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
作者在序中言，对上海工人运动发生兴趣，源于自己对近代中国的民众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长期痴迷，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并认为传统形式的农民暴动之所以发生，亲缘与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地位更重要（这一论断无论放在淮北农村（作者另一本书）还是上海都成立）。
作者认为工人的分裂或者称为阶级的分裂，能为具有政治影响的工人阶级提供基础，不只是在支持这个或者那个政党，而是在是否支持新成立的政权，他们可以构成与政府官员的不同联系，可以改变各自命运的联系。总之，分裂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论他们当中存在着如何重要的地缘、祖籍、性别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正是有了这种差异，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响的政治活动。
工人运动无疑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上海作为产业中心更为显著。而工人运动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如由政治化工人阶级的幽灵所造成的恐惧常导致政府采取与许多上海工人愿望相违背的政策。故关键之点，不在于政治反映了工人的要求，而在于工人在现代政府的定义和发展中一直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本书从探求工人阶级分化演变的原因（从地缘政治和产业政治的角度），探索此种分化对于政治动员（或党派）的影响。如此便可分为分析工人在现代中国政治形成过程所起的作用打下基础，这也本书的任务之一。虽然中国各种被冠以“专制”的统治给社会力量以最小的空间，但作者的研究强调地方社会尽管四分五裂，但对政府的演变仍有能动的影响，工人的政治影响远比我们想的大。这些传统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进入这一地区开展动员农民工作的共产主义革命者陷于两难境地。尽管共产党干部吸收利用了既有的暴动模式，但在1949年后，他们也将全新的阶级斗争方式引入中国农村。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干部着手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队伍中既有壁垒的深刻影响。反之，这两个政党的不同社会基础也深深刻画出了先是国民党政权然后是共产党政权的不同特性。
作者从三部分即“地缘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来阐释工人运动的政治含义，而在该项研究中，作者着力于罢工，这一普通形式的集体行动作为探索政治变动的工具，因为罢工是一种特别有效而且重要的武器，其价值超出了罢工者针对特定企业采用行动的实际经济成本，因而罢工常常招致政府干预。由于工业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使罢工具备了独有的政治特性。本书从三个不同的但又密切联系的角度对工人阶级的行动加以综合研究。第一部分着重于民间文化（限于祖籍故土），这是一个属于社会史范畴的主题。第二部分考察了党的组织者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党与党之间、党内的竞争方式。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学主题。在第三部分，注意力转到工作场所，属于工业社会学范畴。而这种三部分绝不是互不相关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工作条件，然后又对不同的政治党派产生了影响。作者将工人群体分为技术性工人（白领）、非技术性工人、工匠（拥有独立的工人运动的社会基础，有能力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激进的模式）按一般思维，共产党应在非技术性工人中拥有优势，而国民党在技术性工人中占有优势，因为前者是无产阶级政党，而后者一般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政党。但作者称上述猜测模式是无法成立的。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仅保守派的挑战令人烦恼，军阀的镇压更是他们控制工人运动的障碍。二七罢工后，工运主导权再次落到保守工会领袖手中，其中许多人喜欢与帮会和国民党右派保持密切联系。共产党的工运组织者强调以团结、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为主导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国民党着力于强调阶级调和（劳资合作）的必要性，即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人与资本家应当携手合作。然而，共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国民党的工业化梦想都很难符合上海工人之实际。饱受苦难的工人削弱了劳资合作的可能性，频繁的斗争也不表明他们具有一致的阶级觉悟。工人阶级中存在深深地裂痕，国共两党因此都能利用其中一些裂痕。
第一部分阐述的是地缘政治（1839---1919），作者从大量史料中进行筛选提炼，得出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同乡关系有助于其团结和反抗模式的形成，但是这种地缘政治以两种很不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工匠中，他们主要来自比较富裕的南方地区，行会乃同乡认同、工作机会和罢工方式的媒介。公所会馆的公共仪式有利于滋生表现民族主义和革命色彩的工会、工党和政治。对于非技术工人而言，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多灾多难的北方地区，权力主义的帮会为他们提供了进入令人生畏的上海劳动市场的入场券。这一群体劳工力量的反抗，常常在工头兼帮会中人的煽动下进行，明显的带有防御姿态。从总体上来说，江南籍工人比起来自北方乡村的工人，无论是工作保障还是收入情况，都要好一些。性别差异使得非技术工人中的地缘政治进一步复杂化，读后感《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从同一地区来的工人中，男性显然要比女性更热衷于加入帮会。也许男性非技术性工人要比其女性同类更热衷于都市生活，他们更有可能接受工厂训练，得到提升，步入半技术性职业行列。随着时间的推移，半技术性男工与帮会政治分子之间的联合变得越来越重要。非技术性女工与农村的联系更紧密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却作用甚微。
