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写的关于辛亥革命的文章

Question

哪位老师可以提供一些鲁迅先生写的关于辛亥革命的文章，需要写到整篇文章的背景，意义，以及鲁迅先生对辛亥革命看法的态度文中的体现，三到五篇就可以。 可能会写的很多，谢谢啦！！！

Answer 1

鲁迅先生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他为我们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和革命时期的中国状况，有关这段时期的文章选在高中语文课本上的有《药》、《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我们不妨站在历史的高度，分析一下这些文章，从中总结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由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也不能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从而使一部分人投机革命，从内部破坏革命。

如在《祝福》中，首先写祝福的情景，最后总结性地写到“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亦如此”，这句话显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并未发生什么新的变化：阶级关系照旧，风俗习惯依旧。人们的思想意识依旧。

扩展资料：

人物影响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同时又是20世纪世界文化巨人之一。

他创造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并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的“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文学。他与同时期的世界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一样，在关注本民族的同时，也在关注着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人物轶事

鲁迅在矿路学堂时，学习成绩很突出，学堂总办钱德培曾夸他：“周树人真是博学。”当时，每次考试都有奖金的。国文每周一次，其他小考每月—次，优者都给以三等银质奖章。依章程：凡四个三等章准许换一个二等的，又几个二等的换一个头等的，又几个头等的换一个金的。而全班中，得到这种金领奖章的惟有鲁迅一个人。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鲁迅

Answer 2

鲁迅先生明确指出，辛亥革命推翻满清贵族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但革命具有不彻底性，并深刻抨击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的叛卖行径。

正当人们陶醉于辛亥革命暂时胜利的喜悦之中，鲁迅先生却敏锐地发现革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不客气地指出：绍兴革命军中，“成群闲游者有之，互相斗殴者有之，宿娼寻欢者之，捉赌私罚者有之。” 面对这种腐败现象，鲁迅先生发出了“吾为中华民国前途危”④的疾呼。同年七月，获悉范爱农落水身死的消息，鲁迅先生思绪万千，提笔写下了《哀范君三章》，谴责了“世味秋荼苦，人间直道穷”的黑暗现实，尖锐地指出了革命后，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变幻，不过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 这是对袁世凯之流篡夺革命果实一针见血的概括，其远见卓识，是当时一般政治家所不能企及的，也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

《阿Q正传》进一步指出了革命的不彻底性。“未庄的人心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知县老爷还是原官，不过改称了什么，而且举人老爷也做了什么——这些名目，未庄人都说不明白——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 光复后的绍兴，尽管“满眼都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⑤ 这真实地说明了革命的不彻底性。《阿Q正传》中被军政府拘捕的，有的因“举人老爷要迫他祖父欠下来的陈租”，有的甚至“不知为了什么事”，便被带兵的老把总处决。同样说明了革命党人没有彻底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民国”仅成了一块“招牌”而已。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一样：辛亥革命爆发了，帝国变成民国，“上层的改变是不少了，无教育的农民，却还未得到一点什么新的有益的东西，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⑥ “我觉得仿佛久没有所谓的中华民国。”⑦ 中国人民并未改变奴役地位，中国社会仍在旧有生活轨道上运行，而这一切，“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⑧ 鲁迅先生用非常形象的笔墨展现出这一历史结论，并号召人民为实现更彻底的革命任务而奋斗、拼搏。

参考资料：http://hist.cersp.com/kczy/xwss/200609/3663_3.html

Answer 3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斗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自由和民主权利。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失败了。鲁迅先生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他为我们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和革命时期的中国状况，有关这段时期的文章选在高中语文课本上的有《药》、《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我们不妨站在历史的高度，分析一下这些文章，从中总结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由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也不能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从而使一部分人投机革命，从内部破坏革命。
如在《祝福》中，首先写祝福的情景，最后总结性地写到“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亦如此”，这句话显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并未发生什么新的变化：阶级关系照旧，风俗习惯依旧。人们的思想意识依旧。再如《阿Q正传》中《不准革命》部分开头就这样写道：“未庄人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但还没有什么大的异样。”这一段内容，淋漓尽致地说明了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的摧毁封建势力，许多人摇身一变，由封建官僚变成了革命的有功之臣。这些混进革命党内部，从内部破坏革命，出卖革命，这注定了革命失败的命运。

