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周树人命运的“周福清行贿案”，究竟是咋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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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可以说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现代作家了，他文章中对于封建体制的讽刺和鞭挞，也让人记忆犹新，尤其是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的他能在清末大胆走出国门前往日本留学，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更是颇具勇气。而鲁迅先生之所以会走上与大多数人不同的人生轨迹，都与他祖父的一场牢狱之灾有关。

谁是鲁迅的祖父

鲁迅的爷爷周福清是浙江绍兴人，在同治十年考中了进士，随后进入翰林院担任庶吉士，散馆后，被分发到了江西省金溪县任七品正堂知县，在光绪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却被两江总督沈葆桢参劾。为了整饬两江吏治，沈葆桢一次性向皇帝参劾了十二位大小官员，他给皇帝处理的意见或是“即行革职”或是“勒令休致”，唯独对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评价道：“办事颟顸而文理尚优”，认为可以将周福清调整为负责教育的职位。

上图_沈葆桢（1820年—1879年），原名沈振宗，字幼丹，又字翰宇

接到沈葆桢的奏折后，皇帝将奏折交给吏部进行部议，吏部给出的结论是：周福清任知县已经超过了半年，不适合知县任职半年内不称职可进行调整的规矩，但可以按先例让周福清在七品知县的位置上退休。

这样的结果对于进士出身，而且刚刚四十岁的周福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所以他上下活动，经过一番运作，在光绪五年四月，皇帝签批同意了周福清改为“教职”的文书。不过面对从大权在握的七品知县到清苦的教育岗位上，周福清自然还是不满意，索性就捐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官，并在当年九月就进入了内阁上班。

由此看来，周福清不仅家庭条件优渥，同时他的人脉也非常广泛，不然何以能从濒临丢官的境地转圜到政府中枢工作，更为难得的是周福清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将近十四年，可谓是如鱼得水。

就在光绪十九年三月，周福清因丁忧回到浙江绍兴老家为母亲守制，这一年他的孙子周树人十三岁，作为官宦人家，在本应当是乐享天伦的时候，周家却因为一场不应该出现的祸事而家道中落，也自此改变了周树人即鲁迅的人生轨迹。

上图_周福清（1838-1904），原名周致福，字震生，又字介孚，号梅仙

一次“正常”的行贿事件

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抚松骏的一封奏折再次将周福清这个人名送到了皇帝的案头。就在二十五天前，负责浙江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的座船行至在苏州时，接到了一封“嘱托关节情事”的书信，以及一万元洋银的“支票”，这封书信以及银票的主人，就是当时从绍兴前往北京探亲的周福清。

周福清之所以会向负责浙江乡试的主考官疏通关系，一是因为他的儿子周用吉（鲁迅父亲）要参加当年的浙江乡试，二则是周福清和殷如璋都是同治十年辛未科进士，有同年之谊，所以周福清才派临时从同乡陈顺泉家中借来的佣工陶阿顺，前往殷如璋的座船送上书信，借以说情、行贿。

封建王朝的官员最重乡党、师生以及同年的情谊，因为这都是自己的人脉关系网。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纵然是做到四川布政使等职务的张集馨，也依旧尽力维系自己的同年旧谊。至于官员之间为公务员考试串通作弊这样的小事，在晚清更是屡见不鲜。就连在吏治清明的清早期，康熙皇帝都不禁发出“近来科场之事尽为大臣主持，遇考期将至，不惟为子弟钻营，且为他人图谋”的言论。

在这样的官场风气下，请托的事情正常不过，又有银元开路，周福清觉得此事万无一失，因此他不仅为儿子说情，还在书信中为同乡的马家坛等五个考生托请，而这五个考生和他们的家人并不知情，周福清的打算是在事成之后，向其他五家邀功，好将送给殷如璋的银子赚回来。甚至于他都在书信中约定好了乡试考生答题试卷中的暗号，借以让考官甄别“自己人”，以便多多关照，但周福清没想到是这样一件“正常”的小事却险些将他置之于死地。

上图_咸丰皇帝，1860年10月13日《伦敦新闻画报》

险遭大祸的周福清

主考官殷如璋在接到书信和银票后，当即叫人将书信和送信之人扣下，交给苏州府看管、提审。行贿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处于宁让人知，莫让人见的官场灰色地带，一旦盖子被揭开，落实了科场舞弊的罪名，就是杀头的罪过。所以此案一经皇帝知晓，即刻就让内阁发上谕将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在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周福清从上海回到浙江投案自首，而他的儿子周用吉和马家坛被革去功名（其他四人因在信中没有提到具体名字，因此侥幸逃过一劫）。

在人犯到位后，经过审讯并层层上报之后，十二月二十五日刑部尚书松溎向皇帝奏明，按照惯例“乡会试考官及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而且按照咸丰八年科场舞弊案的成例来说周福清都应该问斩，但是因为周福清的洋票殷如璋并没有收受，所以没有构成实际行贿“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而且鉴于周福清还能主动投案，所以刑部认为应当给周福清减刑，“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并将此意见呈递给皇帝裁决。

这份奏折递上去当天，皇帝就亲笔批示道：“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变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钦此”。从这道皇帝的朱批来看，周福清只好洗净脖子等待处决，但事情又出现了转圜。

