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书杰：中国辑佚学研究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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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辑佚学是中国古文献学的分支学科，是中国古代史学研究的辅助学科，与校勘学、注释(传注 、训诂)学 、目录学 、版本学 、辨伪学等属同位类 、同性质的学科。古籍辑佚历史悠久，但是辑佚问题受到学术研究者的关注，把其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加以研究总结则始于本世纪初，把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理性探讨和学科构建，则是近十余年间的事情。辑佚学研究恰好与20世纪相伴而生，历时百年，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现已基本形成，是20世纪中国古文献学研究领域中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在世纪之末，我们来回眸其过去近百年的发展过程和研究状况，以呼唤 21 世纪辑佚学研究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一 、发端时期的研究状况
　　(一)发轫时期的基本状况
　　清末的最后十年20世纪的最初十年间是中国辑佚学研究的发轫期。纵观整个清代，古籍辑佚这一古老的文献活动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影响下开始逐渐繁兴，辑佚的方法日渐精密，影响日渐广大，意识不断强化，至嘉道时期达到鼎盛，几成一时之显学，直至清末流风不绝，为中华民族积累了数以千计的辑本文献。而对其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和总结则是20世纪初的事情。
　　清人辑佚的文献成就虽高，辑佚的工作方法虽密，辑佚的文化影响虽大，然而他们的辑佚活动只是在感性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只是通过辑佚文献的前言、叙跋、凡例来总结自己的辑佚工作，或说明自己辑佚的目的、原则方法、佚书流传、前人辑本优劣、取资依据等，这些虽然可以反映清人辑佚思想和方法，但还算不上是主观意识明确的辑佚学研究。当时辑佚的实践者虽多而研究者鲜有， 对辑佚学的主动性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更谈不到系统性和理论性意义上的研究了。直到20世纪初的季清时期，主动性的辑佚学研究才初露端倪，其标志就是经学家皮锡瑞在晚年所著、光绪三十三年(1907)刊行的《经学历史》一书中，在总结清代经学的繁兴时提出了此(辑佚)学、辑古佚书派的概念，其次是文献学家叶德辉在宣统三年(1911)刊行的《书林清话》中明确地辨证了辑佚起源的问题。虽然皮锡瑞的论题阐述还不甚清晰， 叶德辉的研究还极其微弱， 但二者确属真正意义上的辑佚学研究。现代的辑佚学研究就是在这两个湖南人极其微弱的声音中艰难地启动了， 正是这不甚清晰的阐释和极其微弱的研究揭开了现代辑佚学研究毫无色彩的扉页。
　　正是因为二者研究声响的微弱和论题阐述的不够精确 ，我们才把这一时期称之为辑佚研究的发轫时期 。皮 、叶二人的研究，与民国间研究者的情怀不同，皮氏主要是对传统经学倾心，叶氏则主要是对古籍文献的迷恋，他们不约而同地几乎同时关注到辑佚的问题，恰好说明辑佚活动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
　　(二)皮锡瑞两个概念的提出
　　皮锡瑞 (1850 -1908)是清末今文经学家，他的著作内容，虽没有很伟大的创建，如同时几位著名的今文经学大师;但学术门径很清楚，善于整理旧说。 (周予同注 《经学历史序言》，北京：中华书局 1959 年版卷首)皮氏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直行的《经学历史》一书中提出了两个概念 此(辑佚)学、辑古佚书(学)派 ：
