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不同朝代丝绸通过哪些纹样彰显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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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礼仪之邦、衣冠古国。孔孟儒家学说对于中国礼仪制度的产生、发展及完善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丝绸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煌煌礼制的一个缩影。可以说，中国古代的丝绸服饰是“分尊卑、别贵贱”的礼仪制度工具之一，是封建宗法制度的物化表现。
古代帝王所穿戴的服饰具有特殊的标记，需要有一套正规的服饰制度来加以规定，而且必须严格执行。皇帝是万民仰视的真龙天子，拥有极其尊贵的身份，其衣裳配饰，从一串珠玉、一块冕板、一个图纹、一种颜色到一件配饰，大到衣服的形制色彩，小到丝线的长度、衣料，都与礼制相关。因此，帝王服饰是整个服饰制度的准绳和基石。
据史书记载：在黄帝以前的时代，人们是头插羽毛来遮蔽酷暑，身披兽皮来抵挡严寒的。到了黄帝掌管天下后，才第一次制作衣裳，并推行于天下。《易经·系辞下》记载：“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这里的“垂衣裳”是指缝制衣裳。而且，黄帝、尧、舜所创制的衣裳依照的是《易经》中的乾坤两卦，乾为天，坤为地，一上一下，上衣下裳，于是，人身体的上半部和下半部也就都有了衣服。
“标准的”专用帝王服饰出现于周代。当时的统治者对于各类人等所着服饰已有严格的规定，且被纳入“礼仪”的范畴。等级尊卑十分明显，不允许肆意僭越。当时发达的纺织、印染生产技术为周朝建立完善的服饰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辅佐成王的周公姬旦，为巩固西周政权，制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阶梯式宗法等级制度，以明示官职上朝、公卿外出、后嫔燕居等的上衣下裳各有差等，并对衣冕的形式、质地、色彩、纹样、佩饰等作了详细的明文规定，成为周代礼治的重要内容。
据《周易》记载：“天玄（天青色、非黑色）地黄（土地色）。”周天子在祭天的时候所着服装为玄衣纁裳，玄指黑色，纁兼有赤黄之色，玄衣即黑色面料的上衣，纁裳即为赤黄色的下裳。上衣绘有日、月、星、山、龙、华虫等六章，类似于今天的手绘服装，是画工用笔墨颜料直接画在布上的；下裳则用刺绣，有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等六章，共十二章花纹图案。
这十二章图案各有其特殊的象征意义：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龙，能变化而取其神之意，象征人君的随机应变；山，取其能云雨或说取其镇重的性格，象征王者镇重安静四方；华虫，雉属，取其有文章（文采），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是宗庙的一种祭祀礼器，后来在其中绘一虎一蛇，以示王者有深浅之知，也有说取其忠孝之意；藻，取其洁净，象征冰清玉洁之意；火，取其光明，火焰向上有率士群黎向归上命之意；粉米，取其洁白且能养人之意；黼，绣黑白为斧形，取其能决断之意，黼与斧在发音上相近，古代也有通用的；黻，绣青与黑两弓相背之形，取其明辩之意。
周以前，帝王服饰即绘绣有上述十二章花纹，到了周代，因旌旗上有日、月、星的图案，服饰上也就不再重复，变十二章为九章。纹饰次序，以龙为首，龙、山、华、虫、火、宗彝是手绘的；藻、粉米、黼、黻是锈上去的。其后的各个朝代，基本延续了十二章纹的传统图案，十二章逐渐成为中国历代帝王的专用纹饰，它是中国古代王权的标志。十二章中的龙和凤，也逐渐为帝王专用，龙成为天子的象征，凤则是至尊女性的代表。