Answer 4

深刻的思想蕴涵,隽永的艺术魅力
——鲁迅的《风波》赏析
辫子,曾是清王朝统治建立和消亡的标志之一;在鲁迅眼里,又是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枷锁的一种象征,是国民革命与危机的一种征兆.这篇小说通过对江南水乡中一场辫子风波的描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揭示了缺乏精神信仰和追求的"无特操"的国民性弱点.
〇主题:
小说描写1917所张勋复辟事件在江南某水乡所引起的一场关于辫子的风波,以小见大,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封闭,愚昧,保守的沉重氛围,帝制余孽还在向农民肆虐,农民还处于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统治和控制之下,揭示了缺乏精神信仰的追求而陷于自私,苟活,麻木,冷漠,盲从状态的"无特操"的国民性的弱点.说明辛亥革命并没有给封建统治下的中国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今后的社会革命,若不能唤醒民众,是难以成功的.
〇人物:
七斤:是当地著名的见过世面的"出场人物",甚至于受到众人尊敬,有"相当的待遇"的.然而他听到皇帝坐龙庭的消息后的垂头丧气,对妻子责骂时的隐忍,迁怒于女儿时的内心郁闷,实际上却显示着他是一个麻木胆怯,愚昧鄙俗,毫无民主主义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
作品通过这样的人物形象地表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缺乏坚执信仰和殉道精神的民众,与革命仍然极其隔膜,离革命实在还很遥远;民众这样不觉悟,是辛亥革命及其他一切变革终将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类似辫子风波的悲剧不断上演的现实基础.
赵七爷:是一个不学无术,精神贫乏,空虚,善于韬晦且阴险凶狠,时刻梦想复辟的封建遗老.他的咄咄逼人的言语,恫吓,欺骗的举动,说明封建复辟势力企图卷土重来的欲望与野心.他虽与七斤等人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在一定意义上,他与七斤等人一样,同是专制统治下无信仰,无特操的子民,他的被人尊敬,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七斤嫂:泼辣粗俗,伶牙俐齿,"恨棒打人",出语刻毒;好胜压人,强词夺理,不为人后,并无一般农村妇女的诚厚.她与八一嫂,九斤老太等其它人物一样,依然自私,落后,愚昧,麻木,生活在浑浑噩噩的不觉悟状态之中.
〇艺术:
①结构特色:作品以辫子事件为中心线索,描述了事件的起因,发展和消解.风波是由"皇帝坐了龙庭了","皇帝要辫子",可七斤没有辫子引起的.赵七爷的出场使风波骤然强化.赵七爷的盘在头顶上象道士一般的辫子放下来了,且幸灾乐祸地质问七斤的辫子哪里去了,使七斤,七斤嫂感到如同受了死刑似的,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事件骤变,发展.最后又以赵七爷的辫子又盘在顶上,"皇帝没有坐龙庭"而矛盾消解.
②运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通过富有个性色彩和乡土气息的人物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展开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选择生动贴切且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来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暗示深刻的主题内蕴;作品开头的环境描绘和场面描写,不仅是一幅充满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的风景画和风俗画,而且以其场景的恬静, 与结尾相呼应,对辫子风波的波澜起伏起到了对比衬托作用.
③作品在人物描写上,善于借助性格化的对话和特征性的动作描写,细节描写,揭示人物潜在的心理活动,勾勒人物的精神特征,展现复杂深微的人际关系.在环境描写上,空间环境,自然环境的描绘,为事件的发生和主题的实现起了对照,映衬的作用;社会环境的描写由借人物之间的矛盾,争斗作了成功的展现,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鲁迅从事文学创作是以“改造国民精神，唤起人们的觉醒”为创作的指导思想。他重视的是思想革命，因此他的作品更侧重于揭示人物精神上的创伤，刻画人物的灵魂极为深刻。鲁迅先生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因为中国国民的愚昧，他们的精神没有被唤醒。《风波》以张勋复辟为背景，写了江南小村里的人们是怎样表现出自己的精神状态的。用一群人物形象从不同的侧面来表现。赵七爷是一个乡村酒店里的主人，所谓的遗老，有学问的人。他总是靠假学问来骗人。塑造这个人物是为了表现长期以来封建势力对人民的统治之严酷，毒害之深，造成了国民的愚昧。九斤老太的口头禅“一代不如一代”不是简单的写她不满的情绪，而是要揭示出陈旧腐朽的保守观念，从中也能看出农民的狭隘性。作者把国粹家“一代不如一代”的论调折射九斤老太的身上，表现了对复古家、国粹家的一种讽刺。