　　国朝经师有功于后学者有三事，一曰辑佚书 至国朝而此(辑佚)学极盛 。(《十、经学复盛时代》，1959 年中华书局校注本第330页)
　　王应麟辑《三家诗(考)》与郑(玄)《易注》，开国朝辑古佚书(学)派。(同上，第 300 页)
　　皮氏把辑佚与校勘、训诂这两门古老的学科等同视之，而且认为在清代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辑佚书学派，也提出了此学即辑佚学的概念。由于皮氏称辑佚为此学，作为相对独立于校勘学、训诂学的辑佚学概念从此即产生了，尽管皮氏对此学并未加以阐释和限定，其主观认识也未必清晰，如今看来其辑佚学所指不过是一种特定的文献现象，其含义和特指还有别于今天辑佚学的内涵和外延，还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概念，但其意义在于这种思想观点和概念的使用是前所未有的 。他对后来研究辑佚者的启发却是极大的，是辑佚从被视作一种简单的文献活动，到被认为是一门有别于其他文献活动(如校勘、训诂等)的相对独立的科学的发展过程中颇为重要的一步，功不可没。
　　(三)叶德辉对起源的探讨
　　叶德辉 (1864 -1927)是清末颇有成就的古文献学家，其《书林清话》(著于清末，1911 年刊行)是一部总结历代雕版印书知识的文献学著作，影响较大。关于辑佚的起源问题，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及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王鸣盛都认为辑佚始于南宋王应麟(1223 -1296)《诗考》，叶氏根据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 跋慎汉公所藏〈相鹤经〉后》(《相鹤经》)今完书遗矣，特自马总《意林》及李善《文选注》鲍照《舞鹤赋》抄出大略，今真靖陈尊师(陈景元，1025 -1094)所书即此也的记载，在《书林清话》卷八中专撰《辑刻古(佚)书不始于王应麟》一篇，明确指出：
　　据此，辑佚之书当以此《(相鹤)经》为鼻祖 虽不知真靖书如何，要之此风一开，于古人有功不浅。
　　这一观点受到文献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关于辑佚起源问题的讨论，持续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至今方兴未艾，研究愈加深入。
　　二 、创始时期的研究状况
　　(一)创始时期的基本状况
　　中华民国的 39 年间是辑佚学研究的创始时期，又较为集中地体现在 20 世纪的 30 年代到 40 年代，其标志是民国13年(1924)梁启超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辑佚书》的发表问(《东方杂志》第 21 卷)，辑佚现象开始逐渐受到研究者的一定关注。这一时期的代表学者有梁启超、刘咸炘、王重民等三人。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一是思想文化战线异常活跃，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纷纷传入，倡导者有之，以其可以挽救积弱积贫的国家，抵制者有之，以其对传统国学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二是清王朝灭亡，民国建立，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政治制度土崩瓦解。民国虽然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但是中华民族善于总结前朝历史文化的传统不仅没有受到丝毫的冲击，反而在东西方两种思想文化的碰撞融合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以民国政府组织修纂《清史稿》为契机，一些学人怀者较为复杂的学人心理和文化情怀，也开始总结清代的学术和文化，到 30 年代曾一度呈现国学热的局面，人们纷纷著书立说以守护 、宏扬国学，作为清代文化和国学内容之一的辑佚也自然受到一定关注。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环境中现代辑佚学研究形成并逐渐发展起来了。当时绝大多数学者仅限于对清代辑佚现象和辑佚书进行极其简单的粗略的叙述或介绍，所以我们称这一时期为辑佚学研究的创始时期。