社会结构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文学是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这只是【马克思】关于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中的一个十分单纯的定位。实际上，就【马克思】的全部观点而言，社会的完整结构要比这复杂得多，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并不是这么平面。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另一方面文学又是能够同时面对由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所构成的整个社会。文学与整个社会之间，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关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的动态结构。文学与社会这种动态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是文学究竟从哪里来？也就是文学的源泉是什么的问题。对此，历史上曾出现了三种主要的说法：再现说、表现说和能动反映说。
再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存在的模仿说，就是一种典型的再现说文艺观。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文艺是模仿自然的，如【赫拉克利特】就提出过艺术是模仿自然的，是以自然的面貌出现的观点。从【苏格拉底】开始，文艺观念出现了人文主义转向，突出了社会人生这一文艺模仿的对象。亚里斯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并对模仿说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论述。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一方面是对古希腊模仿说观念的一种延续，另一方面又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完善了再现说的文学观。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生活是最美的，所以他认为文艺只要是原原本本地复现了生活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再现说在西方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相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尽管在中国也有【《周易》】的“观物取象”的观念，并且这一观念在后来也得到了一定的深化，但中国的文艺观还是更倾向于表现说。
表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是作家内心世界的表现，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说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大量的主张者。中国古老的《尚书·尧典》中就说：“诗言志，歌永言。”这很类似于表现说的观点。这种观念被后人总结为中国诗歌的一种传统，给中国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重大久远的影响。【《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称为“志”，还是称为“情”，它们很显然都是指作家的内心世界。【刘勰】的【《文心雕龙》】，仅就其题目来看，就可窥见一斑。实际上也是如此，这部经典的文艺理论著作始终把“情性”与作品的关系作为关注点。中国的抒情文学远比叙事文学发达得多的现象，大概也是与这种“诗言志”的文学观念不无关系吧。表现说在中国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主导性的文学艺术观念，当然中国有关表现说的思想中已经包含着某种道德意味和理性成分。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说，尽管他的灵感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其含义却是把文学视为心灵的表现。【康德】把文艺创作看做是人类的情感活动。欧洲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观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如【华兹华斯】、【雪莱】等。20世纪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更是提出了特色极为鲜明的表现说文艺观，他认为文学不过是人的潜意识的升华，是作家所作的白日梦。这就把人的与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深层意识视作了文学艺术本源。
再现说强调社会生活对文学的本源地位，强调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文学艺术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观能动性。而表现说与再现说相对，关注了作家的内心世界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同时它又忽略了生活对文学的最终决定意义和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如此说来，再现说和表现说的文艺观念虽然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但也都同时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偏见，都没有概括出文学历史的全部事实。与上述两种观念不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试图避免再现说和表现说的理论局限的说法，即能动反映说。
能动反映说认为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黑格尔早就提出过能动反映说的观点，他说：文学艺术“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2]这里提醒人们在认识文学的本质属性的时候，要同时注意客观生活与作家心灵两个方面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活与文学艺术关系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能动反映说的思想。【马克思】曾经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过人类的普遍创造活动，他说：“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性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这就是说，人所创造的一切对象都将是体现着创造者本质力量的存在，是人的能动创造的结果。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劳动，突出地体现着这一特征。作家笔下的艺术世界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并根据这种理解进行重新创造的结果，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结果。毛泽东也曾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4]这就不仅肯定了社会生活对文学艺术的源泉地位，同时也强调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确立了文学艺术是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这样一个基本观念。
文学离开生活就失去了它的客观基础，离开作家的主体意识，文学就丧失了它的存在意义。能动反映说辩证地处理了生活、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既承认文学来源于生活，同时又强调了作家的独特创造力，真正概括了文学总是体现为再现与表现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揭示了文学的某些本质属性。 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 —— 柳宗元
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 达尔文
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巴斯德
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 培根
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笛卡尔
知识有如人体血液一样宝贵。人缺了血液，身体就会衰弱；人缺少知识，头脑就要枯竭。 高士其
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马克思
我平生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偶然的发明。我的一切发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严格试验的结果。 爱迪生
人的价值蕴藏在人的才能之中。 马克思
把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 高尔基
不要在已成的事业中逗留着！ 巴斯德
学习 永远不晚。 高尔基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刘向
读书而不思考，等于吃饭而不消化。 波尔克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
好动与不满足是进步的第一必需品。 爱迪生
好奇心造就科学家和诗人。 法朗士
今天所做之事勿候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候他人。 歌德
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 泰勒
人的知识愈广，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 高尔基
一切假知识比无知更危险。 肖伯纳
书籍使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变成轻松而舒适的诗。 高尔基
我的成就，当归功于精力的思索。 牛顿
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
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李大钊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高尔基
如果你希望成功，当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参谋，以当心为兄弟，以希望为哨兵。 爱迪生
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它吸走心灵的新鲜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汁。 马克思
发明家全靠一股了不起的信心支持，才有勇气在不可知的天地中前进。 巴而扎克
不知道并不可怕和有害。任何人都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可怕的和有害的是不知道而伪装知道。 托尔斯泰
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谈空话。 爱因斯坦
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趣广泛的人。他们的独创精神可能来自他们的博学。多样化会使人观点新鲜，而过于长时间钻研一个狭窄的领域，则易使人愚蠢。 贝弗里奇
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胜过责任感。 爱因斯坦
耐心和恒心总会得到报酬的。 爱因斯坦
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 柏拉图
平静的湖面，炼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 列别捷夫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托尔斯泰
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得很多，但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 托尔斯泰
在天才和勤奋两者之间，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勤奋，她是几乎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产婆。 爱因斯坦
一个能思考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巴尔扎克
生活便是寻求新的知识。 门捷列夫
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而当你读书而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还很少。 伏尔泰
我从来不记在辞典上已经印有的东西。我的记忆力是运用来记忆书本上还没有的东西。 爱因斯坦
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为科学家的。
爱因斯坦
无论掌握哪一种知识，对智力都是有用的，它会把无用的东西抛开而把好的东西保留住。 达·芬奇
文学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文章和博学。从现有文献记载看，“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孔子《论语》中，则直接地指文章和博学，被列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之一：“文学子游、子夏。”后来的《魏书·郑义传》这样说：“而羲第六，文学为优。”在这里，文学是指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即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同时，文学也指人的博学，即今天意义上的学识或学术，如哲学、历史、语言等。 可以看到，文学一词在中国出现，一开始就突出了“文采”含义。同时，文学从它被使用时起就具有了学识（博学）含义。 按照这种观点，凡是富于文采的作品和显示渊博学识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
从魏晋时代起，文学逐渐地将“博学”含义排除了出去，而专注于以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达情感。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较为狭窄的含义：文学是指有文采的缘情性作品。 在魏晋时期，具体说是在5世纪时，南朝宋文帝建立“四学”即“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文学”开始从广义文学大家庭中分离出来，甩开非文学形态而独立发展，确立了自身的特殊性[1]。这种特殊性大致可以相当于今日的“语言性艺术”的内涵了，尽管当时并未使用“艺术”字样。这就是说，文学实际上被认为具有了语言性艺术的性质。 这样，可以理解文学的另一个内涵较为单一的含义：文学是指那些以表达情感为主并具有文采的语言作品。
