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老舍《茶馆》的戏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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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自始自终没有一个贯穿戏剧的冲突，一幕之中众多独立的事件构成各自的戏剧冲突，众多各自独立的零碎冲突合在一起使戏剧的每一幕都充满了高潮，也构成了全戏最大的戏剧冲突——人物与时代的矛盾冲突。

现了老舍大胆、独特的探索与创新。与传统话剧不同，这个戏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和戏剧冲突，但人物众多，细节极为丰富，因此有人称它为“图卷式的作品”。三幕戏犹如三组风俗画。三个画面按社会发展时序连缀起来，便成为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缩影。作家选择了一个最有表现力的角度，这就是裕泰茶馆，三幕戏都在这里展开。旧社会中的茶馆，“是三敌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老舍笔下的这个裕泰茶馆里，可以看到联系着广泛社会生活面的活动。从茶馆的变迁和茶馆里出现的人物和事件中，折射出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剧本幕的划分不是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面是着眼于时代，一幕反映一个时代，跨度极大。从情节看，幕与幕之间无必然的联系，但三幕有共同之处。即都是选取一个重大事变发生后的短暂时期来表现劫后余生，对风云之变、沧桑之感，更觉切肤。

为了使跨度极大、情节松散、人物众多的《茶馆》保持连续性和整体感，老舍匠心独具地作了这样的处理：一是以裕泰茶馆的兴衰变迁来连接三个画面；二是在人物安排上，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这三个主要人物自壮到老，贯穿全剧，使三个独立的横断面浑成一体，几个“次要的人物父子相承，……这样也会帮助故事的联续”；三是剧本在内在情绪上的统一，增强了戏的整体感。“在某些喜剧因素下面，隐藏着深刻的悲凉情调；在悲凉和绝望之中，又包含着对光明的确信——这就是贯穿全剧的内在感情基调。

《茶馆》这一结构形式，不仅减少了时空的限制。使舞台生活化，而且有利于充分表现社会的多样形态，有利于揭示各类人物的心理状态、从而扩大剧作的思想容量。《茶馆》独特的戏剧结构，被誉为“老舍式的戏剧结构”，它为我国当代戏剧创作在艺术形式方面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茶馆》登台人物多达70多人，光有台词的就有50来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动和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茶馆这一小社会的形象体系。在人物设置上，老舍的原则是“设法使每个角色都说他们自己的事，可是又与时代发生关系”，“人物虽各说各的，可是都能帮助反映时代，就使观众既看见了各色的人，也顺带看见了一点儿时代的面貌”。依据这一原则，作者把全剧众多的人物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王利发、常四爷和秦仲义这三个贯穿全剧的主要人物。

茶馆掌柜王利发是一个精明、圆滑的生意人，他在继承父业的同时，也继承了父亲委曲求全、四面逢迎的为人处世之道：“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他一心想把祖传的茶馆经营好，为此曾几度改良（开公寓、添评书、准备添女招待等），竭力迎合世风。但是，他的一切努力都改变不了茶馆每况愈下的败局。这个“作了一辈子顺民，见谁都请安、鞠躬、作揖”、“不过是为活下去”的小业主，最终还是落个亡吊自尽的下场。“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就不叫我活着呢？我得罪了谁？谁？……”王利发的悲剧，猛烈地抨击那个社会的残酷，同时也宣告了顺民哲学的破产。

常四爷是旗人，虽在清代享有“铁杆庄稼”（吃皇粮）的特权，但属于社会下层。他为人耿直刚强，富有正义感和爱国心，“一辈子不服软。敢作敢为，专打抱不平”。戊戌年因说了句“大清国要完”，被当作谭嗣同的余党抓去坐了一年多的牢，出狱后参加过义和团，跟洋人打过仗。民国后他自食其力，晚年靠卖花生米糊口。这个“凭良心干一辈子”，“只盼国家像个样儿，不受外国人欺侮”的铁骨硬汉，最后也发出了“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样悲愤、心酸的呼号。

茶馆房东秦仲义尽管第二幕没有出场，但还是一个性格完整颇有特色的人物。他本是一个财大气粗的阔少，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这个事业心极强的资本家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毅然卖掉产业，集中资金开办工厂。但在腐败透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他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先是日本人把他的工厂“合作过去了”，抗战胜利后，他的工厂又被国民党政府当作“逆产”没收了，最后竟然连厂也拆了，机器都当碎铜烂铁卖了！剩下的只有诅咒和抗议：“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失败，说明实业救国的道路在旧中国是行不通的。

以上三个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他们性格不同，生活道路各异，虽然奋斗了一辈子，但最后都以悲剧而告终。全剧快结束时，三个老人照老年间出殡的规矩，撒纸钱“祭奠自己”。此举不仅是对各自的悲剧命运自哀自悼，更是对那个社会的无声的控诉，是为行将就木的那个时代送葬。