其中惟有梁启超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辑佚书》 的泛化总结较为系统，影响广大 ;惟有刘咸炘 《目录学 存佚》的探微研究较为精细，颇多创建 ;惟有王重民《清代两大辑佚书家评传》等的个案研究较为深入，极为精辟，并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路径。 余者孙德谦 、 萧一山 、许学浩 、陈钟凡 、赵万里 、袁同礼 、程会昌 、金毓黼 、陈垣 、洪焕春 、张舜徽 、郝庆柏 、郭伯恭 、杨家骆等也各有介入。
　　总之，这一时期的辑佚学研究既不繁荣也不深入，泛说辑佚者相对较多而深入研究者却较少，整体的研究工作极其单弱。其原因主要有 ：一是辑佚经过清代学者的努力，特别是由于四库馆臣和王谟、章宗源 、严可均 、马国翰、黄奭 、汤球等几位大辑佚书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社会对辑佚的存在虽然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认识，但远不如校勘 、训诂等影响那样广泛深入，仍局限在相对较少的学者范围内。这是由学术文化发展过程固有的局限性所决定的。二是由于取得突出辑佚成就的学者多非一流大学问家，辑佚文献的数量虽多而精品较少，所以有些学者特别是有些大学者对辑佚工作颇为轻视。这是其自身存在的缺陷性所造成的社会偏见。三是这一时期尚处在现代辑佚研究的起步阶段，还未引起大多数学者的足够重视，所以投身辑佚研究的学者较少，肯下大力气的则更少，加之一切都得从头开始，故而做泛泛之言者相对较多，深入研究尚待时日。这是由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四是本世纪上半叶一直处在动荡战乱之中，学人或为政治奔走，或为救亡呼号，或为生存流浪，安放书桌无室，静心读书乏力，极大地滞缓了辑佚学研究的发展。这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原因。
　　(二)梁启超的泛化研究
　　梁启超(1873 -1929)治学，以思维敏捷 、论述宏阔见长。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原是他在清华大学 、南开大学等院校授课的讲稿，约撰于 1923 年冬至25 年春间，凡 16 章，现在所见的最早印本是上海民智书局民国 18 年(1929)本，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四)》 4 章(第 13 -16 章)，曾先于民国 13年(1924 年)在《东方杂志》(第 21 卷 12 、13 、15 -18 期)上连载发表。其第 14 章 《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二) 辑佚书》一节凡 7000 余字，在总结论述清代官 、私及经、史 、子 、集四部辑佚成绩、评列清代辑佚学者的同时，还概括出了辑佚所凭之重要资料 、鉴定辑佚书优劣之标准，并对清代辑佚的不足进行了尖锐的批判。70 年来，梁氏的某些观点不断地被辗转引证，至今对辑佚、辑佚学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影响力。可以说，由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流传广影响大，许多人对辑佚的认知就是从梁氏《辑佚书》一节开始的。梁氏在总结清代辑佚的基础上所确定的鉴定辑佚书优劣之标准是 ：
　　1 .佚文出自何书，必须注明 ;数书同引，则举其最先者。能确遵此例者优，否者劣。2 .既辑一书，则必求备。所辑佚文多者优，少者劣。3 .既须求备，又须求真。若贪多而误认他书为本书佚文则劣。4 .原书篇第有可整理者，极力整理，求还其书本来面目，杂乱排列者劣。此外，更当视原书价值如何。若寻常一俚书或一伪书，搜辑虽备，亦无益费精神也。(406 页)
　　其标准实为 5 条，至今仍然是辑佚工作所遵循的主要标准。其所指出的辑佚所凭之重要资料是 ：
　　1 .以唐宋间类书为总资料。2 .以汉人子 、史书及经注为辑周秦古书之资料。 3 .以唐人义疏等书为辑汉人经说之资料。4 .以六朝 、唐人史注为辑逸文之资料。5 .以各史传注及各古选本 、 各金石刻为辑遗文资料。(397 -398 页)
