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者正也
孔子治国的根本理念，是一个“正”字。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臣、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当时社会动乱，礼崩乐坏，君臣父子的关系遭破坏，天子大权旁落，不再能号令天下；诸侯国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大夫僭越专权，陪臣执国命；子弑父，弟弑兄的事层出不穷。正名，就是针对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提出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使社会秩序归于正常。这也是孔子的基本目标。
《子罕》篇又有“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以各得其所释“正”。“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使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程子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理正社会秩序，使各方各得其所。这是传统治国理政的根本理念。
孔子当时所追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有其鲜明的时代内容，是为了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这个要求早已经被历史淘汰了。然而在正名的具体主张中包含的各得其所的思想，则有着重大的意义。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指示了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的方向。今天我们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外交上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可以说也都是求“万物各于其所”。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求其各得其所；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也要求其内部各因素、各方面，如政府和市场之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及城乡，东、中、西部，贫富之间等等，各得其所。可以说改革就是调整各方面、各部分的关系，以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各得其所是改革的目标和实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契约，国家治理中的法制，根本的精神都在于求各得其所。民主的精神和实质，也是在于调整政府与公民以及各部分人之间的关系，使各方面各得其所；民主是达到各得其所的一种形式。各得其所的概念，是把个人放在社会群体中来处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包含保护个人权利和尊重他人、尊重社会以及政府权力等方面的要求；对个人的要求包含了权利和义务、责任两个方面。和单纯以人权、自由、平等为基础相比，更为全面，更有利于正确理解和运用民主，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华文化的贵和思想，也指出了处理冲突和危机的方向。单边主义，暴力恐怖威胁、经济制裁，以至战争等等，只能加剧矛盾冲突。只有承认差别，互相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各得其所，才是解决冲突，促进和平发展的正确途径。
为政以德
正名，恢复社会秩序正常，关键在正人。为达到“正”的目标，孔子主张为政以德。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治国理政是依仗强力还是德教？是当是当时对立的治国主张。孔子用“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八个字概括说明法制刑政与道德礼教的不同特点和功能：法制刑政依靠的是强制，它的作用是惩罚犯罪，使人不敢做坏事，却不能使人为善；道德礼教依靠的是教育和自觉，它的作用是使人知耻，不愿做坏事，预防犯罪。通过这样比较，他论证了“为政以德”的正确和必要，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基础，把社会秩序的稳定建立在人们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恃德不恃力，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传统。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概括说明。道之以德是提高其道德自觉，齐之以礼是规范其言行举止。德是礼的内在的精神基础，礼是德的外在表现和落实。德是灵魂，礼是形式。德和礼是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二者的结合、统一，构成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
正人中又有两方面：正人和正己。“正人先正己”。不只是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首先是要求在位者自身要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对百姓的教育是重要的，但身教重于言教；在位者不能以身作则，对百姓的教育就不会有效。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民风之正，在于君子之风。君子之风正，则民风正；君子之风不正，则民风衰。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位者自身不正，下面的风气自然就歪。
如此可见，孔子有救世之志，而他救世的理念，由正名开始。为政之本在正名，正名之本在正人，正人之本在正己，最后落到人的“正”。孔子、《论语》的中心思想，落到了为人之道，做人的道理上。
由此，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把教育看作为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一定程度上孔子对法制刑政也有所忽视。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庶、富、教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是孔子的政治纲领，第一要使人口增长，第二使人们富裕，第三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在当时，地广人稀，生产力低下，物产匮乏的情况下，要富国强兵，抵御外来的侵犯，首先要增长人口，有足够的数量。这是一切有见识的政治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墨子说：
“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