第二类是次要人物，大多是反面角色，如唐铁嘴、刘麻子、宋恩子、吴样子、马五爷、黄胖子、庞太监等。作者为这类人物中的一部分安排成子承父业，“可以让这些社会渣滓在罪恶的旧社会里世代相传，从而深刻地揭示当时社会的本质”（老舍语）。

第三类是为数众多的无关紧要的人物。作者一律采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方法，通过一个个人物的剪影，来反映时代的风貌。

《茶馆》以其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艺术上取得的杰出成就，使它成为“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话剧舞台上出现的第一流作品中最前列的几个之一”，“是我们社会主义戏剧战线的骄傲与光荣”。《茶馆》是“我国社会主义的话剧艺术可以奉献给世界艺术宝库的瑰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带着《茶馆》应邀于1980年赴联邦德国、法国和瑞士及1983年赴日本演出都曾引起轰动，受到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为我国话剧艺术赢得了国际声誉。

与田汉、曹禺等戏剧名家擅长设计复杂紧张、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建构激烈尖锐的戏剧冲突不同，老舍解放后的大多数戏剧作品不是以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而是以创造真实可信、且有鲜明性格的人物见长。他认为，“对人物要胸有成竹，一闭上眼，就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这样，戏才会写好”。出现在老舍戏剧中的为数可观的人物，大多数是形象丰满、个性鲜明，是活生生的“这一个”。写什么人像什么人，写一个活一个，这是老舍剧作在人物塑造上所达到的高度。

“没有真正的感情，人物就写不好”，老舍在塑造人物时，往往倾注了自己强烈的爱憎。他在《勤有功》一文中说：“只要我遇到一个可喜的人物，我就那么热爱他，总设法招他写得比本人更可喜可爱，连他的缺点也是可爱的。……对于可惜的人物，我也由他的可憎之处，找出他自己生活得怪有滋味的理由，以便使他振振有词，并不觉得自己讨厌该死。”《茶馆》第二幕中唐铁嘴（相面的）对王利发说：“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仅一两句话就慑神提魄地画出了这个无耻之徒的丑态，并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精神毒害。

在以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方面，老舍自有他的超凡脱俗之处，他尤其擅长“三笔两笔画出个人来”。《龙须沟》第一个出场的是丁四搜，她同小姐只讲了三句话，她的性格，她那张嘴的厉害劲儿，就给观众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茶馆》中的沈处长，仅在临剧终时才上场一次，总共说了九个字：八个。好（篙）“和一个”传“。作家遗貌取神，连用八个带洋腔的”好“字，活画出这个国民党官僚自视高贵、装腔作势的酸相。

对话是话剧作品中人物之间进行交流、人物关系展开以及深入刻划他们的性格的主要手段。老舍剧作的对话是用精心加工提炼的北京口语写的，鲜活形象，准确精练，简洁朴实，具有高度的性格化和鲜明的动作性，富有浓厚的幽默感和诗意。地痞流氓、警察特务敲诈勒索平民百姓，在旧社会司空见惯。《方珍珠》、《龙须构》、《茶馆》三个戏都写到了这种场面。《方珍珠》第二幕，宪兵班长趁破风筝的班子即将开张之机，上门勒索。《龙须沟》中冯狗子硬抢强夺程娘子烟摊的烟，还上门威胁、恫吓。《茶馆》中侦缉宋恩子和吴样子到茶馆捉人，王利发挡了下驾，他们就乘机敲诈。这三组戏剧场景的台词，都有强烈的动作性。同是敲诈勒索，冯狗子是直言不讳，他仰仗恶霸黑旋风的势力胡作非为，一副狗仗入势的流氓嘴脸。与冯狗子相比，宋恩子、吴样子则显得老练油滑。他们言词文雅，语气软绵，但文雅中显露凶狠。软绵里包藏强硬，其贪婪程度，远在冯狗子之上。宪兵班长的勒索技艺则更胜他们一筹。他能看准时机，以兑支票（当时己成一张废纸）为由，名正言顺地上门勒索。他的语气，绝对是命令式的，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由于身份、职业不同，“怎样说”不一样，他们的性格也就各异了。

老舍的幽默、在文艺界是有口皆碑的。他建国后的剧作，无论是正剧还是悲剧，都洋溢着浓郁的喜剧氛围。在这些作品尤其是在《茶馆》中，老舍的幽默才能得到了挥洒自如、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用幽默的语言刻划了旗人松二爷这一富有喜剧色彩的悲剧人物。他用幽默的语言，将刘麻子、二德子、唐铁嘴、吴样子、宋恩子诸父子这类社会渣滓以耻为荣、以丑为美的无耻人格，赤棵棵地暴露在舞台上。老舍还大胆地把曲艺的某些技巧运用到话剧中来，使幽默语言平添了几分民族风韵。即使是人物的片言只语，一经老舍之手，便闪发出机智幽默的光彩。

老舍非常看重戏剧语言的诗意，要求自己：“写一句剧词，要像写诗那样，干锤百炼”。他偏爱那种“说得很现成，含意却很深”的言词。老舍戏剧语言的诗意，是以“朴”、“淡”、“浅”、“显”的形态呈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