　　梁氏所指出的辑佚所凭借的资料虽然还不甚全面，但已具有较强的概括性。对清代官府的辑佚工作，主要介绍了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据《永乐大典》所辑古佚书的数量和意义。对私家的辑佚，以惠栋 《易汉书》、《九经古义》、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为清代辑佚之嚆矢，又以经 、史 、子 、集四部为序，分别介绍了具有代表性的辑佚家和辑佚成果，且认为嘉道以后，辑佚家甚多，其专以此为主业而所辑以多为贵者，莫如黄石原奭、马竹吾国翰两家。
　　其研究虽然粗略泛泛，但梁氏的泛化研究却是第一次对前代的辑佚活动做出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总结，在辑佚学发展史上占据极其突出的位置，所以历来备受辑佚研究者的重视。
　　(三)刘咸炘的探微研究
　　刘咸炘(1896 -1932)在民国 17 年(1928 年)用文言文撰写了一部 《目录学》 (1934 年成都大学印本)，其第二章题名为《存佚》，以近万字的篇幅阐述了古书之亡佚 、辑佚问题，引论古今，举列证言，颇多精见，发掘了许多有价值的辑佚学研究史料。又载其所撰 《辑佚书纠缪》一文最为精僻，把清人辑佚存在的问题概括为 4 弊，即漏、滥(又分 2 端)、误(又分 2 端)、陋(又分3 端)，然综合分析其所述例，实为 10 事 ：一曰漏，即所辑佚文多有遗漏。二曰臆断附会(一)：妄定书名而致滥。即本无其书，而辑佚者仅据某书中一语，附会其意，采辑有关资料而妄为一书。三曰 臆断附会(二)：名实不符而致滥，即或某人虽有某书，凡所见其人之语概视为其书之佚文，或妄采他人内容相近的彼书之文概视作此书之佚文。四曰本非书文而致滥，即或以史书所载人之对话而妄作其撰成之书文。五曰不审时代 而致误，即不考辨佚书 、佚文所反映的时间。六曰据误本而致误，即辑佚所据之书的板本不善，本身就多有讹误。七曰不审体例 (一)：不审辑佚所据之书的体例特点而致误。八曰不审体例(二)：不知此书与彼书间体例、性质之差别而致 陋。九曰不考源流而致陋，即不考佚书作者的著述源流。十曰臆定次序而致陋，即不考知佚书之体例特点和篇第次序，辑本对佚文妄定归属、妄分篇次。
　　每一论述皆详列实证加以说明。刘氏的论述，较梁氏更为深入详实，非专心披览、 学识渊博者所不能言也。此外，刘氏还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宋世所传唐人小说及唐以上人文集，卷数多与原书不和，校以他书所引，往往遗而未录，盖皆出于宋人掇拾而成，此即辑佚之事也。
　　刘氏此说，是驳斥叶德辉的辑佚当以北宋陈景元所辑《相鹤经》为鼻祖而发，其更大的意义在于把后世重新辑编的文集视为辑佚，对人们认识辑佚的特征、辑佚文献的范筹具有极大的启发。
　　(四)王重民的个案研究
　　民国间，一些学者开始对清人的辑佚进行个案研究，撰文论述评介清代的辑佚家 、辑佚书，其中以王重民(1903 -1972)的收获较多。先生是当代著名的古文献学 、板本学 、目录学家，研究领域宽阔。其对辑佚的研究主要在民国年间，先后发表有 ：
　　1 .《补晋书艺文志书后》 (《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第 1 卷第 5 期，1928 年版);
　　2 .《读汉书艺文志拾遗》 (《北平图书馆月刊》 第 3卷第 3 期，1929 年版);
　　3 .《孙渊如外集序》(《图书馆学季刊》第 5 卷第 3 -4 期，1932 年版);
　　4 .《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 (《辅仁学志》 第 3卷第 1 期，1932 年版);
　　5 .《补晋书艺文志》(《学文》第 1 卷第 5 期，1932 年版);
　　6 .《张澍辑佚书》 (《学文》 第 1 卷第 5 期，1932 年版);
　　7 .《苍颉篇辑本述评》(《辅仁学志》第 4 卷第 1 期，1933 年版)。