他提出的富、众、治三点，前两点与孔子所说富、庶相同，不同的是后面这一点，一个主张教，一个主张治。
在富和教的关系上，富在教之前，先富后教。《论语》里孔子对这一点没有进一步作具体的发挥。但是《论语》中有很多地方谈到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和关心。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鲁国遇到灾荒，国家的财政出现问题。哀公问有若怎么办？有若建议把田赋制度改一下，从征收二分之一的赋税改为收十分之一。哀公说，现在我都不够用，怎么你还要我减少到十分之一呢？有若回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如果老百姓富足了，你国君就不用发愁；如果百姓都不够用，你从哪里去征收呢？有子是着眼于让百姓能够富裕。民富国强，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富强。
还有，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均”，一般人常常解释为平均，说孔子是主张平均主义。其实未必如此。朱熹注说：“谓各得其分。”董仲舒则解释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这些解释，都以为孔子所说的“均”不是平均，而是要调节各阶层的收入，使贫者富者都能“各得其分”，不至于过富和过贫，以求社会的安定。也是体现了各得其所的意思。所以这一章的大意就是不怕财富不多，只怕分配不合理；不怕人口稀少，而怕境内不安。也反映了孔子关心民生的思想。
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粮食很充足，或者经济很发达；足兵，有充足的军备；还有就是老百姓对国家或者对政府的信任。有这两条，百姓就信任政府了。如果迫不得已，三者必须去掉其一，先去哪条呢？孔子说去兵。如果迫不得已在剩下的足食和民信这两条中还要去一条，去哪个呢？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去掉粮食。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但是一定要保持民信；如果人民对国家没有信任，国家是不能立足的。
前面说要先富后教，而这里说在食和民信二者中先去食，这两章说的是不同的问题。第一，庶、富、教是说为政的次序。庶为第一要务；富与教之间，先富后教。民富，百姓无后顾之忧，才乐于接受教化；所以为政必先富后教。庶之，富之，教之乃为政次第三步骤。去食、去兵，民无信不立，则是讲的国家稳定的基础、根本何在？民信重于足食、足兵。民信为本；足食、足兵为末。前者所说是先后，后者所说在本末。第二，庶、富、教说的是正常情况下的安排，去兵、去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处理。正常情况下，应守先后次序，按庶、富、教的次第施政；特殊情况下，则应以维护根本为要，宁可去兵、去食，不可失信。
这说明，当政者能否得到百姓的拥护，能否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孔子最为关注的一件事情。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为政的目标是要取得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心悦诚服，自动来投奔。オ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
取信于民是使用民力的基础和前提。
这反映孔子一个重要思想，即把政权巩固的基础放在百姓的信任上。这也是儒家政治思想中重要的一点。以后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君民舟水关系论，继承发挥了这一思想，形成了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传统。
“民无信不立”，“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政权的巩固，最重要的不是靠足兵，国防和军事；也不是靠足食，经济的发展；而是靠民心，得到百姓的拥护和信任。这个道理，已经为古今中外全部历史所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一切当权者必须时刻牢记在心，不可须臾忽视和忘却的。
孔子“政者正也”，“为政以德”,“”庶、富、教“，”民无信不立“的思想，反映出一种重要的治国理念：为政的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稳定，百姓的安定富足；治国的实质不是管制，更不是镇压，而是”正“；治国的手段主要不是强制，而是教化，恃德不恃力；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稳固，基础在人，在民心，不在物。这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立足于人的完善的思想。它从人出发，为了人的完善；又依靠人的完善，把治国平天下的希望建立在人们”有耻且格“的基础之上。这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思想。
同时，这也是整个儒学的核心思想；全部儒学，它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在于人的提高和完善。正如《大学》所概括的：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孔子、儒家这一思想，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途径。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世间一切问题，都在于人；一切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是在于人自身的提高和完善。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在中国和广大儒学文化圈，培育形成了重教育、重道德的优良传统，对这一地区社会文化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这个道理也不断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所证实，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如和平、环境、气候、金融危机，以及疫病、贪腐、自杀等等，究其根源，无不在于人的贪婪、自私、放任……。”政者正也“、”为政以德“的思想，对于人类持续长远的发展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或有人质疑：此等理念不现实。一切取决于人的自觉，道理很对；但现实中自觉的能有几人？所以靠自觉只是理想，实际还是没有用。此话不无道理。人类社会，距离人人自觉还很远。但孔子关于法制刑政与道德礼教所做”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的比较和评论，是基本正确的，并且包含有极高的智慧。就如反贪腐，也有让人不敢、不能和不愿三种可能的情况。用法制手段严厉制裁，只能使人不敢；制度改革和完善，也只能使人不能；根本的解决是提高人们的自觉，使人们不愿。但治本的目标不可能一步达到，改善只能从治标入手。《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
