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己亥年(1839年)五月二十日的夜晚,辞官南归的诗人龚自珍,路过淮安大运河畔,看到夜幕下一艘艘北上而去的运粮漕船。那硕大的船身在拥挤的河道上逆水而行,岸上一队队汗流浃背的纤夫,赤裸着上身,高喊着号子,声音响彻夜空。
这艰难而又雄壮的劳动场景,打动了诗人的内心,他想起在京中为官的日子,官俸禄米中的一颗一粒,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泪如雨下的诗人,挥毫写下了一首诗: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上图_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人,号定庵
自隋唐以后,随着江南的开发,雨水充沛的东南地区逐渐成为我国主要的产粮区域,而我国的政治中心处于北方,在京师有着皇亲国戚、王公贵族,文武百官还有上百万计的市井小民等着吃饭,故而朝廷十分迫切地需要把南方的粮食运输到北方,这就是所谓的“漕运”。
为了漕运,历代统治者修建了贯穿南北的大运河。大运河的开挖和维护都是相当繁重的工程,运河需要贯通长江、淮河、黄河,各河流水文条件不同。为使运河贯通,需修筑复杂的水利设施。特别是黄河,黄河是一条地上悬河,要让运河通过,必须要将运河河道垫高。黄河泥沙众多,时常淤积运河,还时常耗费人工物力常疏浚。黄河一旦决口,一溃千里,运河也被迫阻断,之后又必须投入巨大人财资源开挖。
明代为保漕运,引淮刷黄,束水攻沙,不断人为抬高淮河水位,通过运河冲击黄河,结果最后导致淮河水位太高,漫过河堤,把著名的泗州城连带朱元璋祖坟一起给淹了。
运河修建维护不易,运输过程也十分耗时费力。如文章开头所描述的那样,运河不少河段水浅,大漕船逆流而上,需要养着数万的民夫漕工拉纤,人力漕船行船缓慢,江南漕米运到京师,发霉变质有之。
既然河运漕粮不是件轻松事儿,那为什么不采用海运呢?
唐宋时候,都城在内陆,无法海运,这自不必说。但是明清的北京城离海并不远。我们大可以在杭州、太仓等南方港口把稻米装上海船航向天津。在天津下船的粮食,百里就到达京师。宋代我国的海船就频繁与南洋中东往来,明初郑和七下西洋,更是船帆远行万里。技术上海路运粮自然不成问题,为什么一门心思非搞大运河不可?为搞清原委,我们先从元代一统中原说起。
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了中国。元初的北方,历经多年战乱,一片残破萧条,急需南方向北方输血。“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与江南”故,元廷在统一之后就着手准备漕运。
元代开始借鉴前代的经验,采用的方法也是开凿大运河。忽必烈任用著名的水利学家郭守敬主持修筑运河,疏浚原先废弃淤积的运河古道,开挖新河道。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修成了南迄杭州,北达大都,全长三千余里的大运河。
大运河的开辟,促进了南北的交通,给北方提供了大量的粮食物资,但在运河还在修筑的过程中,漕粮运输中间不得不要经过陆路中转,耗费巨大,效率极低,“初,朝廷粮运仰江南。。。。。。劳废不成。”“民不胜其悴”。
于是,元朝就在至元十九年(1282年)开始试行海运,“运粮四万六千余石,由海道入京。”经过几次实验,终于于至元二十八年,合并海运四府为都漕运府,形成稳固的海运漕粮制度。
元代海运漕粮,开始时航路是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顺长江而下,之后沿海岸线北上,开入今天津大沽口。但因为主要经过浅海,水浅滩多,行船缓慢,半年才能完成航程。于是1293年开辟了新海线,出了长江口后,继续东行,直入外海“黑水大洋”到威海成山岛后,再向西航向大沽口。“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只要十余天,比历经数月的河运要快捷得多。
海运漕粮不仅快捷,而且运粮巨大,安全性较高,在成熟阶段,一年运输的粮食有330万石,总共运输47次,运输82917406石,中间损耗只有158258石,损失率只有0.19%。
于是,快捷方便的海运就和河运一道成为了元代漕运的主要方式,而且是以海运为主,河运为辅。后来中原江淮爆发了红巾军起义,运河彻底阻断,运输全部靠海,元朝廷赶紧不惜代价招安张士诚,方国珍,保障海路安全。张、方代理海路运输,从中捞取了不少好处,后来张士诚、方国珍被朱元璋收拾掉。元朝也差不多寿终正寝了。
明朝初年漕运方式延续了元代河海并行的模式。但由于都城在南京,所以北运漕粮主要是供给北方戍边的军队使用的,而且朱元璋就搞军屯制度,让军队自己种地生产粮食,所以海运漕粮的规模大大减少,一年只有40-80万石左右,只有元代的规模的一小部分。
到了永乐年间,皇帝计划迁都北京,对于漕运的需求量急剧上升,朱元璋留下的那几条海船根本不够用。永乐九年(1411年),山东济宁州同知潘叔正上书,疏浚拥塞的运河故道会通河:“浚而通之,非唯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对于开惠通河的建议,整个山东的官员,都积极地推动,因为这样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拉高GDP好几个点。
在一片高涨的呼声下,永乐皇帝批准了工程立项,1412年会通河通航。朝廷发现运河通畅可以绰绰有余地解决北京粮食供应问题,于是就在1415年宣布停止海运漕粮,全部采用河运。