　　后又发表有 《七志》与 《七录》(《图书馆杂志》 1962年第 1 期)及遗作《〈永乐大典〉的编纂及其价值》(《社会科学战线》1980 年第 2 期)。这九篇文章，或记述自己的辑佚工作，如《孙渊如外集序》;或探讨佚书和辑佚书，有《补晋志书后》 、《读拾遗》 、《苍颉篇》 、《七志》等五篇 ;或研究清代辑佚书家，有《评传》 、《张澍》等二篇 ;或论述类书及其在辑佚中的作用，如《〈永乐大典〉的价值》。其中以《清代两大辑佚书家评传》一文最为精深，篇幅长达 3万字，对章宗源 、马国翰的生平家世 、学术修养 、辑佚的年代和过程 、辑佚的成就和数量等做了极其深入的研究和考辨，并对马窃章这一流传甚广的历史疑案进行了有力的辨白，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马国翰的辑佚书非窃取章宗源。按当时的研究状态，其在辑佚学研究方面本应有更大的建树，后因出国 13 年 (1934 -47)而终断，归国后主要从事目录学 、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辑佚问题基本未再用心，只是在研究目录学时间有涉及。先生是对辑佚做个案研究的第一人，他所开辟的辑佚个案研究方法，对后人影响巨大，正是在他的研究启发下辑佚的个案研究才开始逐渐活跃起来。
　　(五)关注辑佚问题的其他诸家
　　1 .30 年代关注辑佚问题的诸家
　　(1)许学浩 《辑佚书议》 (《国学论衡》 1934 年第 3期)。文仅数百字而已，主要建议人们要重视辑佚书的研究工作，虽然现在看来价值不大，但反映了当时对辑佚的研究问题已经引起了学界的一定关注。
　　(2)程会昌《清代辑佚考》。程氏在《清孙冯翼〈四库全书辑永乐大典本书目〉钞本跋》一文之未记文云：余作《清代辑佚考》，发凡起例，粤既有年，而才短志奢，学如不及 ;重之俗冗沓沓，小言詹詹，所成才十之二三耳。夜阑揽此，良用怃然!(《图书馆学季刊》第 9 卷第 2 期，1935 年版)由粤既有年 一语可知，程氏在 1934 年就开始撰写《清代辑佚考》，时已完成十之二三，但遗憾的是终未见刊行，不知完成否。
　　(3)金毓黼对史部辑佚书的总结。金氏《中国史学史》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9 年初版)是较早的史学史著作，其中举列古佚史及其辑本甚多，间有评介，又于第八章《唐宋以来之私修诸史》中专列辑逸诸史 一节。仅就史部辑佚书而言，无论举例数量还是引论评介都在梁启超之上。虽然其总结仅限于列表举例或略加评介，尚欠精细，但是对后来的史学史影响甚大，后人编撰史学史在体系的构建和知识的结构上多能注意到史部佚书及其辑佚问题。
　　(4)陈垣对《旧五代史》辑本的研究。陈氏对辑本《旧五代史》极为重视，曾遍检《册府元龟》，与四库馆臣据 《永乐大典》辑成的 《旧五代史》相比勘，从而发现了《大典》本《旧五代史》存在的许多问题，相继撰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旧五代史〉辑本引书卷数多误例》，又计划以《册府元龟》校《旧五代史》辑本，并写出了《以〈册府〉补薛〈史〉计划》。(三文均见《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在现今流行的中华书局校点本《旧五代史》中，对先生的研究成果和想法未能很好地利用和借鉴，所以对《旧五代史》的进一步整理仍有参考价值。
　　2 .40 年代关注辑佚问题的诸家
　　(5)洪焕椿对严可均的研究。洪氏撰有《乌城严铁桥生平及其著作》 (《浙江省通志馆馆刊》 创刊号，1945年版)一文，专门探讨以辑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而享誉后世的清代大辑佚书家严可均(1762 -1843)及其著述 、辑佚书。此文后收入洪氏的《浙江文献丛考》(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题名《乌城严可均著书辑书考略》，除《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外，还举列严可均《全上古》之外的辑佚书 40 余种，搜罗资料颇为完备。此文是继王重民之后的又一辑佚的个案研究。
　　(6)张舜徽对辑佚工作的认识。张氏在 1946 年刊行的《广校仇略》一书中撰有搜辑佚书论五篇 ：《辑佚之依据》 、《古人援引旧文不可尽据》 、《辑佚之难于别择》 、《辑佚之必须有识》 、 《辑佚为学成以后事》。其于梁启超的研究成果间有借鉴，于刘咸 征用的史料和立论的观点间有取舍，然也颇多创建。如所云 ：
　　故学者苟有志乎搜辑遗书，首必究心著述流别，审知一书体例，与之名近者几家，标题相似者有几，皆宜了然于心，辨析同异 ;次则谛观征引者之上下语意，以详核之本书，庶几真伪可分，是非无混，别择之际或可寡过耳。(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109 页)
