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寻李白》
那一双傲慢的靴子至今还落在
高力士羞愤的手裏，人却不见了
把满地的难民和伤兵
把胡马和羌笛交践的节奏
留给杜二去细细的苦吟
自从那年贺知章眼花了
认你做谪仙，便更加佯狂
用一只中了魔咒的小酒壶
把自己藏起来，连太太也寻不到你
怨长安城小而壶中天长
在所有的诗裏你都预言
会突然水遁，或许就在明天
只扁舟破浪，乱发当风
树敌如林，世人皆欲杀
肝硬化怎杀得死你？
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从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
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
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
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
当地一弹挑起的回音
一贬世上已经够落魄
再放夜郎母乃太难堪
至今成谜是你的籍贯
陇西或山东，青莲乡或碎叶城
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
凡你醉处，你说过，皆非他乡
失踪，是天才唯一的下场
身后事，究竟你遁向何处？
狼啼不住，杜二也苦劝你不住
一回头四窗下竟已白头
七仙，五友，都救不了你了
匡山给雾锁了，无路可入
仍炉火示纯青，就半粒丹砂
怎追蹑葛洪袖裏的流霞？
樽中月影，或许那才你故乡
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
而无论出门向西哭，向东哭
长安却早已陷落
二十四万里的归程
也不必惊动大鹏了，也无须招鹤
只消把酒杯向半空一扔
便旋成一只霍霍的飞碟
诡缘的闪光愈转愈快
接你回传说裏去
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
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文彩承殊渥，流传必绝伦。
龙舟移棹晚，兽锦夺袍新。白日来深殿，青云满后尘。
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
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无邻。处士祢衡俊，诸生原宪贫。
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
几年遭鵩鸟，独泣向麒麟。苏武先还汉，黄公岂事秦。
楚筵辞醴日，梁狱上书辰。已用当时法，谁将此义陈。
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滨。莫怪恩波隔，乘槎与问津。
辛文房《唐才子传》
白，字太白，山东人。母梦长庚星而诞，因以命之。十岁通五经，自梦笔头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喜纵横，击剑为任侠。轻财好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中，日沈饮，号“竹溪六逸 ”。天宝初，自蜀至长安，道未振，以所业投贺知章，读至《蜀道难》，叹曰：“子谪仙人也。”乃解金龟换酒，终日相乐。遂荐於玄宗，召见金銮殿，论时事，因奏颂一篇，帝喜，赐食，亲为调羹，诏供奉翰林。尝大醉上前，草诏，使高力士脱靴，力士耻之，摘其《清平调》中飞燕事，以激怒贵妃，帝每欲与官，妃辄沮之。白益傲放，与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饮酒八仙人”。恳求还山，赐黄金，诏放归。白浮游四方，欲登华山，乘醉跨驴经县治，宰不知，怒，引至庭下曰：“汝何人，敢无礼！”白供状不书姓名，曰：“曾令龙巾拭吐，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天子门前，尚容走马；华阴县裏，不得骑驴“宰惊愧，拜谢曰：“不知翰林至此。”白长笑而去。尝乘舟，与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傍若无人。禄山反，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辟为僚佐。璘起兵反，白逃还彭泽。璘败，累系浔阳狱。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曾救其死罪。至是，郭子仪请官以赎，诏长流夜郎。白晚节好黄、老，度牛渚矶，乘酒捉月，沈水中。初，悦谢家青山，今墓在焉。有文集二十卷，行世。或云：白，凉武昭王暠九世孙也。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四》
‧粲花之论
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誉，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於齿牙之下。时人号曰：「李白粲花之论。」
‧醉圣
李白嗜酒，不拘小节，然沈酣中所撰文章，未尝错误，而与不醉之人相对议事，皆不出太白所见。时人号为「醉圣」。
皮日休《七爱诗。李翰林（白）》
吾爱李太白，身是酒星魄。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间客。
磥砢千丈林，澄澈万寻碧。醉中草乐府，十幅笔一息。
召见承明庐，天子亲赐食。醉曾吐御床，傲几触天泽。
权臣妒逸才，心如斗筲窄。失恩出内署，海岳甘自适。
刺谒戴接(此字见附图)，赴宴著縠屐。诸侯百步迎，明君九天忆。
