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隋炀帝 杨广的作品

唐太宗说杨广的作品写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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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

杨广及其作品研究

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由于历史学家对其政治品格、生活作风等毁誉不一,使得文学研究界对其文学成就和文学史上的地位的看法也互为轩轾。
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是本世纪较早对隋炀帝文学成就进行评价的一本书,该书首先援引魏徵《隋书·文学传序》,认为炀帝即位之初的诗文作品,尚能"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对炀帝后期创作之评价也是否定中有肯定:"炀帝践祚,骄暴日甚,东西游幸,穷极侈糜,所至流连声伎。其《清夜游曲》,犹陈后主之《后庭花》也。于是当时文士,复好丽词,雅制终废,然新声竞作,为后世戏曲之萌芽;律体大进,又有以导唐人之先路。"
与谢无量不同,刘大白在其《中国文学史》中对隋炀帝杨广诗文创作则全盘否定,而这又是与其否定杨广之人品联系在一起的。刘大白先是将隋代与秦代相比,说"杨广(炀帝)底荒淫,过于胡亥(秦二世)",又说"他底为人,是最善于矫饰的"。用这种有色眼镜看杨广的诗文创作活动,评价自然就不会高了:"当他做晋王的时候,阴谋夺嫡,曾有种种矫情饬貌的作伪的行为。所以他底非轻侧之论,安知不是一种借此迎合杨坚心理的诈术?就是即位以后的词无浮荡,也许只是涂饰臣民耳目的。""像《春江花月夜》之类,也跟陈叔宝底《玉树后庭花》相差无几,可知也不见得绝对地词无浮荡了。""后来东西游幸,流连声伎,新声竞作,艳曲连篇,于是浮华淫靡的余焰重扬,终于亡国杀身"。
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虽然对杨广的政治大加挞伐,然对其诗文创作才华则揄扬不已:"(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他虽是北人,所作却可雄视南士。薛、卢之辈,自然更不易与他逐北。像他的《悲秋》(略),又像他的《春江花月夜》(略)都是置之梁祖、简文诸集中而不能辨的。又有'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的数语,曾为秦观取入词中,成为绝妙好词。"
曾了若在其《隋唐骈散文体变迁概观》一文中也对刘大白过分贬抑杨广表示不满,他认为"(杨)广之崇尚典雅,原有所本,非一时矫伪之行,近人刘大白著《中国文学史》诋其非出真意,宁不过苛?"并引魏徵《隋书·文学传序》对杨广之评价,说"此语出反对者口中,显见公道自在人心,为良心上不能抹煞者。"
在《中国文学流变史》中,郑宾于虽然也认为杨广之提倡雅体是矫情之举,但他并未全盘否定杨广的诗歌创作成就,而是从诗歌艺术发展的角度对杨广诸多作品给予肯定,他认为"炀帝在文学上最大的贡献是'新声'",并专列出一小节"隋炀帝的新声——《泛龙舟》和《春江花月夜》",讨论其在中国乐府文学史上的贡献。与郑宾于类似,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也着重强调了炀帝对乐府文学的贡献。
到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对隋炀帝的文学成就基本持否定态度,而这种否定也是和指斥其荒淫、矫情联系在一起的。如周祖撰《隋唐五代文学史》就认为:"他的诗与他的荒淫生活是极相合拍的。'喜游春歌''江都宫乐歌''春江花月夜'等诗都可证明这一事实。'隋书''文苑传序'中说他的作品'意在骄淫,词无浮荡。缀文之士,得以取正'。除第一句话合乎事实外,其他三句都是阿谀之词。隋炀帝杨广以帝王之尊来提倡这种艳情诗,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臣僚中自然有不少人来附和他,使得诗歌领域中的本来就很有力量的梁陈遗风复炽,这就多少阻碍了诗歌更快地向健康的道路发展。"刘大白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认为"隋炀帝(杨广)的荒淫,与陈后主无异",认为《隋书·文学传》说杨广"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又说他"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那是并不真实的"。
相对说来,罗宗强等人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史》对杨广的评价是比较辩证的,对诗歌作品的研究也比较深细。该书首先看到:"杨广的诗比较复杂","他的诗与他的人似有某些不吻合处",并认为"这是一种很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在对杨广诗歌具体分析时该书比较客观的指出了其艺术成就:"他的乐府写得颇为清新明快,《江都宫乐歌》:'风亭芳树迎早夏,长皋麦陇送余秋'一句,便把江南秀色轻轻带出,把'绿觞素蚁流霞饮,长袖清歌乐戏州'的宫体格调冲淡了。《四时白纻歌》中的《江都夏》也有类似情形,虽写飞楼绮观、花箪罗纬的宫廷生活,但是'梅黄细雨麦秋轻, 枫叶萧萧江水平'的江南明瑟水木的清新气息还是冲淡了宫体格调,给人以愉悦之感。《春江花月夜》则连宫体格调也没有,完全是一种清新明丽的美"。该书还进一步指出,杨广的诗与其人不完全吻合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可能是"春水、春花、夜雾、月色,与传说中的动人故事,这些江南风物的美,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进入到杨广的乐府中来,带来清新、明快和纯美。"另外可能与杨广"这个人的复杂性也不无关系",认为杨广虽然有残暴的一面,但"他即位以后,敕修新律,减文帝之苛政;恢复学校,倡进士之举业;他爱读书,能著述,藏书籍求窗明净几,善诗文而亦温文尔雅,这是他的另一面。或者正由于这另一方面,他接受了江南的人情之美,在他写他的淫靡奢侈生活的时候,常常不知不觉的带出这种美,使人忘却他是一位暴君。"这些评价和分析就比较能揭示出杨广这一历史人物特有的复杂性,因而也就比较能使人信服了。
