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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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隆中对的句子，是给刘备的建议。从《隆中对》中我们可以看出，《隆中对》是诸葛亮对当时政局的看法，并且针对刘备集团无根据地的处境提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方针。概括起来，诸葛亮《隆中对》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当时的形势是“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而荆州和益州乃用武之地，应利用荆州刘表、益州刘璋不能守成的机会， “若跨有荆、益，”取代割据荆、益的刘表、刘璋，建立起可靠的根据地，与曹操、孙权三分天下。2．在夺取荆州和益州的同时，利用“帝室之胄，信义着于四海，”的声望，招揽人才，“内修政理”，逐步增强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3．在益州要妥善处理好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解除以后北伐时的后顾之忧。4．在荆州要“外结好孙权，”与孙权建立抗击曹操的联盟。待“天下有变，”再分兵两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如果这样的话，刘备“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综观后来的历史进程，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为刘备集团制定的战略决策，大体上也是行之有效的。《隆中对》的历史局限在《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分析了当时形势后，又为刘备谋划了“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建基立业的宏伟蓝图。应该说，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的形势分析和提出的战略决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和可行的，但同时也存在着它的困难和局限，这在后来形势的发展中逐渐显现出来，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跨有荆、益”和“外结好孙权”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在《隆中对》中，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首先夺取刘表的荆州和刘璋控制的益州为根据地，然后“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刘备“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 “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宏伟蓝图。但是，荆州“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联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占有荆州，向南可威慑江南，进而扫荡割据江东之地的孙吴；向北可出兵宛、洛，北定中原。因此争夺荆州，无论是对曹操、刘备、孙权都至关重要。在赤壁战前，面对来势汹汹的曹操大军，唇亡齿寒，共同的利害关系，使刘备、孙权结成抗曹联盟。赤壁之战曹操战败，退出了对荆州的争夺，而赤壁战后，刘备与孙权荆州争夺的序幕就拉开了。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孙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孙权)遂置南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为争夺荆州地区，吴、蜀不惜兵戎相见。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集团留驻荆州的大将关羽率军攻打曹魏占领下的樊城，水淹曹操派来援助曹仁的于禁所督七军，“羽威震华夏”，曹操甚至“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刘备集团势力的发展，不仅对曹魏集团是一种威胁，对孙吴集团也是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曹操和孙权又暂时结成同盟。孙权趁关羽出兵樊城，后方空虚的时机，命大将吕蒙袭取荆州，斩杀了关羽。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为了夺回荆州，刘备不惜倾巢出动，沿长江而下伐吴。夷陵之战，蜀军大败，刘备的蜀汉再也不能对孙吴构成威胁，这时倒是曹魏对孙吴的威胁更加显现。于是，孙吴向蜀汉“遣使请和”，蜀汉与孙吴又结成了抗曹联盟。由此可见，“跨有荆、益”和“外结好孙权”之间是存在着极大的矛盾，是有一定条件的。二、荆州的失去，使得北伐的基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诸葛亮《隆中对》“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的提法，也逐渐了失去了原有的号召力。诸葛亮《隆中对》认为在军事战略上要分两步走：首先利用荆州牧刘表、益州牧刘璋的弱点，不失时机地夺取荆、益二州；然后再以荆州、益州为根据地，等待时机成熟，两路出兵，对曹魏实施两面夹击，以达到逐鹿中原，兴复汉室的目的。在以后的一段时间，形势也正是按照诸葛亮提出战略决策发展的，刘备集团先后夺取了荆、益二州。此时真可谓万事俱备，只欠“天下有变”的东风了。然而，荆州的失去，使得后来诸葛亮北伐时的条件，已异于《隆中对》中提出的北伐战略条件。失去荆州，使得蜀汉政权处于偏安一隅的窘境，经济实力大大削弱，军事上丧失了“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与“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遥相呼应，两面夹击曹魏的可能。尽管诸葛亮后来与孙吴重修盟好，解除了可能来自孙吴方面的威胁。同时诸葛亮对蜀汉政权在政治上加强治理，整顿吏治，举贤任能，调整了蜀汉集团内部，主要是随刘备入川的荆州集团和原属刘璋的益州集团的关系；经济上则大力奖励耕战，务农植谷；军事上治戎讲武，为北伐作准备。经过几年的励精图治，蜀汉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局面，训练出了一支十余万人的精兵。为了安定蜀汉的后方，解除北伐的后顾之忧。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经过两年的准备，亲率大军南征， “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迅速平定了南中四郡南夷首领的叛乱。同时，又得以征收南中地区出产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物资以给军国之用；并挑选劲卒万人编入蜀军，号曰“飞军”，加强了蜀汉的军事实力。但仅管如此，蜀汉与曹魏、孙吴相比，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还是最弱的。为了完成“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统一天下的大业，诸葛亮从蜀汉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开始，到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病死北伐军中，七年中先后五次兴兵北伐曹魏。以诸葛亮之才，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却功败垂成，收效甚微。客观地讲，北伐的失败，与其北伐时的条件已异于《隆中对》时提出的北伐战略有关，蜀汉和曹魏两国力量过于悬殊，蜀汉以一州之力难以蹈覆雄据九州之地的曹魏，失败是必然的。唐代大诗人杜甫对诸葛亮十分崇敬，他在《蜀相》诗中写道：“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对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深感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