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 倚天屠龙记
统辖“射雕三部曲”的更大的主题又是什么呢？这必须先依次看一下这“三部曲”中三本书的主题分别是什么，这个更大的主题也就水落石出了。前面已经指出，“射雕”本身的主题是关于“儒道合一，以儒为主，以道为辅”的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的演绎。此书特别选择了儒家与道家中思想相近的部分融为一体。然而，儒家与道家的思想中其实还有着互相冲突对立的部分，而这些部分的演绎，正是由“神雕侠侣”一书来完成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射雕”的主题笼罩之下，杨康的形象深受压抑。金庸为此特别另开一书，以性格类似于杨康的杨过为主角，尽情地刻画和舒展这一类型人物的性格。杨康的形象之所以受到郭靖形象的压抑，就是因为他身上更多地体现了道家思想中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一面。杨康“认贼作父”，仅仅是因为贪图富贵吗？还是十几年来的养育之恩，不能如此轻易地弃之若蔽履？也就是说，在杨康的性格中，“重情”的一面远远压倒了“重义”的一面。杨过作为杨康之子，不但在相貌上，更是在性格上继承了父亲。当然，金庸在杨过身上倾注了比杨康更多的适合于演绎道家思想的内涵，如他的追求自我、不肯屈服于世俗道德的束缚、纵情任性等，因而其个性比杨康更张扬，更鲜明，也更丰满。
与“射雕”一书强调儒家与道家的融合大不相同，“神雕”一书更强调儒家与道家的冲突。为了使二者产生冲突，金庸有意地使郭靖身上的儒家精神和杨过身上的道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都走向极端，从而难以互容。郭靖在“神雕”中的形象，一方面比“射雕”中更进一步地辉煌高大（“射雕”中的郭靖虽然是“高大全”人物，但总的来说还是“人”，但在“神雕”中已进化为“神”），另一方面比之“射雕”中的敦厚和善良，“神雕”中的郭靖却多了几分僵化和固执。这种变化一方面使郭靖的形象既有“高大全”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加入了几分“圆形人物”的味道。
作者这样的安排，不但是为了进一步深化人物的形象，更是为主题上的转变服务。“射雕”中的儒家思想只有美好的一面，但“神雕”中的儒家思想却一度走向极端，实际上蜕化成宋代的理学。因此，郭靖性格的变化，本身也是对于儒家思想在历史进程中变化发展的一种模拟或象征。前面提到过，“射雕”中郭靖身上的儒家思想体现为“无欲则刚”。然而，“无欲”如果仅仅是郭靖对于自身修养的要求，那是伟大的。但若然郭靖把这种“无欲”的要求向外推广，强迫别人也跟他一样“无欲”，否则就斥之为“不道德”，其结果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就是宋明理学的“灭人欲，存天理”了。儒家的极端化，就是如此逻辑地蜕变成理学。
不但儒家“无欲则刚”的思想在郭靖身上一度走向了极端，道家追求自我（自由）的思想也在杨过身上一度走向极端。书中描写杨过一段天人交战的经典场景，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杀害郭靖。他想杀郭靖，其一是认为郭靖对他有杀父之仇；其二是受情势所逼，需要杀他来换取情花的解药。然而，他同时也明明知道郭靖是守卫襄阳的“长城”，一旦他死了，襄阳就指日可破，全城官民将无一幸免。在私人恩怨和国家大义之间，杨过摇摆不定。最能反映他一度有失足之险的，是他见到蒙古士兵以尖矛举着婴儿，一方面他气愤，但一方面他又想到自己受苦的时候，除了小龙女，何曾有人关心过他？于是仍然决心入襄阳、杀郭靖。
这也反映了道家的追求自我、淡化道德的思想走向极端时，将会滑向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危境。这跟儒家的“无欲则刚”僵化顽固成“灭人欲，存天理”虽然是背道而驰，在性质上却是奇怪地相通的。写到这里，不由得要赞叹一句西谚“Extremes meet ends”（译作“两极相通”或“极端相连”）的深刻性。
然而，“神雕”中关于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演绎，并不是简单地描写它们的冲突，更描写它们冲突的结果并不是反目成仇、两败俱伤，而是有互相补充的地方。也就是说，杨过的力抗世俗之见的道家思想，对郭靖的儒家思想的僵化顽固有消毒之功（郭靖最终是默认了他与小龙女的师生恋关系）；而郭靖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儒家思想，也对杨过的纵情任性的道家思想有匡扶纠正之效（杨过最终被郭靖的大仁大义所感化，宁可自己和小龙女毒发也不肯杀郭靖）。因此，儒道两家在“神雕”中虽然一度严重冲突，但最后即使不能说是达到“射雕”那样的水乳交融的融合之境，但至少也是和平共处了。于是，“神雕”的主题就变成了“儒道冲突，以道为主，儒道共存”。“以道为主”是显然的，因为主角是杨过，他最后虽然也适逢其会、躬逢其盛地参与了一次襄阳保卫战，但与郭靖的决心与襄阳共存亡的坚定相比，他更愿意选择的是携小龙女归隐古墓，过逍遥世外、享受自我的生活，而这当然是典型的道家作风了。
