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画的美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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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怪胎——“文人画”出现的偶然

　　来源/江苏画刊��文/沈勤

　　水墨画在宋之前与文人并无多大关系。反之，文人与画在宋之前也无关联。

　　绘画艺术对那些立志高远的文人只能算做雕虫小技，而书法则是文人存身立命的门面。至唐代开科举，书法更是文人获取功名、进身仕途的必修课目，书法不好者不能通过考试。 不过，对照同时代的书法与绘画，这两个艺术门类之间在各自的发展脉络中相互影响。从春秋至秦、汉，我们从属于绘画门类的漆器纹饰与丝绸的纹饰中，看得见绘画意识要先于书法，看到的飞动着、变化着的线条已经具有了独立被欣赏的抽象美了。而此时的书法更多的还是一种“写字”。汉代，具有自主意识的画匠们，开始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像儿童一般，对世间的一切充满新奇。等不及新技法的准备成熟，幼稚的思维已创造出中国美术史上最充满生命力的图像。

　　南北朝时，书法先于绘画迎来了第一个高峰。门阀士族拥有对学识资源的绝对垄断权，读书、习字、文章、做官，顺理成章，在他们的手中，终于把写字弄成了艺术。

　　而绘画还在消化着由西域传入的新技法，与宗教和教化互为表里，与文人的心理需求和书法的形而上形态还相距甚远。

　　终于，人物绘画与书法艺术在唐代一同站在了各自的峰顶，而各自作者的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书法大家多为高官，而画家则地位卑微。青绿山水的开派大师李思训，在唐朝廷供职，一日皇帝兴起，当众让他们画画，李觉得是对他的羞辱。由此可见，唐时绘画相较书法的地位之低下。

　　魏晋以来，由汉代的“入世”生活，转向“出世”的田园生活，是文人在精神上的需求，但不管“入世”还是“出世”作为这主体的“人”也只是挪个地方而已。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人”还是风景中的主角，就是最准确的说明。

　　到了唐代，自然山水、边塞大漠成了文人书法豪情的借用物，情景交融。魏晋时的那个“人”在精神上已经化作唐代的高山、大河、荒漠。独立的山水诗达到了顶峰。

　　“仕”文人的喜好：肯定要影响绘画的选题取向。独立的山水画在唐代起步(所谓“独立”只是相较人物画而言，硫不是画者在精神上的独立)。此时的山水画，与“诗”的文学描绘有关，但与“诗”的情绪无关……>>>

　　文 人 画

　　文 / 杜哲森

　　中国传统绘画重要风格流派。在创作上强调个性表现和诗、书、画等多种艺术的结合，作者多属具有较深厚、较全面的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文人画”的称谓最先由明代董其昌提出，并对其历史传承关系作了初步阐述：“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林、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远接衣钵。”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和中国画家陈师曾对文人画的艺术特点、画家的身份及历史渊源又作了较深入的研究。陈师曾的关于文人画特质的论述，即“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空善”的理论，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沿革 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多种因素促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有着一个相当长的演进过程。早在两晋时代，一些画家在创作上表现出来的某些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诸如王□的“画乃吾自画”思想，宗炳的“畅神”说，王微对创作中感情成分的强调，以及顾恺之的“形神”理论等等，都应看作是文人画的滥觞。到了唐代，王维隐居辋川以后，体现着他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情趣的水墨画，具有了更鲜明的文人画特色。五代的董源、巨然在山水画创作上追求平淡天真和笔墨情韵，又为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艺术规范。到了北宋，文同、苏轼、米芾等人更在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上为文人画广为张目，影响所及，使文人画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艺术思潮，开始从院体画与画工画中分化出来。但文人画的鼎盛期是在元代，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滋生了厌世和逃世心理，将绘画作为个人进行精神上自我调节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赵孟□、柯九思强调以书入画,钱选提出“士气”说,倪瓒鼓吹“自娱”思想，更多的画家则是将具有象征意义的梅兰竹菊（史称“四君子”）作为自己的表现题材，用以标榜个人的志节情操。这样,画家的主体意识被进一步强化,文人士大夫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在创作中也就得到了更突出的表现。延至明代，文人画已上升为画坛的主导地位，并直接影响到了清代绘画的基本格局和审美取向，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绘画体系。朱耷、石涛及扬州八怪突破四王的篱绊，开创了新局面。文人画又经赵之谦、吴昌硕影响到现代的齐白石、潘天寿等人。

