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何出使美国？

Answer 1

胡适为何出使美国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急待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援助。1937年9月至1942年9月，胡适先是受命往欧美游说，随后接任驻美国大使，凭借其在国际间享有的声望，游说于英美等国。

那么，胡适是如何从主和派转变为主战派的？蒋介石为何派他出使美国？胡适与宋子文有着怎样的矛盾？费尽心血奔走欧美宣传中国抗战的胡适，最后为何得到蒋介石“毫无贡献”的评价？

抗战之初，胡适其实是“主和派”，主张通过谈判和国际调解，以尽力避免对日战争。在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上，他仍向蒋介石建言，中央政府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同日本谈判，以求收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胡适的这种奢望确实太天真了。

1937年“八一三”松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守军以血肉之躯，奋起抵抗，战事持续一个多月。胡适的心境为之改观，觉得中国守军可战，日本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此时，蒋介石受全民抗日激情的影响，下定决心与日一战。同时，蒋介石又希望在外交上，能得到英美等国的同情和支持。于是，国民政府委派胡适以非正式使节的身份出访欧美，进行国民外交。可是，胡适却情绪化地谢绝使命，说：“战争已经很急，我不愿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后来，他的学生傅斯年前来苦劝，甚至着急地哭着说：“如果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为了抗日……”胡适这才为之所动，欣然奉命成行。

胡适是国际上的知名学者，其在西方国家知识界的声望，在当时的中国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蒋介石让他去争取国际援助，那是再合适不过了。1937年9月26日上午，胡适飞抵旧金山。午餐后，他便去大中华戏院发表演讲，题目是《算盘要打最如意的算盘，努力要作最大的努力》，表明他对抗日战争的清醒认识。9月29日，在联邦俱乐部发表演说，题目是《中国能赢吗？》。30日，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作午餐演说。接着，他又连夜草拟英语广播演说稿。可是，当稿子交予哥伦比亚电台时，电台却以文稿中所批评美国中立政策措词太鲜明而要求重新修改。胡适生气了，毫不妥协地回答：“宁可取消广播，不愿修改。”没想到，这一发火，电台反倒客气起来，答应仍照原稿演说。当晚，他在电台对全美作英语广播，题目是：《中国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婉转批评了美国的绥靖主义。

到达华盛顿后，胡适和驻美大使王正廷一同去拜访罗斯福总统。罗斯福关切地询问中国战局，询问中国军队能否支持到过冬？胡适予以肯定的答复，并动情地说：“中国需要美国的支持，我想总统很快会以明快的眼光判断是非！”罗斯福理解胡适的心情，但是，当时美国奉行中立主义政策，确实使罗斯福难以作出选择。临别时，罗斯福紧紧握住胡适的手，嘱咐他不要着急，态度极为诚恳。

胡适的演讲、游说的努力，一直没有中断，到1938年7月，他已走遍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会见各方知名人士，揭露日本的侵华暴行，表明中国抗战的决心。

胡适结束在北美洲的活动后，又前往欧洲游说。1938年7月20日下午，他在巴黎收到纽约转来的电报，蒋介石敦请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以取代将要卸任的王正廷。起初胡适坚辞不受，后来经过多方人士力劝和痛苦的抉择之后才答应下来。1938年9月17日，胡适被正式任命为驻美国大使。

此时，日军铁蹄已蹂躏大半个中国，广州沦陷，武汉失守，胡适可谓是“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他对使馆人员说：“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他还在赠送友人的照片上自题小诗，以表明自己的心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1938年10月4日，胡适到华盛顿就任中国驻美大使，下车时与前来迎接的美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握手

胡适临危受命，立即进入角色，开始其滔滔不绝的抗日演说。1938年12月4日，他应邀在纽约摩尼俱乐部演讲，主题是：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日战争。在这里，他把中国的抗日战争与美国的独立战争并列相比，想告诉美国民众，美国的胜利曾得益于法国的援助和支持，今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应同当年美国一样，也需要得到美国等友邦的支持和援助。

演说后，他因过度劳顿，心脏病复发，险些丧命。夫人知道后，既担忧又害怕，想代丈夫辞去大使之职。胡适理解夫人的好意，写信开导说：“我是为国家的事来的，吃点苦不要紧。我屡次对你说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国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们的子子孙孙都得做奴隶。”

胡适搞外交，全无政客的深沉和韬晦，而是以“诚实与公开”的态度，赢得别人的理解和信任，所以，人们赞誉他为书生大使。据胡适的学生吴健雄博士说，自己的美国朋友告诉她，“华盛顿政府上下”对胡适“都是崇敬备至”。王世杰也说，他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上写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的赞语。他出任外交使节是“半路出家”，全无外交经验，正是凭借其学者风范和仁者品德，才受到美国朝野的尊敬。

1939年11月1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对抗战两年来的情况作了检讨。为了宣传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胡适于12月5日在纽约发表题为《中国目前的情势》的讲演。胡适列举中国正规军和游击队的战果，援引统计数字揭示日本军事、经济上的弱点。胡适还非常策略、客观地介绍了苏、英、法、美援助中国的情况，在对苏联援华表示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委婉表达了对美国援华的更大期望，并再次呼吁禁止向日本供应铁、石油、铜、镍、棉花与其他军需物资。

1938年10月28日，胡适（左）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向罗斯福总统呈递大使到任国书后摄

1939年10月，报纸传说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将改组各部，宋子文将取代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或贸易部长，宋子良将取代陈光甫出任贸易委员会主任。胡适听到传闻深感疑虑，于11月7日给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发了一封密电，请他转呈蒋介石，信中建议不要让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来，宋子文并没有出任财政部长，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采纳了胡适的意见。因为蒋宋之间在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原有矛盾，而且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希望宋子文的复出跟张学良、宋庆龄的复出联系起来，向外界显示牢固的对日统一阵线。这当然是蒋介石无法接受的，不过蒋介石赋予了宋子文另外一个使命。

