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①生产力的变化。夏、商、西周的生产力有了进步,处于金石并用时代,除木、石和骨器外,也有少量青铜工具,西周晚期出现铁器。春秋时,社会生产力显著提高,出现铁器和牛耕,以奴隶集体劳动为主。
②经济活动状况。夏、商、西周的农作物品种、耕作技术和农田水利都有了较大发展。青铜铸造是主要手工业部门,青铜器主要是礼器和武器,但后来也开始向生活化、工具化发展。纺织业、玉器加工业、陶瓷业、漆器业有了发展,后期煮盐业、酿酒业等有了较大发展。与此同时,商业、交通和城市也有了一定发展。
一、商、周的青铜制造业
从使用石器、木器到制造青铜器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史上的飞跃。夏朝的青铜制造已有一定水平。商周是青铜器的繁盛时代,青铜器的数量、种类之多都是空前绝后的,这是三代之所以称“青铜时代”的主要依据。商周时期的青铜铸造业生产规模大,技术水平高,产品数量大,品种多,到西周时期,产品向生活化发展。这些青铜器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青铜器成为上古华夏文明的典型代表。
二、夏、商、西周的交通
夏朝的交通工具有很大的发展,已有专司车辆制造的“车正”。《左传》记载大禹曾开九道。到了商朝,开始形成辐射整个统治区域的交通网络。西周的交通在商的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周王朝对道路的维护和管理已经有了较为系统完善的措施,设有不少与交通道路有关的官员。交通的发展促进和反映了三代的商业发展,增进了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有利于统治者加强统治。
三、夏、商、西周的农业发展
夏、商、西周的农业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有了巨大的进步。在夏、商、西周时期,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统治者都重视农业的发展,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的作物品种增多,到西周时期,后世的主要农作物大都出现。耕作技术也有所提高。人们已经懂得施用粪肥、草木灰和绿肥。而且,有了较发达的历法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
扩展资料
商朝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发展
商代使用的农具,目前考古学界一般认为仍以石、骨及蚌制铲、斧、镰、刀等为主,偶尔也发现有一些铜锸、铜铲等青铜工具,但不一定用于农业生产。
甲骨文的田字,表明在广平的原野有整治得整齐规则的大片相连的方块熟田。甲骨文“疆理”的“疆”字,象征丈量和划出疆界的田地,“田畴”的“畴”字,像田间按行垄犁耕往返转折,这样的田畴当然不会耕作得很粗放。这些经过疆理整治规则耕作较好并配合有灌溉沟渠的方块田,就是后来的井田。
这些田地主要分布在都邑附近,由商王和诸侯国君直接占有,也有分配给近亲贵族。其他贵族在封邑内也同样经营这样的田地,不过规模要小一些。在国都以外,商王经常派臣民到比较边远的地方去开垦土地。
手工业的发展
铸造作坊商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比农业更为突出。其中,青铜冶炼技术和青铜器制造工艺的高度发展,更集中反映了当时手工业技术水平和时代的特点。
在殷墟和郑州商城遗址,都发现有为王室所专用的青铜器铸造作坊。当时,在这些作坊中都有比较细致的分工,有世代从事生产擅长专精技艺的工匠。生产规模之大和技艺水平之高,是当时世界所罕见的。
商业的发展
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各个生产部门内部分工日趋巩固和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商代的商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周灭商后,据周公说在殷民中有一部分人是“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些人就是从事长途贩运贸易活动的商贾。
在殷都和其他重要城邑的贵族们,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需用的一些比较珍贵的物品,如龟、贝、玉、珠宝、青铜、皮毛、齿革、丝帛等等,除在专有作坊役使奴隶自行生产之外,还有许多必须来自外地。其中有一部分由各地贡献,也有不少是通过交换的商品。这些商品,主要由一些专业的商贾从事贩运,这样就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夏朝农业生产