在中国古代，文学一词的含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与学识、甚至所有语言性作品形成复杂的联系。它最初的“博学”含义并没有伴随它的“缘情”特点的突出而消退或消失，而是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需要而时常复活，并且有时还占据主导地位。
从两汉时起，文学的“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和“博学”双重含义受到分解，人们开始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称今天意义上的文学为“文学”或“文章”，而称学术著作为“学”或“文学”。与此相应，在魏晋六朝时代，人们还提出了“文”与“笔”的区分。 到了唐、宋时期，“文”（文学）与“学”（学术）之间的分界逐渐地获得弥合，“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的思想通行开来，广义文学观获得了进一步的具体化。韩愈倡导文学传达“道”或“古道”：“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2]他反对过去那种一味注重“言辞”（相当于“文采”）的时风流弊，强调文学传达儒家“古道”。“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3]如果说“学”（学术）的目的是表述儒家之道，那么同样，“文”（文学）的目的也就是传达“理”――儒家之道的具体化形态。“文”与“学”正是在“道”的基点上统合为一体。柳宗元更直接地主张“文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4]。他反思自己年轻时只重视言辞及文采的偏颇，认识到“文以明道”才是文学写作最重要的事。他指出：“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5]他坚持认为如果沉溺于“文采”就会阻碍通向“尧舜之道”。这样，从唐代起，文学中“言辞”及“文采”受到抑制而“明道”成为最高目标，这就为消除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分野铺平了“道”。正由于“道”的主宰作用，“文”与“学”在“道”的基点上重新消除了差异，“文章”与“博学”两义再度形成统合，从而“文学”又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复活了先秦时代的原初含义。从此时起到清代，这种学术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一直被沿用。 清末民初学者章炳麟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这种广义的文学观的一种极致。他坚持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6]在他看来，“文学”一词应当具有如下含义：凡以文字形式显示在竹帛上的，就叫做“文”；而讨论“文”的规律和法则的，就叫做“文学”。这里不仅明确地沿用文学的文章和学术含义，而且使它无限地扩大到凡“著于竹帛”的一切文字形态。这意味着，人类创造的一切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性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学，从而使得文学成为包括文章和学术在内的一切文字（语言）作品的总称。凡是用语言（文字）制作成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这就几乎包括了人类创造的所有语言（文字）性符号：口头言语、文字以及它们所传达的诗歌、散文、小说、哲学、历史等作品。文学既可以指有文采的表情的语言性作品，即今日文学；也可以指传达消息的日常言谈、记事载言的史书、说理论事的学术著述等，即今日非文学。 这种包容一切的广义的文学含义，就与现代西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语言性符号”（linguistic sign）一词相近了。这样，文学一词就是人的所有语言性符号行为及其作品的代名词了。 所以，文学在广义上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语言性符号，包括今日的文学和非文学。
随着晚清以来西方学术分类机制的传入，中国逐渐地形成了如下现代文学术语：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这一现代含义其实是来自现代西方的狭义文学观念与中国古代狭义文学观念在现代相互交汇的结果。可以说，西方文学观念为文学提供了现代学术分类机制，而中国古代狭义文学观念则为它设置了传统依据。当着西方“美的艺术”观念传入，中国魏晋以来的有文采的缘情性文学观念就被激活了，从而汇合成一种新的现代性文学观念。这种汇合点在于两方面：第一，西方的“美的艺术”中的形式美内涵与中国的“文采”得以对应起来；第二，西方的“美的艺术”中的表情性内涵与中国的“缘情”内涵相沟通。也就是说，来自西方的形式美和表情性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采和缘情性传统观念实现了现代跨文化汇通。因此，如果只看到西方影响而忽略中国古代自身的狭义文学观念传统的激活，是无法完整地把握现代文学含义的来由的。 这样，文学的现代含义是：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是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的艺术样式。 1.文学是人类感情的最丰富最生动的表达，是人类历史的最形象的诠释。——赵丽宏
2.以语言文学为工具形象的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现代汉语词
3.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学。——胡适
4.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是自己灵魂的保姆。——高尔基
再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存在的模仿说，就是一种典型的再现说文艺观。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文艺是模仿自然的，如【赫拉克利特】就提出过艺术是模仿自然的，是以自然的面貌出现的观点。从【苏格拉底】开始，文艺观念出现了人文主义转向，突出了社会人生这一文艺模仿的对象。亚里斯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并对模仿说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论述。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一方面是对古希腊模仿说观念的一种延续，另一方面又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完善了再现说的文学观。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生活是最美的，所以他认为文艺只要是原原本本地复现了生活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再现说在西方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相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尽管在中国也有【《周易》】的“观物取象”的观念，并且这一观念在后来也得到了一定的深化，但中国的文艺观还是更倾向于表现说。
表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是作家内心世界的表现，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说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大量的主张者。中国古老的《尚书·尧典》中就说：“诗言志，歌永言。”这很类似于表现说的观点。这种观念被后人总结为中国诗歌的一种传统，给中国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重大久远的影响。【《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称为“志”，还是称为“情”，它们很显然都是指作家的内心世界。【刘勰】的【《文心雕龙》】，仅就其题目来看，就可窥见一斑。实际上也是如此，这部经典的文艺理论著作始终把“情性”与作品的关系作为关注点。中国的抒情文学远比叙事文学发达得多的现象，大概也是与这种“诗言志”的文学观念不无关系吧。表现说在中国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主导性的文学艺术观念，当然中国有关表现说的思想中已经包含着某种道德意味和理性成分。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说，尽管他的灵感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其含义却是把文学视为心灵的表现。【康德】把文艺创作看做是人类的情感活动。欧洲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观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如【华兹华斯】、【雪莱】等。20世纪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更是提出了特色极为鲜明的表现说文艺观，他认为文学不过是人的潜意识的升华，是作家所作的白日梦。这就把人的与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深层意识视作了文学艺术本源。
再现说强调社会生活对文学的本源地位，强调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文学艺术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观能动性。而表现说与再现说相对，关注了作家的内心世界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同时它又忽略了生活对文学的最终决定意义和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如此说来，再现说和表现说的文艺观念虽然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但也都同时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偏见，都没有概括出文学历史的全部事实。与上述两种观念不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试图避免再现说和表现说的理论局限的说法，即能动反映说。
能动反映说认为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黑格尔早就提出过能动反映说的观点，他说：文学艺术“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2]这里提醒人们在认识文学的本质属性的时候，要同时注意客观生活与作家心灵两个方面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活与文学艺术关系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能动反映说的思想。【马克思】曾经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过人类的普遍创造活动，他说：“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性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这就是说，人所创造的一切对象都将是体现着创造者本质力量的存在，是人的能动创造的结果。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劳动，突出地体现着这一特征。作家笔下的艺术世界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并根据这种理解进行重新创造的结果，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结果。毛泽东也曾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4]这就不仅肯定了社会生活对文学艺术的源泉地位，同时也强调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确立了文学艺术是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这样一个基本观念。
文学离开生活就失去了它的客观基础，离开作家的主体意识，文学就丧失了它的存在意义。能动反映说辩证地处理了生活、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既承认文学来源于生活，同时又强调了作家的独特创造力，真正概括了文学总是体现为再现与表现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揭示了文学的某些本质属性。社会结构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文学是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这只是【马克思】关于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中的一个十分单纯的定位。实际上，就【马克思】的全部观点而言，社会的完整结构要比这复杂得多，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并不是这么平面。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另一方面文学又是能够同时面对由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所构成的整个社会。文学与整个社会之间，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关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的动态结构。文学与社会这种动态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是文学究竟从哪里来？也就是文学的源泉是什么的问题。对此，历史上曾出现了三种主要的说法：再现说、表现说和能动反映说。
再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存在的模仿说，就是一种典型的再现说文艺观。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文艺是模仿自然的，如【赫拉克利特】就提出过艺术是模仿自然的，是以自然的面貌出现的观点。从【苏格拉底】开始，文艺观念出现了人文主义转向，突出了社会人生这一文艺模仿的对象。亚里斯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并对模仿说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论述。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一方面是对古希腊模仿说观念的一种延续，另一方面又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完善了再现说的文学观。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生活是最美的，所以他认为文艺只要是原原本本地复现了生活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再现说在西方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相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尽管在中国也有【《周易》】的“观物取象”的观念，并且这一观念在后来也得到了一定的深化，但中国的文艺观还是更倾向于表现说。