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大鹏不可笼，大椿不可植。
蓬壶不可见，姑射不可识。五岳为辞锋，四溟作胸臆。
惜哉千万年，此俊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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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3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杜甫）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
世人皆欲杀，唯吾独怜才。（杜甫）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杜甫）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
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太白千秋逸调，子美一代规模。摩诘精大雄氏之学，句句皆合圣教。（徐增）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余光中）
写李白的对联有：
半亭清风山与水
一船明月酒和诗
酌酒花间，磨针石上
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可怜荒垄穷泉骨
曾有惊天动地文
神仙诗酒空千古
明达江天贮一楼
狂到世人皆欲杀
醉来天子不能呼
在大唐多若满天繁星的诗人中，李白是唯一被人们誉为既有侠肝义胆，又有仙风、道骨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传奇的一生，豪放飘逸的诗风，确实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使我们一说起李白，就可以想见一个飘然不群的诗仙形象。
其实自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起，李白的形象就定型了。然而这种定型化了的诗仙形象，也使人们与李白产生了一种近乎膜拜者与偶像之间的距离，一种雾里看花、云中观月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隔膜限制了我们走入李白心灵的殿堂。
现在让我们走进李白的思想。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接受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他还深受游侠思想影响，敢于蔑视封建秩序，敢于打破传统偶像。儒家思想和道家、游侠本不相容，但李白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他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这就养成了他崇尚英雄的性格。反映在诗歌中，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如草芥的义士。这反映了他敢于反对封建秩序，不畏强权的游侠思想。
在李白的身上，兼备了儒道侠禅各家的特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儒家的傲岸坚强；“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道者的避俗离浊；“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侠者的任性狷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禅者的玄思独绝。真是难以想象，在一个人的身上，怎能呈现出如此丰富的景观，且并不是流于表面，而是从心灵深处透出来的一种融合万物，顺应自然的美。也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或多或少的受着各种流派的影响，各种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交锋，有的被杀死，更多的是在冲突中走向融合。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各种思想流派的分别，他们本来就是构成热的整个思想的各个零件，就象万物组成了世界的自然和谐。人为的硬生生的割裂并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杜甫）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
世人皆欲杀，唯吾独怜才。（杜甫）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杜甫）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
诗总不离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诘。太白以气韵胜，子美以格律胜，摩诘以理趣胜。太白千秋逸调，子美一代规模。摩诘精大雄氏之学，句句皆合圣教。（徐增）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余光中）
写李白的对联有：
半亭清风山与水
一船明月酒和诗
酌酒花间，磨针石上
倚剑天外，挂弓扶桑
可怜荒垄穷泉骨
曾有惊天动地文
神仙诗酒空千古
明达江天贮一楼