　　又如所论辑佚产生的原因 ：
　　昔人搜辑遗佚，大氐皆学成以后之事，既博涉群籍，视天地间见存之书无复可究心者，不得已进而思得不存之书读之，非特势所必至，亦次第宜然耳。乾嘉中，学者盛张许(慎)、郑(玄)之帜，治经之士尤郑氏，故辑郑氏遗书者风起云涌。(同上第 111 页)
　　这些观点颇具理性色彩，不仅对辑佚实践极有指导意义，而且对辑佚学的研究也颇有启迪。
　　3 .40 年代对鲁迅辑佚作的研究
　　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 、 文学家和学者，其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古籍整理研究方面也颇有成绩，以辑佚最为突出，辑有《会稽郡故书杂集》(8 种)、《古小说钩沉》 (36 种)、纪传体史书 (3 种)及 《嵇康集》 辑校等。鲁迅的辑佚工作特别是《古小说钩沉》，40 年代就引起了有关学者的关注。已知这一时期有:
　　(7)郑振铎《鲁迅的辑佚工作》(《文艺阵地》第 2 卷第 2 期，1938 年版);
　　(8)戴望舒 《〈古小说钩沉〉 校辑之时代和逸序》(1945 年成文。《小说戏曲论集》，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8年版);
　　(9)赵景深《评介鲁迅的〈古小说钩沉〉》(《银字集》，1946 年版)。
　　郑文(未见，戴文征引)是已知最早对鲁迅辑佚工作做个案研究的，也是迄今所知唯一专对鲁迅的辑佚工作进行研究的论文，可谓研究鲁迅辑佚之首庸。
　　《古小说钩沉》 辑古佚小说 36 种，是在鲁迅故后的 40 年代初编辑 《鲁迅全集》时始得刊行，故郑振铎等认为《钩沉》 是《中国小说史略》 的副产品。戴文根据新发现的在 1912年 2 月《越社丛刊》(第一集)上发表的鲁迅自《序》等资料，否定流行的副产品说，指出《钩沉》当辑于 1909 -1914 年间。戴氏尚有《〈古小说钩沉〉校读记》(同上)一篇，专门校补鲁迅辑本的疏漏。赵文虽然较为简略，但是于鲁迅辑佚工作的研究也不可谓无功，其文后又相继收入《中国小说论集》(上海 :永祥印书馆，1950 年版)、《中国小说论丛》(济南 :齐鲁书社，1980 年版，故流行较广。)
　　4 .《永乐大典》辑本的研究
　　清乾隆朝编辑《四库全书》 时，特设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专门从事自《永乐大典》中辑录唐 、宋 、金 、元古佚书的工作，凡辑成数百种，其中收入《四库全书》 者 388 种 (另有存目者 128 种，散出馆外者若干种)，是《四库全书》中最为珍贵的图书之一。此后据《大典》辑佚者不绝如缕，成为一种特殊的辑佚现象，而《永乐大典》本 也成了一种特定的辑本，备受学者注重，并成为辑佚研究领域中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
　　早在清嘉庆年间，孙冯翼既辑成 《四库全书辑永乐大典书目》，清末缪荃孙《永乐大典考 四库著录 、存目所记大典本书目》更注意搜辑《四库》著录 、存目以外的大典本 40 种。至本世纪 20 年代以后，研究范围更加广泛，或继续编辑书目以反映其辑本的数量，如赵万里《永乐大典辑出之佚书目》(《北平图书馆月刊》第 2 卷第3 -4 期合刊大典专号，1929 年版)、郝庆柏《永乐大典书目考》(《辽海丛书》，辽海书社 30 年代版);或研究大典本的不足，如袁同礼《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辑本之缺点》(《北平图书馆馆刊》 第 7 卷第 5 期，1933 年版);或研究其辑佚过程 、辑佚学者 、辑本流传等，如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 1937 年版)、《永乐大典考》(长沙商务印书馆 1938 年版)。杨家骆《四库全书学典》(世界书局 1946 年版)对史料搜辑较为全面，资料梳理较有条理，研究总结也较为系统，颇有参考价值。正是这些研究成果，为今人的 《永乐大典史话》(张忱石)、《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顾力仁)奠定了基础。
　　总之，20 世纪上半叶是现代辑佚学研究的创始时期，对这一时期的研究成绩自然不能冀求过高，即从目前知见的成果已颇为可喜，为未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