表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是作家内心世界的表现，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说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大量的主张者。中国古老的《尚书·尧典》中就说：“诗言志，歌永言。”这很类似于表现说的观点。这种观念被后人总结为中国诗歌的一种传统，给中国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重大久远的影响。【《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称为“志”，还是称为“情”，它们很显然都是指作家的内心世界。【刘勰】的【《文心雕龙》】，仅就其题目来看，就可窥见一斑。实际上也是如此，这部经典的文艺理论著作始终把“情性”与作品的关系作为关注点。中国的抒情文学远比叙事文学发达得多的现象，大概也是与这种“诗言志”的文学观念不无关系吧。表现说在中国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主导性的文学艺术观念，当然中国有关表现说的思想中已经包含着某种道德意味和理性成分。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说，尽管他的灵感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其含义却是把文学视为心灵的表现。【康德】把文艺创作看做是人类的情感活动。欧洲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观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如【华兹华斯】、【雪莱】等。20世纪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更是提出了特色极为鲜明的表现说文艺观，他认为文学不过是人的潜意识的升华，是作家所作的白日梦。这就把人的与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深层意识视作了文学艺术本源。
再现说强调社会生活对文学的本源地位，强调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文学艺术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观能动性。而表现说与再现说相对，关注了作家的内心世界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同时它又忽略了生活对文学的最终决定意义和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如此说来，再现说和表现说的文艺观念虽然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但也都同时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偏见，都没有概括出文学历史的全部事实。与上述两种观念不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试图避免再现说和表现说的理论局限的说法，即能动反映说。
能动反映说认为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黑格尔早就提出过能动反映说的观点，他说：文学艺术“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2]这里提醒人们在认识文学的本质属性的时候，要同时注意客观生活与作家心灵两个方面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活与文学艺术关系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能动反映说的思想。【马克思】曾经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过人类的普遍创造活动，他说：“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性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这就是说，人所创造的一切对象都将是体现着创造者本质力量的存在，是人的能动创造的结果。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劳动，突出地体现着这一特征。作家笔下的艺术世界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并根据这种理解进行重新创造的结果，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结果。毛泽东也曾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4]这就不仅肯定了社会生活对文学艺术的源泉地位，同时也强调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确立了文学艺术是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这样一个基本观念。
文学离开生活就失去了它的客观基础，离开作家的主体意识，文学就丧失了它的存在意义。能动反映说辩证地处理了生活、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既承认文学来源于生活，同时又强调了作家的独特创造力，真正概括了文学总是体现为再现与表现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揭示了文学的某些本质属性。 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 —— 柳宗元
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 达尔文
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巴斯德
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 培根
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笛卡尔
知识有如人体血液一样宝贵。人缺了血液，身体就会衰弱；人缺少知识，头脑就要枯竭。 高士其
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马克思
我平生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偶然的发明。我的一切发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严格试验的结果。 爱迪生
人的价值蕴藏在人的才能之中。 马克思
把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 高尔基
不要在已成的事业中逗留着！ 巴斯德
学习 永远不晚。 高尔基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刘向
读书而不思考，等于吃饭而不消化。 波尔克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
好动与不满足是进步的第一必需品。 爱迪生
好奇心造就科学家和诗人。 法朗士
今天所做之事勿候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候他人。 歌德
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 泰勒
人的知识愈广，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 高尔基
一切假知识比无知更危险。 肖伯纳
书籍使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变成轻松而舒适的诗。 高尔基
我的成就，当归功于精力的思索。 牛顿
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
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李大钊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高尔基
如果你希望成功，当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参谋，以当心为兄弟，以希望为哨兵。 爱迪生
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它吸走心灵的新鲜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汁。 马克思
发明家全靠一股了不起的信心支持，才有勇气在不可知的天地中前进。 巴而扎克
不知道并不可怕和有害。任何人都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可怕的和有害的是不知道而伪装知道。 托尔斯泰
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谈空话。 爱因斯坦
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趣广泛的人。他们的独创精神可能来自他们的博学。多样化会使人观点新鲜，而过于长时间钻研一个狭窄的领域，则易使人愚蠢。 贝弗里奇
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胜过责任感。 爱因斯坦
耐心和恒心总会得到报酬的。 爱因斯坦
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 柏拉图
平静的湖面，炼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 列别捷夫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托尔斯泰
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得很多，但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 托尔斯泰
在天才和勤奋两者之间，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勤奋，她是几乎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产婆。 爱因斯坦
一个能思考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巴尔扎克
生活便是寻求新的知识。 门捷列夫
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而当你读书而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还很少。 伏尔泰
我从来不记在辞典上已经印有的东西。我的记忆力是运用来记忆书本上还没有的东西。 爱因斯坦
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为科学家的。
爱因斯坦
无论掌握哪一种知识，对智力都是有用的，它会把无用的东西抛开而把好的东西保留住。 达·芬奇
文学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文章和博学。从现有文献记载看，“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孔子《论语》中，则直接地指文章和博学，被列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之一：“文学子游、子夏。”后来的《魏书·郑义传》这样说：“而羲第六，文学为优。”在这里，文学是指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即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同时，文学也指人的博学，即今天意义上的学识或学术，如哲学、历史、语言等。 可以看到，文学一词在中国出现，一开始就突出了“文采”含义。同时，文学从它被使用时起就具有了学识（博学）含义。 按照这种观点，凡是富于文采的作品和显示渊博学识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
从魏晋时代起，文学逐渐地将“博学”含义排除了出去，而专注于以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达情感。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较为狭窄的含义：文学是指有文采的缘情性作品。 在魏晋时期，具体说是在5世纪时，南朝宋文帝建立“四学”即“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文学”开始从广义文学大家庭中分离出来，甩开非文学形态而独立发展，确立了自身的特殊性[1]。这种特殊性大致可以相当于今日的“语言性艺术”的内涵了，尽管当时并未使用“艺术”字样。这就是说，文学实际上被认为具有了语言性艺术的性质。 这样，可以理解文学的另一个内涵较为单一的含义：文学是指那些以表达情感为主并具有文采的语言作品。
在中国古代，文学一词的含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与学识、甚至所有语言性作品形成复杂的联系。它最初的“博学”含义并没有伴随它的“缘情”特点的突出而消退或消失，而是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需要而时常复活，并且有时还占据主导地位。
从两汉时起，文学的“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和“博学”双重含义受到分解，人们开始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称今天意义上的文学为“文学”或“文章”，而称学术著作为“学”或“文学”。与此相应，在魏晋六朝时代，人们还提出了“文”与“笔”的区分。 到了唐、宋时期，“文”（文学）与“学”（学术）之间的分界逐渐地获得弥合，“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的思想通行开来，广义文学观获得了进一步的具体化。韩愈倡导文学传达“道”或“古道”：“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2]他反对过去那种一味注重“言辞”（相当于“文采”）的时风流弊，强调文学传达儒家“古道”。“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3]如果说“学”（学术）的目的是表述儒家之道，那么同样，“文”（文学）的目的也就是传达“理”――儒家之道的具体化形态。“文”与“学”正是在“道”的基点上统合为一体。柳宗元更直接地主张“文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4]。他反思自己年轻时只重视言辞及文采的偏颇，认识到“文以明道”才是文学写作最重要的事。他指出：“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5]他坚持认为如果沉溺于“文采”就会阻碍通向“尧舜之道”。这样，从唐代起，文学中“言辞”及“文采”受到抑制而“明道”成为最高目标，这就为消除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分野铺平了“道”。正由于“道”的主宰作用，“文”与“学”在“道”的基点上重新消除了差异，“文章”与“博学”两义再度形成统合，从而“文学”又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复活了先秦时代的原初含义。从此时起到清代，这种学术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一直被沿用。 清末民初学者章炳麟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这种广义的文学观的一种极致。他坚持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6]在他看来，“文学”一词应当具有如下含义：凡以文字形式显示在竹帛上的，就叫做“文”；而讨论“文”的规律和法则的，就叫做“文学”。这里不仅明确地沿用文学的文章和学术含义，而且使它无限地扩大到凡“著于竹帛”的一切文字形态。这意味着，人类创造的一切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性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学，从而使得文学成为包括文章和学术在内的一切文字（语言）作品的总称。凡是用语言（文字）制作成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这就几乎包括了人类创造的所有语言（文字）性符号：口头言语、文字以及它们所传达的诗歌、散文、小说、哲学、历史等作品。文学既可以指有文采的表情的语言性作品，即今日文学；也可以指传达消息的日常言谈、记事载言的史书、说理论事的学术著述等，即今日非文学。 这种包容一切的广义的文学含义，就与现代西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语言性符号”（linguistic sign）一词相近了。这样，文学一词就是人的所有语言性符号行为及其作品的代名词了。 所以，文学在广义上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语言性符号，包括今日的文学和非文学。