狂到世人皆欲杀
醉来天子不能呼
在大唐多若满天繁星的诗人中，李白是唯一被人们誉为既有侠肝义胆，又有仙风、道骨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传奇的一生，豪放飘逸的诗风，确实给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使我们一说起李白，就可以想见一个飘然不群的诗仙形象。
其实自贺知章称李白为谪仙人起，李白的形象就定型了。然而这种定型化了的诗仙形象，也使人们与李白产生了一种近乎膜拜者与偶像之间的距离，一种雾里看花、云中观月的可望而不可及的隔膜限制了我们走入李白心灵的殿堂。
现在让我们走进李白的思想。李白的一生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接受儒家“兼善天下”的思想，要求济苍生、安社稷，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道家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自由，蔑视世间一切。他还深受游侠思想影响，敢于蔑视封建秩序，敢于打破传统偶像。儒家思想和道家、游侠本不相容，但李白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
李白生平浪迹天下，慷慨自负，不拘常调。“常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彼渐陆迁乔，皆不能也。”他尚武轻儒，脱略小节轻财好施，豪荡使气。这就养成了他崇尚英雄的性格。反映在诗歌中，他从无数古代英雄的风度，气派中吸取力量，把现实的理想投影到历史中去，从而在诗歌中建立起英雄性格的人物画廊。他歌颂草泽，际会风云的英雄，如《梁甫吟》，写太公望：“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八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歌颂视功名如草芥的义士。这反映了他敢于反对封建秩序，不畏强权的游侠思想。
在李白的身上，兼备了儒道侠禅各家的特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儒家的傲岸坚强；“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道者的避俗离浊；“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侠者的任性狷狂；“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禅者的玄思独绝。真是难以想象，在一个人的身上，怎能呈现出如此丰富的景观，且并不是流于表面，而是从心灵深处透出来的一种融合万物，顺应自然的美。也许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或多或少的受着各种流派的影响，各种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交锋，有的被杀死，更多的是在冲突中走向融合。或者说，根本不存在各种思想流派的分别，他们本来就是构成热的整个思想的各个零件，就象万物组成了世界的自然和谐。人为的硬生生的割裂并不是一种客观的态度。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0-05-30
春日忆李白
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余光中：寻李白余光中：寻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那一双傲慢的靴子至今还落在
高力士羞愤的手里，人却不见了
把满地的难民和伤兵
把胡马和羌笛交践的节奏
留给杜二去细细的苦吟
自从那年贺知章眼花了
认你做谪仙，便更加佯狂
用一只中了魔咒的小酒壶
把自己藏起来，连太太也寻不到你
怨长安城小而壶中天长
在所有的诗里你都预言
会突然水遁，或许就在明天
只扁舟破浪，乱发当风
树敌如林，世人皆欲杀
肝硬化怎杀得死你？
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从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
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
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
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
当地一弹挑起的回音
一贬世上已经够落魄
再放夜郎母乃太难堪
至今成谜是你的籍贯
陇西或山东，青莲乡或碎叶城
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
凡你醉处，你说过，皆非他乡
失踪，是天才唯一的下场
身后事，究竟你遁向何处？
狼啼不住，杜二也苦劝你不住
一回头四窗下竟已白头
七仙，五友，都救不了你了
匡山给雾锁了，无路可入
仍炉火示纯青，就半粒丹砂
怎追蹑葛洪袖里的流霞？
樽中月影，或许那才你故乡
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
而无论出门向西哭，向东哭
长安却早已陷落
二十四万里的归程
也不必惊动大鹏了，也无须招鹤
只消把酒杯向半空一扔
便旋成一只霍霍的飞碟
诡缘的闪光愈转愈快
接你回传说里去
贺知章