　　特征 文人画是一种综合型艺术,集文学、书法、绘画及篆刻艺术为一体，是画家多方面文化素养的集中体现，尤其和书法的关系更为密切。书法中的点、线和笔画间组合不但是构成艺术形象的基本元素，而且是重要的、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欣赏对象。运笔的疾徐轻重，点线的疏密粗细所形成的特有的节奏和韵律，要能体现出画家创作过程中特有的心态、气质和个性，并将这些与所表现的事物的形神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心手相应，气力相合，迹虽断而气连，笔不周而意周。在色彩和水墨上，文人画更注重水墨的运用，讲究墨分五色。王维之所以受到苏轼、董其昌的极力推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后期创作中开水墨画的先河。文人画家所以重水墨而轻色彩，这同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观念和审美观念有直接关系，即传统绘画一直不曾把真实地再现事物的表象作为创作目的，而是把揭示事物的内在神韵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基于这种宗旨，又形成了民族特有的美学思想，即摒弃华艳，唯取真淳，讲究绘事后素、返朴归真、大巧若拙等等，这些都成为文人画家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文人画特色和体系的形成，又与文人士大夫将绘画视为精神调节手段有关，创作对这些画家来讲，起到的不过是一种精神舒络的作用，这样，不为物役，不被法拘，以最简单的工具（笔、墨、纸），最概括的语言（黑、白、灰3色）,传达出最深切的感受，就成为创作中的必然的选择。

　　基于以上几方面的特征，又决定了文人画在题材选取上有趋同倾向，即山水、花鸟、尤其梅兰竹菊等成为传统的表现题材。相对来讲题材是比较狭窄的，为了克服这一局限，题款在创作中起到了深化主题、丰富意蕴的重要作用。相同的题材,通过具有不同含意的题款,可以揭示出每个画家（或同一个画家不同作品）的不同的创作用心和艺术追求。

　　一个怪胎——“文人画”出现的偶然

　　来源：《江苏画刊》��文：沈勤

　　水墨画在宋之前与文人并无多大关系。反之，文人与画在宋之前也无关联。

　　绘画艺术对那些立志高远的文人只能算做雕虫小技，而书法则是文人存身立命的门面。至唐代开科举，书法更是文人获取功名、进身仕途的必修课目，书法不好者不能通过考试。 不过，对照同时代的书法与绘画，这两个艺术门类之间在各自的发展脉络中相互影响。从春秋至秦、汉，我们从属于绘画门类的漆器纹饰与丝绸的纹饰中，看得见绘画意识要先于书法，看到的飞动着、变化着的线条已经具有了独立被欣赏的抽象美了。而此时的书法更多的还是一种“写字”。汉代，具有自主意识的画匠们，开始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像儿童一般，对世间的一切充满新奇。等不及新技法的准备成熟，幼稚的思维已创造出中国美术史上最充满生命力的图像。

　　南北朝时，书法先于绘画迎来了第一个高峰。门阀士族拥有对学识资源的绝对垄断权，读书、习字、文章、做官，顺理成章，在他们的手中，终于把写字弄成了艺术。

　　而绘画还在消化着由西域传入的新技法，与宗教和教化互为表里，与文人的心理需求和书法的形而上形态还相距甚远。

　　终于，人物绘画与书法艺术在唐代一同站在了各自的峰顶，而各自作者的地位却不可同日而语，书法大家多为高官，而画家则地位卑微。青绿山水的开派大师李思训，在唐朝廷供职，一日皇帝兴起，当众让他们画画，李觉得是对他的羞辱。由此可见，唐时绘画相较书法的地位之低下。

　　魏晋以来，由汉代的“入世”生活，转向“出世”的田园生活，是文人在精神上的需求，但不管“入世”还是“出世”作为这主体的“人”也只是挪个地方而已。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人”还是风景中的主角，就是最准确的说明。

　　到了唐代，自然山水、边塞大漠成了文人书法豪情的借用物，情景交融。魏晋时的那个“人”在精神上已经化作唐代的高山、大河、荒漠。独立的山水诗达到了顶峰。

　　“仕”文人的喜好：肯定要影响绘画的选题取向。独立的山水画在唐代起步(所谓“独立”只是相较人物画而言，硫不是画者在精神上的独立)。此时的山水画，与“诗”的文学描绘有关，但与“诗”的情绪无关。