随着晚清以来西方学术分类机制的传入，中国逐渐地形成了如下现代文学术语：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这一现代含义其实是来自现代西方的狭义文学观念与中国古代狭义文学观念在现代相互交汇的结果。可以说，西方文学观念为文学提供了现代学术分类机制，而中国古代狭义文学观念则为它设置了传统依据。当着西方“美的艺术”观念传入，中国魏晋以来的有文采的缘情性文学观念就被激活了，从而汇合成一种新的现代性文学观念。这种汇合点在于两方面：第一，西方的“美的艺术”中的形式美内涵与中国的“文采”得以对应起来；第二，西方的“美的艺术”中的表情性内涵与中国的“缘情”内涵相沟通。也就是说，来自西方的形式美和表情性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采和缘情性传统观念实现了现代跨文化汇通。因此，如果只看到西方影响而忽略中国古代自身的狭义文学观念传统的激活，是无法完整地把握现代文学含义的来由的。 这样，文学的现代含义是：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是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的艺术样式。 1.文学是人类感情的最丰富最生动的表达，是人类历史的最形象的诠释。——赵丽宏
2.以语言文学为工具形象的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现代汉语词
3.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学。——胡适
4.诗人是世界的回声，而不仅仅是是自己灵魂的保姆。——高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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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0-09-05
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 —— 柳宗元
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 达尔文
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巴斯德
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 培根
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笛卡尔
知识有如人体血液一样宝贵。人缺了血液，身体就会衰弱；人缺少知识，头脑就要枯竭。 高士其
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马克思
我平生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偶然的发明。我的一切发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严格试验的结果。 爱迪生
人的价值蕴藏在人的才能之中。 马克思
把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 高尔基
不要在已成的事业中逗留着！ 巴斯德
学习 永远不晚。 高尔基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刘向
读书而不思考，等于吃饭而不消化。 波尔克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
好动与不满足是进步的第一必需品。 爱迪生
好奇心造就科学家和诗人。 法朗士
今天所做之事勿候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候他人。 歌德
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 泰勒
人的知识愈广，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 高尔基
一切假知识比无知更危险。 肖伯纳
书籍使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变成轻松而舒适的诗。 高尔基
我的成就，当归功于精力的思索。 牛顿
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
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李大钊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高尔基
如果你希望成功，当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参谋，以当心为兄弟，以希望为哨兵。 爱迪生
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它吸走心灵的新鲜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汁。 马克思
发明家全靠一股了不起的信心支持，才有勇气在不可知的天地中前进。 巴而扎克
不知道并不可怕和有害。任何人都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可怕的和有害的是不知道而伪装知道。 托尔斯泰
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谈空话。 爱因斯坦
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趣广泛的人。他们的独创精神可能来自他们的博学。多样化会使人观点新鲜，而过于长时间钻研一个狭窄的领域，则易使人愚蠢。 贝弗里奇
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胜过责任感。 爱因斯坦
耐心和恒心总会得到报酬的。 爱因斯坦
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 柏拉图
平静的湖面，炼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 列别捷夫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托尔斯泰
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得很多，但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 托尔斯泰
在天才和勤奋两者之间，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勤奋，她是几乎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产婆。 爱因斯坦
一个能思考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巴尔扎克
生活便是寻求新的知识。 门捷列夫
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而当你读书而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还很少。 伏尔泰
我从来不记在辞典上已经印有的东西。我的记忆力是运用来记忆书本上还没有的东西。 爱因斯坦
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为科学家的。
爱因斯坦
无论掌握哪一种知识，对智力都是有用的，它会把无用的东西抛开而把好的东西保留住。 达·芬奇 社会结构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文学是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这只是【马克思】关于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中的一个十分单纯的定位。实际上，就【马克思】的全部观点而言，社会的完整结构要比这复杂得多，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并不是这么平面。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另一方面文学又是能够同时面对由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所构成的整个社会。文学与整个社会之间，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关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的动态结构。文学与社会这种动态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是文学究竟从哪里来？也就是文学的源泉是什么的问题。对此，历史上曾出现了三种主要的说法：再现说、表现说和能动反映说。
再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存在的模仿说，就是一种典型的再现说文艺观。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文艺是模仿自然的，如【赫拉克利特】就提出过艺术是模仿自然的，是以自然的面貌出现的观点。从【苏格拉底】开始，文艺观念出现了人文主义转向，突出了社会人生这一文艺模仿的对象。亚里斯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并对模仿说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论述。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一方面是对古希腊模仿说观念的一种延续，另一方面又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完善了再现说的文学观。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生活是最美的，所以他认为文艺只要是原原本本地复现了生活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再现说在西方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相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尽管在中国也有【《周易》】的“观物取象”的观念，并且这一观念在后来也得到了一定的深化，但中国的文艺观还是更倾向于表现说。
表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是作家内心世界的表现，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说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大量的主张者。中国古老的《尚书·尧典》中就说：“诗言志，歌永言。”这很类似于表现说的观点。这种观念被后人总结为中国诗歌的一种传统，给中国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重大久远的影响。【《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称为“志”，还是称为“情”，它们很显然都是指作家的内心世界。【刘勰】的【《文心雕龙》】，仅就其题目来看，就可窥见一斑。实际上也是如此，这部经典的文艺理论著作始终把“情性”与作品的关系作为关注点。中国的抒情文学远比叙事文学发达得多的现象，大概也是与这种“诗言志”的文学观念不无关系吧。表现说在中国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主导性的文学艺术观念，当然中国有关表现说的思想中已经包含着某种道德意味和理性成分。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说，尽管他的灵感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其含义却是把文学视为心灵的表现。【康德】把文艺创作看做是人类的情感活动。欧洲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观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如【华兹华斯】、【雪莱】等。20世纪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更是提出了特色极为鲜明的表现说文艺观，他认为文学不过是人的潜意识的升华，是作家所作的白日梦。这就把人的与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深层意识视作了文学艺术本源。
再现说强调社会生活对文学的本源地位，强调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文学艺术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观能动性。而表现说与再现说相对，关注了作家的内心世界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同时它又忽略了生活对文学的最终决定意义和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如此说来，再现说和表现说的文艺观念虽然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但也都同时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偏见，都没有概括出文学历史的全部事实。与上述两种观念不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试图避免再现说和表现说的理论局限的说法，即能动反映说。
能动反映说认为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黑格尔早就提出过能动反映说的观点，他说：文学艺术“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2]这里提醒人们在认识文学的本质属性的时候，要同时注意客观生活与作家心灵两个方面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活与文学艺术关系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能动反映说的思想。【马克思】曾经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过人类的普遍创造活动，他说：“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性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这就是说，人所创造的一切对象都将是体现着创造者本质力量的存在，是人的能动创造的结果。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劳动，突出地体现着这一特征。作家笔下的艺术世界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并根据这种理解进行重新创造的结果，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结果。毛泽东也曾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4]这就不仅肯定了社会生活对文学艺术的源泉地位，同时也强调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确立了文学艺术是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这样一个基本观念。