因此，“神雕”的主题虽然与“射雕”的主题，从一部分来看是针锋相对，但到最后则不无相通之处（一者是“合一”，一者是“共存”）。这决定了两书的风格都属于“正剧”，而不是“悲剧”。
至于到了“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倚天屠龙记”，情况又变得比较复杂。
首先，“射雕”与“神雕”的故事情节联系很紧密，“射雕”中的人物关系网大致上仍然在“神雕”中存在。而郭靖与杨过二人的性格对比也很明显，一者为“正”，一者为“反”。主题上的联系也很清楚，一者是“儒道合一”，一者是“儒道冲突”。但“倚天”呢？“倚天”与前两部的关系是什么？它在“三部曲”中的地位是什么？若说情节上有联系，这种联系是很微弱的。在金庸的其它小说中，两部小说之间在情节上有这样微弱联系的并不止“倚天”与“两雕”。如“碧血剑”中的阿九就是“鹿鼎记”中的九难，这个人物在两部小说中地位都不弱，但这两部小说显然没有任何主题或人物上的联系，连这个人物的性格在两书中都有很大的不同，从阿九到九难可以说是“人到中年，性情大变”。又如红花会在“书剑恩仇录”和“飞狐外传”中都出现过，但反而是后者成为“雪山飞狐”的“外传”而不是“书剑恩仇录”的别传。还有，独孤救败在“神雕”和“笑傲江湖”中都是一个令人向往、幻想不已的“隐形人物”，两书却也并不相干。所以，以情节来作为勾连“倚天”与“两雕”的线索，那是远远不够的。
陈墨也曾为此问题论辩过一番，最终的结论是认为因为三者的主题都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即都是行侠仗义，所以联结而成“三部曲”。这一说法显然也影响了“天人五衰——《天龙八部》的碎片”一文的作者，因此文中一开头就这样比较“射雕三部曲”和“天龙八部”：“正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经历着‘侠之立，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金庸写郭靖是侠者之立，杨过是侠者之变，萧峰是侠者之疑，韦小宝是侠者之反。无论仁爱义烈，还是武功绝伦，那些天神般的英雄高士在《天龙八部》逃不过恐怖和惨伤，这是对《射雕》三部曲里侠义至上的怀疑……”。
然而，从前面对“射雕”的主题的深入分析中已经可以明白，陈墨对于“射雕”的主题的把握是失之浅薄的。行侠仗义的主题只是“射雕”一书的大主题中的一个形而下的层面，而不是全部。而在“神雕”之中就更没有这个主题的份。前已述及，杨过虽然也兴之所及、适逢其会地参加了一次襄阳保卫战，但那为的是反映儒家思想对道家思想有匡正的一面。至于说到“倚天”中的张无忌，他当然也有行侠仗义之举，但金庸小说中哪一部没有这样的行为？“飞狐外传”中的胡斐的行侠仗义难道不比张无忌的更彻底？“书剑恩仇录”中的红花会众英雄的所作所为，难道就不算行侠仗义了吗？因此，这样的理由太薄弱，不足为据。
其实，只要我们把握到“射雕”和“神雕”的主题特征，“倚天”的主题是很容易体会出来的。既然前两书的主题都是演绎中国本土产生的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倚天”作为“射雕三部曲”之一，当然也不出这个框架之内。那么，“倚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其实这从三部小说的主角的不同性格特征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金庸在“倚天”的“后记”中已经画龙点睛地一带而过了。三部小说的主角的性格特征如果都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显然郭靖是“正”，杨过是“反”，张无忌就是“合”了。“倚天”所反映的主题，其实是儒家与道家的再次融合，但这一融合并不是“射雕”中的那种融合，而是在另一侧面的融合。
审视张无忌的性格，同样是儒家和道家的综合。例如，他最大的性格特征就是“不忍”，这显然是来自儒家孟子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思想。张无忌劝阻灭绝师太不要杀魔教的人（灭绝其实是郭靖性格的极端化，而又没有杨过的道家思想来抵制、消毒的情况下的表现），其原因是他想到自己孤儿的身世，不忍心看到这些人的孩子也受这样的苦。从这一点上来看，他的身上其实也有着墨家那种推己及人的“兼爱”思想。事实上，墨家不但是儒道两家之外中国本土产生的思想流派中的第三大家，而且其推己及人的“兼爱”思想，与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有着一体两面的关系的，因而很容易与儒家融合。
