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到1930年中国的社会局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最终使中国完全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区”，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由各国派兵保护；
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清政府答应惩办义和团运动中参加反帝斗争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通过清政府加强了对中国人民的军事监督和政治奴役。
1919年5月4日的五四运动标志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使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变化（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时期，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但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东北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接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丧失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大片领土，中华民族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关头，中国有逐步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严重可能。
扩展资料：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影响
1、殖民地经济
长期的商品输出与资本输出导致该国工业几乎没有发展，一味以输出原料为贸易主要形式，并形成强大依赖性。
长此以往就会形成畸形发展的殖民地经济。发达国家利用全球贸易的主导地位和有力的竞争，打压没有市场竞争力的原殖民地国家原料价格，抬高工业成品的价格，形成价位“剪刀差”。随著77国集团的成立，这种价位差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并没有消失。
2、文化冲突
在一些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及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对外来文明及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往往相互敌视，互不认同。其中在中东地区和东亚的表现尤为突出。在中国和日本，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及皇权至上思想遭到民主思想及基督教等文化思想的冲击，其统治地位遭到挑战。
有时外来文化可能会与该国文化思想相融合，形成一种独特的、包含有多元结构的新思想，借以推动社会前进。但这种冲突有时不仅会存在于文化思想界，而是以政权更替、武装起义等极端手段来表现。无论最后文化冲突的结局如何，都在进一步削弱该国文化的影响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0-09
1900～1919年重要事件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对外侵略的要求变为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侵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抵制外国侵略。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迫使清政府屈服，英、俄、日、法、德、美、奥、意联合发动了侵华战争。这次战争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并与西方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从此，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辛丑条约》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输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共同要求。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要想保证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必需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所以，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8个侵略国和西、比、荷共11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也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20世纪初，清政府完全变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扩大。这一切促使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为了统一革命力量和进一步明确目标，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清末“新政” 1900年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全国各地反压迫、反侵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清政府统治危在旦夕。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清政府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新政”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式，“新政”并不能帮助统治者度过危机。
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其腐朽的本质。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策划下，1910年4月27日，由黄兴直接领导的大规模反清起义——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式的发展，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武昌起义 见前
辛亥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新政”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腐朽的本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立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洪宪帝制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加紧复辟帝制。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二十一条”。帝国主义为扩大侵略利益，也积极支持袁世凯。 1916年，袁世凯做上“中华帝国”的皇帝，改元“洪宪”。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革命党人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调兵镇压无效，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忧郁而死。
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通过扶植北洋军阀，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深化。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辛亥革命又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袁世凯又在文化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深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开始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封建斗争——新文化运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宣传动员作用。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儒家政治思想研究