七斤嫂是一个欺善怕恶，不分是非，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人。从她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国民的劣根性。七斤是《风波》中的主要人物，他的辫子在进城时被人剪掉了，因此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七斤没有头脑，不加分析的相信赵七爷的谎话，被赵七爷弄得神志恍惚。村里的人都躲着他，甚至有的幸灾乐祸。文章围绕着张勋复辟，描写了不同的人的反映，表现了人们的是非之心被私心和愚昧所吞没，人与人之间没有善良的沟通，感觉到国民的自私愚昧，革命要取得胜利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结尾救救孩子，实际上就是救救民生.这篇小说没有中心人物，而是通过一群人物表现作者的创作宗旨。 ①结构特色:作品以辫子事件为中心线索,描述了事件的起因,发展和消解.风波是由"皇帝坐了龙庭了","皇帝要辫子",可七斤没有辫子引起的.赵七爷的出场使风波骤然强化.赵七爷的盘在头顶上象道士一般的辫子放下来了,且幸灾乐祸地质问七斤的辫子哪里去了,使七斤,七斤嫂感到如同受了死刑似的,引起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事件骤变,发展.最后又以赵七爷的辫子又盘在顶上,"皇帝没有坐龙庭"而矛盾消解. ②运用白描手法塑造人物.通过富有个性色彩和乡土气息的人物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展开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选择生动贴切且富有表现力的细节来揭示人物的内在心理,暗示深刻的主题内蕴;作品开头的环境描绘和场面描写,不仅是一幅充满地方色彩和生活气息的风景画和风俗画,而且以其场景的恬静,与结尾相呼应,对辫子风波的波澜起伏起到了对比衬托作用. ③作品在人物描写上,善于借助性格化的对话和特征性的动作描写,细节描写,揭示人物潜在的心理活动,勾勒人物的精神特征,展现复杂深微的人际关系.在环境描写上,空间环境,自然环境的描绘,为事件的发生和主题的实现起了对照,映衬的作用;社会环境的描写由借人物之间的矛盾,争斗作了成功的展现,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七斤:是当地著名的见过世面的"出场人物",甚至于受到众人尊敬,有"相当的待遇"的.然而他听到皇帝坐龙庭的消息后的垂头丧气,对妻子责骂时的隐忍,迁怒于女儿时的内心郁闷,实际上却显示着他是一个麻木胆怯,愚昧鄙俗,毫无民主主义觉悟的落后农民的典型. 作品通过这样的人物形象地表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缺乏坚执信仰和殉道精神的民众,与革命仍然极其隔膜,离革命实在还很遥远;民众这样不觉悟,是辛亥革命及其他一切变革终将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类似辫子风波的悲剧不断上演的现实基础. 赵七爷:是一个不学无术,精神贫乏,空虚,善于韬晦且阴险凶狠,时刻梦想复辟的封建遗老.他的咄咄逼人的言语,恫吓,欺骗的举动,说明封建复辟势力企图卷土重来的欲望与野心.他虽与七斤等人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在一定意义上,他与七斤等人一样,同是专制统治下无信仰,无特操的子民,他的被人尊敬,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 七斤嫂:泼辣粗俗,伶牙俐齿,"恨棒打人",出语刻毒;好胜压人,强词夺理,不为人后,并无一般农村妇女的诚厚.她与八一嫂,九斤老太等其它人物一样,依然自私,落后,愚昧,麻木,生活在浑浑噩噩的不觉悟状态之中. 辫子,曾是清王朝统治建立和消亡的标志之一;在鲁迅眼里,又是传统文化和国民精神枷锁的一种象征,是国民革命与危机的一种征兆.这篇小说通过对江南水乡中一场辫子风波的描述,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的真实面貌,揭示了缺乏精神信仰和追求的"无特操"的国民性弱点,七斤是一个勤劳、朴实的船夫，“没有读过书”，但由于每天帮人撑船进城，所以很知道些时事，成为村里一名“出场人物”。他曾骂赵七爷是“贱胎”，说明他对封建势力是不满的。七斤面对反革命的复辟，完全看不清自己的敌人是谁，对事件的性质和危害不认识，他们所焦虑的仅仅是没有辫子就当不成顺民的问题。而当风波过去以后，他们又如释重负，照旧生活，丝毫没有想到从复辟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这说明，麻木、软弱、不觉悟，仍是七斤的主要特征。赵七爷复辟之心不死而又善于韬晦,貌似乡村学问家，实是心胸狭、睚眦必报.风波》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体现出鲁迅精心的构思艺术，他巧妙地将大与小、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庄与谐的关系统一起来，使得作品不仅含蕴深刻而且结构严谨巧妙，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典范之作。严家炎先生在《鲁迅小说的历史地位》一文的开头这样说道“在世界文学史上，像鲁迅这样以为数不多的小说作品取得了不朽的地位，恐怕并不多。