在长安，李白结识了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当时的贺知章已年逾古稀，李白的《蜀道难》却激起了心如古井的贺知章的感情狂澜，从此贺知章展开了对李白漫长的单相思：“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此诗只有神仙才写得出来，因而称李白为“谪仙人”。
清初诗坛，王士祯地位极高，他所提倡的神韵学说，亦因之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王氏神韵说吸取了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和宋严羽《沧浪诗话》的理论，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为诗歌的最高境界。他曾引用孔天胤的话说：“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总其妙在神韵矣。”[2]这表明，他是以清、远二字为神韵之注解的。所谓“清”，即清幽、清奇，所谓“远”，即淡远、闲远。故王氏对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情有独钟，认为其诗自然入妙，有超然物外、摆脱尘纷的禅意。他所选的《唐贤三昧集》就只取王维以下共43人诗作456首，意在使人们了解并接受他的以“神韵”为尚的旨趣。
王士祯所倡之神韵说集中体现在他对盛唐一些描写自然山水风物的诗歌尤其是五言诗的品评中。他十分赞成司空图“妙在酸咸之外”和严羽“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论述，崇尚诗歌创作的自然浑成、气韵贯通，追求诗歌风格的冲淡平和、幽深闲远，强调诗歌境界的含蓄蕴藉、回味无穷。在回答别人的提问如何理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时，他便将李白“牛渚西江夜”与孟浩然“挂席几千里”二诗作为例证，并评说：“诗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3] 他还评说李白 “黄鹤西楼月”（笔者按，指《送储邕之武昌》）一诗，与谢朓“洞庭张乐地”，“同是绝唱”，“皆奇作也”。[4]因为李白的这首诗中，有“诺谓楚人重，诗传谢朓清”之句，与他主张的“清远”诗旨相符。
王氏对严羽以禅喻诗的说法十分认同，并认为五言诗尤其能接近这种境界。在《香祖笔记》中，他即以禅理论诗：“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无论悟境、化境，都妙在无工可言，无法可言，浑成天然，色相俱全，这就是渔阳心目中理想的诗境。所以他称李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二句为“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5]，认为诗歌如能达到这种境界，不言而美自呈，无语而媚自生，读之可以使人襟怀洒落，物我两忘。
在分析五言古诗的发展历程时，王士祯指出，唐代“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功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感遇》、《古风》诸篇，可追嗣宗《咏怀》、景阳《杂诗》。”[6] 他把李白和陈子昂、韦应物、柳宗元等作为唐代五言诗中复古的代表，所以在《五言诗凡例》中才取此四家并张九龄之作，附于汉魏六代作者之后。他还指出，开元、天宝间，五言诗大匠并出，其中“高适质朴，不免笨伯。杜甫沉郁，多出变调。李白、韦应物超然复古。然李诗有古调有唐调，要须分别观之。”[7]
关于李白的乐府诗，王士祯说：“古乐之不可复久矣。后之人不能汉魏，犹汉魏之不能风雅，势使然也。……后世文士如李太白，则沿其目而革其词，杜子美、白乐天之伦，则创其意而不袭其目：皆卓然作者，后世有述焉。”[8]认为李白的乐府沿用古乐府的名目而变革其词，但与不沿袭其篇目而在内容上有所创新的杜甫、白居易俱是一代名家。而对于乐府诗的沿革，王氏认为“逮于有唐，李、杜、韩、柳、元、白、张、王、李贺、孟郊之辈，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齐梁，不袭汉魏，因事立题，号称乐府之变。若考开元、天宝以来，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耳。”[9]这就不但肯定了李白在乐府创作中“不沿齐梁，不袭汉魏”的革新精神和特殊地位，而且阐明了开元天宝以来乐府与绝句的相互关系，指出了李白等人对绝句新境地的开辟之功。
王士祯认为，杜甫的七言古诗“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敢抗行”，惟有“李白、岑参二家，别出机杼，语羞雷同，亦称奇特。”[10]他对李白七古的成就评价是非常高的，说“七言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三家，横绝万古；后之追风蹑景，惟苏长公一人而已。”[11]在特别推崇杜甫、苏轼的七言歌行“无以加”的同时，他又指出：“子美同时，又有李供奉、岑嘉州之创辟经奇；子瞻同时，又有黄太史之奇特。正如太华之有少华，太室之有少室。”[12]
对于李白的七言绝句，王士祯尤为推崇，他说：“七言（绝句），初唐风调未谐，开元、天宝诸名家，无美不备，李白、王昌龄尤为擅场。”[13]在他看来，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人的七言绝句之所以含蓄蕴藉、意在言外，令后世不可及，就在于它们追求格韵高妙，有自然浑成、意溢言外的韵致。因此，他从诗的风韵角度，将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一诗，与王维的“渭城朝雨”、王昌龄的“奉帚平明”、王之涣的“黄河远上”三首并列为唐代七言绝句的压卷之作，并说“终唐之世，绝句亦无出四章之右者矣”。
