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失业是与分工相关的一种经济现象,它的分工网络理论、整数理论和分工结构理论都对失业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并且还论证了景气循环与周期失业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面贡献与积极意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失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与探讨中国失业的新视角,具有极其深刻的启示:分工受阻、分工不足是产生我国现阶段失业的根本原因。产权保护制度不规范、司法制度不健全、各种行政垄断依然存在、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等制度因素直接阻碍了我国的分工演进。因此,改革阻碍分工演进的制度是目前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举措。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失业;交易效率
一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失业理论:用分工解释失业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古典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景气循环及失业现象与分工的关系,但新古典经济学由于没有内生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和社会的分工水平,所以不能解释这种关系。而
凯恩斯以来的许多宏观经济模型由于没有自利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微观基础,不像全部均衡模型结构严谨,而且使用的概念也五花八门,互相矛盾,所以也不能很好地解释景气循环与失业等宏观经济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由于内生了分工水平,市场的网络规模,所以市场容量、总量需求自然就内生了。不再需要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野,所有宏观经济现象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得到分析和解释。就失业来说,虽然新兴古典经济学没有给失业下准确的定义,但它对失业的解释是丰富的,同时也是非常深刻的。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失业是与分工相关联的一种经济现象。如果没有分工,整个社会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时,也就不存在失业;当整个社会处于完全分工状态,每个人都进行专业化生产时,社会也没有失业。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失业发生在一定水平的分工阶段上,当分工演进机制受阻,原来的专业化生产不能进行时,从事专业化生产的劳动力既不能重回自给自足状态,也不能跃进到新的分工水平状态,失业便会产生。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网络理论、整数理论和分工结构理论都能对失业进行很好的解释。
1.分工网络理论。这一理论是用分工网络的可靠性,即交易风险来解释失业现象。由于每一个交易都存在失败的风险,当外生交易效率改进时,均衡的分工水平会上升,而整个经济分工协调完全失灵的风险也上升。但是当外生交易效率改进时,增加的分工好处大于增加的总外生交易费用和增加协调失灵风险的坏处时,人们会从这些互相冲突的效果之间的最优平衡角度,同时选择高分工水平和高协调失灵的风险。而高分工水平意味着高商业化程度,大市场容量和高总量需求,而分工协调失灵的风险意味着人们在协调失灵中有被迫回到自给自足的低生产率去。如果考虑到转行的高费用,则在分工水平很高时,每个专家回到自给自足去实际上不可行,因此整个经济分工协调失灵的风险意味着大规模失业的风险。这种大规模失业的总和风险是人们内生地选择的,而不是外生给定的。如20世纪30年代的
大萧条就是
发达国家在分工水平很高时,银行业突然失灵造成的。
俄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困难也是因为高分工水平在经互会解体等体制变动冲击下突然协调失灵造成的。
2.整数理论。这是用整数问题来解释即使在景气阶段也存在“自然失业”。所谓整数问题就是瓦尔拉斯均衡存在的整数条件,即能产生最高效用的角点均衡中,选择专业化模式的角点均衡人数必须是整数。假定一个经济中只有3个人,当交易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时出现分工,瓦尔拉斯全部均衡意味着每个专业有1.5个人,这与整数条件不符。因此瓦尔拉斯均衡可能不存在,但如果3个人中有一个人的生产率低于其他两人,则瓦尔拉斯均衡仍会存在。而两个生产率高的人会发现,与生产率低的人进行分工将会影响他们的收入。所以,他们将会形成一个瓦尔拉斯均衡并将生产率低的人排除在分工之外。生产率低并不是这个人被排出分工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整数条件不满足。因此他是在愿意卷入分工且当整数条件满足时也能卷入分工,但却因整数条件不满足而被迫处于市场和分工之外。这类失业就是非自愿失业。影响这类整数问题造成的自然失业率的因素有两个:人口规模和分工水平。人口规模越大,这类自然失业率越低。对于给定的人口规模,分工水平越高,自然失业率可能更高。越是分工水平低的落后国家,自然失业率越低。极端地,若一个国家中每人完全自给自足,则不会有失业问题。
3.分工结构理论。这是用分工结构的变化来解释失业。当交易效率或生产函数的参数变化时,均衡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贸易品种类数、均衡的迂回生产链条的长度都会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都会要求某些人改行,若改行的费用很高,则在分工结构调整过程中总会产生失业现象。又由于分工的特点是专业化对熟能生巧的正面影响,所以改行也意味着过去的专业经验突然变得无用,而新入行者永远赶不上那些有专业经验的人,因此再也难以找到就业机会。也就是说,一旦失业,就失去了边干边学的机会,因而效率更低,形成恶性循环。
可见,这三类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解释失业的方法都比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自然得多。分工网络的可靠性与利用分工好处的两难冲突可用来解释分工发展时,大规模失业的经济危机会因日益复杂的分工网络的协调可靠性下降而更可能发生。而分工结构中各行业专家的整数问题可能造成自然失业,分工水平越高,人口规模越小,这种自然失业率越高。商品种类数,个人专业水平和社会分工水平的内生化加上转业的费用又可以解释分工结构变化时产生的调整过程中的失业现象。
除此以外,新兴古典经济学还解释了景气循环、周期失业与长期经济增长三种经济现象的共生性和内在的关系。认为景气循环和周期失业对长期经济有效率的增长有积极意义。即认为失业和景气循环不是传统经济学所说的市场失败,而是对长期生产率进步,经济增长有正面贡献。
二 启示:现阶段中国的失业原因新解———分工受阻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失业理论从分工角度探讨了失业产生的根源,在现实经济中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尤其是对处于高度分工水平的发达国家的失业。尽管我国现阶段的分工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相当低,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失业理论,对认识与探讨我国的失业问题同样具有极其深刻的启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中国失业的新视角。造成我国失业的具体原因可能十分复杂,但分工受阻,分工不足却是其中的根本原因。