1940年，蒋介石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派他为处理对外借贷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国。宋子文的美籍顾问杨格随行。同年6月14日，蒋介石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函中表达了他对宋子文的完全信任。胡适是国民政府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宋子文是蒋介石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代表。在这种人事安排下，两者之间不产生摩擦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况胡适一向对孔祥熙、宋子文等皇亲国戚不满，而对宋子文的印象尤其差。

宋子文赴美之后的情况，胡适1942年5月17日在给翁文灏和王世杰的信中表述得相当直白:“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这里的“某公”就是指宋子文。这说明，胡适和宋子文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冰炭，毫无调和余地。不过，宋子文到美国之后的工作并不像胡适说的那么不堪，通过与美国签订《钨砂借款》、《金属借款》、《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三个协定，宋子文一连争取到三笔贷款。以上三笔美国援助的取得，当然会反衬出胡适外交工作的低效，也因此增添了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

宋子文

从1941年春天开始，美日两国多次谈判，并达成临时协定草案。这个草案只要求日本从越南南部撤军，而却只字不提中国境内的日军。1941年11月2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召见中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四国大使，通报和说明美国准备跟日本达成临时妥协的一份草案。英、澳、荷大使并无异议，胡适当即表示反对，并且要求面见罗斯福总统，陈述阻止美日和谈草案的理由。

11月24日，美日之间的妥协方案临近通过。胡适急电重庆当局:“情势紧迫，难于遏阻”。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大为震怒，宋美龄也介入此事。蒋介石和外交部于11月25日密电胡适，训令他表示反对态度。26日，胡适代表国民政府向赫尔提出了严重抗议。同一天，又与宋子文一起拜谒了罗斯福总统。恰在此时，英国首相丘吉尔给罗斯福发来电报，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说：“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地增加英美的危机！”正是在这种内外努力之下，11月26日，美国决定撤消妥协方案，从而使太平洋的局势为之一变。

蒋介石对胡适在日美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的软弱极为不满。194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本月反省录》中视胡适为官僚、政客，对其在外交事务上无胆、无能的不满已见诸笔端。

罗斯福是胡适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时的同学。凭着这层关系，再加上胡适的声望和魅力，罗斯福对胡适是另眼相看的。那时，很多盟国的大使很难有机会与美国总统直接会晤。可是，胡适却不一样，只要有事，罗斯福哪怕再忙，也会想办法挤时间与之晤谈。1941年10月，日本东条内阁成立，派野村、来栖两人赴美谈判，以此遮人耳目，实则掩盖其对美作战的准备。这期间，胡适多次拜访罗斯福，坦诚地与之交流远东局势发展的信息。

美日谈判破裂后，日本终于露出其狰狞的面目，悍然偷袭美军重要的军事基地珍珠港。

罗斯福

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对法西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然而，一度因这种形势而欢欣鼓舞的胡适，其个人命运却发生了逆转。胡适愿为国民政府做“过河卒子”，如今“河”已过，胡适这个“卒子”就可以舍弃了。1942年8月15日，国民政府以“心脏衰弱，不胜繁剧”为由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由魏道明接任。

其实，不论是辞职还是被免职，胡适继续留在美国已经丝毫发挥不了作用。被免职的当晚，胡适致电蒋介石说:“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胡适又力称魏道明“庸劣”，美国报纸已有指摘，并推荐郭泰祺或蒋廷黻取代魏道明，以此表现他的“诤臣”气度。然而木已成舟，蒋介石不可能采纳胡适的意见。为了对胡适稍加抚慰，1942年9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给了他一个“高等顾问”的虚位。孔祥熙又给胡适发电报，问他是否缺钱花，归国路费够不够。胡适于9月14日复电婉谢。

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美国舆论界曾对此表示震惊和遗憾。1942年7月2日，重庆《大公报》转载了一则《华盛顿邮报》的消息:“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曾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集会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后来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世杰在1942年9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政府对于以魏道明继任中国驻美大使事，虽照例表示同意，实则颇感不满。美国舆论亦然。……”王世杰9月8日的日记又说:“政府发表以魏道明继胡适之为驻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有人分析胡适被免职的深层原因。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司坦侯恩百克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大使侵犯了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的宋子文的权限所致。他由中国驻美大使馆获得了确切消息，说胡适与宋子文曾拟定了双方的权限。据说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嫌胡适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得多，而为重庆政府的政策向美国解释得少。于是胡适成为这种猜忌的牺牲品。

说胡适一直站在体谅美方的立场并为之辩解，这恐怕是事实。直到被免职前不久胡适还说:“眼前第一要义，在于弘大度量，宽恕待朋友，体谅朋友在大患难之中，有时顾不到我们，切不可过分责备朋友。英美大强国，岂自甘心情愿失地丧师？岂不关心我们的痛痒？我们总得体恤朋友，朋友明白我们够得上做患难朋友，将来才有朋友永远和我们同安乐……今日我们所受困难，只是因为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难，更大耻辱。他们顾不到我们，他们的领袖心里实在认为最大耻辱。但他们日夜图谋雪耻，嘴里说不出，只是咬牙苦干。我们必须体谅他们的苦衷，才够得上患难朋友。”

胡适向国民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41年初，蒋介石以“整饬军纪”为借口，动用数十万大军“围剿”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美国，引起不良反响。1941年3月，胡适在致陈布雷的电文中转达了美国政府表示反对的意见。这些意见，在蒋介石看来也是用美国政府压中国政府，他是不希望听到这些逆耳之言的。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他说:“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日本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也是胡适“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