曹道衡、沈玉成编著的《南北朝文学史》对杨广的研究也比较深入、细致。他们对《隋书·文学传》中所说杨广"非轻侧"、"归于典制"的现象,有独特的理解:"第一,炀帝和南朝的几个亡国之君不同,并非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开皇元年(581)十三岁即出镇并州,封晋王,《隋书》本纪称其'沉深严重',辅导他的又是以刚毅著称的王韶、李彻。后来历经戎马,建功立业,即位后又'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可见他的性格中具有进取奋发的一面。同时,文帝崇节俭,独孤皇后又'性忌妾媵',炀帝在文帝生前不蓄声伎,不听音乐,即位之初还下诏'卑宫菲食',不论是巧于自饰,还是严于自律,总之在他前期的诗文里体现的'人君之度',是可以理解的。只是由于他后期的荒淫无度,滥用民力,再加上笔记、小说的渲染,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才变得十分恶劣。第二,炀帝青年时期就爱好文学,柳 、诸葛颍、虞世南、王胄等人都是晋王府中学士。……从他的生活经历来看,平陈后久居江南是他沾染华靡的转折点。不过由于隋文帝还在,他大概不会公开写艳诗。及至即位后久被压抑的精神和物质欲望乃无限扩张,一方面向往'秦汉之规模',一方面又溺于享乐无度而不能自拔。这两种因素在作品中此起彼伏,所以既有《冬至乾阳殿受朝诗》、《饮马长城窟》、《云中受突厥主朝宴席赋诗》这样的'雅音',也有《四时白纻歌》一类'郑声'。"在对杨广诗作进行具体评价时,该书也多新见。如评《饮马长城窟》"写得颇为劲健",《白马篇》"比王胄的同题之作要更加壮丽","不论作为最高统治者如何昏暴,但他诗里所呈现的气度格局却远非南朝的君主所能比拟。"而且本书还认为,"南朝从谢朓以来下开唐音,主要是从风韵、格律着眼所作的论述;真正在气格上可以作为闳丽壮阔的唐音前奏,还只能是这个昏暴之君的作品。"这样评价隋炀帝的诗文和在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才是真正的不以人而废言的客观态度。
在本世纪研究隋炀帝杨广的专题论文不多,罗庾岭的《亡国之君多有才艺——评陈后主、隋炀帝的文学成就》,就陈后主、隋炀帝两位亡国之君的文学成就予以集中讨论,既实事求是的肯定了陈、隋二帝在文学创作、促进诗体进步等方面作出的贡献,又论述了隋炀帝所作的五言八句形式的诗歌在音律、对偶和辞藻方面与唐代五律相通的一面,论述了七律在隋炀帝手里得到发展进步的情形。

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这题目曾下过一段功夫
的Arthur Wright 就说过:“(他)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
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
然则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
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又譬如他于公元608年,令天下鹰师集长安,一来就
有一万多人,610年他又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天下奇伎异艺毕集,一月方散,他
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又听说吐谷浑(鲜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马,放在青
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因无效而罢
。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
,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看来,炀帝缺乏做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将。这种
弱点,也可能由于隋文帝的骄纵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晋王,为并州总管(山西省
省长)。公元589年伐陈之役,他20岁未满竟被任为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
的军队不算,还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如宿将杨素。这51.8万人不出月余,平
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由弱冠的晋王作书报告父皇,达成任务。这一战役,固然增长
其威望,也纵养其骄骞,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后筑长城,造运河,派
刘方击败林邑(今日越南境内),听斐矩设计破吐谷浑,羁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
中国人力物力,随意摆布,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
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结,也有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隋炀帝之伐高丽,据称动员1133800人,其馈运者倍之。这数目字可靠的程
度,无从确定。只是杨广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已无庸置疑。其实当日之攻城战,野
战军数量过大,无法摆布。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志,才有效用。否则
展开兵力过多,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统御经理的困难,成为日后战场上的弱点。果然