与
前苏联一样,我国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曾经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神话”,而实际上这只是政府用强制性的制度将失业隐性化而已,或者说只是一种低效率的充分就业而已(即通常说的三个人的事由五个人来干)。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制度环境发生了变化,即降低了交易费用,促进了分工水平的快速上升,就业机会也随着市场容量的扩大而大大增加了。具体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崛起的乡镇企业为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在农民的自由流动仍然受到许多制度限制的同时,
国有企业生产能力存量仍在继续发挥作用,国有企业人员的行政配置仍然可以维持,即城市公有经济内部的分工结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故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既没有出现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失业,也没有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问题。这种渐进式的增量改革是在没有快速改变传统体制下的分工模式背景下进行的,所以我国没有出现像俄国20世纪90年代初体制急剧变革冲击下突然协调失灵造成的大萧条。而是随着传统体制的不断松动,允许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分工的自发演进与市场的发育,并推动了国有经济的改革。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路径中,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很高, 从1979年到1991年之间,GDP的就业弹性平均在0.3以上,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0.6。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有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出现了结构性的内需不足,失业压力也日益增大。失业压力增加的具体表现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城镇新增劳动力;二是国有经济的下岗失业人员;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后两方面的失业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分工结构(也可以说是经济结构)变化而引起的失业。对于总体分工水平还相当低下的我国来说,这些失业压力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分工水平,充分利用分工经济的网络效果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缓解。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市场机制所需要的制度环境一直没有建成,还远远没有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鼓励人创业、帮助人创业成功的制度机制和社会环境,这直接制约了分工的自发演进。所以,分工演进机制受阻是我国的失业压力增大的根本原因。
导致我国分工受阻的制度环境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现阶段我国的产权不清的状况不仅普遍存在,而且产权保护的制度也很不健全,尤其是对个人私有财产保护的制度还很不规范和健全。如对民营企业随意摊派各种费用与拉赞助,使企业的财产比个人直接控制的财产更容易受到侵损,直接影响了民营经济的兴起和发展。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分工演进的动力机制来自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所以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直接决定着交易者的实现程度,进而决定市场的规模和分工水平。而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由法制和技术条件两方面决定。如果法制不允许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有所增进,则分工和生产力就不可能发展。因此,只有对私有产权提供有效的保护,提高界定和行使产权的效率,才能促进分工的演进。
二是司法制度不健全。由于司法制度不健全,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相当普遍,直接影响了交易的效率,阻碍了分工的演进。因为没有公正和健全的司法制度,机会主义的动机与行为必将大大增加,使内生交易成本增大。而为了抑制交易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合约成本会大大增加,从而导致交易效率低下,这会严重制约交易规模的扩张,从而限制市场的扩展,使分工演进受阻。
三是各种行政垄断依然存在。我国现阶段仍然有很多部门的进入受到政府的控制,如金融、通讯、外贸、教育、汽车等行业主要由政府垄断,不允许民营资本经营。而有些行业虽然不限制自由进入,但由于缺乏相应的鼓励私人投资的资本市场、银行业等融资渠道,私人投资仍然不能自由进入。这种控制行业人数的行为和控制价格的行为一样,不仅造成行业贫富不均,经济效率低下,更重要的是使得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过高,有利的分工难以实现,使最有效率的分工水平无法达到,从而影响经济的长期有效增长。
四是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尚未形成。目前,我国的户籍制度和一系列歧视性的劳动用工制度依然存在,这些制度限制了人员在地区间、城乡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人力资本的交易成本大为提高。人员流动所带来的成本太高,如在购房、子女就学、医保等方面的困难太多,会直接阻碍分工的演进。劳动力市场的培育与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工资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相关联,需要整体协调推进,才能促进统一的、全面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早日形成。
除此之外,在我国现阶段,成立一个企业往往需要多个行政部门的审批,一个部门的关系处理不好,公司就难以成立。自主创业所需的各种审批程序大大增加了成立企业的成本,制约了人们的择业范围,提高了人们的创业成本,不利于分工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所以,改革这种企业成立的审批制度,建立企业成立的注册制度,可以大大减少人们的创业成本,促进分工,增加就业机会。
总之,上述制度方面的因素使我国分工演进机制受阻,严重制约了我国现阶段分工水平的提高。而随着对外开放和20多年市场经济实践的尝试,人们对于高效率的分工组织选择意愿大大地加强了,人们已不满足于自给自足或低水平分工状态的现状。因此,当制度约束形成的高交易费用阻碍分工的向前演进时,人们失业的可能性增大并不断成为现实。所以,要从根本上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解决好失业问题,现阶段最根本的举措是改革各种阻碍分工演进的制度,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