除了这“不忍”之外，张无忌性格特征中最明显的儒家思想就是“有容乃大”（宽容），这与郭靖的“无欲则刚”本来就是一对的。这在他的武功中也就表现为既修练了“九阳真经”等道家正宗，也学习了“乾坤大挪移”、“圣火令武功”等外来的所谓邪派功夫。这种中外并蓄、正邪兼修，本身就是对其性格包容性的一面的象征。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张无忌学的“九阳真经”也好，“太极拳”、“太极剑”也好，都是典型的道家武功。他身上也有着随遇而安这非常典型的道家气质的性格。
总而言之，“倚天”中对张无忌的描写，也是选取了儒家和道家中比较人性、柔和的一面来融合的。跟“射雕”中选取儒家和道家中比较正气凛然的一面来融合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而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射雕”还是“神雕”，儒道两家无论是“合一”还是“冲突”，这两书所反映的都可以说是这两家思想中阳刚的一面。郭靖的“正气”乃至“顽固”，杨过的“激越”乃至“偏激”，风格都是高昂激烈的。而张无忌的性格却可以用“阴柔”来形容之。而当儒道两家如此“阴柔”地融合后，竟是出乎意料之外地有效抑止了两家在阳刚一面走向极端。如前所述，“倚天”中的灭绝师太的形象反映的是郭靖性格极端化而又无杨过式的道家思想消毒时的可怕情景，而张无忌有效地阻止了她的作恶。另一方面，被人称为“魔教”的明教，其教中的人物的性格又都与杨过非常相似。（尤其是杨逍，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他竟也是姓杨的。而纪晓芙的“不悔”不正是没有受道德约束、自由地舒展自我的穆念慈吗？）在没有张无忌主持大局时，教内诸人互相不服气，弄得一个曾经强盛一时的明教四分五裂，几乎亡教。但张无忌出任教主后，明教不但是日益兴盛，更与武林其它名门大派走向和解，可谓从“旁门”重纳“正道”，从“边缘”回归“主流”。
这些的情节设计，都不是随便编造出来的，而是无不指向小说的主题——儒道在阴柔的层面上再次实现融合。如果说“神雕”中的儒道在激烈冲突后还谈不上融合，只是互相默认了对方存在的权利，不再争夺你统治我、还是我压制你，实现了和平共处；那么在“倚天”中，儒道两家是真正地再次走向了融合。而且，如果说“神雕”中儒道的互补更多是一种互相约束，以一方好的一面制约另一方走了极端时坏的一面的话；那么“倚天”中则通过两家的融合而完全消除了其中一方走向极端的可能性。
这才是“倚天”真正的主题，从而也就响应了“三部曲”的宏大主题——金庸一直在这三部小说中探讨着儒道这两大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流派如何冲突，如何互相制约，如何和平共存，最终又如何融为一体。“三部曲”按着“正—反—合”的逻辑顺序，梳理、反省、从而演绎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彼此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这三部小说自身的主题，无不服从于这一宏大的主题。
虽然“三部曲”是三本小说，而不是一本，因此其结构之松散，即使比之以松散著称的“天龙八部”还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如果从主题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三本小说之所以能结合而成“三部曲”的一体，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非同一般的。所谓以主题来稳定结构，这里又是一次精彩之极的示范。 这里还要补充一下，为什么陈墨会在探究“倚天”的主题上犯下大错。原因在于他先入为主地把张无忌定性为所谓的“佛之侠”。陈墨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说明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变化。他把郭靖定性为“儒之侠”，杨过为“道之侠”，张无忌于是顺理成章就成了“佛之侠”。但是，如果说前面对郭靖和杨过的定性虽然有失之偏颇（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郭靖还是杨过，虽然有“以儒为主”或“以道为主”的区别，但并不是那样纯粹地只有“儒”或只有“道”），但若只抓主体不及其余的话，还不能算是错的。然而，把“佛之侠”的名头派到张无忌身上，可就是“谬以千里”了。虽然佛家的思想在小说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有所抬头（表现为谢逊听到张无忌使用“圣火令武功”到精微入妙之处时有走火入魔之象，急念佛经化解其魔性），但基本上对这本小说没有多大的影响。
