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问，在文学心理学的角度如何评论米兰.昆德拉的《搭车游戏》和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

Answer 1

《搭车游戏》
这是一个双方都确知的，充分假定的游戏。
他们在此过程中，逐渐适应角色的不协调性。首先是，女孩在面对男孩的讨好手段无法分清自己是男孩的女朋友，还是作为要诱惑陌生司机的搭车姑娘，心生嫉妒。她嫉妒那些可能坐在男孩车上的女人，因为在面对男孩的风流殷勤讨好手段时，她疑惑，男孩是把她看成是他的女朋友呢，还是陌生的搭车姑娘？是应该作为女朋友的产生嫉妒，还是作为搭车女孩的轻佻对待呢？

隐藏在内心的焦虑与疑惑只是找到逃逸的缺口。或者说，平时隐藏在内心的另外的一个自己蹿出水面。女孩并不只是纯洁天真的，端庄的，容易脸红的，羞涩姑娘，男孩也并不只是平时温柔诚实的，可靠的，贴心的男孩，他也可以表现出其粗暴的一面：独断专行，恬不知耻，自以为是。只是有些东西不需要唤醒而已。这些从来都只是他们内心的一个幼稚的渴望，当这种童稚的渴望抓住了机会，摆脱了成人精神的一切樊笼，在别人建议他们的角色中体现出来。正如小说中所说，这个游戏获得了一种新的性质，它不仅尽是一个游戏，可它也确实是一个游戏。谁也没怀疑。但是这种解放，他们脱离他们原本呈现出的面貌，并不是人人能接受。男孩不行。到底哪个才是他们原本应该有的面貌呢？他们困惑了。
《白象似的群山》
海明威在此篇里展现的既不是病菌如何进入身体，也不是如何发烧喉疼，而是生病的前奏
。女孩已然有孕，两人尚未为此分崩离析，还都号称爱着对方，愿意让步，可是进一步的
争吵难以避免，甚至小说还有个不露声色的暗示告诉我们女孩腹中胎儿的命运——小说一
开头女孩就说让我们喝啤酒，接着他们要了两大杯，再接着，她又要求尝试其它酒。而An
is Del Toro是一种烈酒，对孕妇显然是很不利的。女主人公在小说尾声说，“我不在乎我
自己。”她的理智还没有做出选择，可是潜意识里已经在放弃了。这种结果与文中男性声
音的强势合拍。
脱开了古典小说戏剧化的情节、个性化的人物描写和斗争冲突，海明威就这样用最简单的
单词构筑了一座冰山——一个叫吉格的女孩和一个美国男子等待着火车，也等待着感情和
命运的渐变……
《白象似的群山》这个我不是太懂，楼主可以看看高手的分析。

Answer 2

作为存在主义作家,米兰 昆德拉以小说进行着他对"人的存在情况"的探索,而他这里的"人"更多的是种种人性与人生冲突;"存在情况"则是那些未实现的...以上就是我对《搭车游戏》的解读,
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礼貌解读...该文试图以礼貌的视角对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中的人物对话进行深入解读,旨在挖掘对话背后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和真实...海明威小说《白象似的群山》中人物对话解读

Answer 3

　　1. 存在即合理—《搭车游戏》的阅读体验

　　一、探索“存在”的主题
　　米兰·昆德拉是一位身份复杂的作家，他曾是共产党，当过大学教授，身为“布拉格之春”的参预者，也是苏军入侵之后的受害者久以来使用的则是使用法语写作的流亡作家的身份。他读胡塞尔，信海德格尔，珍视以塞万提斯为代表的欧洲小说遗产，推崇以布洛赫、卡夫卡、贡布洛维奇和穆齐尔为代表的中欧文学系统。这样阅读视野与文学倾向决定了他的小说的内容，使“存在”成为他创作的出发和归宿。

　　他认为：小说是对于“存在”的“发现”和“询问”。它的使命在于使我们免于“存在的被遗忘”。他甚至视其为小说的“美”与“唯一道德”。他认为：“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存在，就是世界中。”[1]而《搭车游戏》这是一部探讨“存在的被遗忘”的作品。我们看着纯洁、羞涩的姑娘一步步抛弃羞怯，成为了一个放浪的“荡妇”，并且从中得到了深深的自由的快感。

