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三种主要体例的差异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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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而史书则是其中的一枝奇葩。这些史籍在长期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多种体例，犹如奇花异放，色彩纷呈。

　　先秦史籍，有 记言（如《尚书》、《国语》、《战国策》等）和 记事（如《春秋》、《左传》等）之分，有 国别体（如《国语》、《战国策》等）和 编年体（如《春秋》、《竹书纪年》等）之别。但这些史书，有的失之简短，有的流于散碎，不具有系统性，就其规模和体制而言，仍尚欠成熟。

　　史书的真正成熟始于汉代。自汉以后，中国史书（不包括笔记野史）的体制大致可以分为纪传体（有通史和断代史之分）、编年体（也有通史和断代史之分）和纪史本末体三类。如究其特点，则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
　　纪传体首创于司马迁的《史记》（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这种体例，以人物为中心，通过记叙人物的生平事迹反映历史事件，如《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人物传记。因而，纪传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记叙集中而清楚。
　　自《史记》问世以后，中国史书大多以这种体例写成，从《史记》到《清史稿》的二十五史（除《史记》为通史外余为断代史），可谓纪传体的一统天下。纪传体深受史家的青睐，这还应归功于其较合理的编排体例。以《史记》为例，它由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部分组成。本纪以帝王事迹为纲，按年代顺序记叙历史大事；世家中的部分内容以朝代或诸侯国的事迹为纲，按年代顺序记叙历史大事。表又分为世表、年表、月表，是以表格形式，分别按世代、年、月排列的简明大事记，以补纪、传叙述之不足。书记载典章制度的沿革，分门别类地记叙了礼仪（《礼书》）、音乐（《乐书》）、军事（《律书》）、历法（《历书》）、天文（《天官书》）、祭典（《封禅书》）、水利（《河渠书》）、经济（《平准书》）等方面的知识和发展概况，具有专门学科史的性质。如此一来，这部史书不仅体例完备，包举全面，规模宏大；而且纲目井然，点线交织，铺陈有方，使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郑樵《通志考》）。到了《汉书》（第一部断代史），它取消“世家”，并入“列传”，称“本纪”为“纪”，改“书”为“志”，并增加了《地理志》、《艺书志》等纲目。自此以后，其他纪传体史书虽由于时代特点或史家个人价值取向的差异，在设立条目时有增易，但大都没有跳出《汉书》所创的体例。自《汉书》以后的纪传体史书，便以纪为纲，包举大端，以列传和志为目，详述其事，从而构成了一种以线带点，以点补线，较为系统而完备的史书体系。这样，要了解历史发展的脉胳，可以在纪中找到线索；要掌握人物事迹或事件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可以在传中得知详情；要获得天文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可以查找志中的有关条目（《三国志》分魏、蜀、吴三志，志中只有纪传，体例较独特）。总之，体例全面、纲目清楚、点线互补便是纪传体史书的第二大优点。
　　再次，纪传体史书写人时以本人传纪为主，但在他人传说中也能见其踪迹，有时二者互为补充映衬，使人物事迹更为丰富，形象出更趋丰满。如，在《史纪·项羽本纪》中记项羽焚烧阿房宫欲东归之后写道：“项王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则写道：“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王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顶良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平定天下，诸将及籍也。’乃佯尊怀王为义帝，实不用其命。”正是有了《高祖本纪》中的补充，我们才了解了项羽当时对怀王的不满和尊怀王为义帝时的虚假以及他自矜功伐的狂妄。
　　但是，纪传体作为一种史书体例，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痼疾。首先，这种缺憾表现在它在选材上有时就显得捉襟见肘，顾此失彼。纪传体史书对历史事件的具体记叙一般是散见于人物传记之中，因而对有些历史事件的斜述就难以做到全面、完整、集中，而对事件的前因后果有时也就交待不清。相反，对于有些重大历史事件，在写与之有关的主要人物时跳不过去非写不可的内容，这就势必造成同一事件在不同人物的传记中重复出现（虽然描写角度、详略时有不同）。以《史记》写“鸿门宴”一事为例，对这一事件的具体过程描写最为详尽的是《项羽本纪》，但它却在《高祖本记》、《留侯世家》、《樊哙滕灌列传》中逐一出现，只是详略、侧重点和文字上的略有不同而已。陈寿不屑《史记》的极力铺排，他的《三国志》又以文笔简练著称；但对这一缺陷仍无法避免。如对赤壁之战一事，《周瑜鲁肃吕蒙列传》中记载最详，但同一史事也散见于其他人物的传记之中。《魏志·武帝纪》：“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时大疫，史士多死者，乃引军退，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蜀志·先帝传》：“先主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主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至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蜀志·诸葛亮传》：“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南郡。”《吴志·吴主传》：“备进住夏口，使诸葛亮诣权，权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时，曹公新得表众，形势甚盛，诸议者皆望风畏惧，多劝权迎之。惟瑜、肃执拒之议，意与权同。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几疫，死者大半。瑜等复追至南郡，曹公遂北还，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使乐进守襄阳。”以上内容，虽互有补充，但大多重复雷同，显得繁冗拖沓，有违史书用笔经济的原则。而这，却是被历代史家奉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无法克服的通病。
　　编年体是以年代为线索来编排历史事件的史书体例。早期的编年体史书要数《春秋》、《竹书纪年》、《左传》等书（均为通史）。汉荀悦抄撮《汉书》，改纪传体为编年体，写成《汉纪》。自此以后，断代史编年与纪传并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是我国古代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以后，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等书都用这种体例写成。
　　编年体史书根据事件发生、发展、结束的先后来写，按年编次，以年月为经，以史事为纬，材料被安排得井井有条，避免了复沓和零碎，也容易看出同时期各事件的前后联系。但是，在编年体中，同一时期的几件事情往往参差错落，犬牙交互，记事就难免前后割裂，有时首尾也不能连贯，甚至有一件事相隔数卷的情况，给查阅带来极大的不便，以致司马光在完成《资治通鉴》之后又编成《资治通鉴目录》30卷以备查检，朱熹更编《资治通鉴纲目》以明其条理。另外，这种体例以记政治事件为主，以时间一以贯之，不分项设目，因而也就不易从中把握人物的生平全貌，不易从中了解当时的典章制度、文化经济等的发展源流。
　　南宋史学家袁枢，把《资治通鉴》分事立目，抄辑成书，称《通鉴纪事本末》，创立了史书纪事本末的体裁，从此形成了三体并行的局面。以后《宋史纪事本末》（明陈邦澹撰）、《元史纪事本末》（作者同前）、《左传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撰）等本末体史书相继问世，并且在设立专题上突破了《通鉴纪事本末》只写政治、军事大事的局限，把内容扩展到了职官科举、经济水利、天文地理等方面。
　　纪事本末以事件为纲，将有关专题材料集中到一起，分类编篡，各篇自立标题，各详其起讫，部目分明，记事完整，始末了然。这一体例在记事上虽然避免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的一些不足，但各篇目相对独立，篇目之间的连贯性较差。
　　人类历史本来是一条让人眼花缭乱、色彩斑斓的长河，要想用一种体例把这条长河的主干支流、惊涛涟漪、珍珠泥沙都尽善尽美地展示给后人，看来的确不是一件易事，难怪历代史家殚精竭虑，多方营谋，不断探索，也终难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案。看来，折衷的办法只能是多体并存，互为补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