第二部分阐述的是党派政治（1919---1949），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工贼取代激进派，成为上海地区工人运动中党派的主要角色。青帮大亨杜月笙的迅速崛起，乃是秘密帮会之重要性在新的国民政府统治下得以戏剧性体现的证明。这十年间，中国仍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没有哪个阶级能独占上风。国民党不但要对付新的老的地主资产阶级，还要对付新出现的政治化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在控制上海工人的过程中，变节帮会分子的合作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作为不可靠的盟友，帮会首领在国共两党权力交替之际选择了接近共产党。在这些黄色工会领导人的帮助下，共产党得以扩大在上海工人中特别是在那些较缺乏技术的工人中的影响。当然，地位较高的工人、尤其是白领职员和工厂工匠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仍是主干力量。抗战的胜利后内战来临，国民党策略的改变及其随之而来的垮台，使共产党组织者更容易在上海工人的同情者中找到共同点，也迎来了大革命之后的发展转机。然而，强调共产党与熟练工匠的结盟，并不能解释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革命胜利的原因更多地存在于农村，而不是上海工人运动。但是，革命者与工匠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非无关痛痒。正如国民党深受他们与帮会领导的半技术性工人之间的关系影响一样，建立在工匠而非无产者支持的基础上的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还是对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特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部分阐述的是产业政治，分别通过烟草业、纺织业、运输业的罢工情况进行阐述，在烟草中以英美烟的案例为例，让我们认识到这并不是一部爱国的、革命的工人阶级为了他们的利益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历史。相反它是帮会、政府当局以及年轻的共产党知识分子，通过种种重要的竞争途径而形成的一部历史。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部揭示工人自身复杂性的历史。英美烟公司的工人虽然有时会采取联合行动，但他们本身却被技术程度、性别和地缘祖籍等因素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使得工人运动复杂化，有些参加者成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情拥护者，有些则追随国民党及其青帮走狗，有些则自行其是。而以国内资本为主导的上海丝织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启迪意义的案例，其罢工的起因不完全是出于对洋人的愤怒，关键在于该行业自身的发展。纺织工人中不同群体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种有规则的导致工人阶级生活分裂化的联系，这些关系又与共产党、国民党和独立的运动交相发生作用，才使特定的政治分野显露出来。正因为如此，阶级内部的分裂并没有使上海工人陷于无所作为，相反，他们能很好的组织起来，发起富有特色的斗争，虽然其内部仍常常充满冲突。上海运输业内部的分裂状况也是其他行业和其他城市情况的反映，因为上海运输行业中缺少女性而不存在男女差异的问题，地缘政治和产业政治便以特别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必须强调地缘、工种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是间接性的，以工人的思想和群体习惯为中介。而且这种中介过程既受到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制约，又受到该市政党政治举动的作用。非技术性劳动力的过剩和技术性工匠的濒临消亡，两者相结合，使得工人之间的分裂尤其剧烈。但这种现象只是在政党政治意义上即外来组织者力图吸引工人阶级追随者时才表现的特别明显。他们取得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对工人力量掌握的程度，还取决于当时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
总之，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这就是本书的论点。技术水平是识别工人的一个关键变数。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在地缘祖籍、性别构成，以及教育、文化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程度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思想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抗议中。但正如书中反复强调的正因为有这些差异，反而使得他们可以构成与政府官员的不同联系，可以改变各自命运的联系，成为各方政党都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最后阅读完此书，不由感叹青帮在上海各个时期的工人罢工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五卅运动为例，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帮会方面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共产党人领导）得以将五卅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工运动。因此五卅运动并不是共产党单方面取得的完全胜利，将它归因于一个结构松散而脆弱的联盟产物可能更为贴切。从五卅到北伐的时期，共产党大规模的发动工人还必须依靠国民党和帮会的合作，他的每一步胜利都离不开一些臭名昭著且朝三暮四的盟友的参与。当然这种联盟无疑是不可靠的，以至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不过数星期，悲剧便出现了，帮会大亨黄金荣和杜月笙找到了一个更可靠的为其违法的鸦片买卖撑腰者。而且租借本身直接参与到反共行动中，于是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不由避免的发生了。及至抗战时期的上海，帮会势力的衰落和激进的工人运动取代工贼操纵的工会运动，与国民党政权走下坡路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而随着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青帮这一历史产物也被扫如尘埃了。