（1900—1919年）
在这一时期，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出现过两个高峰，一为戊戌变法派人物“以经论政”；一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釜底抽薪的手法，借批判孔子，抽掉了封建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戊戌变法的领袖。他最负盛名的三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无不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无不对儒家政治思想作出了论述。
在当时，要进行变法，就必须从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打击“恪守祖训”的封建政治势力，辩明变法的合理性，解放人的思想。康有为在这种形势下采取了“以经论政”的手法，即利用儒家“今文经”的旧形式来发挥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新内容。他站在今文经学派的立场，在《新学伪经考》中指出：《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皆西汉末刘歆为了“佐莽篡汉”的政治需要而伪造出来的。它根本不是孔子的真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伪经”。故康有为宣称：“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新学伪经考·序》）。康有为否定、打击的面很大，既包括东汉以来的儒学，也包括程朱理学，这就否定了儒家政治思想赖以生存的重要理论基础——古文经学，促使人们对封建正统的政治思想产生怀疑。
康有为断言，后世儒学都不是孔学的本来面目。那么，孔学面目到底怎样？他认为《春秋》一书的宗旨在改制，而《易》经的精神在“变易”，这两种精神高度概括，即是“与时进化”，这才是孔子学说的真精神。康有为又通过《孔子改制考》一书全面重塑了孔子形象。他认为六经实际上是孔子为了“改制”而假托古人的事迹、言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作品，其中充满了“改制”的“微言”。在康有为笔下，孔子不再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颇具保守色彩的圣人，而成了立志变革的“改制教主”。康有为还认为，孔子所以在六经中“托尧舜”，是为了“行民主太平”，这样孔子又成了民主政治家。他还将“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以及议会民主制度说成是孔子之道的真义。在一些场合，他干脆宣称孔子之道、之制的真精神，直接体现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中。他说：“外国全用孔子制”（《万木草堂讲义·讲王制》）。又说：“泰西立国之本末，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尊，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合”（《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康有为所说的孔子的政治思想都是他赋予的，是“以己之意见治经”。
康有为“以经论政”，虽主观武断，但他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实在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说：“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人以入思想之自由之途径而已”（《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第三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总之，康有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采取了“六经注我”的方法，带有极大的任意性，他并未能在儒家政治思想中找到使之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依据。这样以来，他的论述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也就没什么学术的生命力。因此，康有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主要不在学术方面，而在政治宣传方面。
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粗而言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以康有为为代表，欲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论述儒家政治思想，建立一种近代新儒学。后一段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他们明显不同于康有为的神化孔子，而是开始对孔子和儒家政治思想作正面的清理和公开的批判。
梁启超对孔子及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起初，他也曾追随康有为尊孔，仿效康有为搞“托故改制”，曾认为在原始儒学中“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梁启超以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为中介，论证儒家的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与“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治制度近之”。东渡日本后，梁启超广泛接触西学，思想水平进一步提高，于是他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孔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了公开批判。他写道；“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全盛时代》第四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在梁启超的笔下，孔子成了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蟊贼。他还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于维护封建政治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他说，“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又说：“儒教之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儒学统一时代》第四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梁启超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在维新派中最具学术性，并将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1923年出版，此书虽已超出我们规定的时代断限，但由于此书在学界影响巨大，我们在这里一并论述。
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将先秦政治思想分为四大潮流：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他指出儒家始祖孔子为“礼治主义”，主张“化民成俗”，理想为“仁的社会”，手段为“修身”完善个人人格，以“人治”“齐天下”。孟子进而提倡道德至上论，实行仁政保民，反对功利主义；而荀子则注重社会生计问题，礼乐相辅。
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梁启超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见解。例如他指出，先秦思想家的所谓“百家言”，“罔不归宿于政治”。而“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与此方面的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他又一针见血地总结了中国学术以及先秦诸子的特点、缺点和优点。如梁启超深入地分析了儒家的礼治主义，指出，其实是由于“家族本位政治”，才造成儒家政治与伦理的紧密结合。
但《先秦政治思想史》在政治思想的论述方面也存在着很多谬误，例如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社会主义；中国两千年前，即已倡导“除却元首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这依然是沿着他所批评的那种康有为的“取近世之新学理以缘附”古人的道路走，其结论必然错误。