　　“她常常渴望能像周围大多数女人那样大方和轻松。她甚至还进修了一门建立自信的专门课程：她不断地说服自己每个人类生命的诞生都是无数躯体中的一个，就像在大饭店无数房间中分配给你一个房间一样。总之每个人都是一种偶然的存在，他只是一种现成的被借用的物件。话是这样说，可她就是不能真正去体验它。对她来说理念和肉体总是两层皮”。[2]我们在故事的最初看到姑娘为了“大方”和“放松”所作的努力是那么的无力，使得“她”充满了“无奈感”，她无论如何都不能“理念”与“肉体”合而为一。但是，当游戏不断进行，她却开始渐渐乐在其中了，“她欣欣然用这种字眼使小伙子目瞪口呆，他从未听她这样说过，尽管不是什么罪过。其实她也不是故意的，问题出在打情骂俏的轻浮言词，并不是她天生淫荡。是的，她沾沾自喜，还有些飘飘然。演戏演得弄假成真，这使她有一种迄今从未有过的感觉：逍遥自在，毫无负担。”是的，她顺理成章的吐出“撒尿”这样的字眼，而毫不以为意，反而“逍遥自爱，毫无负担”。在这里，米兰·昆德拉为我们昭示了这样一种被“存在的被遗忘”，即姑娘的大胆与轻佻。我们并不是在说姑娘本性淫荡，而是，正如昆德拉所说，存在不是已经发生，而是一种可能。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每当向前要迈出新的一步时，她总是踌躇迟疑，现在却突然感到完全的解脱。在所扮演的新角色中，她无须害臊，没有档案记录，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不需要负任何责任。那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位姑娘，搭便车的，可以做任何事，一切都向她敞开大门。她可以想说就说，想做就做。”即，当这位姑娘身处一种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不负责任的情境之中时，她是可以实现“大方”和“放松”的。这是游戏，此时此刻，身为“搭车女郎”的姑娘，实现了她的可能。

　　对于小伙子呢，也是同样的。他在姑娘放浪粗鄙的行为中得到刺激，尽管，他对眼前的女友感到陌生，甚至“恶心”，但他还是不由自主地在肉体上受到了她的吸引。进而以一种更为猥亵和下流方式加以回应，但事实上，在游戏开始时，男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小伙子其实也是个正派人：“小伙子发觉在他的生活中很难有轻松的日子。他这一辈子在人生路上都是规规矩矩的。他每天的工作何止八个小时，无尽无休的会议，自修功课，男女社交应酬，等等。他的私生活所剩时间无几。”然而，后来的他似乎就不那么可爱了，“她想靠近他，而他却说：‘呆在那儿，我要好好地看个够。’现在他真地把她当成窑姐儿。可小伙子其实并未去嫖过，他仅有的关于窑姐儿的常识都是来自文学作品和道听途说。因此他转过这些念头，首先想到的就是一个女人穿着黑色紧身衣（和黑色长统袜）在光鉴照人的钢琴顶上跳舞的样子。在这寒酸旅馆的房间里没有钢琴，只有一张盖着直纹布的小桌子依墙而立。他命令姑娘爬上去。姑娘苦苦哀求，但小伙子却说：‘我已经付过钱了。’”此刻，“他”不再是急于摆脱生存困境的青年，而是一个被愤怒冲击、被欲望诱惑的脆弱灵魂，“他”没有嫖过妓，却一副深谙欢场内幕的样子，我们不能就此判断小伙子是下流的，但是，昆德拉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一个看似中规中矩、善良无害的青年，也可以有被欲望驱使的可能。

　　二、政治与性

　　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世界中有两点是着重表现的，一是政治，一是性爱。《搭车游戏》这部小说显然与政治没什么缘分，但是对于另外的一个昆德拉长期关注的主题，它却是可以作为典型分析的。当面对“作为一个作家，性对你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时，昆德拉的答案似乎有些语焉不详：“性已不是禁忌；仅是性的自白令人厌倦；劳伦斯与亨利·米勒已显得陈旧；在我的作品中，一切都以巨大的情欲场景告终。我有这样的感觉，一个肉体之爱的场景产生出一道强光，它突然揭示了人物的本质并概括了他们的生活境况……情欲场景是一个焦点，其中凝聚着故事所有的主题，置下它最深奥的秘密”。[3]在《搭车游戏》中，男女主人公当然还是乐此不疲的重复那个古老的两性间的沟通方式——性爱。

　　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话题并不是要哗众取宠，迎合当下的某些“身体写作”的潮流，而是期待通过这种对于人类本能的讨论探究昆德拉小说的深层内构。