夏代的中心地区位于黄河中游,气候适宜。谷也叫粟,是当时的主要农作物之一。主要的收割工具有石刀,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石刀正面呈梯形,上有两面对穿的圆孔,一面刃,样式很象后世北方掐谷穗用的“铁爪镰”。二里头遗址还出土了一些弯月形的石镰和蚌镰,这也是那个时候的主要收割工具,石镰和蚌镰不仅能收割谷穗,而且连谷物的杆也可以收回来,可见那时的农业已脱离了原始状态。
当时翻地的工具主要是木耒和石铲。在二里头遗址的房基、灰坑和墓葬的壁土上能看出木耒留下的痕迹。古书上说,大禹“身执耒亩以为民光”。耒是木质的,从壁土上遗留的痕迹来看,它的形状大体是在木柄的一端分成双叉,主要用来掘土。石铲在二里头和洛阳锤李遗址的四期文化层中(相当于二里头早期)都有发现。锤李的石铲是磨制的,呈扁平状,上窄刃宽,两面刃,为了安装木把,在铲的中间还钻上孔。在黄土平原比较松疏的土地上,这种木耒和石铲就担负起翻地掘土的主要任务。
农业生产的发展的表现:
水井的使用。水力的出现可能在夏代以前。在河北邯郸涧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过水井。到了夏代,水井的使用肯定比以前有所增多。在洛阳锤李、偃师二里头都发现了水井,锤李的水井是圆形的,口径1.6米,深6米多,在这口古井中发现有高领罐、直领罐等遗物,可能是当时汲水落井遗留的器物。二里头的一口井是长方形的,长1.95米,宽1.5米,井深4米
以上,井筒是光滑的直壁,证明它不是窑穴。壁上有对称的脚窝,那是为了掏井和捞拾落井器具而挖的。水井的使用可以改变那种追逐水源、迁徒不定的生活,使人们有可能长期定居在一个地方,而定居生活又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水井还可以浇地,不过,当时的条件不可能出现大面积的水浇地。
这个时期出现了大型的陶制容器。例如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大口尊、瓮以及大陶罐等,与龙山文化早期、中期的器物相比,它们确实成了庞然大物。这些大型器物,有一些应是贮存食物的用具。只有农业的相当发展,制作大型容器才成为必要。
在这个阶段上,专用酒器也出现了。在二里头遗址的一些墓葬中发现有细长的觚(gu)、有带管状流的盉[he],还有那种三个空足、有耳有流的鬹[gui]等专用酒器,足见当时饮酒风气十分盛行。有的文献上记载说,古时候用黄米做“酒”是夏代第六个国王少康发明的。我们知道,酿酒的主要原料是粮食,没有相当多的粮食收获,大量酿酒是不可能的。所以从专用酒器的普遍出现,就可以推测出农业生产发展的概况。
以青铜铸造为主的手工业
从夏铸九鼎的传说看,夏朝的铜器制造应当是很有发展的。《墨子·耕柱》篇说夏后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左传》宣公三年说“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虽然至今还没有发现夏代的铜鼎,但已经发现了不少其它种类的铜器,二里头遗址的铜爵就有相当高的铸造工艺水平。西周初年分封诸侯时曾经封赐给鲁公伯禽以“夏后氏之璜”。春秋时期宋国叛臣外逃路过卫地,遭到卫人围攻,让他留下“夏后氏之璜”才肯放行。这些都说明夏代的美玉很为后世所珍贵。二里头遗址出土有许多种类的玉器,其中的玉柄形器的末端浮雕成兽头形,分为六节的器身上雕琢有兽面纹、花瓣纹,雕工十分精细,代表了当时的制玉工艺水平。《韩非子·十过》篇说禹所作的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这种祭器据说就是漆器。二里头遗址出土有平底漆盒、漆豆、漆觚等,可以看出当时的漆器制造工艺。
商朝以光辉灿烂的青铜铸造业著称于世。历年出土的商朝青铜器有数千件之多,许多铜器造型古朴奇特,厚重雄浑,纹饰繁缛,足为商朝文明的象征。早商时代的郑州二里岗遗址曾经出土多种青铜器,还发现两处铸铜作坊。晚商时代的青铜铸造可分为两个阶段。康丁以前的阶段,铜器多方形,如方鼎、方彝、方尊等,其棱角和中线处常以扉棱为装饰来增强器物的庄严和雄伟。这个阶段的铜器多无铭文,或仅标明器主的族氏。武乙以后的阶段,器物形制发生不少变化,如鼎足由原先的圆柱形变为中间略细的蹄足形,爵由平底变为深腹圆底等。这个阶段出现了字数较多的铭文,有多达40余字者。殷墟所发现的铜矿石是孔雀石,其中最大的一块重18.8公斤。商都所需的铜和铅可能产于今豫西、晋南一带,锡则来自南方。开采好了的矿石要先炼成铜料备用,这在卜辞中称为“铸黄吕”。殷墟有大规模的铸铜遗址,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当时铸造青铜器要经过制模、翻范、浇铸、修整等工序。铸造大型铜器常常要上百人乃至几百人的协同工作。司母戊大方鼎的鼎身和鼎足采取整体铸造的方法,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浇铸而成的。它的鼎身由4块腹范、1块底范、1块芯座,另加4块浇口范合在一起铸成,所需金属料在1000公斤以上。
参考资料:http://www.zyzyw.net/jiaoan/lishijiaoan/gao3lishi/200602/jiaoan_192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