〔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作者在序中言，对上海工人运动发生兴趣，源于自己对近代中国的民众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的长期痴迷，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并认为传统形式的农民暴动之所以发生，亲缘与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地位更重要（这一论断无论放在淮北农村（作者另一本书）还是上海都成立）。
作者认为工人的分裂或者称为阶级的分裂，能为具有政治影响的工人阶级提供基础，不只是在支持这个或者那个政党，而是在是否支持新成立的政权，他们可以构成与政府官员的不同联系，可以改变各自命运的联系。总之，分裂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论他们当中存在着如何重要的地缘、祖籍、性别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正是有了这种差异，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响的政治活动。
工人运动无疑对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变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上海作为产业中心更为显著。而工人运动所具有的政治影响，如由政治化工人阶级的幽灵所造成的恐惧常导致政府采取与许多上海工人愿望相违背的政策。故关键之点，不在于政治反映了工人的要求，而在于工人在现代政府的定义和发展中一直是一支特别重要的力量。本书从探求工人阶级分化演变的原因（从地缘政治和产业政治的角度），探索此种分化对于政治动员（或党派）的影响。如此便可分为分析工人在现代中国政治形成过程所起的作用打下基础，这也本书的任务之一。虽然中国各种被冠以“专制”的统治给社会力量以最小的空间，但作者的研究强调地方社会尽管四分五裂，但对政府的演变仍有能动的影响，工人的政治影响远比我们想的大。这些传统的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进入这一地区开展动员农民工作的共产主义革命者陷于两难境地。尽管共产党干部吸收利用了既有的暴动模式，但在1949年后，他们也将全新的阶级斗争方式引入中国农村。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干部着手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队伍中既有壁垒的深刻影响。反之，这两个政党的不同社会基础也深深刻画出了先是国民党政权然后是共产党政权的不同特性。
作者从三部分即“地缘政治”“党派政治”“产业政治”来阐释工人运动的政治含义，而在该项研究中，作者着力于罢工，这一普通形式的集体行动作为探索政治变动的工具，因为罢工是一种特别有效而且重要的武器，其价值超出了罢工者针对特定企业采用行动的实际经济成本，因而罢工常常招致政府干预。由于工业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使罢工具备了独有的政治特性。本书从三个不同的但又密切联系的角度对工人阶级的行动加以综合研究。第一部分着重于民间文化（限于祖籍故土），这是一个属于社会史范畴的主题。第二部分考察了党的组织者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党与党之间、党内的竞争方式。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政治学主题。在第三部分，注意力转到工作场所，属于工业社会学范畴。而这种三部分绝不是互不相关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工作条件，然后又对不同的政治党派产生了影响。作者将工人群体分为技术性工人（白领）、非技术性工人、工匠（拥有独立的工人运动的社会基础，有能力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激进的模式）按一般思维，共产党应在非技术性工人中拥有优势，而国民党在技术性工人中占有优势，因为前者是无产阶级政党，而后者一般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政党。但作者称上述猜测模式是无法成立的。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仅保守派的挑战令人烦恼，军阀的镇压更是他们控制工人运动的障碍。二七罢工后，工运主导权再次落到保守工会领袖手中，其中许多人喜欢与帮会和国民党右派保持密切联系。共产党的工运组织者强调以团结、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为主导的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国民党着力于强调阶级调和（劳资合作）的必要性，即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工人与资本家应当携手合作。然而，共党的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和国民党的工业化梦想都很难符合上海工人之实际。饱受苦难的工人削弱了劳资合作的可能性，频繁的斗争也不表明他们具有一致的阶级觉悟。工人阶级中存在深深地裂痕，国共两党因此都能利用其中一些裂痕。
第一部分阐述的是地缘政治（1839---1919），作者从大量史料中进行筛选提炼，得出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非技术工人，同乡关系有助于其团结和反抗模式的形成，但是这种地缘政治以两种很不相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工匠中，他们主要来自比较富裕的南方地区，行会乃同乡认同、工作机会和罢工方式的媒介。公所会馆的公共仪式有利于滋生表现民族主义和革命色彩的工会、工党和政治。对于非技术工人而言，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多灾多难的北方地区，权力主义的帮会为他们提供了进入令人生畏的上海劳动市场的入场券。这一群体劳工力量的反抗，常常在工头兼帮会中人的煽动下进行，明显的带有防御姿态。从总体上来说，江南籍工人比起来自北方乡村的工人，无论是工作保障还是收入情况，都要好一些。性别差异使得非技术工人中的地缘政治进一步复杂化，读后感《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从同一地区来的工人中，男性显然要比女性更热衷于加入帮会。也许男性非技术性工人要比其女性同类更热衷于都市生活，他们更有可能接受工厂训练，得到提升，步入半技术性职业行列。随着时间的推移，半技术性男工与帮会政治分子之间的联合变得越来越重要。非技术性女工与农村的联系更紧密些，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却作用甚微。