总的说来，王士祯以神韵论唐诗，推崇王维、孟浩然那种柔淡幽闲的诗风，讲究诗歌的境界美，主张妙合自然，追求意在言外，反对过于雕琢和勉力为之，反映了他追求自然浑成之美的艺术旨趣。这对于纠正当时“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空疏肤廓”的积习以及“公安”、“竟陵”派矫枉过正而产生的“浅薄”、“奥涩”的流弊是有历史功绩的，对诗歌的艺术创造和审美理论也有较大贡献。他品评李白诗，欣赏的是李诗中那些意境深远、含蓄蕴藉、令人回味无穷之作。王氏曾对李、杜、苏、黄四家的七言歌行作过比喻，说杜似《史记》，李、苏似《庄子》，黄似《维摩诘经》。又曾戏论唐人诗，说王维佛语，孟浩然菩萨语，李白、常建飞仙语，杜甫圣语等等，俱生动形象，抓住了各家的本质特征，还是十分允当的。尽管他极不喜欢骚体，排斥雄健豪迈之作，但对李白的一些名篇，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也还加以选录，所以翁方刚说他并不不滞于一见。但王氏也批评说，李白的七言长短句，是“英雄欺人”，“总不必学”；题画诗“拙劣不工”；乐府“皆不可歌”等等，这些都是站在神韵论的立场的评判，其缺点就在于，专主神韵一路，难免有所偏差，失于空廓。故乔亿有“读古人诗，不于本领作用处求之，专赏其气味词调，及一二虚字传神，以为妙道”之讥。王氏神韵说在清代曾风行一时，但后来亦产生了空疏枯寂的流弊。
沈德潜是乾隆诗坛宗唐派的代表，论诗推本源，明诗教，重胸襟，标诗法，高扬盛唐格调，产生了较大影响。他所倡导的格调说，承袭了明代前后七子的主张并加以发展，崇尚“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温柔敦厚”的诗教。他论定唐诗意格，尤重气格，即由声韵、体式等传达出的美学效果。认为诗之微妙处正存在于调内，而要深刻领会诗歌之妙，必须深入涵咏，方可悟其隐存之秘。故其对于具体诗人诗作，皆从“宗指”、“体裁”、“音节”、“神韵”四要素观察，以“中正和平”为圭臬。其论诗，由温柔敦厚言，“重在比兴，重在蕴蓄，重在反复唱叹，重在婉陈，重在主文谲谏；勿过甚，勿过露，勿过失实”；由格调言，“须论法，须学古，讲诗格，讲诗体，勿求新异，勿近戏弄”[14]。他因不满王士祯《唐贤三昧集》排斥李、杜的做法，选录了唐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诗作1928多首，分体编排，选编成《唐诗别裁》二十卷。该书选录李白五言古诗42首，七言古诗37首，五言律诗27首，七言律诗4首，五言长律5首，五言绝句5首，七言绝句20首，总数达140首，仅少于杜甫（255首），体现了他“以李、杜为宗”，“别于诸家选本”的宗旨。
沈氏认为，李白“负旷世才，有浩然之气”，“故其为诗，落想天外，局自生变：此由天授，非关人力者然。”并劝后世之学李者，亦必“负旷世才有浩然之气，而后发而为言，不求合而自然吻合”，如果“舍神理袭形似，沾沾焉以率易狂纵求之”，不但不会学到李白的真面目，反而会“去青莲远矣”。[15]他还主张诗人要刻苦学习，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16]，认为作诗重在气实，而气实又根柢于学，再出之以性情之平和，就能成一家之言。沈氏论诗，注重诗的寄意，即“言在此而意在彼”，反对直露。他曾以李白诗举例：“《子夜吴歌》本闺情语，而忽及罢征；《经下邳圯桥》本怀子房，而意实自寓；《远别离》本咏皇英，而借以咎肃宗之不振、李辅国之擅权。”[17]“《宫中行乐词》原本齐梁，缘情绮靡中不忘讽意，寄兴独远。”[18]
沈德潜认为，五言古诗“唐体中能复古者，以三家（按，指陈子昂、李白、张九龄）为最”。[19]他评价李白的《古风》二卷，“不矜才，不使气，原本阮公，风格俊上，伯玉《感遇》诗后，有嗣音矣。”[20]
关于五言绝句，沈氏认为“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淡，并入化机。而三家中，太白近乐府，右丞、苏州近古诗，又各擅胜场也。”[21]他特别欣赏李白五言绝句中一些含而不露之作，如评说《玉阶怨》“妙在不明说怨”，《静夜思》表达旅中情思，“虽说明却不说尽”，《独坐敬亭山》“传独坐之神”等等。
对李白的五言律诗，沈德潜的评价是：“逸气凌云，天然秀丽”[22]。又言：“天宝以来，李太白之明丽，王摩诘、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扬镳，并推极胜”[23]。他还评说李白《塞下曲》中“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四句“一气下，不就羁缚。……天然入妙，未易追摹”[24]，“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两句“结意亦复深婉”等，都是精炼而允当之评语。
沈德潜对七言绝句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其贵在“言微旨远，语浅情深，如清庙之瑟，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25]而李白的七绝正符合这样的标准，所以他对之有“允称神品”之评。他还指出：“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26]在分析李白七绝的妙处时，他指出，《越中怀古》一诗“三句说盛，一句说衰，其格独创”；《早发白帝城》“写出瞬息千里，若有神助”；《赠汪伦》“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他还认为李白和王维的五言绝句，以及李白、王昌龄的七言绝句，都是“妙绝古今，别有天地”。[27]