上图_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1871年—1908年），即光绪皇帝

由于清代每年秋后处决的名单都要再给皇帝重新审核，并且按照情实、缓决、可矜、承嗣留养四个档次进行发落，而这四等对应的情况分别是：情实者当年被皇帝勾决处斩；缓决者下一年秋审再次核定；可矜者根据罪行轻重，减等发落流放；承嗣留养者，因情有可原，或者家中有父母需要赡养的，杖一百、枷号三个月后就可以回家赡养父母。

而周福清这个本应当在光绪二十年秋季被处斩的人，但是当年却划归为“缓决”，就这样拖到光绪二十一年九月，皇帝重新对周福清进行审核。诡异的是皇帝第一次的意见是“著予勾”，但是这份谕旨还没来得及发出去，皇帝又下发了“周福清著免勾。钦此”的谕旨。就这样等待杀头两年后的周福清神奇的保全了性命，但他并没有躲过牢狱之灾，皇帝亲自批红“周福清著牢固监候”，从光绪十九年周福清被投案自首开始，他一共在监狱待了八年，直到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才被“奏准开释”恢复了自由身，返回绍兴老家。

上图_清朝官员

疑窦丛生的周福清案件

虽然周福清被释放了，但是周家的家道却是一蹶不振，本应当向自己的祖父、父亲一样按部就班走科举道路的鲁迅，因为没有长辈照拂，转而投向了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学习西方知识，由此转变了他的思想和人生观。

而细细推敲之下周福清科场舞弊案里更是疑窦丛生。首先就是殷如璋与周福清分属同年，为何下手如此之重？有一种说法是，当时苏州知府王仁堪和浙江乡试副考官同在船上，殷如璋不便给周福清派来等待回信的佣工陶阿顺回信，于是陶阿顺便在船外大声呼喊，将此事说漏，被同船之人听到，殷如璋为保自己的声誉，只好对自己“所托非人”的同年痛下杀手。

这位陶阿顺的来历也颇为奇怪，他本是绍兴陈顺泉家的佣工，被前往北京的周福清临时借用跟随伺候。可是周福清为官多年，而且还有钱给自己打点前途，怎么会连一个亲随家人都没有，要借用别家的佣工呢？甚至还将送信打通关节的事情交代给一个粗人呢？而且作弊这样的事情，只能是密之又密，周福清又为什么要节外生枝为同乡的五个学子疏通关系呢？

上图_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

在周福清的供述中，他前往北京是为了探亲，可是周福清的家人以及亲家都在老家浙江，他前往北京探的到底是什么亲呢？而且探亲还要随身携带一万元洋银的支票吗？联系到周福清托殷如璋照顾的的其他五位考生中唯一具名的马家坛是翰林院编修马传煦的儿子，再鉴于清代官员丁忧回乡期满后不一定能够官复原职的情况，以及清晚期候补官员众多的情况。周福清很有可能当时携带巨款前往北京是为自己的前程活动，以谋求丁忧结束后能在内阁中保有一席之地。

周福清想要疏通关系的马传煦是咸丰七年的会元，又是当年二甲的进士，能力和人脉不是周福清这个捐纳的内阁中书可以比拟的。况且翰林院编修是可以时常接近皇帝的清贵之臣，如果能引为奥援，势必会增加周福清成功的几率。

在获悉自己的同年殷如璋是乡试主考官后，周福清为了加重自己进京打通关系的筹码，所以才临时起意，请托殷如璋让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六人中举的，并且特意点出了马家坛的名字。但他自己作为丁忧官员，本应在老家守制，不能轻易外出，这次“探亲”的举动不能让人知晓，所以只好托陶阿顺前往，没想到这位借来的佣工险些将自己送上法场。

上图_爱新觉罗·肃顺（1816年－1861年）

周家案件背后的晚清官场

既然周福清可以花大笔银子打点钱程，自然也舍得将自家的银子拿出来救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周福清一旦被捕入狱后，鲁迅一家的生活大不如前，经常出入当铺中的原因。但对周福清有利的情况是，晚清六部中的书吏如同绍兴师爷一样，大多数职位都被绍兴人把持，再加上“财可通神”，自下而上呈递给刑部尚书松溎的判决文件，自然会尽力为周福清开脱，如若不然，堂堂刑部满尚书又何以会为了一个汉族官员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引导性的提出可以减等免除死罪的意见呢。

因为咸丰八年的顺天府乡试科场舞弊案影响恶劣，在肃顺、载垣等人的推波助澜下，咸丰皇帝把当时的主考官兵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柏葰被判斩立决，并将此案立为定例，如有“官员凡遇子弟科场夤缘纳贿者交通关节”进行科场舞弊的人，绝不轻恕。

所以在刑部的奏折中才会将周福清从咸丰八年科场舞弊案的定例中择出来，而后周福清躲过两年秋审，且皇帝因为勾决他，而前后谕旨不一，更能看出这其中的有人在暗暗发力，也反映出晚清皇权的衰落，大臣弄权的局面。那么侥幸免除死罪的周福清，为什么八年之后会被刑部同意释放呢？因为这一年刑部新上任的汉尚书叫做葛宝华，浙江山阴人，即绍兴府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