这当然不是由于历史对这位作家特别宠幸，而是由于鲁迅小说本身思想和艺术所取得的高度成就，由于鲁迅小说对中国文学现代化所做出的无与伦比的贡献。”的确，在远离鲁迅所处时代的今天，翻阅鲁迅先生的小说作品，仍让人难以不为其作品思想和艺术的魅力所折服。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之下，小小的风波就能暴露出人性的丑陋心灵。封建礼教虚伪的光环，包裹着的是一团团扭曲的灵魂。对此，鲁迅艺术地，也是悲凉地揭示了“田家乐”画面下的真实底蕴。鲁迅《风波》中七斤一家的重量人名是其小说中常用的数字人名之一种。作者结合秤的度量标准的变化和人的生理规律，经过仔细推算确定、使用的重量人名，在表面的民俗现象之下，暗示出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经济凋敝，民众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生存现实。这与小说反映的民众的精神意识相辅相成，完整勾勒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风貌，从而在经济状况这一层面表达了鲁迅对社会变革的深重忧虑。七斤因经常往返城里，消息灵通，因此颇受鲁镇人尊敬。他被革命党剃了光头，刚开始还觉得没什么不好，可过不久，又惶惶不安起来，因为听说皇帝又坐了龙庭。“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又是这30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革命以后，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像道士一般；……七斤嫂眼睛好，早望见今天的赵七爷已经不是道士，却变成光滑头皮，乌黑发顶；伊便知道这一定是皇帝坐了龙庭，而且一定须有辫子……” 这一笔可谓光彩照人。赵七爷的一条辫子，活灵活现地展示了时代的变革和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象；赵七爷的一条辫子，也生生道出了所有小人物的无奈：变革是上头的事情，小人物没有自主的权利，一个不小心还要人头落地，只能取中庸之道，明哲保身。其实在现实社会，我们很多人依然是“赵七爷”，或多或少有赵七爷的因子。小说的结尾也很有意思：七斤又从城里回来了，而且气色不错。七斤嫂问他，皇帝坐了龙庭没有？咸亨酒店有人说什么没有？七斤说他没去咸亨酒店，但皇帝一定是不坐龙庭了，因为他经过赵七爷的店前时，看到他的辫子又盘在顶上了…小说着力刻画了七斤、 七斤嫂、赵七爷等人的形象，非常传神地表现了七斤的愚昧、本分而又老实，七斤嫂的泼辣、敏感及灵牙利齿，赵七爷的顽固守旧、不学无术等性格特征。作者往往通过对话来刻画人物性格，如当七斤得知“皇帝坐了龙庭” 时， 七斤在和七斤嫂的对话时显得非常不安， 这一切的缘由是：“皇帝要辫子” ，而“咸亨酒店里的人，都说要的”，这体现了七斤的愚昧和本分；而在同一场景下，七斤嫂听说“皇帝坐了龙庭”马上想到的是“皇恩大赦”，当七斤告诉她他没有辫子时，她先是有些急，继而又有些恨，最后告诉七斤：“还是赶快吃你的饭罢！哭丧着脸，就会长出辫子来么？”在表现了七斤嫂愚昧一面的同时，也将她的泼辣性格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特别是当八一嫂揭穿她的老底时，她的一段话将她的泼辣粗蛮更为充分地表现出来： “阿呀，这是什么话呵！八一嫂，我自己看来倒还是一个人，会说出这样昏诞胡涂话么？那时我是，整整哭了三天，谁都看见了；连六斤这小鬼也都哭， ……”“谁要你来多嘴！你这偷汉的小寡妇！”这种富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将人物性格活灵活现地凸现出来，让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讽刺是本文的另一特色。如写七斤是村里的“一名出场人物”，这似乎是褒义，但当将这与七斤之所以受人尊敬的原因结合起来时，却令人哑然失笑：“他很知道些时事：例如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闺女生了一个夜叉之类。”这样褒语变成了它的反面。在塑造赵七爷的形象时也是这样，作者先是写赵七爷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 ，接下来却写他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 《三国志》，“还知道黄忠表字汉升和马超表字孟起”，将清初入关以后推行的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政策说成是“长毛”的时候，这样，在不动声色之中便将一个对学问一窍不通的伪道学的假面撕破了，加在他头上的“学问家”的头衔也成了一种绝妙的讽刺。环境描写与小说的主题交相辉映，构成了一组富有深意的画面。小说的开头二个自然段给读者展示了一幅夕阳西下、炊烟袅袅、蚊子飞舞、孩子在土场上玩耍、老人男人坐在矮凳上闲谈的风俗画卷，这一场景和它的封闭落后、传统守旧的生活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力地配合了小说的主题展现。鲁迅小说的艺术特色：（1）鲁迅小说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特征。鲁迅的作品在人物塑造上采用生动的细节描写，“画眼睛”的方法、白描、漫画的笔法，使人物生动、真切，个性鲜明。（2）鲁迅对现代小说民族新形式的创造：鲁迅小说艺术上又一特点是结构章法的民族化。