帝后龙袍

“龙袍”是古代中国人一个特定的传统服装模式，真正的龙袍出现的年代已无从考证。在敦煌壁画中有西夏皇帝身穿龙袍的场景，辽代墓葬中也有类似的龙袍出土。从这些形象资料来看，古时的龙袍一般采用团龙（龙位于圆形中间）纹样，此种款式在当时可能还不局限于皇帝本人使用，凡具有较高品秩的达官贵人均可穿着。
元代龙袍的纹样为过肩盘龙式，前胸和后背皆以大型柿蒂窠作过肩龙，两袖上部为行龙（即侧身的龙，按照上下不同的朝向分为“升龙”和“降龙”两类），袍的下摆也为一栏行龙。此种龙袍的形式后被明统治者沿用。
到了清代，龙袍的款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朝服上仍为柿蒂窠的过肩龙，但在下摆处则有多个小团龙，而不似明代的行龙了；日常的袍服，则前后均有三条龙，呈品字形排列，左右是双龙过肩，下摆则为有一定高度的江崖海水。龙的造型与元、明两代相比也有很大的变化。元代的龙纹较流动、灵活，头部较小，但气象宽阔宏大，富有精神；明代的龙纹粗壮有力，龙嘴或开或合，发与肘毛富于装饰性，但有时形体大而失调；而清乾隆、嘉庆之后的龙纹已变得龙气横秋，形象更为臃肿，也更为怪诞。
清代皇帝的冠服，既是实用的衣物，又是封建等级的标志。它们均以当时最名贵的绸、缎、罗、兽皮、黄金、珍珠、宝石为衣材料，由最优秀的织绣匠师缝制而成的。在形制上不仅保留了汉族服饰的特点，延续了自周以来十二章纹样的传统，而且还兼具满族的特色。
皇帝的冠服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等，分别穿着于不同场合中。礼服是在大朝、大祀等比较隆重的典礼上穿的，包括朝冠、端罩（冬用）、兖服、朝服、朝珠、朝带等，其穿戴方式都有严格的定制。吉服也称彩服，用于一般的典礼，如劳师、受俘、赐宴、祝寿等活动。常服属于比较随便的衣服，平常穿着。行服用于巡幸、出征等，凡是与远行有关的，就要穿上行服，其纹饰、颜色都没有严格的规定。
兖服是一种古老的礼服，以石青色（即深蓝色）为地，两肩及前后胸均绣有一正金龙（正龙，即正身的龙），一共四个团龙，并伴有日、月、万寿篆文及五色云的纹饰。朝服则为皇帝上朝时所穿的一种礼服，以亮丽的明黄缎作整件衣料，披领及袖采用石青色。朝服上所绣纹饰有：两肩及前后胸各绣一条正金龙，腰帷是五条行龙，衽部为一条正龙，下段叠褶处（类似于百褶裙的折褶处）前后各有九条团龙，袍的下部则有两条正龙与四条行龙，加上披领上的两条行龙和马蹄袖端各有的一条正龙，整件朝袍一共绣有三十八条形式各异的龙，包括正龙、行龙、团龙等。除金龙外，还在袍的不同部位绣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等皇帝朝服特有的“十二章”纹样。
皇后的冠服，同样有礼服、吉服之分。皇后的朝袍也是明黄色的，披领及袖为石青色，前后胸及领、袖各有一条金龙，间以五色云朵，下为海水纹。有的中间有叠褶，腰帷四条行龙，下幅为八条行龙，前后各一条正龙，两肩行龙各一条，比皇帝的朝袍上出现的龙要少很多。除朝袍外，还有朝裙。朝裙属有叠褶，上为红色织金寿字缎，下为石青行龙妆缎，夏裙则以透气凉爽的纱为裙料。皇后的礼服中还有一种叫朝褂，形壮似长坎肩，穿在朝袍外。石青地，片金边儿，前后绣有两条立龙，下分四层花纹，金龙周围衬以万福、万寿纹样。吉服稍简单些，但仍用华贵的织绣物来装饰。

官员的补服

在中国古代服饰制度中，最能反映丝绸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密切关系的，则是文武百官的补服。补服是一种饰有品级徽识的官服，或称补袍，与其他官服有所不同。主要区别是：其服饰的前胸后背，各缀有一块形式、内容及意义相同的补子。因此，只要一望补子上的纹样，便可知其人的官阶品位，这有点类似于现今军官的军衔。
补子的源头可以上溯至蒙元时代。内蒙古正蓝旗羊群庙出土的元代石雕上就有花卉纹的补子，同时在一些元代墓葬中也确实发现了不少具有方补形式的元代织物。但这些服饰没有作为补服出现，且这些方补多作花卉状，它们在当时并没有作为官阶的标志。
真正代表官位的补服定型于明代。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官吏所着常服为盘领大袍，胸前、背后各缀一块方形补子，文官绣禽，以示文明，武官绣兽，以示威武。一至九品所用禽兽尊卑不一，藉以辨别官品。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黄鹂，九品鹌鹑；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除此之外，还有皇帝作为赐服专门赐给特定人物的赐补，有斗牛和飞鱼两种。
从明代出土及传世的官补来看，其制作方法有织锦、刺绣和缂丝三种。早期的官补较大，制作精良，文官补子均用双禽，相伴而飞，而武官则用单兽，或立或蹲。到了清代，文官的补子却只用单只立禽，各品级略有区别，通常是：一品鹤，二品、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而武官还是用单兽，通常为：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
明清官员所用补子都是以方补的形式出现的，与明补相比，清代的补子小而简单，前后成对，但前片一般是对开的，后片则整片织在一起，主要是为了便于穿着。前片官补正好位于清代官服的前胸，为便于解系纽扣，只能将前片对半分开。
在明清两代，受过诰封的命妇（一般为官吏的母亲及妻子）也备有补服，通常穿着于庆典朝会上。她们所用的补子纹样以其丈夫或儿子的官品为准。女补的尺寸比男补要小。凡武职官员的妻、母，则不用兽纹补，也和文官家属一样，用禽纹补，意思是女子以闲雅为美，不必尚武。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明清时期，官补制度并没有被严格执行，以下僭上的事情时有发生，尤其是明代。明代的补子自明初到晚期曾多次更定，特别到了明中后期，违制现象屡有发生，且多为武官。因此，有许多明墓出土的官补与墓主的身份并不一致。现今已成为文物收藏精品的补子，在国际文物拍卖会上非常受欢迎。国际市场上的补子分类十分齐全，有男补女补、方补圆补，文补武补。其中男补贵于女补，武补贵于文补。由于武官着装多僭越品级，所以，武补中较低者如八品犀牛及九品海马几乎难以寻觅，反而价格最为昂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