自此以后到晚清400多年的时间里,河运彻底替代了海运,但在河运进行过程中,各种弊端逐渐显现出来:成本高,运输慢,受洪涝灾害影响。故而断地有人提出来恢复海运。如明孝宗时的丘濬,就认为河运不仅耗费人丁物力,而且是系全国咽喉命脉于区区一条运河,元代的经验已经成功证明了海运又便宜又安全又可靠。但是他的建议被众多言官以海运危险,风险不可控制的理由反对而不能通过。
到了明穆宗隆庆年间,因为运河年年都修,屡修屡坏,又有王宗沐等人提议搞海运,于是在内阁首辅的支持下,顶住满朝“海运天波难防”的压力,于隆庆六年(1572年)开始了一次海运试运行,可惜运气不佳,试运的海运船队,在山东福岛等处遭到飓风,损失船只十艘,损失粮食五千石。攻击者又占了上风,说:“河道可靠经常”而海道是“畏途”。
正好这时,高拱被张居正排挤下台,海运没有了后台支持。而张居正任用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治河,河运的环境好了很多,海运很快就下马,河运的地位又得到了巩固。
清朝延续了明朝的河运一支独大的漕运方法,但河运的中的种种问题,也一直困扰着清政府,康熙皇帝上朝时候,在大殿里就立着三块大牌匾,写着三件最要紧的事“削藩”、“治河”,还有就是“治漕”
由于河运积弊甚多,清代康熙到嘉庆的两百年间,也有不少人提出搞海运,皇帝也时常下诏讨论海运。但受反对者甚多,主要理由如嘉庆时两江总督靳保在奏疏《海运不可行十二事》中所说的,海运要造大船,耗费大量国家钱财,海路极其艰险,路上容易遭遇不测,海运需要派海军护航,兴师动众;海运以后,几十万内河漕兵的生计无法保证。在一众舆论的反对下,皇帝也只好作罢海运。
上图_ 道光皇帝,根据关乔昌先生的一幅水彩肖像画绘制,取自拉葛兰先生的收藏
到了道光五年(1825年),运河又堵了,被治河搞得心力交瘁的道光皇帝终于下定决心要搞海运了,这时朝中反对声音也不少。但这次,优柔寡断的道光皇帝居然乾纲独断了一回,令江苏巡抚陶澍租用商船试用海运。
终于在道光六年,完成了163万石漕粮的运输。海运速度快,成本低,朝廷尝到了海运的甜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海运漕粮成为常例。进入近代后,海上有了蒸汽大轮船,内陆又通了铁路,南北物流变得便捷,不需要如原来那样搞大规模漕运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停办漕运,中国千年的漕运史就此结束。
我们从明清群臣对海运的一片反对声中看出端倪:
首先,是大陆农耕文明对于海洋的敬畏。
我国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儒家思想又不断地强调以农为本,人民要好好种地,老实本分。封建统治者又把农民深深地给束缚在土地上,排斥商业。
大家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海洋是充满危险的,是不安全的,以海洋为生的渔民海商,多半是贼,是海盗,会影响封建统治秩序,瓦解农业社会。所以尽管元代海运成功说明了海运安全可靠,但是明清的士大夫依然认为海运危险异常。
另外,明清两朝也确实存在着来自海上的不稳定因素。
明朝海上倭寇肆虐,明末开始又有西方殖民者虎视眈眈,清初郑氏集团盘踞台湾,海上又有反清复明的势力。这些政治因素,使得朝廷不敢把漕运这一国家命脉交给茫茫大海。
河运的相关利益集团也阻碍着海运的进行。
朝中有大量的河道官,疏浚运河对他们来说既是升官的政绩,又是从中贪污腐败捞银子的机会。运河漕运养活了数以万计的漕兵,也带动了运河两岸经济的发展,靠河吃饭的人不计其数。如果河运萧条,不知会砸了多少人的饭碗,给社会带来多大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海运的不兴,其实和海禁一样,体现的是封建统治者,面对新机遇和挑战时,求稳求安的退缩思想的体系。这种保守的思想不仅影响着漕运,而且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社会进程。
文:大型狮子
参考资料:
【1】《元史》、《明史纪事本末》
【2】《论明代漕粮海运、河运之争》.王丹妮.辽宁师范大学 2018
【3】《道光初年漕粮海运研究》.倪玉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2000
【4】《从海洋走向运河:明代漕运方式的嬗变》.李德楠.(聊城大学学报) 2012.1
【5】《元明时期的海运与海禁》.朱子彦.(济南大学学报 (社科版)) 2018.1
【6】《“河运”还是“海运”——明代漕运方式的嬗变及思考》.付海月.(黑龙江史志) 201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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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近海且海运又快又便宜,为何明清还要花天价修大运河运漕粮?
如明孝宗时的丘濬,就认为河运不仅耗费人丁物力,而且是系全国咽喉命脉于区区一条运河,元代的经验已经成功证明了海运又便宜又安全又可靠。但是他的建议被众多言官以海运危险,风险不可控制的理由反对而不能通过。 到了明穆宗隆庆年间,因为运河年年都修,屡修屡坏,又有王宗沐等人提议搞海运,于是在内阁首辅的支持下,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