Answer 5

众所周知，学科之间是互相联系、相互渗透的，知识只有融会贯通才能更全面更透彻的领会其精髓。比如：文史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学好语文有助于提高历史的阅读、分析、理解、归纳、概括等能力；而学好历史又有助于提高语文更高层次的鉴赏、认知、分析等能力。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斗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人民获得了一些自由和民主权利。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失败了。鲁迅先生亲身经历了辛亥革命，他为我们描绘了辛亥革命前后和革命时期的中国状况，有关这段时期的文章选在高中语文课本上的有《药》、《故乡》、《阿Q正传》、《祝福》等。我们不妨站在历史的高度，分析一下这些文章，从中总结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由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也不能彻底摧毁封建势力，从而使一部分人投机革命，从内部破坏革命。
如在《祝福》中，首先写祝福的情景，最后总结性地写到“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亦如此”，这句话显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并未发生什么新的变化：阶级关系照旧，风俗习惯依旧。人们的思想意识依旧。再如《阿Q正传》中《不准革命》部分开头就这样写道：“未庄人日见其安静了。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但还没有什么大的异样。”这一段内容，淋漓尽致地说明了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的摧毁封建势力，许多人摇身一变，由封建官僚变成了革命的有功之臣。这些混进革命党内部，从内部破坏革命，出卖革命，这注定了革命失败的命运。
资产阶级由于其软弱性和妥协性，始终不敢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斗争，使自己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同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这是革命失败的又一原因。这一点在鲁迅先生的文章中也有很多体现。
在《药》这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夏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但他的革命主张不为群众所理解；他的革命行动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他的牺牲没有赢得群众的同情。他被封建王朝杀害，人们“潮一般地”去看热闹。更可悲的是他为革命所洒的热血，竟成了华老栓给儿治病的“良药”。夏瑜的死是可悲的，寂寞的。从他身上不难看出辛亥革命严重脱离群众，没有唤起民众、发动依靠群众的弱点。鲁迅先生以“药”为主题，具有深刻的含义：愚昧的群众享有革命者的鲜血，不是医治痛苦的良药；资产阶级脱离群众的革命，不是疗救中国社会的良药。要医疗群众的痛苦，疗救中国社会，必须启发群众觉悟，动员群众起来革命，才能取得革命胜利。
总之，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很不彻底的革命，其根本原因在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他们不愿意也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及封建势力，正因为如此，辛亥革命不但没有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权，而且没有根本打碎地主阶级国家机器，也没有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虽然在他们的纲领中也曾经提出过“平均地权”的主张，但却没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也不敢以解决土地问题的手段去唤起民众，组织和吸收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来参加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农村依然如故，封建势力不仅没有受到打击，反而利用资产阶级的妥协性，纷纷投机革命，抢夺了和把持了各级政权，反过来镇压和屠杀革命者，这必然导致革命的失败。