孔子治国的根本理念，是一个“正”字。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臣、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当时社会动乱，礼崩乐坏，君臣父子的关系遭破坏，天子大权旁落，不再能号令天下；诸侯国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大夫僭越专权，陪臣执国命；子弑父，弟弑兄的事层出不穷。正名，就是针对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提出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使社会秩序归于正常。这也是孔子的基本目标。
《子罕》篇又有“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以各得其所释“正”。“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使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程子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理正社会秩序，使各方各得其所。这是传统治国理政的根本理念。
孔子当时所追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有其鲜明的时代内容，是为了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这个要求早已经被历史淘汰了。然而在正名的具体主张中包含的各得其所的思想，则有着重大的意义。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指示了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的方向。今天我们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外交上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可以说也都是求“万物各于其所”。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求其各得其所；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也要求其内部各因素、各方面，如政府和市场之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及城乡，东、中、西部，贫富之间等等，各得其所。可以说改革就是调整各方面、各部分的关系，以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各得其所是改革的目标和实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契约，国家治理中的法制，根本的精神都在于求各得其所。民主的精神和实质，也是在于调整政府与公民以及各部分人之间的关系，使各方面各得其所；民主是达到各得其所的一种形式。各得其所的概念，是把个人放在社会群体中来处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包含保护个人权利和尊重他人、尊重社会以及政府权力等方面的要求；对个人的要求包含了权利和义务、责任两个方面。和单纯以人权、自由、平等为基础相比，更为全面，更有利于正确理解和运用民主，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华文化的贵和思想，也指出了处理冲突和危机的方向。单边主义，暴力恐怖威胁、经济制裁，以至战争等等，只能加剧矛盾冲突。只有承认差别，互相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各得其所，才是解决冲突，促进和平发展的正确途径。
为政以德
正名，恢复社会秩序正常，关键在正人。为达到“正”的目标，孔子主张为政以德。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治国理政是依仗强力还是德教？是当是当时对立的治国主张。孔子用“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八个字概括说明法制刑政与道德礼教的不同特点和功能：法制刑政依靠的是强制，它的作用是惩罚犯罪，使人不敢做坏事，却不能使人为善；道德礼教依靠的是教育和自觉，它的作用是使人知耻，不愿做坏事，预防犯罪。通过这样比较，他论证了“为政以德”的正确和必要，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基础，把社会秩序的稳定建立在人们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恃德不恃力，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传统。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概括说明。道之以德是提高其道德自觉，齐之以礼是规范其言行举止。德是礼的内在的精神基础，礼是德的外在表现和落实。德是灵魂，礼是形式。德和礼是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二者的结合、统一，构成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
正人中又有两方面：正人和正己。“正人先正己”。不只是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首先是要求在位者自身要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对百姓的教育是重要的，但身教重于言教；在位者不能以身作则，对百姓的教育就不会有效。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民风之正，在于君子之风。君子之风正，则民风正；君子之风不正，则民风衰。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位者自身不正，下面的风气自然就歪。
如此可见，孔子有救世之志，而他救世的理念，由正名开始。为政之本在正名，正名之本在正人，正人之本在正己，最后落到人的“正”。孔子、《论语》的中心思想，落到了为人之道，做人的道理上。
由此，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把教育看作为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一定程度上孔子对法制刑政也有所忽视。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庶、富、教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是孔子的政治纲领，第一要使人口增长，第二使人们富裕，第三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在当时，地广人稀，生产力低下，物产匮乏的情况下，要富国强兵，抵御外来的侵犯，首先要增长人口，有足够的数量。这是一切有见识的政治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墨子说：
“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
他提出的富、众、治三点，前两点与孔子所说富、庶相同，不同的是后面这一点，一个主张教，一个主张治。