文学离开生活就失去了它的客观基础，离开作家的主体意识，文学就丧失了它的存在意义。能动反映说辩证地处理了生活、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既承认文学来源于生活，同时又强调了作家的独特创造力，真正概括了文学总是体现为再现与表现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揭示了文学的某些本质属性。文学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文章和博学。从现有文献记载看，“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孔子《论语》中，则直接地指文章和博学，被列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之一：“文学子游、子夏。”后来的《魏书·郑义传》这样说：“而羲第六，文学为优。”在这里，文学是指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即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同时，文学也指人的博学，即今天意义上的学识或学术，如哲学、历史、语言等。 可以看到，文学一词在中国出现，一开始就突出了“文采”含义。同时，文学从它被使用时起就具有了学识（博学）含义。 按照这种观点，凡是富于文采的作品和显示渊博学识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
从魏晋时代起，文学逐渐地将“博学”含义排除了出去，而专注于以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达情感。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较为狭窄的含义：文学是指有文采的缘情性作品。 在魏晋时期，具体说是在5世纪时，南朝宋文帝建立“四学”即“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文学”开始从广义文学大家庭中分离出来，甩开非文学形态而独立发展，确立了自身的特殊性[1]。这种特殊性大致可以相当于今日的“语言性艺术”的内涵了，尽管当时并未使用“艺术”字样。这就是说，文学实际上被认为具有了语言性艺术的性质。 这样，可以理解文学的另一个内涵较为单一的含义：文学是指那些以表达情感为主并具有文采的语言作品。
在中国古代，文学一词的含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与学识、甚至所有语言性作品形成复杂的联系。它最初的“博学”含义并没有伴随它的“缘情”特点的突出而消退或消失，而是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需要而时常复活，并且有时还占据主导地位。
从两汉时起，文学的“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和“博学”双重含义受到分解，人们开始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称今天意义上的文学为“文学”或“文章”，而称学术著作为“学”或“文学”。与此相应，在魏晋六朝时代，人们还提出了“文”与“笔”的区分。 到了唐、宋时期，“文”（文学）与“学”（学术）之间的分界逐渐地获得弥合，“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的思想通行开来，广义文学观获得了进一步的具体化。韩愈倡导文学传达“道”或“古道”：“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2]他反对过去那种一味注重“言辞”（相当于“文采”）的时风流弊，强调文学传达儒家“古道”。“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3]如果说“学”（学术）的目的是表述儒家之道，那么同样，“文”（文学）的目的也就是传达“理”――儒家之道的具体化形态。“文”与“学”正是在“道”的基点上统合为一体。柳宗元更直接地主张“文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4]。他反思自己年轻时只重视言辞及文采的偏颇，认识到“文以明道”才是文学写作最重要的事。他指出：“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5]他坚持认为如果沉溺于“文采”就会阻碍通向“尧舜之道”。这样，从唐代起，文学中“言辞”及“文采”受到抑制而“明道”成为最高目标，这就为消除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分野铺平了“道”。正由于“道”的主宰作用，“文”与“学”在“道”的基点上重新消除了差异，“文章”与“博学”两义再度形成统合，从而“文学”又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复活了先秦时代的原初含义。从此时起到清代，这种学术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一直被沿用。 清末民初学者章炳麟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这种广义的文学观的一种极致。他坚持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6]在他看来，“文学”一词应当具有如下含义：凡以文字形式显示在竹帛上的，就叫做“文”；而讨论“文”的规律和法则的，就叫做“文学”。这里不仅明确地沿用文学的文章和学术含义，而且使它无限地扩大到凡“著于竹帛”的一切文字形态。这意味着，人类创造的一切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性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学，从而使得文学成为包括文章和学术在内的一切文字（语言）作品的总称。凡是用语言（文字）制作成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这就几乎包括了人类创造的所有语言（文字）性符号：口头言语、文字以及它们所传达的诗歌、散文、小说、哲学、历史等作品。文学既可以指有文采的表情的语言性作品，即今日文学；也可以指传达消息的日常言谈、记事载言的史书、说理论事的学术著述等，即今日非文学。 这种包容一切的广义的文学含义，就与现代西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语言性符号”（linguistic sign）一词相近了。这样，文学一词就是人的所有语言性符号行为及其作品的代名词了。 所以，文学在广义上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语言性符号，包括今日的文学和非文学。
随着晚清以来西方学术分类机制的传入，中国逐渐地形成了如下现代文学术语：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这一现代含义其实是来自现代西方的狭义文学观念与中国古代狭义文学观念在现代相互交汇的结果。可以说，西方文学观念为文学提供了现代学术分类机制，而中国古代狭义文学观念则为它设置了传统依据。当着西方“美的艺术”观念传入，中国魏晋以来的有文采的缘情性文学观念就被激活了，从而汇合成一种新的现代性文学观念。这种汇合点在于两方面：第一，西方的“美的艺术”中的形式美内涵与中国的“文采”得以对应起来；第二，西方的“美的艺术”中的表情性内涵与中国的“缘情”内涵相沟通。也就是说，来自西方的形式美和表情性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采和缘情性传统观念实现了现代跨文化汇通。因此，如果只看到西方影响而忽略中国古代自身的狭义文学观念传统的激活，是无法完整地把握现代文学含义的来由的。 这样，文学的现代含义是：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是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的艺术样式
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 达尔文
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巴斯德
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 培根
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笛卡尔
知识有如人体血液一样宝贵。人缺了血液，身体就会衰弱；人缺少知识，头脑就要枯竭。 高士其
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马克思
我平生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偶然的发明。我的一切发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严格试验的结果。 爱迪生
人的价值蕴藏在人的才能之中。 马克思
把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 高尔基
不要在已成的事业中逗留着！ 巴斯德
学习 永远不晚。 高尔基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刘向
读书而不思考，等于吃饭而不消化。 波尔克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
好动与不满足是进步的第一必需品。 爱迪生
好奇心造就科学家和诗人。 法朗士
今天所做之事勿候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候他人。 歌德
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 泰勒
人的知识愈广，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 高尔基
一切假知识比无知更危险。 肖伯纳
书籍使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变成轻松而舒适的诗。 高尔基
我的成就，当归功于精力的思索。 牛顿
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
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李大钊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高尔基
如果你希望成功，当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参谋，以当心为兄弟，以希望为哨兵。 爱迪生
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它吸走心灵的新鲜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汁。 马克思
发明家全靠一股了不起的信心支持，才有勇气在不可知的天地中前进。 巴而扎克
不知道并不可怕和有害。任何人都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可怕的和有害的是不知道而伪装知道。 托尔斯泰
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谈空话。 爱因斯坦
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趣广泛的人。他们的独创精神可能来自他们的博学。多样化会使人观点新鲜，而过于长时间钻研一个狭窄的领域，则易使人愚蠢。 贝弗里奇
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胜过责任感。 爱因斯坦
耐心和恒心总会得到报酬的。 爱因斯坦
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 柏拉图
平静的湖面，炼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 列别捷夫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托尔斯泰
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得很多，但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 托尔斯泰
在天才和勤奋两者之间，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勤奋，她是几乎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产婆。 爱因斯坦
一个能思考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巴尔扎克
生活便是寻求新的知识。 门捷列夫
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而当你读书而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还很少。 伏尔泰
我从来不记在辞典上已经印有的东西。我的记忆力是运用来记忆书本上还没有的东西。 爱因斯坦
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为科学家的。
爱因斯坦
无论掌握哪一种知识，对智力都是有用的，它会把无用的东西抛开而把好的东西保留住。 达·芬奇 社会结构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文学是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这只是【马克思】关于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中的一个十分单纯的定位。实际上，就【马克思】的全部观点而言，社会的完整结构要比这复杂得多，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并不是这么平面。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另一方面文学又是能够同时面对由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所构成的整个社会。文学与整个社会之间，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关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的动态结构。文学与社会这种动态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是文学究竟从哪里来？也就是文学的源泉是什么的问题。对此，历史上曾出现了三种主要的说法：再现说、表现说和能动反映说。
再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存在的模仿说，就是一种典型的再现说文艺观。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文艺是模仿自然的，如【赫拉克利特】就提出过艺术是模仿自然的，是以自然的面貌出现的观点。从【苏格拉底】开始，文艺观念出现了人文主义转向，突出了社会人生这一文艺模仿的对象。亚里斯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并对模仿说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论述。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一方面是对古希腊模仿说观念的一种延续，另一方面又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完善了再现说的文学观。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生活是最美的，所以他认为文艺只要是原原本本地复现了生活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再现说在西方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相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尽管在中国也有【《周易》】的“观物取象”的观念，并且这一观念在后来也得到了一定的深化，但中国的文艺观还是更倾向于表现说。