在戊戌变法时期，从学理上批判儒家政治思想者，首推严复。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不深，而于西方政治思想则有较深的修养。就此而言，严复优于其他维新思想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严复首次把矛头直指“六经五子”（五子谓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他写到：“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救亡决论》）。在戊戌时期严复能将矛头直指六经五子，思想堪称激进。同时严复又对封建君主专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将矛头指向了儒学大师韩愈，用犀利的文笔写成《辟韩》一文。
陈寅恪有言：“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韩愈不仅牌位进了文庙，而其思想对宋明理学也有重大影响。基于后者，陈寅恪才有如上评述。在儒家中，韩愈是明目张胆的为封建专制主义辩护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批判都采取迂回的手法，基本上在尊儒的旗帜下进行。而严复则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契约论”为武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解释了君、臣、民的关系以及君主和国家的产生。他尖锐驳斥了韩愈关于“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的谬论，认为君主乃是远古人民为了共同利益的需要而推举出来的。因为“君主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这样便产生了君主和国家。由此，严复得出结论：第一，君、臣、刑、兵都是因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不是天生的，“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第二，“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这一观念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由严复首次提出。他认为“民贵君轻”乃是“古今之通义”。第三，君和臣的任务是为人民“锄强梗”，“防患害”，“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严复的论述虽然是唯心史观，他却将儒家政治思想中君、臣、民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沉重打击了君主专制制度，有巨大的启蒙意义。因此《辟韩》一文受到维新派的热烈赞扬，而封建保守势力却视之为洪水猛兽，张之洞特命人作《辟韩驳议》进行反扑。
戊戌时期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划时代的重大转折，是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思想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家思想，故而，出现了一次论述、批判儒家政治思想的高潮。但这次批判多采取 “以经论政”的方法，在“尊孔”的旗帜下，以偷梁换柱的手段否定孔孟之道的某些根本性的东西，使之变形、变质。直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近代的批孔斗争才以公开的形式出现。其中批孔影响最大的当推章太炎。章太炎以“有学问的革命家”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他写的《订孔》、《诸子学略说》堪称当时剥去孔子神圣外衣，深刻批判孔子思想的最犀利的文字。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按照刘歆《七略》把西汉中期以前的学术派别分为九流十家，并逐一考察了各派的起源、发展和流变。他指出：“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又说；“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章太炎不仅全面扭转了两千年来传统经学家所设定的孔子神圣形象，而且淋漓尽致的发挥了“尊子贬孔”的观点，将孔子从神圣的殿堂中拉来与诸子同列。章太炎严厉批判汉武帝“独尊儒术”，认为“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他尖锐地指出后代儒者必将自己的学说推源于孔子，其实这都是“强相援引，妄为皮傅”。章太炎“援引诸子以夺孔孟之正位”的批判，无疑是掘了中国封建政治思想的祖坟。
章太炎还从道德上批判孔子，他曾一再指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2页）。他又指责孔子的中庸，认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他断言：“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诸子学略说》）。章太炎对孔子道德的批判是与革命活动和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今日我们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同上第273 页）。在章太炎看来资产阶级无论是进行革命，或者实行民权，断不可用儒家政治思想。
总之，20世纪初，一些革命党人对孔子儒学的批判，标志着资产阶级清算封建思想文化的深入，标志着中国思想界的新觉醒。它是“五四”时期大规模批孔的先声，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也展开了猛烈地批判，我们将在下一阶段合并叙述。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对外侵略的要求变为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中国人民为反对外国侵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企图利用义和团抵制外国侵略。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和迫使清政府屈服，英、俄、日、法、德、美、奥、意联合发动了侵华战争。这次战争镇压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并与西方十一国签订了《辛丑条约》，中国完全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从此，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辛丑条约》 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资本输出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侵略的共同要求。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遇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要想保证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必需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所以，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8个侵略国和西、比、荷共11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表明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也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20世纪初，清政府完全变为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进一步扩大。这一切促使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为了统一革命力量和进一步明确目标，在孙中山的倡导下，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清末“新政” 1900年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加剧，全国各地反压迫、反侵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迅猛发展，清政府统治危在旦夕。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清政府从1901年起陆续推行“新政”。“新政”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面对着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式，“新政”并不能帮助统治者度过危机。