诚然，金庸在写“倚天”的后期开始信仰佛家，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深知一部小说写到最后，是到了大局已定的时候，不能轻易地改动主题，以致动摇根本。他在“射雕”中明白杨康的形象深受主题之压抑，却也能有意识地回避过份抬高杨康的地位而破坏小说中早已构建好的框架，更何况“倚天”中的主题设定同时还要受到“三部曲”的宏大主题的统辖，根本就不可能有表现佛家思想的余地。因此，金庸写完“倚天”之后，意犹未尽，赶快又写了部比较短的“侠客行”，其用心恐怕就跟他写完“射雕”后又来一部“神雕”是差相仿佛的吧。也就是为着要了结一下不能在前一部小说中一舒畅快的主题“心病”。
另外，“笑傲江湖”中也有道家思想的影子，然而，此书中的道家与“神雕”中的道家思想已经不是同一回事，在主题上的作用也大不相同。“笑傲江湖”中的道家，其功能更多地像“连城诀”中的“梁祝”故事或丁典与凌霜华的爱情故事一样，只是一种用来衬托丑恶、狰狞的现实政治或现实人生的远景，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或理想，而不是小说主题所要演绎的对象。事实上，“射雕三部曲”的主题风格都属于理想主义，这与“笑傲江湖”和“连城诀”以象征主义为手法，以批判现实主义为风格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这其中的微妙区别，正如陈世骧所言，是“识者宜可辨之”也。
详细分析了“射雕三部曲”在人物形象塑造、主题表达上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我们又可以再次回头来看“隋唐英雄传”的主题表达为什么是失败的，并且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那么，应该怎么去加以挽救呢？从前面对“水浒传”和“射雕”的分析来看，二书都是作了有利于主题要素，而不利于另一与主题要素相冲突的要素的处理。这可能会令人产生一个错觉，以为一旦出现其它要素与主题要素相冲突的时候，应该都迁就主题要素。非也非也，并非如此。“水浒传”和“射雕”这样处理，那是因为这两部小说的作者都已经有了一个很深刻的主题在手，而且他们的大师级水平也使他们能驾轻就熟地驾驭这深刻的主题。因此，如果为了其它要素而放弃这么好的主题，那是非常可惜的，作品的综合分会因此而大跌。
但对于一般的作者编剧来说，就以“隋唐英雄传”的情况为例，它要表达的主题本来就比较单薄，主角承载主题也很失败，显示出有关的编剧缺乏驾驭深刻主题的能力。因此，有关的主题本来就是有等于无，即使予以放弃，对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影响很有限。但李世民这一角色却非常成功，放弃了可就太可惜了。一旦放弃这个角色，整部电视剧一定大为失色。因此，两相衡量之下，当然是应该选择放弃主题来迁就这一配角的人物塑造。这一点，其实我早就说过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不要强求作品非有一个主题不可。否则，不见得能成功地表达一个好的主题，反而会冲击了其它要素的质量。
即使退一步说，“隋唐英雄传”的主题表达得很成功，但如前所述，这一主题很单薄，其艺术成就终究是有限的。与之相比，“射雕”中“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只是一个小主题，它依托于一个统辖全书的更大的主题。而这个全书的更大的主题，又进一步依托于一个统辖“射雕三部曲”的更宏大的主题。这样的层层依托，使“射雕”的主题的深刻性大为拓深，有了相当大的回旋空间。单就“射雕”一本小说而论，它也许仍然不免显得单薄。但由于它依托于整个“射雕三部曲”，是这“三部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就不再显得单薄了。
因此，就整个“射雕三部曲”而论，它与金庸后期的多部经典之作，如“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相比，其主题之宏大深刻是足以并驾齐驱的。“射雕三部曲”的主题风格是“正剧”，“笑傲江湖”属于“性格悲剧”（“红楼梦”也是属于“性格悲剧”），“天龙八部”属于“命运悲剧”，“鹿鼎记”则是以喜剧为表、悲剧为里。总而言之，都是各有千秋，可谓“春兰秋菊，各擅胜场”。
正是金庸作品的主题具有如此的宏大、深刻而又多样性，才能出身通俗而最终侪身经典。这些，都是其它武侠小说所不可能比拟的。古龙在武侠小说的领域内无疑是精品，但在更广阔的文学领域中加以审视，就显出小家子气来了。黄易的作品更是尚欠时间的考验，其流行地位虽然得以确立，但它能否与古龙之作比肩，不再过十年都仍属未知之数，更谈不上挑战金庸。打个比方吧。金庸是大山，古龙是孤峰，黄易呢？现在盖棺定论还早就哩。等它变成化石了，再来判断它是钻石还是煤炭吧。