公元612年之役,隋军在鸭绿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地区遭遇到高丽的坚强抗拒,来护儿
的水军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却没有发生奇袭的效用,也不能与陆军策应,陆军则补给
接应未及,统帅权又控制过严,再加以隋皇没有作殊死战的决心,一到战事有利,高丽
诈降,高级将领不敢作主,因此亦无法扩张战果。最后因秋季潦雨来临,在平壤北三十
里开始撤退,士卒既无实际的训练,一受高丽兵的追击,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以致九军
尽陷,丧失资储器械以巨万计。613年炀帝卷土重来,并且亲临前线。隋军已薄辽东
城,也用飞梯地道环攻,并且有少数隋兵登城与敌兵短刀相接,只是这时在中原督运粮
秣的杨玄感知道各处盗贼蜂起,炀帝不能持久,在黎阳(河南浚县附近,南北运输的中
点)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则投奔高丽,以中国虚实告之。隋炀帝夜半召集诸将领决
心放弃攻城。再引兵还,所有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也全部委弃。总算这次行动机密,退
军后两天,高丽虽发觉仍不敢追击。
两月以后,杨玄感虽被剿灭,但是隋炀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处的人民,不堪
征调,群起为盗,动辄以万数以千计。614年炀帝又召百僚议伐高丽,并下诏称“黄
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平
剿。虽然这时候来护儿的水军又迫平壤,高丽王遣使请降,囚送角斯政,使炀帝能借此
班师,却已经徘徊歧路。615年间巡视北边,又为突厥围困,几乎不免,守令前来赴
难,才使他脱围。翌年他即幸江都(扬州),再无意北返,对他诤谏的则获罪,最后甚
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报告。如此又一年多。617年冬天,唐国公李渊(也就是后
来的唐高祖)入长安,立他孙子杨侑为帝,尊他为太上皇,炀帝也无行动反应。618
年的春天,这遭众叛亲离的皇帝才被弑。弑他的并非疆场叛将,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
以前宠幸随从,以及近卫军。所以传统作史者对隋炀帝杨广的种种斥责,虽说可能被一
再渲染夸张,但也不是全部窜改事实,因为杨广有他被人攻击的弱点。
然则我们今日仍因袭传统作史者“褒贬”的方针写历史,却忽视了历史上时间与环
境的因素。公元7世纪的初叶隋唐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今日20世纪
末叶,又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二十四史里的《隋书》,修撰于唐初,作者动
称“殷鉴不远”。他们绝想不到隋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时代周人之泛
称中国,会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国。因为瞻前顾后立场不同,我们即写隋炀帝的传记,也
要将很多长时间远距离的因素一并加入考虑,才赶得上时代。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可称中国的“第二帝国”,以与秦汉之“第
一帝国”区别。汉虽称中央集权,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
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
“三长制”及均田,可谓整个社会,在国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农为主体,
注重低层机构的水平。秦汉的文书,还用竹木;隋唐之间不仅纸张已行使五百余年,而
且木板印刷,也于公元600年前后出现。这些因素,使教育较前普遍,也使整个文官
集团能向这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准的淳朴。
《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最重要
的程序,则是“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也就是不用荐举,全面公开的考试制度业已
发端,兹后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纪的1905年才停止。
因为如此,隋朝的铨叙也开始由中枢总揽。炀帝是修律令的牛弘与刘炫对谈,曾提
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长官自辟。受诏赴
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
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力与义务互为牵制,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为明显。隋朝
创业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并北齐之后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
素简单的地区拓展到人文繁复的地区。他灭陈之后制定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正在以
他间架性的组织推行于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这叛乱既被削平,他的统治
愈要加紧,此后他的处心设计,无一不以保持统一的帝国为前提。于是又15年。而在
此原始的农业的社会里,达到其目的捷径不是在中层增加其结构的繁复,而是保持下端
的均衡。隋文帝杨坚于594年令各府州县各给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与人争利。5