黄花岗起义 同盟会成立以后，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的“新政”和预备立宪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其腐朽的本质。在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策划下，1910年4月27日，由黄兴直接领导的大规模反清起义——黄花岗起义，在广州爆发。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式的发展，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
武昌起义 见前
辛亥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新政”的破产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腐朽的本质。这一时期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风起云涌。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挽救民族危机，发展资本主义，掀起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史称“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采取一系列革命措施，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成立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
洪宪帝制 袁世凯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加紧复辟帝制。为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接受“二十一条”。帝国主义为扩大侵略利益，也积极支持袁世凯。 1916年，袁世凯做上“中华帝国”的皇帝，改元“洪宪”。袁世凯称帝不得人心，遭到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革命党人掀起了护国运动，袁世凯调兵镇压无效，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忧郁而死。
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帝国主义通过扶植北洋军阀，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深化。一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西方启蒙思想在中国进一步传播，辛亥革命又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但袁世凯又在文化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深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开始了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反封建斗争——新文化运动。它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空前的解放，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对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宣传动员作用。后期传播的社会主义思想，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儒家政治思想研究
（1900—1919年）
在这一时期，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出现过两个高峰，一为戊戌变法派人物“以经论政”；一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釜底抽薪的手法，借批判孔子，抽掉了封建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康有为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 ，戊戌变法的领袖。他最负盛名的三部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无不具有丰富的政治内涵，无不对儒家政治思想作出了论述。
在当时，要进行变法，就必须从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打击“恪守祖训”的封建政治势力，辩明变法的合理性，解放人的思想。康有为在这种形势下采取了“以经论政”的手法，即利用儒家“今文经”的旧形式来发挥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新内容。他站在今文经学派的立场，在《新学伪经考》中指出：《毛诗》、《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皆西汉末刘歆为了“佐莽篡汉”的政治需要而伪造出来的。它根本不是孔子的真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伪经”。故康有为宣称：“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暖，聚百千万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新学伪经考·序》）。康有为否定、打击的面很大，既包括东汉以来的儒学，也包括程朱理学，这就否定了儒家政治思想赖以生存的重要理论基础——古文经学，促使人们对封建正统的政治思想产生怀疑。
康有为断言，后世儒学都不是孔学的本来面目。那么，孔学面目到底怎样？他认为《春秋》一书的宗旨在改制，而《易》经的精神在“变易”，这两种精神高度概括，即是“与时进化”，这才是孔子学说的真精神。康有为又通过《孔子改制考》一书全面重塑了孔子形象。他认为六经实际上是孔子为了“改制”而假托古人的事迹、言论来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作品，其中充满了“改制”的“微言”。在康有为笔下，孔子不再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颇具保守色彩的圣人，而成了立志变革的“改制教主”。康有为还认为，孔子所以在六经中“托尧舜”，是为了“行民主太平”，这样孔子又成了民主政治家。他还将“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以及议会民主制度说成是孔子之道的真义。在一些场合，他干脆宣称孔子之道、之制的真精神，直接体现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中。他说：“外国全用孔子制”（《万木草堂讲义·讲王制》）。又说：“泰西立国之本末，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尊，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合”（《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康有为所说的孔子的政治思想都是他赋予的，是“以己之意见治经”。
康有为“以经论政”，虽主观武断，但他关于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实在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正如梁启超所说：“南海之功安在？则亦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人以入思想之自由之途径而已”（《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第三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总之，康有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采取了“六经注我”的方法，带有极大的任意性，他并未能在儒家政治思想中找到使之实现中国近代化的依据。这样以来，他的论述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也就没什么学术的生命力。因此，康有为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主要不在学术方面，而在政治宣传方面。
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粗而言之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以康有为为代表，欲以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论述儒家政治思想，建立一种近代新儒学。后一段以梁启超、严复为代表，他们明显不同于康有为的神化孔子，而是开始对孔子和儒家政治思想作正面的清理和公开的批判。