统辖“射雕三部曲”的更大的主题又是什么呢？这必须先依次看一下这“三部曲”中三本书的主题分别是什么，这个更大的主题也就水落石出了。前面已经指出，“射雕”本身的主题是关于“儒道合一，以儒为主，以道为辅”的中国传统人生价值观的演绎。此书特别选择了儒家与道家中思想相近的部分融为一体。然而，儒家与道家的思想中其实还有着互相冲突对立的部分，而这些部分的演绎，正是由“神雕侠侣”一书来完成的。
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射雕”的主题笼罩之下，杨康的形象深受压抑。金庸为此特别另开一书，以性格类似于杨康的杨过为主角，尽情地刻画和舒展这一类型人物的性格。杨康的形象之所以受到郭靖形象的压抑，就是因为他身上更多地体现了道家思想中与儒家思想相冲突的一面。杨康“认贼作父”，仅仅是因为贪图富贵吗？还是十几年来的养育之恩，不能如此轻易地弃之若蔽履？也就是说，在杨康的性格中，“重情”的一面远远压倒了“重义”的一面。杨过作为杨康之子，不但在相貌上，更是在性格上继承了父亲。当然，金庸在杨过身上倾注了比杨康更多的适合于演绎道家思想的内涵，如他的追求自我、不肯屈服于世俗道德的束缚、纵情任性等，因而其个性比杨康更张扬，更鲜明，也更丰满。
与“射雕”一书强调儒家与道家的融合大不相同，“神雕”一书更强调儒家与道家的冲突。为了使二者产生冲突，金庸有意地使郭靖身上的儒家精神和杨过身上的道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都走向极端，从而难以互容。郭靖在“神雕”中的形象，一方面比“射雕”中更进一步地辉煌高大（“射雕”中的郭靖虽然是“高大全”人物，但总的来说还是“人”，但在“神雕”中已进化为“神”），另一方面比之“射雕”中的敦厚和善良，“神雕”中的郭靖却多了几分僵化和固执。这种变化一方面使郭靖的形象既有“高大全”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多多少少加入了几分“圆形人物”的味道。
作者这样的安排，不但是为了进一步深化人物的形象，更是为主题上的转变服务。“射雕”中的儒家思想只有美好的一面，但“神雕”中的儒家思想却一度走向极端，实际上蜕化成宋代的理学。因此，郭靖性格的变化，本身也是对于儒家思想在历史进程中变化发展的一种模拟或象征。前面提到过，“射雕”中郭靖身上的儒家思想体现为“无欲则刚”。然而，“无欲”如果仅仅是郭靖对于自身修养的要求，那是伟大的。但若然郭靖把这种“无欲”的要求向外推广，强迫别人也跟他一样“无欲”，否则就斥之为“不道德”，其结果自然而然、顺理成章就是宋明理学的“灭人欲，存天理”了。儒家的极端化，就是如此逻辑地蜕变成理学。
不但儒家“无欲则刚”的思想在郭靖身上一度走向了极端，道家追求自我（自由）的思想也在杨过身上一度走向极端。书中描写杨过一段天人交战的经典场景，就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杀害郭靖。他想杀郭靖，其一是认为郭靖对他有杀父之仇；其二是受情势所逼，需要杀他来换取情花的解药。然而，他同时也明明知道郭靖是守卫襄阳的“长城”，一旦他死了，襄阳就指日可破，全城官民将无一幸免。在私人恩怨和国家大义之间，杨过摇摆不定。最能反映他一度有失足之险的，是他见到蒙古士兵以尖矛举着婴儿，一方面他气愤，但一方面他又想到自己受苦的时候，除了小龙女，何曾有人关心过他？于是仍然决心入襄阳、杀郭靖。
这也反映了道家的追求自我、淡化道德的思想走向极端时，将会滑向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危境。这跟儒家的“无欲则刚”僵化顽固成“灭人欲，存天理”虽然是背道而驰，在性质上却是奇怪地相通的。写到这里，不由得要赞叹一句西谚“Extremes meet ends”（译作“两极相通”或“极端相连”）的深刻性。
然而，“神雕”中关于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演绎，并不是简单地描写它们的冲突，更描写它们冲突的结果并不是反目成仇、两败俱伤，而是有互相补充的地方。也就是说，杨过的力抗世俗之见的道家思想，对郭靖的儒家思想的僵化顽固有消毒之功（郭靖最终是默认了他与小龙女的师生恋关系）；而郭靖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儒家思想，也对杨过的纵情任性的道家思想有匡扶纠正之效（杨过最终被郭靖的大仁大义所感化，宁可自己和小龙女毒发也不肯杀郭靖）。因此，儒道两家在“神雕”中虽然一度严重冲突，但最后即使不能说是达到“射雕”那样的水乳交融的融合之境，但至少也是和平共处了。于是，“神雕”的主题就变成了“儒道冲突，以道为主，儒道共存”。“以道为主”是显然的，因为主角是杨过，他最后虽然也适逢其会、躬逢其盛地参与了一次襄阳保卫战，但与郭靖的决心与襄阳共存亡的坚定相比，他更愿意选择的是携小龙女归隐古墓，过逍遥世外、享受自我的生活，而这当然是典型的道家作风了。
