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的其他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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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1899~1946),原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后改名多,“五·四”以后又改名一多。著名诗人、学者,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  

1912年十三岁时以复试鄂藉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清华度过了十年学子生涯。其间,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兴趣广泛,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并任《清华周刊》、《新华学报》的编辑和校内编辑部的负责人。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把闻一多推入校园运动的潮流。他激清难捺,手书岳飞《满江红》,贴于学校饭厅门前,之后,毅然投身于这一伟大斗争中,发表演说,创作新诗,成为“五·四”新文艺园中的拓荒者之一。并作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同年9月,发表第一首新诗《西岸》。

1921年11月与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清华文学社,次年3月,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系统地研究新诗格律化理论。

1922年7月,他赴美国留学,先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珂泉科罗拉多大学和纽约艺术学院进行学习,在专攻美术且成绩突出时,他更表现出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特别是对诗歌的酷爱。年底出版与梁实秋合著的《冬夜草儿评论》,代表了闻一多早期对新诗的看法。1923年9月出版第一部诗集《红烛》,把反帝爱国的主题和唯美主义的形式典范地结合在一起。

1925年5月回国后,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并从事《晨报》副刊《诗镌》的编辑工作。后又历任国立第四中山大学(1928年更名为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为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首任院长并设计校徽)、青岛大学、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政治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曾任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外文系主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文学院长。

1928年1月出版第二部诗集《死水》,在颓废中表现出深沉的爱国主义激情,标志着他在新诗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和成就。

从武汉大学开始,闻一多开始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他从唐诗开始,继而上溯,由汉魏六朝诗到《楚辞》、《诗经》,由《庄子》而《周易》,由古代神话而史前文学,同时对古文字学、音韵学、民俗学也下了惊人的功夫,涉猎之广,研究之深,成果之丰,郭沫若叹为“不仅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1937年抗战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他到临大任教。1938年2月,闻一多参加临大学生“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跋山涉水步行3500华里,采集民谣、民歌,创造出许多描绘祖国壮丽山河风景画。临大迁到昆明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继续在联大任教。抗战八年中,他留了一把胡子,发誓不取得抗战的胜利不剃去,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抗战后期,昆明的民主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益高涨。1943年以后,闻一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独裁统治、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的洪流。  

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民盟云南省支部执行委员,积极参加由中共地下党和民盟同志所组织的“西南文化研究会“,谈学术、议时政、研究斗争策略;并认真阅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以及《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等革命书刊,使自己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45年,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后又担任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

同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制造了镇压进步学生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满怀悲愤,撰文揭露真相,挟击黑暗,呼唤民主,亲自为死难烈士出殡。他同广大进步学生一起,组织了众多的争自由、反独裁、反内战的活动,起草和修改了大量的杂文、宣言、通电、抗议书等文稿,言辞激烈,旗帜鲜明,因而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黑名单,悬赏40万元买其人头。但闻一多无所畏惧,继续从事各种进步活动。

1946年西南联大开始分批北上,为了工作需要,他坚决留在昆明。在白色恐怖下,1946年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惨遭暗杀,闻一多的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置生死于度外。7月15日,他义无反顾地前往参加李公朴先生的追悼会,面对国民党特务,他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悲愤地表示为了民族“要象李先生一样,前足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的坚定决心。追悼会后,又出席了民盟在《民主周刊》社为李公朴被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在回家途中即遭到国民党特务杀害,时年不满48周岁。  

21日,西南联大校友会召开一多先生追悼会,朱自清出席并讲了话。他一开头便愤激地说:闻一多先生在昆明惨遭暗杀,激起全国的悲愤。这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接着,他详细地叙说了闻一多在学术上的巨大贡献。首先告诉人们,闻一多是中国抗战前“唯一的爱国新诗人”,“也是创造诗的新格律的人”,“他创造自己的诗的语言,并且创造自己的散文的语言”。又详尽地介绍闻一多对神话、《楚辞》、《周易》、《诗经》等各方面研究的成就。他突出强调闻一多在学术上的伟大功绩,目的就在告诉人们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一个多么有价值的学者,摧残了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人才!激起了人们对敌人更大的愤恨。最后他悲愤地说: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常跟我们说要活到80岁,现在还不满48岁,竟惨死在那卑鄙恶毒的枪下!有个学生曾瞻仰他的遗体,见他“遍身血迹,双手抱头,全身痉挛”。唉!他是不甘心的,我们也是不甘心的。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闻一多的全部遗著整理出版,这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法。他在给学生王瑶写信说:一多先生之死,令人悲愤。其遗稿拟由研究所同人合力编成,设法付印。后编成《闻一多全集》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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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1-02-28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的原文: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领导人,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在李公朴同志被害之后,警报迭起,形势紧张,明知凶多吉少,而闻先生大无畏地在群众大会上,大骂特务,慷慨淋漓,并指着这群败类说:你们站出来!你们站出来!

他“说”了。说得真痛快,动人心,鼓壮志,气冲斗牛,声震天地!

他“说”了:“我们要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他“做”了,在情况紧急的生死关头,他走到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头,昂首挺胸,长须飘飘。他终于以宝贵的生命,实证了他的“言”和“行”。

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热情澎湃的优秀诗人,大勇的革命烈士。

他,是口的巨人。他,是行的高标
第2个回答  2020-02-21
他在爱国诗人李公朴死后不顾众人阻拦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
第3个回答  202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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