梁启超对孔子及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前后有明显的变化。起初，他也曾追随康有为尊孔，仿效康有为搞“托故改制”，曾认为在原始儒学中“虽无议院之名，而有其实”（《变法通议·古议院考》，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梁启超以孟子的“民为贵”思想为中介，论证儒家的仁政、王政、不忍人之政，与“泰西诸国今日之政治制度近之”。东渡日本后，梁启超广泛接触西学，思想水平进一步提高，于是他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孔子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作了公开批判。他写道；“以孔子之大圣，甫得政而戮少正卯。……其毋乃滥用强权，而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全盛时代》第四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在梁启超的笔下，孔子成了限制人们思想自由的蟊贼。他还认为，儒家政治思想的最大弊端在于维护封建政治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他说，“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合适，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又说：“儒教之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儒学统一时代》第四节，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梁启超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在维新派中最具学术性，并将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论述推到了一个新阶段。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于1923年出版，此书虽已超出我们规定的时代断限，但由于此书在学界影响巨大，我们在这里一并论述。
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将先秦政治思想分为四大潮流：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他指出儒家始祖孔子为“礼治主义”，主张“化民成俗”，理想为“仁的社会”，手段为“修身”完善个人人格，以“人治”“齐天下”。孟子进而提倡道德至上论，实行仁政保民，反对功利主义；而荀子则注重社会生计问题，礼乐相辅。
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梁启超提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思想见解。例如他指出，先秦思想家的所谓“百家言”，“罔不归宿于政治”。而“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与此方面的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他又一针见血地总结了中国学术以及先秦诸子的特点、缺点和优点。如梁启超深入地分析了儒家的礼治主义，指出，其实是由于“家族本位政治”，才造成儒家政治与伦理的紧密结合。
但《先秦政治思想史》在政治思想的论述方面也存在着很多谬误，例如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社会主义；中国两千年前，即已倡导“除却元首外，一切人在法律之下皆应平等”。这依然是沿着他所批评的那种康有为的“取近世之新学理以缘附”古人的道路走，其结论必然错误。
在戊戌变法时期，从学理上批判儒家政治思想者，首推严复。他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不深，而于西方政治思想则有较深的修养。就此而言，严复优于其他维新思想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严复首次把矛头直指“六经五子”（五子谓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他写到：“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救亡决论》）。在戊戌时期严复能将矛头直指六经五子，思想堪称激进。同时严复又对封建君主专制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将矛头指向了儒学大师韩愈，用犀利的文笔写成《辟韩》一文。
陈寅恪有言：“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韩愈不仅牌位进了文庙，而其思想对宋明理学也有重大影响。基于后者，陈寅恪才有如上评述。在儒家中，韩愈是明目张胆的为封建专制主义辩护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财货以事其上，则诛”。维新派对儒家政治思想的批判都采取迂回的手法，基本上在尊儒的旗帜下进行。而严复则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契约论”为武器，用资产阶级的观点解释了君、臣、民的关系以及君主和国家的产生。他尖锐驳斥了韩愈关于“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的谬论，认为君主乃是远古人民为了共同利益的需要而推举出来的。因为“君主不能独治也，于是为之臣，使之行其令，事其事”。这样便产生了君主和国家。由此，严复得出结论：第一，君、臣、刑、兵都是因人民的需要而产生的，并不是天生的，“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第二，“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这一观念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由严复首次提出。他认为“民贵君轻”乃是“古今之通义”。第三，君和臣的任务是为人民“锄强梗”，“防患害”，“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臣不能行其锄强梗，防患害之令则诛”。严复的论述虽然是唯心史观，他却将儒家政治思想中君、臣、民的关系完全颠倒过来，沉重打击了君主专制制度，有巨大的启蒙意义。因此《辟韩》一文受到维新派的热烈赞扬，而封建保守势力却视之为洪水猛兽，张之洞特命人作《辟韩驳议》进行反扑。
戊戌时期发动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划时代的重大转折，是思想启蒙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思想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家思想，故而，出现了一次论述、批判儒家政治思想的高潮。但这次批判多采取 “以经论政”的方法，在“尊孔”的旗帜下，以偷梁换柱的手段否定孔孟之道的某些根本性的东西，使之变形、变质。直到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近代的批孔斗争才以公开的形式出现。其中批孔影响最大的当推章太炎。章太炎以“有学问的革命家”出现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中，他写的《订孔》、《诸子学略说》堪称当时剥去孔子神圣外衣，深刻批判孔子思想的最犀利的文字。
章太炎在《诸子学略说》中，按照刘歆《七略》把西汉中期以前的学术派别分为九流十家，并逐一考察了各派的起源、发展和流变。他指出：“所谓诸子学者，非专限于周、秦，后代诸子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为主。”又说；“惟周、秦诸子，推迹古初，承受师法，各为独立，无援引攀附之事。”章太炎不仅全面扭转了两千年来传统经学家所设定的孔子神圣形象，而且淋漓尽致的发挥了“尊子贬孔”的观点，将孔子从神圣的殿堂中拉来与诸子同列。章太炎严厉批判汉武帝“独尊儒术”，认为“汉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虽欲放言高论，犹必以无碍孔氏为宗。强相援引，妄为皮傅，愈调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会者愈违其解故。”他尖锐地指出后代儒者必将自己的学说推源于孔子，其实这都是“强相援引，妄为皮傅”。章太炎“援引诸子以夺孔孟之正位”的批判，无疑是掘了中国封建政治思想的祖坟。
章太炎还从道德上批判孔子，他曾一再指出：“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72页）。他又指责孔子的中庸，认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他断言：“用儒家之道德，故艰苦卓厉者绝无，而冒没奔竞者皆是”（《诸子学略说》）。章太炎对孔子道德的批判是与革命活动和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认为：“今日我们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若夹杂一点富贵利禄的心，就象微虫霉菌，可以残害全身，所以孔教是断不可用的”（同上第273 页）。在章太炎看来资产阶级无论是进行革命，或者实行民权，断不可用儒家政治思想。
总之，20世纪初，一些革命党人对孔子儒学的批判，标志着资产阶级清算封建思想文化的深入，标志着中国思想界的新觉醒。它是“五四”时期大规模批孔的先声，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民主派对孔子和儒家思想也展开了猛烈地批判，我们将在下一阶段合并叙述。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09-06-20
大浪淘沙。
相似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