表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是作家内心世界的表现，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说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大量的主张者。中国古老的《尚书·尧典》中就说：“诗言志，歌永言。”这很类似于表现说的观点。这种观念被后人总结为中国诗歌的一种传统，给中国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重大久远的影响。【《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称为“志”，还是称为“情”，它们很显然都是指作家的内心世界。【刘勰】的【《文心雕龙》】，仅就其题目来看，就可窥见一斑。实际上也是如此，这部经典的文艺理论著作始终把“情性”与作品的关系作为关注点。中国的抒情文学远比叙事文学发达得多的现象，大概也是与这种“诗言志”的文学观念不无关系吧。表现说在中国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主导性的文学艺术观念，当然中国有关表现说的思想中已经包含着某种道德意味和理性成分。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说，尽管他的灵感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其含义却是把文学视为心灵的表现。【康德】把文艺创作看做是人类的情感活动。欧洲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观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如【华兹华斯】、【雪莱】等。20世纪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更是提出了特色极为鲜明的表现说文艺观，他认为文学不过是人的潜意识的升华，是作家所作的白日梦。这就把人的与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深层意识视作了文学艺术本源。
再现说强调社会生活对文学的本源地位，强调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文学艺术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观能动性。而表现说与再现说相对，关注了作家的内心世界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同时它又忽略了生活对文学的最终决定意义和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如此说来，再现说和表现说的文艺观念虽然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但也都同时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偏见，都没有概括出文学历史的全部事实。与上述两种观念不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试图避免再现说和表现说的理论局限的说法，即能动反映说。
能动反映说认为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黑格尔早就提出过能动反映说的观点，他说：文学艺术“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2]这里提醒人们在认识文学的本质属性的时候，要同时注意客观生活与作家心灵两个方面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活与文学艺术关系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能动反映说的思想。【马克思】曾经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过人类的普遍创造活动，他说：“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性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这就是说，人所创造的一切对象都将是体现着创造者本质力量的存在，是人的能动创造的结果。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劳动，突出地体现着这一特征。作家笔下的艺术世界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并根据这种理解进行重新创造的结果，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结果。毛泽东也曾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4]这就不仅肯定了社会生活对文学艺术的源泉地位，同时也强调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确立了文学艺术是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这样一个基本观念。
文学离开生活就失去了它的客观基础，离开作家的主体意识，文学就丧失了它的存在意义。能动反映说辩证地处理了生活、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既承认文学来源于生活，同时又强调了作家的独特创造力，真正概括了文学总是体现为再现与表现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揭示了文学的某些本质属性。文学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文章和博学。从现有文献记载看，“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孔子《论语》中，则直接地指文章和博学，被列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之一：“文学子游、子夏。”后来的《魏书·郑义传》这样说：“而羲第六，文学为优。”在这里，文学是指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即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同时，文学也指人的博学，即今天意义上的学识或学术，如哲学、历史、语言等。 可以看到，文学一词在中国出现，一开始就突出了“文采”含义。同时，文学从它被使用时起就具有了学识（博学）含义。 按照这种观点，凡是富于文采的作品和显示渊博学识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
从魏晋时代起，文学逐渐地将“博学”含义排除了出去，而专注于以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达情感。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较为狭窄的含义：文学是指有文采的缘情性作品。 在魏晋时期，具体说是在5世纪时，南朝宋文帝建立“四学”即“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文学”开始从广义文学大家庭中分离出来，甩开非文学形态而独立发展，确立了自身的特殊性[1]。这种特殊性大致可以相当于今日的“语言性艺术”的内涵了，尽管当时并未使用“艺术”字样。这就是说，文学实际上被认为具有了语言性艺术的性质。 这样，可以理解文学的另一个内涵较为单一的含义：文学是指那些以表达情感为主并具有文采的语言作品。
在中国古代，文学一词的含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与学识、甚至所有语言性作品形成复杂的联系。它最初的“博学”含义并没有伴随它的“缘情”特点的突出而消退或消失，而是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需要而时常复活，并且有时还占据主导地位。
从两汉时起，文学的“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和“博学”双重含义受到分解，人们开始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称今天意义上的文学为“文学”或“文章”，而称学术著作为“学”或“文学”。与此相应，在魏晋六朝时代，人们还提出了“文”与“笔”的区分。 到了唐、宋时期，“文”（文学）与“学”（学术）之间的分界逐渐地获得弥合，“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的思想通行开来，广义文学观获得了进一步的具体化。韩愈倡导文学传达“道”或“古道”：“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2]他反对过去那种一味注重“言辞”（相当于“文采”）的时风流弊，强调文学传达儒家“古道”。“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3]如果说“学”（学术）的目的是表述儒家之道，那么同样，“文”（文学）的目的也就是传达“理”――儒家之道的具体化形态。“文”与“学”正是在“道”的基点上统合为一体。柳宗元更直接地主张“文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4]。他反思自己年轻时只重视言辞及文采的偏颇，认识到“文以明道”才是文学写作最重要的事。他指出：“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5]他坚持认为如果沉溺于“文采”就会阻碍通向“尧舜之道”。这样，从唐代起，文学中“言辞”及“文采”受到抑制而“明道”成为最高目标，这就为消除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分野铺平了“道”。正由于“道”的主宰作用，“文”与“学”在“道”的基点上重新消除了差异，“文章”与“博学”两义再度形成统合，从而“文学”又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复活了先秦时代的原初含义。从此时起到清代，这种学术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一直被沿用。 清末民初学者章炳麟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这种广义的文学观的一种极致。他坚持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6]在他看来，“文学”一词应当具有如下含义：凡以文字形式显示在竹帛上的，就叫做“文”；而讨论“文”的规律和法则的，就叫做“文学”。这里不仅明确地沿用文学的文章和学术含义，而且使它无限地扩大到凡“著于竹帛”的一切文字形态。这意味着，人类创造的一切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性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学，从而使得文学成为包括文章和学术在内的一切文字（语言）作品的总称。凡是用语言（文字）制作成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这就几乎包括了人类创造的所有语言（文字）性符号：口头言语、文字以及它们所传达的诗歌、散文、小说、哲学、历史等作品。文学既可以指有文采的表情的语言性作品，即今日文学；也可以指传达消息的日常言谈、记事载言的史书、说理论事的学术著述等，即今日非文学。 这种包容一切的广义的文学含义，就与现代西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语言性符号”（linguistic sign）一词相近了。这样，文学一词就是人的所有语言性符号行为及其作品的代名词了。 所以，文学在广义上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语言性符号，包括今日的文学和非文学。
随着晚清以来西方学术分类机制的传入，中国逐渐地形成了如下现代文学术语：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这一现代含义其实是来自现代西方的狭义文学观念与中国古代狭义文学观念在现代相互交汇的结果。可以说，西方文学观念为文学提供了现代学术分类机制，而中国古代狭义文学观念则为它设置了传统依据。当着西方“美的艺术”观念传入，中国魏晋以来的有文采的缘情性文学观念就被激活了，从而汇合成一种新的现代性文学观念。这种汇合点在于两方面：第一，西方的“美的艺术”中的形式美内涵与中国的“文采”得以对应起来；第二，西方的“美的艺术”中的表情性内涵与中国的“缘情”内涵相沟通。也就是说，来自西方的形式美和表情性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采和缘情性传统观念实现了现代跨文化汇通。因此，如果只看到西方影响而忽略中国古代自身的狭义文学观念传统的激活，是无法完整地把握现代文学含义的来由的。 这样，文学的现代含义是：文学是一种语言性艺术，是运用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情达意的艺术样式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6-12-01
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 —— 柳宗元
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 达尔文
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巴斯德
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 培根
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笛卡尔
知识有如人体血液一样宝贵。人缺了血液，身体就会衰弱；人缺少知识，头脑就要枯竭。 高士其
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马克思
我平生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偶然的发明。我的一切发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严格试验的结果。 爱迪生
人的价值蕴藏在人的才能之中。 马克思
把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 高尔基
不要在已成的事业中逗留着！ 巴斯德
学习 永远不晚。 高尔基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刘向
读书而不思考，等于吃饭而不消化。 波尔克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
好动与不满足是进步的第一必需品。 爱迪生
好奇心造就科学家和诗人。 法朗士
今天所做之事勿候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候他人。 歌德
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 泰勒
人的知识愈广，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 高尔基
一切假知识比无知更危险。 肖伯纳
书籍使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变成轻松而舒适的诗。 高尔基
我的成就，当归功于精力的思索。 牛顿
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
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李大钊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高尔基
如果你希望成功，当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参谋，以当心为兄弟，以希望为哨兵。 爱迪生