　　小说采用了情境中又创设情境的结构，即一种“戏中戏”的结构。小说展开的背景是一对男女恋人相携度过一个浪漫而美好的两周假期，然而假期的第一天，故事就开始脱离它原有的轨迹而发展了：从两个年轻人开始创设情境，玩起“搭车游戏”开始。随着游戏的不断深入，姑娘和小伙子开始渐渐呈现出不同的态度。姑娘越来越沉浸于游戏之中，她投入而忠实于自己的角色；小伙子则不然，他更多地保存了观察者的身份，对于游戏，他是越来越敷衍的。因为，他在自己的女友的身上看到了那些放荡的女人的令他恶心的影子，在他的眼前，两种影像相互交叠：“这些双重影像的互相显示告诉他，那一切都是姑娘的本相，她的心灵十足是个大杂烩，既有忠心也有不诚，既天真又奸诈，既贞洁又淫荡。这幅光怪陆离的影像简直像垃圾拼盘，令他作呕。双重影像仍在继续交相显现，小伙子恍然大悟，这个姑娘只是表面上和那些下流女人不同，而心底却是一样的。他早先私下对她淫性恶行的猜测都被证实了，不禁微含妒意。一向对她那种单一清晰的印象只是一种错觉，是他的一厢情愿。他所钟爱的那个姑娘只是他的某种愿望、思想和信念，而站在他面前的这个真实的姑娘却是一个毫无希望的陌生人，几乎不可捉摸。他恨透她了。”然而，即是在这股恨意的驱使下，“两个陌生的躯体在床上合作得天衣无缝”。这是一种脱离了情爱的交欢，对于姑娘而言，那是一个“全新的疆域”，“在这遥远的疆域，她尝到了前所未有的快感”，并为此而“沾沾自喜，心里甜滋滋的”。

　　我们跟随着米兰·昆德拉事实上开始了他在性爱中的对“存在”的探索。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性欲”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原动力，那么昆德拉为我们展现的性爱的“可能”就可能成为人类行为原动力的“可能”。性存在的“可能”的维度不过三种：放纵自由；压抑约束；中庸和谐。显然，人类在不断追求的就是一种“中庸和谐”，灵与肉相合的性存在方式。而这显然是昆德拉小说一贯所要表达的主题，即一种关于“灵”与“肉”的关系——包括《搭车游戏》的男女主人公。 “她和他认识了一年，非常快乐，也许就是因为他绝不把她灵肉分离，她才能托付终生”。但是，小说却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放纵自由的故事。这个缺少现实感的关于 “放纵”的故事，为我们展示了性存在的“放纵自由”的可能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的末尾，作者为我们安排了一个悲伤现实的结尾。当一对旅途中偶遇的男女之间的故事发生在一对恋人中间时，他们将如何自处。旅途中的艳遇当然是对另一半的不忠，而当那个对不起你的人就是你最爱的人和你自己的时候，你会如何呢？整部小说都没有真实的背景，甚至男女主人公连名字都没有，但是，当读者看到结尾的时候相信没有人会感触不深刻吧。我们会替女孩担心，因为我们读出了青年对她的厌恶，我们更会替这段感情担心，因为小伙子在第一时间的情绪平复后想到的是今后十三天的假期，但是感情的裂痕已经存在，它就像是一颗不定时地炸弹横亘在这对恋人的感情之中。作者就是这样顺理成章的把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摆在了读者的眼前，我们自己成为勾引自己的恋人对自己不忠的“混蛋”，我们如何自处？可见即使到了末尾，米兰·昆德拉还在试图为我们提供可能，探讨“存在”。

　　2. 《白象似的群山》：初始境遇的呈示

　　《白象似的群山》堪称是海明威短篇小说中的经典。它写于1927年，收入海明威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小说情节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一个美国男人同一个姑娘在一个西班牙小站等火车的时候，男人设法说服姑娘去做一个小手术。是什么手术小说没有直接交代，但有经验的读者能够猜出是一次人工流产。整部小说基本上是由男人和姑娘的对话构成，开始的时候两个人的气氛似乎有些沉闷，姑娘就采取主动的姿态，称远处群山的轮廓在阳光下“看上去象一群白象”。但男人有些心不在焉，他只关心一个话题，就是想
　　劝姑娘去做手术。姑娘显得紧张和忧虑，男人就一再解释和安慰：那实在是一种非常简便的手术，甚至算不上一个手术。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只要用空气一吸就行了。我以为这是最妥善的办法。但如果你本人不是真心想做，我也绝不勉强。姑娘终于急了：你再说我可要叫了。到这里小说的内在紧张达到了高峰，男人就去放旅行包等列车进站。回来时问姑娘：你觉得好些了吗？姑娘向他投来一个微笑：我觉得好极了。