对李白的七言古诗，沈氏的评语是“鞭挞海岳，驱走风霆，非人力可及”，“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28]并评《蜀道难》一诗“笔阵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29]；《鸣皋歌送岑征君》“学楚骚而长短疾徐，纵横驰骤，又复变化其体，是为仙才”[30]；《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叙与参军情事，离离合合，结构分明，才情动荡，不止以纵逸见长也。老杜外谁堪与敌？”[31]沈氏目光如炬，指出李白《梁父吟》“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正因为“以气胜也”，“若无太白本领，不易追逐”。[32]
正因为沈氏论诗，既讲格调，又讲温柔敦厚，故可避免神韵说之空廓及性灵说之浮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弊补偏的作用。他奉李杜为盛唐代表，对李白诗的品评，长处在于对其艺术特色的分析细致精妙。但他偏好托意比兴、委婉多讽、优柔善入之作，有时为了发掘李诗的深刻寓意和对时事之讽刺寄托，难免亦有一些牵强附会之说。他因有“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的先入之见，所以认为李白的《笑矣乎》、《悲来乎》、《怀素草书歌》等作品，“为粗浅人作俑”，并认定这些诗歌都是“五代凡庸子所拟，后人无识，将此种入选”[33]，就不免失之偏颇。总的说来，沈氏于诗歌音律方面强调归于雅正，反映了其封建正统的诗论实质，但其对唐诗及李白诗的艺术分析，多精当不易，故影响较为广泛。
乾隆诗坛在沈德潜以格调论诗的同时，还出现了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袁枚吸取了明代袁宏道等人反对模拟、崇尚真情、注重创新的诗学观点并加以发展，主张诗歌应抒写胸臆，贵在自然。他特别强调诗人的独创性，对拟古倾向和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教表示不满。
在《随园诗话》中，袁枚强调诗歌创作主题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个方面要素。所谓“真情”，即“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就是以真挚的情感打动读者，使其产生心灵上的共鸣。所谓“个性”，即“不可以无我”，“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所谓“性灵”，即注重诗人创作时的灵性、灵感，推重“天籁最妙”。
在唐代诗人中，袁枚尤为推崇的是李、杜、韩、白四大家，并认为各家皆有所长，面目风格亦异，正如花中之牡丹、兰草，各有千秋，难论高下。他评几个大家的诗作，说“李、杜刚柔参半，韩、苏纯刚，白香山则纯乎柔矣。”[34]在论述后代诗人学习前人需要注意的问题时，他特别指出：“凡事不能无弊，学诗亦然。学汉、魏《文选》者，其弊常流于假；学李、杜、韩、苏者，其弊常失于粗；学王、孟、韦、柳者，其蔽常流于弱；学元、白、放翁者，其弊常失于浅；学温、李、东郎者，其弊常失于纤。人能吸诸家之精华，而吐其糟粕，则诸弊尽捐。大概韩、杜以学力胜，学之，刻鹄不成，犹类骛也。太白、东坡以天分胜，学之，画虎不成，反类狗也。”[35]也就是说，李白是以天纵之才傲视天下，后人如果不具备他的天分，仅仅从语气、词章上模仿他，则会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李白诗歌之妙在于信手拈来，不露痕迹，但亦有欠锤炼之短。后人学之，把握不好就会失之于粗。
袁氏还认为，李白的诗歌洋溢着不同于人世间的天赋，纯是天籁之音：“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有天性使然，非关学问。在唐则青莲一人，而温飞卿继之。”[36]他反对当时的人动辄以厚薄论诗人，贵厚而贱薄，认为品评的标准应该以妙为主，并举例说：“以两物论，狐貉贵厚，鲛鮹贵薄。以一物论，刀背贵厚，刀锋贵薄。安见厚者定贵，薄者定贱耶？古人之诗，少陵似厚，太白似薄；义山似厚，飞卿似薄：俱为名家。”[37]这就表明，袁氏认为，李白的诗歌虽然看起来不如杜甫的浑厚，但却各有千秋，不可强分高下。
袁枚的性灵说特别重视诗歌的以情感人，他说：“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词，读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38]其实李白的诗歌同样善于表达真挚的情感，只不过往往被其狂放不羁的外表所掩盖，所以袁氏才说他不长于言情。袁氏还认为，诗歌创作难在真，难在雅，要有性情然后才能做到真，有学问然后才能做到雅。他指出，诗人天生的性情固然重要，但后天的学问可以弥补先天性情方面的不足；天籁固然是可遇不可求，但后天方面的技巧亦不可废。故主张以学问济性情，以人巧济天籁。
袁枚的性灵说特别强调诗歌的独创性，他说：“诗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作诗者必知此二义，而后能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39]这种“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的观点，的确是诗歌创作的真知灼见。他教人古风学习李、杜、韩、苏，近体则学中晚唐和宋元诸人，并解释说：“李、杜、韩、苏，才力太大，不屑抽筋入细，播入管弦，音节亦多未协。中、晚名家，便清脆可歌。”[40]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李白诗歌欠反复锤炼、音韵节拍也多不协调的婉转批评。