鲁迅是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 <1> 鲁迅所创作的小说，不仅包括小说集《呐喊》中的14篇,《彷徨》中的11篇和《故事新编》中的8篇,还包括鲁迅先生于1913年4月25日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文言短篇小说《怀旧》。在鲁迅所创作的以上34篇小说中，有一类小说相当引人注目，这就是鲁迅以辛亥革命为背景的小说,如《怀旧》、《药》、《头发的故事》、《风波》、《阿Q正传》等。这类小说创作虽然以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创作背景，但是所涉及的内容又不拘囿于辛亥革命。作品中既有对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切反映和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的及时总结，也有对封建思想、制度、价值观念及其对人的思想的毒害的深刻揭示和有力批判，还有对国民性的扭曲或缺失的展露与改造。与其所涉及内容的广泛和体现的思想的深刻相对应，这类小说在艺术方法、结构处理等表达方法上也多有创新和杰出成就。这类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杰出成就的取得，不仅与鲁迅曾经亲自参与辛亥革命的宣传活动，并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进行过深
1921年12月鲁迅写成著名小说《阿Q正传》。作品通过雇农阿Q这个典型，鞭挞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精神奴役，深刻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丰碑。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现象，“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湛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3卷第52页)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来只能受支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自然的。还由于不同阶级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环境和同一个民族环境里，它们接触到的物质条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因而也就为这种病态心理的传播制造了机会。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地位，同样是孕育“精神胜利法”的温床。象阿Q这样一方面没有摆脱本阶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阶层落后意识的农民，接受和产生“精神胜利法”便更为容易。鲁迅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抱有批判“国民的弱点”(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的意图，根据这个意图，他还作了如下的说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注：《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艺术必须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广泛的任务，这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严格的要求。实际上，阿Q也的确不是生活里的具体的“谁”，然而陈Q又的确是艺术上的具体的阿Q，没有阿Q的那些行动，也就没有了所谓“阿Q精神”。作为一个专替人家打杂的雇农的形象，鲁迅在作广泛针砭的同时，仍然是以对农民生活的实际观察作为艺术概括的基础的，他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能是为阿Q所独有的“精神胜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足见人物形象在鲁迅心中是具体的，确切不易的。他也说过：“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在鲁迅看来，针砭“精神胜利法”的普遍现象和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并不矛盾。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也便越带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是具有农民阿Q本人的特点，也便越能够取得广泛的社会讽刺的效果。这是因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吻合于他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和个性习惯，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使读过《阿Q正传》的都在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旦遇见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尽管在根柢里存在着很大区别，也会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觉地叫出阿Q的名字来。艺术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决不会也不需要损害它原来的属性。
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他想：“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和“精神胜利”不同，阿Q这个时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现实的根据：向来骄横霸道的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小说准确地勾画了各阶层人物的情绪和动态，严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写出了阿Q要革命的阶级特点。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的。鲁迅没有忽视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来；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鲁迅看到农民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本身存在着许多缺点，不觉悟，不团结；同时也看到农民是一个要革命的阶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说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16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却让封建地主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扼杀了农民的要求。它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广大人民以任何实际的利益。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小说也有真实的描写。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得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未庄，赵秀才便同曾经出过洋的地主阶级里资产阶级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阿Q，曾经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正如稍后短篇《示众》所描写的一样，十五年前在仙台幻灯画片里见过的围看杀人的镜头，在小说结尾处作了具体的描写，说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了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痛心。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的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和鲁迅其它描写农民的小说相比，《阿Q正传》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宣判。周扬在谈到《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还缺乏透彻了解，“五四”当时“到民间去”的口号，并未引起一般知识分子对农民状况的认真研究。鲁迅以其长期以来深刻的观察和沉痛的感受，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上却有重大的意义。鲁迅当时还没有找到、因而也不能够明确的指出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却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站在农民这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过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权利做革命党来争取这个合理的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在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原则里，这里又反映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阿Q这个人物自从在鲁迅笔底出现以后，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时时挂上批评者的口头，得到了普遍的运用。罗曼·罗兰和法捷耶夫曾经极口称道阿Q这个形象的生动与深刻的意义。法捷耶夫还说：“鲁迅，是短篇小说的名手。他善于简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达一种思想，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注：《关于鲁迅》，《文艺报》第1卷第3期，1949年10月25日)这不是一般的评价，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革命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从自己的实际体会中总结出来的对于鲁迅小说的印象，以之说明《阿Q正传》的创作特点也是非常确切的。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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