　　小说就这样戛然而止。这是典型的海明威式的短篇小说结尾，评论家称之为“零度结尾”。和欧·亨利出人意料的戏剧化的结尾正相反，这种“零度结尾”是平平淡淡的滑过去，象结束又不象结束，把读者茫然地悬在半空。“零度结尾”的概念，可能是从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那里引发出来的。所谓“写作的零度”，在罗兰·巴特眼里，是以存在主义大师加缪为代表的那种方式，即“中性的”，“非感情化”，回避感情色彩和主观意向性的写作方式。海明威短篇小说的结尾也有“零度”特征，不点明主题，不表示向，拒绝解释和判断，甚至不象结尾。我们不知道男人和姑娘以后会怎样，是不是做了手术？手术之后俩人是分手了，还是依旧象从前那样过着幸福生活？海明威似乎并不关心这些。他只是象一个摄影师，碰巧路过西班牙小站，偷拍下来一个男人和姑娘的对话，然后两个人上火车走了，故事也就结束了。他们从哪里来？是谁？又到哪里去？为什么来到了这个小站？海明威可能并不知道，我们读者也就无从知晓。整部小说运用的是非常典型的纯粹的限制性的客观叙事视角，恰象一架机位固定的摄影机，它拍到什么，读者就看到什么。绝少叙事者的干预和介入，甚至可以说非全知的叙事者知道的几乎与读者一样多。小说省略了太多的东西。包括人物的身份，故事的背景以及情节的来龙去脉。因此，想作出确凿的判断几乎是徒劳的。

　　评论界理解这篇小说普遍表现出一种道德主义倾向，譬贝茨就认为：“这个短篇是海明威或者其他任何人曾经写出的最可怕的故事之一。”“对于姑娘来说，有什么东西毁了；不但她的过去，而且将来都是这样。她是吓坏了。”理查德·福特则说：“这个故事我很欣赏，因为它很现代，没有人说出‘堕胎’二字，但堕胎的感觉——失落、困惑、发呆——渗入字里行间。”又譬如小说的法国译本就把题目译成《失去的天堂》，意思是无辜的姑娘在人工流产事件中把天堂般的过去失掉了。这个过去的天堂可能指少女的纯真烂漫，也可能指过去幸福美满的好时光。但实际上，《白象似的群山》绝不是一篇道德小说，而是一篇情境化的具有多重可能性的小说。在所有的评论中，最有眼光的是昆德拉的解读。在汉译《被背叛的遗嘱》中，昆德拉花了近十页的篇幅讨论《白象似的群山》。他认为，在这个只有五页长的短篇中，人们可以从对话出发想象无数的故事：男人已婚并强迫他的情人堕胎好对付他的妻子；他是单身汉希望堕胎因为他害怕把自己的生活复杂化；但是也可能这是一种无私的作法，预见到一个孩子会给姑娘带来的困难；也许，人们可以想象一下，他病得很重并害怕留下姑娘单独一人和孩子；人们甚至可以想象孩子是属于另一个已离开姑娘的男人的，姑娘想和美国男人一起生活，后者向她建议堕胎同时完全准备好
　　在拒绝的情况下自己承担父亲的角色。至于那姑娘呢？她可以为了情人同意堕胎；但也可能是她自己采取的主动，随着堕胎的期限临近，她失去了勇气……昆德拉的解读使小说的情节得以多重的猜想下去。而人物性格也同样有多重性：
　　“男人可以是敏感的，正在爱，温柔；他可以是自私，狡猾，虚伪。姑娘可以是极度敏感，细腻，并有很深的道德感；她也完全可以是任性，矫揉造作，喜欢歇斯底里发脾气。”更重要的是小说人物对话背后的主观动机是被隐藏着的。海明威省略了一切说明性的提示，即使我们能够从他们的对话中感受到节奏、速度、语调，也无法判断真正的心理动机。一般说来，小说中的主导动机是揭示主题和意向的重要手段，如乔伊斯《尤利西斯》中多次复现的布卢姆随身携带的烤土豆。《白象似的群山》中类似的主导动机就是姑娘关于白象的比喻，在小说中出现了三次。但从这个比喻也很难生发出确切的判断。我们可以说姑娘是微妙的，有情趣，有诗意，而男人对她的比喻毫无反映，男人是很实在的或者是没有趣味的。但昆德拉认为人们“也完全可以在她的独特的比喻性发现中看到一种矫揉造作，故作风雅，装模作样”，卖弄有诗意的想象力。如果是
　　这样，姑娘说什么堕胎后世界就不再属于他们之类的话语，就只能归结为姑娘对抒情式卖弄的喜好。这种有抒情倾向的女性，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
　　昆德拉最后下结论说：“隐藏在这场简单而寻常的对话背面的，没有任何一点是清楚的。”这使《白象似的群山》成为一个可以多重讲述的故事，一个可以一遍遍用不同的前因后果加以阐释的故事。这种多重阐释性正是由省略的艺术带来的。一旦海明威补充了背景介绍，交代了来龙去脉，小说就完全可能很清楚。但海明威的高明处在于他绝不会让一切一目了然，他要把冰山的八分之七藏起来，因此他便呈示了一个经得起多重猜想的情境。这反而是一种真正忠实于生活的本相的小说技巧。我们在生活中真正面对的，正是一些搞不清前因后果的情境。我经常喜欢在火车上或小饭店里听旁边我不认识的人聊天，有时听进去后就会猜想这两个人身份是什么？要去做一件什么事？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碰巧是一男一女就更有意思，如果是夫妻或恋人，一般听他们说几句话就可以猜出，如果都不是，难度就大了。这时我就想起海明威的《白象似的
　　群山》，觉得这篇小说真是写绝了。这也许和早年巴黎时代海明威的写作方式有关。从他的回忆录《流动的圣节》中可以知道，当年海明威穷得很，经常挨饿，住的旅馆也非常冷，他就常常到咖啡馆写作。倘若外面冷风大作，寒气逼人，他的小说中的故事也就发生在寒风呼啸的冬天。如果碰到一个脸蛋象新铸的钱币一样光亮动人的姑娘进来，海明威的思绪就会受到牵扰，变得异常兴奋，很想把姑娘写进小说。《白象似的群山》正是海明威午餐前在饭馆碰上一个刚刚做过堕胎手术的女人，聊了几句天，就开始创作这篇小说，结果一气呵成，连午饭都忘了吃。这种写作方式很容易把小说情境化，小说叙事往往只选择一个生活横切面，一个有限空间，一小段时间，客观记录所发生的事件，回避作者甚至叙事者的解释与说明，使小说情境呈示出生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和多义性。