袁枚天分既高，所持诗论又能自成系统，所以他对当时诗坛的神韵、格调、肌理三说都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认为“格调”是“空架子”，肌理说是“自矜淹博”，神韵说又过分蹈虚，这些都不为无见。他所主张的性灵说打破禁忌，张扬个性，故具有革新精神，对封建正统的文艺观是一个有力冲击，故金天羽曾有“仓山诗卷，已夺渔阳、归愚之席”的评价。在袁枚看来，李白的诗歌以纵横排奡为长，不拘泥于音韵、遣词用语等细节，本是其短。但其才气横溢，神气孤行，因善藏其短，故愈见其长，这些都是卓见。但袁氏生平乐于声色，所学又杂，诗句或流于滑易，“有纤佻之病”，被人称为“野狐禅”，故时人、后人对之皆毁誉参半，吴应和“有轶群之才，腾空之笔，落想不凡，新奇眩目，诚足倾倒一世。惟是轻薄浮荡习气与三百篇无邪之旨相悖”[41]之评，可谓公允。其末流疏检玩世，缺乏社会责任感，更是授人以柄。故袁氏诗论生前虽曾风靡一时，身后却继起无人。他品评李白诗，站在性灵角度，虽推崇李白的天纵奇才，但也婉转批评李诗“音节多未协”，未能“长于言情”，其弊“易失之于粗”等等，不失为一家之言。
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余光中：寻李白余光中：寻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那一双傲慢的靴子至今还落在
高力士羞愤的手里，人却不见了
把满地的难民和伤兵
把胡马和羌笛交践的节奏
留给杜二去细细的苦吟
自从那年贺知章眼花了
认你做谪仙，便更加佯狂
用一只中了魔咒的小酒壶
把自己藏起来，连太太也寻不到你
怨长安城小而壶中天长
在所有的诗里你都预言
会突然水遁，或许就在明天
只扁舟破浪，乱发当风
树敌如林，世人皆欲杀
肝硬化怎杀得死你？
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从一元到天宝，从洛阳到咸阳
冠盖满途车骑的嚣闹
不及千年后你的一首
水晶绝句轻叩我额头
当地一弹挑起的回音
一贬世上已经够落魄
再放夜郎母乃太难堪
至今成谜是你的籍贯
陇西或山东，青莲乡或碎叶城
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
凡你醉处，你说过，皆非他乡
失踪，是天才唯一的下场
身后事，究竟你遁向何处？
狼啼不住，杜二也苦劝你不住
一回头四窗下竟已白头
七仙，五友，都救不了你了
匡山给雾锁了，无路可入
仍炉火示纯青，就半粒丹砂
怎追蹑葛洪袖里的流霞？
樽中月影，或许那才你故乡
常得你一生痴痴地仰望？
而无论出门向西哭，向东哭
长安却早已陷落
二十四万里的归程
也不必惊动大鹏了，也无须招鹤
只消把酒杯向半空一扔
便旋成一只霍霍的飞碟
诡缘的闪光愈转愈快
接你回传说里去
贺知章
在长安，李白结识了任太子宾客的老诗人贺知章。当时的贺知章已年逾古稀，李白的《蜀道难》却激起了心如古井的贺知章的感情狂澜，从此贺知章展开了对李白漫长的单相思：“读未竟，称叹者数四”，认为此诗只有神仙才写得出来，因而称李白为“谪仙人”。
清初诗坛，王士祯地位极高，他所提倡的神韵学说，亦因之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王氏神韵说吸取了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和宋严羽《沧浪诗话》的理论，强调“兴会神到”，追求“得意忘言”，以清淡闲远的风神韵致为诗歌的最高境界。他曾引用孔天胤的话说：“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总其妙在神韵矣。”[2]这表明，他是以清、远二字为神韵之注解的。所谓“清”，即清幽、清奇，所谓“远”，即淡远、闲远。故王氏对盛唐的王维、孟浩然情有独钟，认为其诗自然入妙，有超然物外、摆脱尘纷的禅意。他所选的《唐贤三昧集》就只取王维以下共43人诗作456首，意在使人们了解并接受他的以“神韵”为尚的旨趣。
王士祯所倡之神韵说集中体现在他对盛唐一些描写自然山水风物的诗歌尤其是五言诗的品评中。他十分赞成司空图“妙在酸咸之外”和严羽“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论述，崇尚诗歌创作的自然浑成、气韵贯通，追求诗歌风格的冲淡平和、幽深闲远，强调诗歌境界的含蓄蕴藉、回味无穷。在回答别人的提问如何理解“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境界时，他便将李白“牛渚西江夜”与孟浩然“挂席几千里”二诗作为例证，并评说：“诗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3] 他还评说李白 “黄鹤西楼月”（笔者按，指《送储邕之武昌》）一诗，与谢朓“洞庭张乐地”，“同是绝唱”，“皆奇作也”。[4]因为李白的这首诗中，有“诺谓楚人重，诗传谢朓清”之句，与他主张的“清远”诗旨相符。
王氏对严羽以禅喻诗的说法十分认同，并认为五言诗尤其能接近这种境界。在《香祖笔记》中，他即以禅理论诗：“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无论悟境、化境，都妙在无工可言，无法可言，浑成天然，色相俱全，这就是渔阳心目中理想的诗境。所以他称李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二句为“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5]，认为诗歌如能达到这种境界，不言而美自呈，无语而媚自生，读之可以使人襟怀洒落，物我两忘。