　　看唐代的青山绿水，基本就是颜色地图。

　　五代小国君主们过一天日子是一天，兴不起大风浪，就是写诗画画度日。南京的皇帝一心写诗、养画家，而四川的皇帝办起了画院。画家的地位自是提高许多，但与“文人”、“书法”还没有碰面的副业。

　　因为是业余选手，对于复杂技法下的再现性绘画方法根本无从谈起，另一个困难则是时间上的投入，主业是政治家的文人业余画家，官场上勾心斗角后还能有多少时间留给绘画？所以聪明的苏东坡们只能另辟蹊径，书法是他们的强项，那么就用书法的标准去评画。

　　因为是文人，所以他们有理论；因为是身居高位，所以有影响。

　　由他们的影响力去倡导他们的理论，在宋代也不过是说笑而已，但是书法终于与绘画碰面了。两个中国艺术史上最完美的门类——“书法”与“宋画”的会合实在是中国艺术史上的悲剧！两种极至的语言，写实与抽象，将要在后代杂交成不伦不类的“文人画”。写到此处，只想为中国绘画致哀。

　　元朝的外族侵入，从此改变了中国绘画的方向，却成全了苏东坡的玩笑。

　　自汉以后，一直作为社会领导层的文人，在亡国后其心理上遭受到打击，决不会是后世的美术史所描绘的那么轻松。

　　汉人沦为社会的下层，而文人汇聚的江南汉人更是下层中的下层，其社会地位是中国历史上至今为止最为低下的，排在妓女和乞丐之后。人格尊严的受损与羞辱不敢想象！科举的废除对文人更是致命一击，这一次，文人要真正地归隐山林了(在此前，“归隐”一直是文人们心理上的家园，仕途通达才是他们真正的心之所往)。

　　生活和尊严一落千丈，作诗作画成了“苦读”后无所事事的文人消磨时间、忘记痛苦的良方。

　　不过，这种作习时间的改变不足以让回家丢弃那么精美的“宋画”，而去创造退化的“文人画”。

　　真正画风的改变是经济上的原因。宋朝有皇家供养着画家，这给那些有天份、但贫穷的画家铺出了一个施展才华的田地，试问百年时间能出几个天才？元朝的自谋职业，这一刀就砍去了不知多少个天才。那么就剩下几个世家文人，靠积蓄的银两还能担负业余的“写意”之用，不“写意”还能画什么呢？

　　宋朝的宫中有使不完的丝绢供大批画家去创作精美的晕染写实的山水、画、花鸟画。元朝这种昂贵的丝绢材料靠自己是万万负担不起的。况且有钱还得有地方去买。据记载，元初时江南一地大片桑树林被毁，丝绸业发展停滞，仅有的一点丝绸，蒙古人还能容你最下贱的南汉的文人使用？

　　这就是我们后世所见的大改变。一入元，用丝绢材料画的“写实”法变成了生宣上的“写意”法。

　　绘画材料的改变对画法的改变是决定性的。宋朝成熟的晕染法用在生宣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放弃“晕染法”，在生宣的纸上用干笔点点、用湿笔草草地快速画完，它不“写意”，它还能写什么？

　　另一原因是宋皇宫中大量的藏画对画家非常有帮助，而入元后，画画的人肯定是一张也难以见到。文人世家可能会有几张藏着，但中国人的习惯，也不会让家藏示人。关起门来，偶尔张开，就这么一藏又会砍断多少天才与宋画的关联。

　　只有在丝绢上才能营造出的”诗“的实境，在生宣上已经不能被一丝一毫地感觉到了。

　　女人画的画怎能看不出诗意呢，为补上诗意的不足，干脆用熟练的书法写上“诗”，文人画诞生了！

　　宋代的画是画中有诗。此后的画是画中写诗。

　　文人的文气只在书写的诗中卖弄。而过去文人创造的书法，入画之后我们也只能在丝瓜藤、葡萄藤上看见了。

　　一个怪胎，我们还以为是特点。一幅画什么都有，诗、书、画、印，一幅画什么都看不见，这就是“文人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