　　同样是多义性，海明威与卡夫卡的小说譬如《城堡》有什么区别呢？不妨说，卡夫卡是个沉思者，他在自己的小说中灌注思想；而海明威则拒斥思想，或者说是“隐匿思想”。菲力浦·扬就说海明威的风格是“没有思想的”，需要“停止思想”。贝茨称海明威的语言也是那种“公牛般的、出乎本能的、缺少思想的语言”。因此海明威的省略的艺术也许不仅是省略了经验，而且也省略了思想。他的小说中深刻的东西也许不如其它现代主义小说多，但仍然有意
　　蕴的丰富性。这些意蕴是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带来的，它同样能激发读者想象力和再创造文本的能力。这使海明威提供了另一种小说，其创作动机不是为了归纳某种深刻的思想，也不仅仅满足于提供抽象的哲学图式。海明威的小说并不在乎这些，而真正成功的小说也并不提供确切的人生图式，它更注重呈示初始的人生境遇，呈示原生故事，而正是这种原生情境中蕴涵了生活本来固有的复杂性、相对性和诸种可能性。《白象似的群山》正是这样一篇小说，它排斥任何单值判断和单一的价值取向，尤其是道德裁判。这种相对性立场和动机与海明威小说中的省略艺术和纯客观的限制性视角是吻合的。这是海明威的小说中作者的声音隐藏得最深的一篇，小说几乎是独立于作者之外，它就象生活境遇本身在那里自己呈现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明威的短篇小说提示我们理解现代小说的另一种方式。如果说现代主义小说大都隐藏一个深度模式的话，那么在海明威小说中寻找这种深度模式有时反而会妨碍更深入理解他的小说。这就是寻找深度模式的批评方式的悖论。就是说探究作品深度模式的习惯恰恰会妨碍对作品的更深入的认知。悖论之所以产生，原因在于寻求深度模式最终获得的不过是哲学层次上的抽象概念和图式，而作品丰富和具体化的感性存在和经验存在却可能被肢解甚或抛弃了。这道理对《白象似的群山》也一样。只有从情境化角度出发，而不是一开始就说它是一个最可怕的故事，一个道德文本，才可能找到比较恰当的切入点。由此我们可以说，海明威的短篇写作，丰富了我们对小说这一体裁的本质规定性的理解。这就是海明威在小说学上的意义。《白象似的群山》启示我们，小说自身的本质界定或许正是与人类生存境遇的丰富性相吻合的。小说发现的正是生活的初始境遇，正是大千世界的相对性和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