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李鸿章、张謇三人的关系恩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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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

　　翁同的一生，在两件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扮演关键的角色，一件是中日甲午战争，一件是百日维新运动。而翁同与 李鸿章 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是政见不合而非私事。那么翁同、 李鸿章 、张謇三人关系到底如何? 　　张謇与翁同关系，学界烂熟于心。张謇甲午年恩科大魁，与翁氏力荐有莫大关系，而此前翁氏为求张謇脱颖，竭尽心力，一二再四五，古来少有，其情动人。后来张謇为报师恩，真情涌动，亦有故事日记可索，至建望虞楼为 *** 。而今苏通大桥已成，南通常熟咫尺之间，望虞楼已成历史，到了回望反思之时。 　　张、翁结缘，最早是在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乡试期间，翁时任副主考，与主考潘祖荫力争将张謇由第六名拔至第二名。翁同自同治元年(1862)授任乡试正考官，典试山西。其后数度涉及文衡，屡任考官，门生故旧遍布朝野，可谓阅人无数。张謇固奇才也，然首度邂逅即获翁氏青睐，尚有深层原因：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乘机出兵进抵仁川。为阻止日本吞并朝鲜，淮军将领吴长庆奉命率兵赴朝平定局势，张謇以主要幕僚身份随行至汉城。兵变平定，张謇居功至大，因身处政治风暴中心，张謇撰写的《条陈朝鲜事宜疏》、《壬午事略》及《善后六策》等政论，极力主张对外持强硬政策，条分缕析，言之灼灼，受到包括翁同在内政界高层注意。其实此时，张謇已入翁同法眼。时间应在1885年顺天乡试前三年。 　　此时，丁忧期满归京的 李鸿章 对张謇之态度向受史家关注。其实， 李鸿章 对张謇当时并无太大成见。据张謇壬午年八月二十二日记：“与枚生讯，辞合肥相国、振轩督部及延陵合荐。”[作者注：《张謇全集》第六卷]，合肥相国等三人，即 李鸿章 、张树声和吴长庆。张、吴二人保荐张謇等赴朝立功人员， 李鸿章 是愿意领衔合荐的。此其一。其二，张謇所著《朝鲜善后六策》由张树声之子张华奎抄录并在京中散发，翁同、潘祖荫和宝廷等朝中要员均已看到，又为满员宝廷“采以入告”，致惊动，亲向总理衙门和军机处垂询，此举自令措手不及且视为越轨，乃有“嗤为多事，搁置不议”之说。 　　其实，事过境迁， 李鸿章 这一面，仍存爱才之念，用才之心。越两年，1884年秋，张謇料理吴长庆丧事归里，时任两广总督之有延揽意，因张謇系淮军吴长庆旧属，乃央 李鸿章 转达其意，鸿章命袁子久(保龄)具体执行。《张謇年谱 甲申七月》记：“北洋又以粤督六月之托，属袁子久见招，子久并述北洋意，亦辞。” 李鸿章 原是受张之洞托为之延揽，说辞中却夹带私货，媒人换做下聘人了。张謇与刘厚生交谈时说得更为具体：“派人坐一轮船，沿渤海口岸遍询从奉天省南下轮船中，有则请其赴京，并述北洋延揽之意。”求才若渴之意毕见，自非今人可思。之后，便演绎出张謇“南不拜张，北不投李”故事。 　　对于 李鸿章 ，张謇心情有复杂之两面。1911年，时隔近三十年，张謇在致东三省交涉使韩国钧信中说：“方壬午、癸未之间，下走参预吴武壮公援护朝鲜，即上书直督，请达 *** ，于朝鲜则援汉玄菟、乐浪郡倒，废为郡县;或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而为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琉球，时张靖达公回粤，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作者注：《张謇全集》第一集]。足见壬午、癸未年以来，历历诸事，一路演变，大不尽人意，甲午之役更令国家元气大伤，于张謇而言，可谓无一时不能忘记。此痛惜遗恨之情，固非私人怨怼也。此为张謇对 李鸿章 态度的一面。另一面，李的雅量，李的识才、惜才、用才之心，作为当事人的张謇应是心存感佩，他在《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中坦言：“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慨遗世之心。七月南还，矢意韬戢。方道出沪上时，见故人束畏黄为南皮见辟之书，即自奏记，敬谢不敏。迨九月，漱兰年丈又复劝驾，重以前说申辞。诚不知中间执事于謇遣使命舟，并渤海而踪迹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 　　可以想见，在罗致人才这一点上， 李鸿章 与有一样的胸怀和眼光，张謇是深为所动的。如此，在对张、翁和张、李关系的认知上，基本可排除私人恩怨因素。 　　一部分学人把目光停注在张与翁惺惺相惜、师恩难忘上，其路径不失可取。知恩图报，是张謇作为“士”的基本品格，不仅于翁同，于吴长庆、赵菊泉、孙云锦等皆是如此。然仅裹足于此看问题，则是低估了张謇和翁同这两位晚清重要历史人物的政治人格。 　　其实，张、翁和张、李关系之分野主要还在政见异同上，这比较符合这三位历史人物真实的政治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