第二部分阐述的是党派政治（1919---1949），南京国民政府十年时期，工贼取代激进派，成为上海地区工人运动中党派的主要角色。青帮大亨杜月笙的迅速崛起，乃是秘密帮会之重要性在新的国民政府统治下得以戏剧性体现的证明。这十年间，中国仍是一个分裂的社会，没有哪个阶级能独占上风。国民党不但要对付新的老的地主资产阶级，还要对付新出现的政治化的工人阶级。共产党在控制上海工人的过程中，变节帮会分子的合作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作为不可靠的盟友，帮会首领在国共两党权力交替之际选择了接近共产党。在这些黄色工会领导人的帮助下，共产党得以扩大在上海工人中特别是在那些较缺乏技术的工人中的影响。当然，地位较高的工人、尤其是白领职员和工厂工匠在革命的工人运动中仍是主干力量。抗战的胜利后内战来临，国民党策略的改变及其随之而来的垮台，使共产党组织者更容易在上海工人的同情者中找到共同点，也迎来了大革命之后的发展转机。然而，强调共产党与熟练工匠的结盟，并不能解释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革命胜利的原因更多地存在于农村，而不是上海工人运动。但是，革命者与工匠之间的合作关系并非无关痛痒。正如国民党深受他们与帮会领导的半技术性工人之间的关系影响一样，建立在工匠而非无产者支持的基础上的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还是对后来的中国共产主义特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部分阐述的是产业政治，分别通过烟草业、纺织业、运输业的罢工情况进行阐述，在烟草中以英美烟的案例为例，让我们认识到这并不是一部爱国的、革命的工人阶级为了他们的利益在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历史。相反它是帮会、政府当局以及年轻的共产党知识分子，通过种种重要的竞争途径而形成的一部历史。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部揭示工人自身复杂性的历史。英美烟公司的工人虽然有时会采取联合行动，但他们本身却被技术程度、性别和地缘祖籍等因素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使得工人运动复杂化，有些参加者成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情拥护者，有些则追随国民党及其青帮走狗，有些则自行其是。而以国内资本为主导的上海丝织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富有启迪意义的案例，其罢工的起因不完全是出于对洋人的愤怒，关键在于该行业自身的发展。纺织工人中不同群体的政治倾向，产生了一种有规则的导致工人阶级生活分裂化的联系，这些关系又与共产党、国民党和独立的运动交相发生作用，才使特定的政治分野显露出来。正因为如此，阶级内部的分裂并没有使上海工人陷于无所作为，相反，他们能很好的组织起来，发起富有特色的斗争，虽然其内部仍常常充满冲突。上海运输业内部的分裂状况也是其他行业和其他城市情况的反映，因为上海运输行业中缺少女性而不存在男女差异的问题，地缘政治和产业政治便以特别明显的方式表现出来，必须强调地缘、工种和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是间接性的，以工人的思想和群体习惯为中介。而且这种中介过程既受到上海劳动力市场的制约，又受到该市政党政治举动的作用。非技术性劳动力的过剩和技术性工匠的濒临消亡，两者相结合，使得工人之间的分裂尤其剧烈。但这种现象只是在政党政治意义上即外来组织者力图吸引工人阶级追随者时才表现的特别明显。他们取得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对工人力量掌握的程度，还取决于当时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
总之，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这就是本书的论点。技术水平是识别工人的一个关键变数。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在地缘祖籍、性别构成，以及教育、文化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程度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反映在他们的思想上，也反映在他们的抗议中。但正如书中反复强调的正因为有这些差异，反而使得他们可以构成与政府官员的不同联系，可以改变各自命运的联系，成为各方政党都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
最后阅读完此书，不由感叹青帮在上海各个时期的工人罢工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以五卅运动为例，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有了帮会方面的关系，上海总工会（共产党人领导）得以将五卅运动发展成为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工运动。因此五卅运动并不是共产党单方面取得的完全胜利，将它归因于一个结构松散而脆弱的联盟产物可能更为贴切。从五卅到北伐的时期，共产党大规模的发动工人还必须依靠国民党和帮会的合作，他的每一步胜利都离不开一些臭名昭著且朝三暮四的盟友的参与。当然这种联盟无疑是不可靠的，以至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不过数星期，悲剧便出现了，帮会大亨黄金荣和杜月笙找到了一个更可靠的为其违法的鸦片买卖撑腰者。而且租借本身直接参与到反共行动中，于是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不由避免的发生了。及至抗战时期的上海，帮会势力的衰落和激进的工人运动取代工贼操纵的工会运动，与国民党政权走下坡路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而随着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青帮这一历史产物也被扫如尘埃了。
〔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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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
〔周祯伟:《上海罢工》读后感〕随文赠言:【这世上的一切都借希望而完成,农夫不会剥下一粒玉米,如果他不曾希望它长成种粒;单身汉不会娶妻,如果他不曾希望有孩子;商人也不会去工作,如果他不曾希望因此而有收益。】 5 已赞过 已踩过<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评论 分享 新浪微博 QQ空间 举报 收起 其他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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