在富和教的关系上，富在教之前，先富后教。《论语》里孔子对这一点没有进一步作具体的发挥。但是《论语》中有很多地方谈到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和关心。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鲁国遇到灾荒，国家的财政出现问题。哀公问有若怎么办？有若建议把田赋制度改一下，从征收二分之一的赋税改为收十分之一。哀公说，现在我都不够用，怎么你还要我减少到十分之一呢？有若回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如果老百姓富足了，你国君就不用发愁；如果百姓都不够用，你从哪里去征收呢？有子是着眼于让百姓能够富裕。民富国强，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富强。
还有，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均”，一般人常常解释为平均，说孔子是主张平均主义。其实未必如此。朱熹注说：“谓各得其分。”董仲舒则解释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这些解释，都以为孔子所说的“均”不是平均，而是要调节各阶层的收入，使贫者富者都能“各得其分”，不至于过富和过贫，以求社会的安定。也是体现了各得其所的意思。所以这一章的大意就是不怕财富不多，只怕分配不合理；不怕人口稀少，而怕境内不安。也反映了孔子关心民生的思想。
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粮食很充足，或者经济很发达；足兵，有充足的军备；还有就是老百姓对国家或者对政府的信任。有这两条，百姓就信任政府了。如果迫不得已，三者必须去掉其一，先去哪条呢？孔子说去兵。如果迫不得已在剩下的足食和民信这两条中还要去一条，去哪个呢？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去掉粮食。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但是一定要保持民信；如果人民对国家没有信任，国家是不能立足的。
前面说要先富后教，而这里说在食和民信二者中先去食，这两章说的是不同的问题。第一，庶、富、教是说为政的次序。庶为第一要务；富与教之间，先富后教。民富，百姓无后顾之忧，才乐于接受教化；所以为政必先富后教。庶之，富之，教之乃为政次第三步骤。去食、去兵，民无信不立，则是讲的国家稳定的基础、根本何在？民信重于足食、足兵。民信为本；足食、足兵为末。前者所说是先后，后者所说在本末。第二，庶、富、教说的是正常情况下的安排，去兵、去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处理。正常情况下，应守先后次序，按庶、富、教的次第施政；特殊情况下，则应以维护根本为要，宁可去兵、去食，不可失信。
这说明，当政者能否得到百姓的拥护，能否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孔子最为关注的一件事情。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为政的目标是要取得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心悦诚服，自动来投奔。オ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
取信于民是使用民力的基础和前提。
这反映孔子一个重要思想，即把政权巩固的基础放在百姓的信任上。这也是儒家政治思想中重要的一点。以后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君民舟水关系论，继承发挥了这一思想，形成了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传统。
“民无信不立”，“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政权的巩固，最重要的不是靠足兵，国防和军事；也不是靠足食，经济的发展；而是靠民心，得到百姓的拥护和信任。这个道理，已经为古今中外全部历史所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一切当权者必须时刻牢记在心，不可须臾忽视和忘却的。
孔子“政者正也”，“为政以德”,“”庶、富、教“，”民无信不立“的思想，反映出一种重要的治国理念：为政的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稳定，百姓的安定富足；治国的实质不是管制，更不是镇压，而是”正“；治国的手段主要不是强制，而是教化，恃德不恃力；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稳固，基础在人，在民心，不在物。这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立足于人的完善的思想。它从人出发，为了人的完善；又依靠人的完善，把治国平天下的希望建立在人们”有耻且格“的基础之上。这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思想。
同时，这也是整个儒学的核心思想；全部儒学，它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在于人的提高和完善。正如《大学》所概括的：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孔子、儒家这一思想，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途径。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世间一切问题，都在于人；一切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是在于人自身的提高和完善。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在中国和广大儒学文化圈，培育形成了重教育、重道德的优良传统，对这一地区社会文化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这个道理也不断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所证实，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如和平、环境、气候、金融危机，以及疫病、贪腐、自杀等等，究其根源，无不在于人的贪婪、自私、放任……。”政者正也“、”为政以德“的思想，对于人类持续长远的发展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或有人质疑：此等理念不现实。一切取决于人的自觉，道理很对；但现实中自觉的能有几人？所以靠自觉只是理想，实际还是没有用。此话不无道理。人类社会，距离人人自觉还很远。但孔子关于法制刑政与道德礼教所做”免而无耻“与”有耻且格“的比较和评论，是基本正确的，并且包含有极高的智慧。就如反贪腐，也有让人不敢、不能和不愿三种可能的情况。用法制手段严厉制裁，只能使人不敢；制度改革和完善，也只能使人不能；根本的解决是提高人们的自觉，使人们不愿。但治本的目标不可能一步达到，改善只能从治标入手。《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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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2-02-14
孟子的治国理念是行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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