因此，“神雕”的主题虽然与“射雕”的主题，从一部分来看是针锋相对，但到最后则不无相通之处（一者是“合一”，一者是“共存”）。这决定了两书的风格都属于“正剧”，而不是“悲剧”。
至于到了“三部曲”中的第三部“倚天屠龙记”，情况又变得比较复杂。
首先，“射雕”与“神雕”的故事情节联系很紧密，“射雕”中的人物关系网大致上仍然在“神雕”中存在。而郭靖与杨过二人的性格对比也很明显，一者为“正”，一者为“反”。主题上的联系也很清楚，一者是“儒道合一”，一者是“儒道冲突”。但“倚天”呢？“倚天”与前两部的关系是什么？它在“三部曲”中的地位是什么？若说情节上有联系，这种联系是很微弱的。在金庸的其它小说中，两部小说之间在情节上有这样微弱联系的并不止“倚天”与“两雕”。如“碧血剑”中的阿九就是“鹿鼎记”中的九难，这个人物在两部小说中地位都不弱，但这两部小说显然没有任何主题或人物上的联系，连这个人物的性格在两书中都有很大的不同，从阿九到九难可以说是“人到中年，性情大变”。又如红花会在“书剑恩仇录”和“飞狐外传”中都出现过，但反而是后者成为“雪山飞狐”的“外传”而不是“书剑恩仇录”的别传。还有，独孤救败在“神雕”和“笑傲江湖”中都是一个令人向往、幻想不已的“隐形人物”，两书却也并不相干。所以，以情节来作为勾连“倚天”与“两雕”的线索，那是远远不够的。
陈墨也曾为此问题论辩过一番，最终的结论是认为因为三者的主题都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即都是行侠仗义，所以联结而成“三部曲”。这一说法显然也影响了“天人五衰——《天龙八部》的碎片”一文的作者，因此文中一开头就这样比较“射雕三部曲”和“天龙八部”：“正如陈墨所言，金庸小说经历着‘侠之立，侠之变，侠之疑，侠之反’，金庸写郭靖是侠者之立，杨过是侠者之变，萧峰是侠者之疑，韦小宝是侠者之反。无论仁爱义烈，还是武功绝伦，那些天神般的英雄高士在《天龙八部》逃不过恐怖和惨伤，这是对《射雕》三部曲里侠义至上的怀疑……”。
然而，从前面对“射雕”的主题的深入分析中已经可以明白，陈墨对于“射雕”的主题的把握是失之浅薄的。行侠仗义的主题只是“射雕”一书的大主题中的一个形而下的层面，而不是全部。而在“神雕”之中就更没有这个主题的份。前已述及，杨过虽然也兴之所及、适逢其会地参加了一次襄阳保卫战，但那为的是反映儒家思想对道家思想有匡正的一面。至于说到“倚天”中的张无忌，他当然也有行侠仗义之举，但金庸小说中哪一部没有这样的行为？“飞狐外传”中的胡斐的行侠仗义难道不比张无忌的更彻底？“书剑恩仇录”中的红花会众英雄的所作所为，难道就不算行侠仗义了吗？因此，这样的理由太薄弱，不足为据。
其实，只要我们把握到“射雕”和“神雕”的主题特征，“倚天”的主题是很容易体会出来的。既然前两书的主题都是演绎中国本土产生的思想流派之间的关系（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倚天”作为“射雕三部曲”之一，当然也不出这个框架之内。那么，“倚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其实这从三部小说的主角的不同性格特征就可以看出来，这一点金庸在“倚天”的“后记”中已经画龙点睛地一带而过了。三部小说的主角的性格特征如果都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显然郭靖是“正”，杨过是“反”，张无忌就是“合”了。“倚天”所反映的主题，其实是儒家与道家的再次融合，但这一融合并不是“射雕”中的那种融合，而是在另一侧面的融合。
审视张无忌的性格，同样是儒家和道家的综合。例如，他最大的性格特征就是“不忍”，这显然是来自儒家孟子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思想。张无忌劝阻灭绝师太不要杀魔教的人（灭绝其实是郭靖性格的极端化，而又没有杨过的道家思想来抵制、消毒的情况下的表现），其原因是他想到自己孤儿的身世，不忍心看到这些人的孩子也受这样的苦。从这一点上来看，他的身上其实也有着墨家那种推己及人的“兼爱”思想。事实上，墨家不但是儒道两家之外中国本土产生的思想流派中的第三大家，而且其推己及人的“兼爱”思想，与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有着一体两面的关系的，因而很容易与儒家融合。
除了这“不忍”之外，张无忌性格特征中最明显的儒家思想就是“有容乃大”（宽容），这与郭靖的“无欲则刚”本来就是一对的。这在他的武功中也就表现为既修练了“九阳真经”等道家正宗，也学习了“乾坤大挪移”、“圣火令武功”等外来的所谓邪派功夫。这种中外并蓄、正邪兼修，本身就是对其性格包容性的一面的象征。