95所制工商者不得进仕。598年诏禁民间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从保持
农村社会的单纯划一着眼。他的提倡佛教,也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以统一思
想为宗旨。其大量裁减国子学,废州县学,也是因为儒学之道,不外“识父子君臣之义
,知尊卑长幼之序”,高级人员则需要“德为代范,才任国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储备
。他自己布衣粗食,也无非与低级标准看齐。
这以上种种设施,也与当时税收政策吻合。隋唐继承前朝的“租庸调”制,其重点
在国家财政千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贫富的差别,以极
低的税率全面征收,才发生广泛的效果。虽如此,仍有技术上的困难。《隋书》食货志
提及北齐定一夫一妇纳税额为一“床”,独身者缴“半床”,如是“阳翟一郡,户至数
万,籍多无妻”。只因为皇权凝聚于上,纳税的义务则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
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
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瘁于此事。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
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天性沉
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可是经过他的高压政策,隋朝的府库各物山积,甚至窖藏还不能容纳。所以钱穆曾
说西汉要经过四帝七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也
表示中国传统重农政策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全面生产,完全不讲究交换分配及使国
家经济多元化,又不作质量上的改进,短时间的全国动员,即可以使农业的财富(因其
无组织结构与商业的财富不同)丰溢超过预期。炀帝于公元604年即位,也算是继承
着第二帝国创国以来的经济基础,只是这样的富裕倒也成为国家的赘累,当日政治思想
又要防止“兼并”,那么已经在农村动员的劳动力作何区处,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

这样看来隋炀帝之耗用中国人力物力,有其历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鹰师于长安
,聚乐工于洛阳,也还是受客观环境的诱导。至于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
入谷作漕运已有之。建造宫殿则已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甚
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公元598年之役,动员三十万众,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
师则船多漂没,传统作史者称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
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
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们今日检讨炀帝的成败,不能专以他杨广一人功罪作最后的解答。即在杨隋
之前,各北朝已经相交人行均田制。这样以理想上数学的公式向下笼罩,功效如何,全
靠租庸调的税收作实际考核的标准,这方案一经发动为一种群众运动,也不容易适时收
束。于是矫枉必过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数字,没有下层着实的统计,以致男丁抽完
,力役及于女人,并且“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
矣”。不到征高丽失败,全国反叛,不知已极。隋炀帝虽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
,他也不像我们能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纵深。他最后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种主
意,也可见得他始终没有透彻的了解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传说他曾顾镜自照对萧后
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是否真实可靠,殊成疑问。但是其无可奈何的语气,已与他
悲剧性的结局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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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8-13
别找了,没有。少量的 还是有的 。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这是隋炀帝在这次西巡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
第2个回答  2009-08-17
人家问怎么能买到!!一楼搞了一大堆资料。
看看“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好像有!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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