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爱情故事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生死不渝的坚贞爱情的歌赞和向往,对李杨爱情悲剧结局的同情、惋惜和感伤,流露了对一去不复返的开元盛世及开元盛世的缔造者唐玄宗的怀念之情。至于为什么主张诗歌讽渝现实的白居易能写出怀念历史上一度昏庸的玄宗、同情事实上不一定值得赞美的李杨爱情的诗,一些研究者认为,主要有两点思想基础,一是在中唐时期流传着谈论开元遗事的风气,其中渗透着人们对玄宗的怀念之情;二是与白居易个人感情经历有关。
先谈第一点。
安史之乱后的中唐,藩镇割据于内,吐蕃(又读作bo,音“播”)侵扰于外,宦官专权于朝,人民生活每况愈下。人们不满于现实的分裂和动乱,向往着太平盛世,希望一个有能力的皇帝改变这种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免产生对盛唐之世的怀念。杜甫《忆昔》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玄宗在位45年,虽然他后期昏愦,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作为的皇帝,杜甫诗中所说的前所未有的盛唐之世正是产生在唐玄宗“旰食霄衣”(《长恨歌传》)励精图治的开元时期。人们怀念盛世,就必然想到玄宗。即使他后期骄纵淫乐,导致了安史之乱,但人们大都认为他是一个受奸臣蒙蔽的“英主”,而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昏君。玄宗一生前后期的所作所为,给人们提供了王朝兴盛衰乱的历史教训,也留下了大量值得怀念的东西。各种原因促使当时社会上形成一股谈论开天遗事的风气:“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宫词》),“乡村年少生离乱,见话先朝如梦中”(韦应物《与村老对饮》),“问事爱知天宝里,识人皆是武皇前”(王建《赠阎少保》)。而杨妃又是和后期的玄宗、和盛唐历史密切相联的人物。玄宗对她的无比宠爱,她和玄宗的关系,是构成玄宗形象的一个重要部分。她被当作安史之乱的“祸根”而处死,确实给玄宗带来了巨大痛苦。晚年的玄宗,被尊为太上皇,受肃宗的猜忌和监督,身居西内,身边“无一旧人”。在人们对盛世、进而对玄宗怀念的基础上,不能不对玄宗这种凄凉孤寂的晚景表示同情;对于玄宗对杨妃的深情--在封建帝王说来极为罕见的“钟情”和“专一”,表示赞叹:对他们的悲剧结局表示同情、惋惜和感伤。而在事变过后,痛定思痛,在对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中,“堂上有兵天不用,幄中无策印空多”,“未必蛾眉能破国,千秋休恨马嵬坡”(徐夤《开元即事》)等为杨妃鸣不平,对杨妃抱有同情之心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于是民间产生了大量关于杨妃、玄宗的爱情传说。从《长恨歌传》言“……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看,《长恨歌》是根据民间传说加工润色而成的。即《长恨歌》所流露的感情,是那个时代许多人所共有的感情。
《长恨歌》写作的基础之二,是白居易个人的恋爱经历和爱情理想。白居易36岁结婚。据一些专家考证,白晚婚的原因是他青年时代在徐州符离有一个情投意合的姑娘,由于姑娘的家庭地位不高,社会上等级门第观念的阻隔,使他们终究没有能正式结婚而为社会承认,这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直到诗人后来离开符离与这位女友永别后,还一直眷恋着她。白居易的《长相思》、《寄湘灵》、《感情》、《花非花》等诗都对此有所流露。诗人曾这样沉痛地写道:“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 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惟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潜别离》)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35岁,即已经离开了这位女友还未与后来的杨氏夫人结婚之时。诗人饱尝了相思的苦痛,渴望着真挚的、永不分离的爱情。因此,在对李杨爱情的民间传说为基础的创作中,他融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出世之才对这些“希代之事”进行了加工润色,按照自己的爱情理想塑造了李杨形象。在对李杨的无休无止、绵绵不绝的刻骨相思的刻画中,倾注了自己的愿望与苦痛;希冀与追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赋予主人公以坚守信义和生死不渝的品质。在朝朝暮暮的思念、上天入地的寻找中,把李杨爱情升华到理想的高度,使之符合于自己的观念。这就是白居易写作歌颂李杨爱情的《长恨歌》并且写的如此感人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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