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张无忌学的“九阳真经”也好，“太极拳”、“太极剑”也好，都是典型的道家武功。他身上也有着随遇而安这非常典型的道家气质的性格。
总而言之，“倚天”中对张无忌的描写，也是选取了儒家和道家中比较人性、柔和的一面来融合的。跟“射雕”中选取儒家和道家中比较正气凛然的一面来融合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而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射雕”还是“神雕”，儒道两家无论是“合一”还是“冲突”，这两书所反映的都可以说是这两家思想中阳刚的一面。郭靖的“正气”乃至“顽固”，杨过的“激越”乃至“偏激”，风格都是高昂激烈的。而张无忌的性格却可以用“阴柔”来形容之。而当儒道两家如此“阴柔”地融合后，竟是出乎意料之外地有效抑止了两家在阳刚一面走向极端。如前所述，“倚天”中的灭绝师太的形象反映的是郭靖性格极端化而又无杨过式的道家思想消毒时的可怕情景，而张无忌有效地阻止了她的作恶。另一方面，被人称为“魔教”的明教，其教中的人物的性格又都与杨过非常相似。（尤其是杨逍，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他竟也是姓杨的。而纪晓芙的“不悔”不正是没有受道德约束、自由地舒展自我的穆念慈吗？）在没有张无忌主持大局时，教内诸人互相不服气，弄得一个曾经强盛一时的明教四分五裂，几乎亡教。但张无忌出任教主后，明教不但是日益兴盛，更与武林其它名门大派走向和解，可谓从“旁门”重纳“正道”，从“边缘”回归“主流”。
这些的情节设计，都不是随便编造出来的，而是无不指向小说的主题——儒道在阴柔的层面上再次实现融合。如果说“神雕”中的儒道在激烈冲突后还谈不上融合，只是互相默认了对方存在的权利，不再争夺你统治我、还是我压制你，实现了和平共处；那么在“倚天”中，儒道两家是真正地再次走向了融合。而且，如果说“神雕”中儒道的互补更多是一种互相约束，以一方好的一面制约另一方走了极端时坏的一面的话；那么“倚天”中则通过两家的融合而完全消除了其中一方走向极端的可能性。
这才是“倚天”真正的主题，从而也就响应了“三部曲”的宏大主题——金庸一直在这三部小说中探讨着儒道这两大产生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流派如何冲突，如何互相制约，如何和平共存，最终又如何融为一体。“三部曲”按着“正—反—合”的逻辑顺序，梳理、反省、从而演绎了儒道两家思想的彼此关系及其变化发展。这三部小说自身的主题，无不服从于这一宏大的主题。
虽然“三部曲”是三本小说，而不是一本，因此其结构之松散，即使比之以松散著称的“天龙八部”还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如果从主题的角度来审视，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三本小说之所以能结合而成“三部曲”的一体，它们之间的关系确实是非同一般的。所谓以主题来稳定结构，这里又是一次精彩之极的示范。 这里还要补充一下，为什么陈墨会在探究“倚天”的主题上犯下大错。原因在于他先入为主地把张无忌定性为所谓的“佛之侠”。陈墨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说明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变化。他把郭靖定性为“儒之侠”，杨过为“道之侠”，张无忌于是顺理成章就成了“佛之侠”。但是，如果说前面对郭靖和杨过的定性虽然有失之偏颇（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郭靖还是杨过，虽然有“以儒为主”或“以道为主”的区别，但并不是那样纯粹地只有“儒”或只有“道”），但若只抓主体不及其余的话，还不能算是错的。然而，把“佛之侠”的名头派到张无忌身上，可就是“谬以千里”了。虽然佛家的思想在小说差不多结束的时候有所抬头（表现为谢逊听到张无忌使用“圣火令武功”到精微入妙之处时有走火入魔之象，急念佛经化解其魔性），但基本上对这本小说没有多大的影响。
诚然，金庸在写“倚天”的后期开始信仰佛家，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深知一部小说写到最后，是到了大局已定的时候，不能轻易地改动主题，以致动摇根本。他在“射雕”中明白杨康的形象深受主题之压抑，却也能有意识地回避过份抬高杨康的地位而破坏小说中早已构建好的框架，更何况“倚天”中的主题设定同时还要受到“三部曲”的宏大主题的统辖，根本就不可能有表现佛家思想的余地。因此，金庸写完“倚天”之后，意犹未尽，赶快又写了部比较短的“侠客行”，其用心恐怕就跟他写完“射雕”后又来一部“神雕”是差相仿佛的吧。也就是为着要了结一下不能在前一部小说中一舒畅快的主题“心病”。