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它吸走心灵的新鲜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汁。 马克思
发明家全靠一股了不起的信心支持，才有勇气在不可知的天地中前进。 巴而扎克
不知道并不可怕和有害。任何人都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可怕的和有害的是不知道而伪装知道。 托尔斯泰
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谈空话。 爱因斯坦
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趣广泛的人。他们的独创精神可能来自他们的博学。多样化会使人观点新鲜，而过于长时间钻研一个狭窄的领域，则易使人愚蠢。 贝弗里奇
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胜过责任感。 爱因斯坦
耐心和恒心总会得到报酬的。 爱因斯坦
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 柏拉图
平静的湖面，炼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 列别捷夫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托尔斯泰
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得很多，但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 托尔斯泰
在天才和勤奋两者之间，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勤奋，她是几乎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产婆。 爱因斯坦
一个能思考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巴尔扎克
生活便是寻求新的知识。 门捷列夫
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而当你读书而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还很少。 伏尔泰
我从来不记在辞典上已经印有的东西。我的记忆力是运用来记忆书本上还没有的东西。 爱因斯坦
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为科学家的。
爱因斯坦
无论掌握哪一种知识，对智力都是有用的，它会把无用的东西抛开而把好的东西保留住。 达·芬奇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我所学到的任何有价值的知识都是由自学中得来的。 达尔文
在观察的领域中，机遇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 巴斯德
知识本身并没有告诉人们怎样运用它，运用的方法乃在书本之外。 培根
读一切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笛卡尔
知识有如人体血液一样宝贵。人缺了血液，身体就会衰弱；人缺少知识，头脑就要枯竭。 高士其
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马克思
我平生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偶然的发明。我的一切发明都是经过深思熟虑，严格试验的结果。 爱迪生
人的价值蕴藏在人的才能之中。 马克思
把语言化为行动，比把行动化为语言困难得多。 高尔基
不要在已成的事业中逗留着！ 巴斯德
学习 永远不晚。 高尔基
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 刘向
读书而不思考，等于吃饭而不消化。 波尔克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
好动与不满足是进步的第一必需品。 爱迪生
好奇心造就科学家和诗人。 法朗士
今天所做之事勿候明天，自己所做之事勿候他人。 歌德
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只有一种知识和经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新的联想和独到的见解。 泰勒
人的知识愈广，人的本身也愈臻完善。 高尔基
一切假知识比无知更危险。 肖伯纳
书籍使我变成了一个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变成轻松而舒适的诗。 高尔基
我的成就，当归功于精力的思索。 牛顿
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
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 李大钊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高尔基
如果你希望成功，当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参谋，以当心为兄弟，以希望为哨兵。 爱迪生
自暴自弃，这是一条永远腐蚀和啃噬着心灵的毒蛇，它吸走心灵的新鲜血液，并在其中注入厌世和绝望的毒汁。 马克思
发明家全靠一股了不起的信心支持，才有勇气在不可知的天地中前进。 巴而扎克
不知道并不可怕和有害。任何人都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可怕的和有害的是不知道而伪装知道。 托尔斯泰
成功＝艰苦的劳动＋正确的方法＋少谈空话。 爱因斯坦
成功的科学家往往是兴趣广泛的人。他们的独创精神可能来自他们的博学。多样化会使人观点新鲜，而过于长时间钻研一个狭窄的领域，则易使人愚蠢。 贝弗里奇
对一切来说，只有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它远远胜过责任感。 爱因斯坦
耐心和恒心总会得到报酬的。 爱因斯坦
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 柏拉图
平静的湖面，炼不出精悍的水手；安逸的环境，造不出时代的伟人。 列别捷夫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托尔斯泰
重要的不是知识的数量，而是知识的质量。有些人知道得很多，但却不知道最有用的东西。 托尔斯泰
在天才和勤奋两者之间，我毫不迟疑地选择勤奋，她是几乎世界上一切成就的催产婆。 爱因斯坦
一个能思考的人，才真是一个力量无边的人。 巴尔扎克
生活便是寻求新的知识。 门捷列夫
书读得越多而不加思索，你就会觉得你知道得很多；而当你读书而思考得越多的时候，你就会越清楚地看到，你知道得还很少。 伏尔泰
我从来不记在辞典上已经印有的东西。我的记忆力是运用来记忆书本上还没有的东西。 爱因斯坦
学习知识要善于思考,思考,再思.我就是靠这个方法成为科学家的。
爱因斯坦
无论掌握哪一种知识，对智力都是有用的，它会把无用的东西抛开而把好的东西保留住。 达·芬奇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10-09-04
社会结构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文学是上层建筑中的一部分。这只是【马克思】关于文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想中的一个十分单纯的定位。实际上，就【马克思】的全部观点而言，社会的完整结构要比这复杂得多，文学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也并不是这么平面。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上，一方面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另一方面文学又是能够同时面对由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所构成的整个社会。文学与整个社会之间，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关系，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们的动态结构。文学与社会这种动态关系所表现出来的突出问题是文学究竟从哪里来？也就是文学的源泉是什么的问题。对此，历史上曾出现了三种主要的说法：再现说、表现说和能动反映说。
再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存在的模仿说，就是一种典型的再现说文艺观。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文艺是模仿自然的，如【赫拉克利特】就提出过艺术是模仿自然的，是以自然的面貌出现的观点。从【苏格拉底】开始，文艺观念出现了人文主义转向，突出了社会人生这一文艺模仿的对象。亚里斯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并对模仿说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论述。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一方面是对古希腊模仿说观念的一种延续，另一方面又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完善了再现说的文学观。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生活是最美的，所以他认为文艺只要是原原本本地复现了生活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再现说在西方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相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尽管在中国也有【《周易》】的“观物取象”的观念，并且这一观念在后来也得到了一定的深化，但中国的文艺观还是更倾向于表现说。
表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是作家内心世界的表现，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说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大量的主张者。中国古老的《尚书·尧典》中就说：“诗言志，歌永言。”这很类似于表现说的观点。这种观念被后人总结为中国诗歌的一种传统，给中国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重大久远的影响。【《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称为“志”，还是称为“情”，它们很显然都是指作家的内心世界。【刘勰】的【《文心雕龙》】，仅就其题目来看，就可窥见一斑。实际上也是如此，这部经典的文艺理论著作始终把“情性”与作品的关系作为关注点。中国的抒情文学远比叙事文学发达得多的现象，大概也是与这种“诗言志”的文学观念不无关系吧。表现说在中国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主导性的文学艺术观念，当然中国有关表现说的思想中已经包含着某种道德意味和理性成分。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说，尽管他的灵感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其含义却是把文学视为心灵的表现。【康德】把文艺创作看做是人类的情感活动。欧洲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观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如【华兹华斯】、【雪莱】等。20世纪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更是提出了特色极为鲜明的表现说文艺观，他认为文学不过是人的潜意识的升华，是作家所作的白日梦。这就把人的与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深层意识视作了文学艺术本源。
再现说强调社会生活对文学的本源地位，强调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文学艺术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观能动性。而表现说与再现说相对，关注了作家的内心世界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同时它又忽略了生活对文学的最终决定意义和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如此说来，再现说和表现说的文艺观念虽然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但也都同时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偏见，都没有概括出文学历史的全部事实。与上述两种观念不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试图避免再现说和表现说的理论局限的说法，即能动反映说。
能动反映说认为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黑格尔早就提出过能动反映说的观点，他说：文学艺术“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2]这里提醒人们在认识文学的本质属性的时候，要同时注意客观生活与作家心灵两个方面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活与文学艺术关系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能动反映说的思想。【马克思】曾经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过人类的普遍创造活动，他说：“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性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这就是说，人所创造的一切对象都将是体现着创造者本质力量的存在，是人的能动创造的结果。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劳动，突出地体现着这一特征。作家笔下的艺术世界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并根据这种理解进行重新创造的结果，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结果。毛泽东也曾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4]这就不仅肯定了社会生活对文学艺术的源泉地位，同时也强调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确立了文学艺术是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这样一个基本观念。
文学离开生活就失去了它的客观基础，离开作家的主体意识，文学就丧失了它的存在意义。能动反映说辩证地处理了生活、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既承认文学来源于生活，同时又强调了作家的独特创造力，真正概括了文学总是体现为再现与表现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揭示了文学的某些本质属性。