另外，“笑傲江湖”中也有道家思想的影子，然而，此书中的道家与“神雕”中的道家思想已经不是同一回事，在主题上的作用也大不相同。“笑傲江湖”中的道家，其功能更多地像“连城诀”中的“梁祝”故事或丁典与凌霜华的爱情故事一样，只是一种用来衬托丑恶、狰狞的现实政治或现实人生的远景，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或理想，而不是小说主题所要演绎的对象。事实上，“射雕三部曲”的主题风格都属于理想主义，这与“笑傲江湖”和“连城诀”以象征主义为手法，以批判现实主义为风格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这其中的微妙区别，正如陈世骧所言，是“识者宜可辨之”也。
详细分析了“射雕三部曲”在人物形象塑造、主题表达上存在着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后，我们又可以再次回头来看“隋唐英雄传”的主题表达为什么是失败的，并且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那么，应该怎么去加以挽救呢？从前面对“水浒传”和“射雕”的分析来看，二书都是作了有利于主题要素，而不利于另一与主题要素相冲突的要素的处理。这可能会令人产生一个错觉，以为一旦出现其它要素与主题要素相冲突的时候，应该都迁就主题要素。非也非也，并非如此。“水浒传”和“射雕”这样处理，那是因为这两部小说的作者都已经有了一个很深刻的主题在手，而且他们的大师级水平也使他们能驾轻就熟地驾驭这深刻的主题。因此，如果为了其它要素而放弃这么好的主题，那是非常可惜的，作品的综合分会因此而大跌。
但对于一般的作者编剧来说，就以“隋唐英雄传”的情况为例，它要表达的主题本来就比较单薄，主角承载主题也很失败，显示出有关的编剧缺乏驾驭深刻主题的能力。因此，有关的主题本来就是有等于无，即使予以放弃，对作品的艺术价值的影响很有限。但李世民这一角色却非常成功，放弃了可就太可惜了。一旦放弃这个角色，整部电视剧一定大为失色。因此，两相衡量之下，当然是应该选择放弃主题来迁就这一配角的人物塑造。这一点，其实我早就说过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能力，不要强求作品非有一个主题不可。否则，不见得能成功地表达一个好的主题，反而会冲击了其它要素的质量。
即使退一步说，“隋唐英雄传”的主题表达得很成功，但如前所述，这一主题很单薄，其艺术成就终究是有限的。与之相比，“射雕”中“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只是一个小主题，它依托于一个统辖全书的更大的主题。而这个全书的更大的主题，又进一步依托于一个统辖“射雕三部曲”的更宏大的主题。这样的层层依托，使“射雕”的主题的深刻性大为拓深，有了相当大的回旋空间。单就“射雕”一本小说而论，它也许仍然不免显得单薄。但由于它依托于整个“射雕三部曲”，是这“三部曲”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就不再显得单薄了。
因此，就整个“射雕三部曲”而论，它与金庸后期的多部经典之作，如“笑傲江湖”、“天龙八部”、“鹿鼎记”相比，其主题之宏大深刻是足以并驾齐驱的。“射雕三部曲”的主题风格是“正剧”，“笑傲江湖”属于“性格悲剧”（“红楼梦”也是属于“性格悲剧”），“天龙八部”属于“命运悲剧”，“鹿鼎记”则是以喜剧为表、悲剧为里。总而言之，都是各有千秋，可谓“春兰秋菊，各擅胜场”。
正是金庸作品的主题具有如此的宏大、深刻而又多样性，才能出身通俗而最终侪身经典。这些，都是其它武侠小说所不可能比拟的。古龙在武侠小说的领域内无疑是精品，但在更广阔的文学领域中加以审视，就显出小家子气来了。黄易的作品更是尚欠时间的考验，其流行地位虽然得以确立，但它能否与古龙之作比肩，不再过十年都仍属未知之数，更谈不上挑战金庸。打个比方吧。金庸是大山，古龙是孤峰，黄易呢？现在盖棺定论还早就哩。等它变成化石了，再来判断它是钻石还是煤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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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三部曲指的是哪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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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三部曲是哪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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