再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对生活的模仿和再现。在西方，从古希腊时期就开始存在的模仿说，就是一种典型的再现说文艺观。在【苏格拉底】之前，希腊的思想家们认为文艺是模仿自然的，如【赫拉克利特】就提出过艺术是模仿自然的，是以自然的面貌出现的观点。从【苏格拉底】开始，文艺观念出现了人文主义转向，突出了社会人生这一文艺模仿的对象。亚里斯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并对模仿说做出了较为深入的论述。19世纪西方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一方面是对古希腊模仿说观念的一种延续，另一方面又站在时代的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两个方面完善了再现说的文学观。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信生活是最美的，所以他认为文艺只要是原原本本地复现了生活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再现说在西方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相对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尽管在中国也有【《周易》】的“观物取象”的观念，并且这一观念在后来也得到了一定的深化，但中国的文艺观还是更倾向于表现说。
表现说主张文学艺术是作家内心世界的表现，是作家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现说在中国和西方都有大量的主张者。中国古老的《尚书·尧典》中就说：“诗言志，歌永言。”这很类似于表现说的观点。这种观念被后人总结为中国诗歌的一种传统，给中国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带来重大久远的影响。【《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论是称为“志”，还是称为“情”，它们很显然都是指作家的内心世界。【刘勰】的【《文心雕龙》】，仅就其题目来看，就可窥见一斑。实际上也是如此，这部经典的文艺理论著作始终把“情性”与作品的关系作为关注点。中国的抒情文学远比叙事文学发达得多的现象，大概也是与这种“诗言志”的文学观念不无关系吧。表现说在中国是一种源远流长并具有主导性的文学艺术观念，当然中国有关表现说的思想中已经包含着某种道德意味和理性成分。在西方，古希腊的【柏拉图】提出了诗歌创作的灵感说，尽管他的灵感说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但其含义却是把文学视为心灵的表现。【康德】把文艺创作看做是人类的情感活动。欧洲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学观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如【华兹华斯】、【雪莱】等。20世纪的【精神分析】学创始人弗洛伊德更是提出了特色极为鲜明的表现说文艺观，他认为文学不过是人的潜意识的升华，是作家所作的白日梦。这就把人的与外界没有直接的关系的深层意识视作了文学艺术本源。
再现说强调社会生活对文学的本源地位，强调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同时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文学艺术与创作主体之间的关系，忽视了作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观能动性。而表现说与再现说相对，关注了作家的内心世界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创作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主性，同时它又忽略了生活对文学的最终决定意义和文学对生活的依赖关系。如此说来，再现说和表现说的文艺观念虽然都具有很大程度的合理性，但也都同时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偏见，都没有概括出文学历史的全部事实。与上述两种观念不同，也存在着另外一种试图避免再现说和表现说的理论局限的说法，即能动反映说。
能动反映说认为文学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黑格尔早就提出过能动反映说的观点，他说：文学艺术“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它自己和它的内心生活。”[2]这里提醒人们在认识文学的本质属性的时候，要同时注意客观生活与作家心灵两个方面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活与文学艺术关系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能动反映说的思想。【马克思】曾经从哲学的角度思考过人类的普遍创造活动，他说：“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性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3]这就是说，人所创造的一切对象都将是体现着创造者本质力量的存在，是人的能动创造的结果。文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劳动，突出地体现着这一特征。作家笔下的艺术世界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理解并根据这种理解进行重新创造的结果，是对客观世界的能动反映的结果。毛泽东也曾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4]这就不仅肯定了社会生活对文学艺术的源泉地位，同时也强调了作家的主观能动性，确立了文学艺术是创作主体对现实生活的能动反映这样一个基本观念。
文学离开生活就失去了它的客观基础，离开作家的主体意识，文学就丧失了它的存在意义。能动反映说辩证地处理了生活、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既承认文学来源于生活，同时又强调了作家的独特创造力，真正概括了文学总是体现为再现与表现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揭示了文学的某些本质属性。
第4个回答 2010-09-05
文学一词的最初含义，是指文章和博学。从现有文献记载看，“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孔子《论语》中，则直接地指文章和博学，被列为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之一：“文学子游、子夏。”后来的《魏书·郑义传》这样说：“而羲第六，文学为优。”在这里，文学是指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即今天意义上的文学；同时，文学也指人的博学，即今天意义上的学识或学术，如哲学、历史、语言等。 可以看到，文学一词在中国出现，一开始就突出了“文采”含义。同时，文学从它被使用时起就具有了学识（博学）含义。 按照这种观点，凡是富于文采的作品和显示渊博学识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
从魏晋时代起，文学逐渐地将“博学”含义排除了出去，而专注于以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达情感。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较为狭窄的含义：文学是指有文采的缘情性作品。 在魏晋时期，具体说是在5世纪时，南朝宋文帝建立“四学”即“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文学”开始从广义文学大家庭中分离出来，甩开非文学形态而独立发展，确立了自身的特殊性[1]。这种特殊性大致可以相当于今日的“语言性艺术”的内涵了，尽管当时并未使用“艺术”字样。这就是说，文学实际上被认为具有了语言性艺术的性质。 这样，可以理解文学的另一个内涵较为单一的含义：文学是指那些以表达情感为主并具有文采的语言作品。
在中国古代，文学一词的含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与学识、甚至所有语言性作品形成复杂的联系。它最初的“博学”含义并没有伴随它的“缘情”特点的突出而消退或消失，而是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需要而时常复活，并且有时还占据主导地位。
从两汉时起，文学的“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和“博学”双重含义受到分解，人们开始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称今天意义上的文学为“文学”或“文章”，而称学术著作为“学”或“文学”。与此相应，在魏晋六朝时代，人们还提出了“文”与“笔”的区分。 到了唐、宋时期，“文”（文学）与“学”（学术）之间的分界逐渐地获得弥合，“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的思想通行开来，广义文学观获得了进一步的具体化。韩愈倡导文学传达“道”或“古道”：“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2]他反对过去那种一味注重“言辞”（相当于“文采”）的时风流弊，强调文学传达儒家“古道”。“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3]如果说“学”（学术）的目的是表述儒家之道，那么同样，“文”（文学）的目的也就是传达“理”――儒家之道的具体化形态。“文”与“学”正是在“道”的基点上统合为一体。柳宗元更直接地主张“文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4]。他反思自己年轻时只重视言辞及文采的偏颇，认识到“文以明道”才是文学写作最重要的事。他指出：“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5]他坚持认为如果沉溺于“文采”就会阻碍通向“尧舜之道”。这样，从唐代起，文学中“言辞”及“文采”受到抑制而“明道”成为最高目标，这就为消除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分野铺平了“道”。正由于“道”的主宰作用，“文”与“学”在“道”的基点上重新消除了差异，“文章”与“博学”两义再度形成统合，从而“文学”又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复活了先秦时代的原初含义。从此时起到清代，这种学术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一直被沿用。 清末民初学者章炳麟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这种广义的文学观的一种极致。他坚持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6]在他看来，“文学”一词应当具有如下含义：凡以文字形式显示在竹帛上的，就叫做“文”；而讨论“文”的规律和法则的，就叫做“文学”。这里不仅明确地沿用文学的文章和学术含义，而且使它无限地扩大到凡“著于竹帛”的一切文字形态。这意味着，人类创造的一切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性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学，从而使得文学成为包括文章和学术在内的一切文字（语言）作品的总称。凡是用语言（文字）制作成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这就几乎包括了人类创造的所有语言（文字）性符号：口头言语、文字以及它们所传达的诗歌、散文、小说、哲学、历史等作品。文学既可以指有文采的表情的语言性作品，即今日文学；也可以指传达消息的日常言谈、记事载言的史书、说理论事的学术著述等，即今日非文学。 这种包容一切的广义的文学含义，就与现代西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语言性符号”（linguistic sign）一词相近了。这样，文学一词就是人的所有语言性符号行为及其作品的代名词了。 所以，文学在广义上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语言性符号，包括今日的文学和非文学。
从魏晋时代起，文学逐渐地将“博学”含义排除了出去，而专注于以富有文采的语言去表达情感。这就形成了一种新的较为狭窄的含义：文学是指有文采的缘情性作品。 在魏晋时期，具体说是在5世纪时，南朝宋文帝建立“四学”即“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文学”开始从广义文学大家庭中分离出来，甩开非文学形态而独立发展，确立了自身的特殊性[1]。这种特殊性大致可以相当于今日的“语言性艺术”的内涵了，尽管当时并未使用“艺术”字样。这就是说，文学实际上被认为具有了语言性艺术的性质。 这样，可以理解文学的另一个内涵较为单一的含义：文学是指那些以表达情感为主并具有文采的语言作品。
在中国古代，文学一词的含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往往与学识、甚至所有语言性作品形成复杂的联系。它最初的“博学”含义并没有伴随它的“缘情”特点的突出而消退或消失，而是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特殊需要而时常复活，并且有时还占据主导地位。
从两汉时起，文学的“有文采的语言作品”和“博学”双重含义受到分解，人们开始把“文”与“学”、“文章”与“文学”区别开来，称今天意义上的文学为“文学”或“文章”，而称学术著作为“学”或“文学”。与此相应，在魏晋六朝时代，人们还提出了“文”与“笔”的区分。 到了唐、宋时期，“文”（文学）与“学”（学术）之间的分界逐渐地获得弥合，“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的思想通行开来，广义文学观获得了进一步的具体化。韩愈倡导文学传达“道”或“古道”：“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2]他反对过去那种一味注重“言辞”（相当于“文采”）的时风流弊，强调文学传达儒家“古道”。“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3]如果说“学”（学术）的目的是表述儒家之道，那么同样，“文”（文学）的目的也就是传达“理”――儒家之道的具体化形态。“文”与“学”正是在“道”的基点上统合为一体。柳宗元更直接地主张“文以明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4]。他反思自己年轻时只重视言辞及文采的偏颇，认识到“文以明道”才是文学写作最重要的事。他指出：“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5]他坚持认为如果沉溺于“文采”就会阻碍通向“尧舜之道”。这样，从唐代起，文学中“言辞”及“文采”受到抑制而“明道”成为最高目标，这就为消除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分野铺平了“道”。正由于“道”的主宰作用，“文”与“学”在“道”的基点上重新消除了差异，“文章”与“博学”两义再度形成统合，从而“文学”又在新的语境中重新复活了先秦时代的原初含义。从此时起到清代，这种学术意义上的文学概念一直被沿用。 清末民初学者章炳麟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这种广义的文学观的一种极致。他坚持认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6]在他看来，“文学”一词应当具有如下含义：凡以文字形式显示在竹帛上的，就叫做“文”；而讨论“文”的规律和法则的，就叫做“文学”。这里不仅明确地沿用文学的文章和学术含义，而且使它无限地扩大到凡“著于竹帛”的一切文字形态。这意味着，人类创造的一切有文字记载的语言性符号都可以称为文学，从而使得文学成为包括文章和学术在内的一切文字（语言）作品的总称。凡是用语言（文字）制作成的作品都可以被称为文学。这就几乎包括了人类创造的所有语言（文字）性符号：口头言语、文字以及它们所传达的诗歌、散文、小说、哲学、历史等作品。文学既可以指有文采的表情的语言性作品，即今日文学；也可以指传达消息的日常言谈、记事载言的史书、说理论事的学术著述等，即今日非文学。 这种包容一切的广义的文学含义，就与现代西方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语言性符号”（linguistic sign）一词相近了。这样，文学一词就是人的所有语言性符号行为及其作品的代名词了。 所以，文学在广义上泛指人类创造的一切语言性符号，包括今日的文学和非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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