在分析五言古诗的发展历程时，王士祯指出，唐代“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功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感遇》、《古风》诸篇，可追嗣宗《咏怀》、景阳《杂诗》。”[6] 他把李白和陈子昂、韦应物、柳宗元等作为唐代五言诗中复古的代表，所以在《五言诗凡例》中才取此四家并张九龄之作，附于汉魏六代作者之后。他还指出，开元、天宝间，五言诗大匠并出，其中“高适质朴，不免笨伯。杜甫沉郁，多出变调。李白、韦应物超然复古。然李诗有古调有唐调，要须分别观之。”[7]
关于李白的乐府诗，王士祯说：“古乐之不可复久矣。后之人不能汉魏，犹汉魏之不能风雅，势使然也。……后世文士如李太白，则沿其目而革其词，杜子美、白乐天之伦，则创其意而不袭其目：皆卓然作者，后世有述焉。”[8]认为李白的乐府沿用古乐府的名目而变革其词，但与不沿袭其篇目而在内容上有所创新的杜甫、白居易俱是一代名家。而对于乐府诗的沿革，王氏认为“逮于有唐，李、杜、韩、柳、元、白、张、王、李贺、孟郊之辈，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齐梁，不袭汉魏，因事立题，号称乐府之变。若考开元、天宝以来，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耳。”[9]这就不但肯定了李白在乐府创作中“不沿齐梁，不袭汉魏”的革新精神和特殊地位，而且阐明了开元天宝以来乐府与绝句的相互关系，指出了李白等人对绝句新境地的开辟之功。
王士祯认为，杜甫的七言古诗“横绝古今，同时大匠无敢抗行”，惟有“李白、岑参二家，别出机杼，语羞雷同，亦称奇特。”[10]他对李白七古的成就评价是非常高的，说“七言古，若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三家，横绝万古；后之追风蹑景，惟苏长公一人而已。”[11]在特别推崇杜甫、苏轼的七言歌行“无以加”的同时，他又指出：“子美同时，又有李供奉、岑嘉州之创辟经奇；子瞻同时，又有黄太史之奇特。正如太华之有少华，太室之有少室。”[12]
对于李白的七言绝句，王士祯尤为推崇，他说：“七言（绝句），初唐风调未谐，开元、天宝诸名家，无美不备，李白、王昌龄尤为擅场。”[13]在他看来，以李白为代表的盛唐诗人的七言绝句之所以含蓄蕴藉、意在言外，令后世不可及，就在于它们追求格韵高妙，有自然浑成、意溢言外的韵致。因此，他从诗的风韵角度，将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一诗，与王维的“渭城朝雨”、王昌龄的“奉帚平明”、王之涣的“黄河远上”三首并列为唐代七言绝句的压卷之作，并说“终唐之世，绝句亦无出四章之右者矣”。
总的说来，王士祯以神韵论唐诗，推崇王维、孟浩然那种柔淡幽闲的诗风，讲究诗歌的境界美，主张妙合自然，追求意在言外，反对过于雕琢和勉力为之，反映了他追求自然浑成之美的艺术旨趣。这对于纠正当时“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空疏肤廓”的积习以及“公安”、“竟陵”派矫枉过正而产生的“浅薄”、“奥涩”的流弊是有历史功绩的，对诗歌的艺术创造和审美理论也有较大贡献。他品评李白诗，欣赏的是李诗中那些意境深远、含蓄蕴藉、令人回味无穷之作。王氏曾对李、杜、苏、黄四家的七言歌行作过比喻，说杜似《史记》，李、苏似《庄子》，黄似《维摩诘经》。又曾戏论唐人诗，说王维佛语，孟浩然菩萨语，李白、常建飞仙语，杜甫圣语等等，俱生动形象，抓住了各家的本质特征，还是十分允当的。尽管他极不喜欢骚体，排斥雄健豪迈之作，但对李白的一些名篇，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也还加以选录，所以翁方刚说他并不不滞于一见。但王氏也批评说，李白的七言长短句，是“英雄欺人”，“总不必学”；题画诗“拙劣不工”；乐府“皆不可歌”等等，这些都是站在神韵论的立场的评判，其缺点就在于，专主神韵一路，难免有所偏差，失于空廓。故乔亿有“读古人诗，不于本领作用处求之，专赏其气味词调，及一二虚字传神，以为妙道”之讥。王氏神韵说在清代曾风行一时，但后来亦产生了空疏枯寂的流弊。
沈德潜是乾隆诗坛宗唐派的代表，论诗推本源，明诗教，重胸襟，标诗法，高扬盛唐格调，产生了较大影响。他所倡导的格调说，承袭了明代前后七子的主张并加以发展，崇尚“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感神明”、“温柔敦厚”的诗教。他论定唐诗意格，尤重气格，即由声韵、体式等传达出的美学效果。认为诗之微妙处正存在于调内，而要深刻领会诗歌之妙，必须深入涵咏，方可悟其隐存之秘。故其对于具体诗人诗作，皆从“宗指”、“体裁”、“音节”、“神韵”四要素观察，以“中正和平”为圭臬。其论诗，由温柔敦厚言，“重在比兴，重在蕴蓄，重在反复唱叹，重在婉陈，重在主文谲谏；勿过甚，勿过露，勿过失实”；由格调言，“须论法，须学古，讲诗格，讲诗体，勿求新异，勿近戏弄”[14]。他因不满王士祯《唐贤三昧集》排斥李、杜的做法，选录了唐代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诗作1928多首，分体编排，选编成《唐诗别裁》二十卷。该书选录李白五言古诗42首，七言古诗37首，五言律诗27首，七言律诗4首，五言长律5首，五言绝句5首，七言绝句20首，总数达140首，仅少于杜甫（255首），体现了他“以李、杜为宗”，“别于诸家选本”的宗旨。
沈氏认为，李白“负旷世才，有浩然之气”，“故其为诗，落想天外，局自生变：此由天授，非关人力者然。”并劝后世之学李者，亦必“负旷世才有浩然之气，而后发而为言，不求合而自然吻合”，如果“舍神理袭形似，沾沾焉以率易狂纵求之”，不但不会学到李白的真面目，反而会“去青莲远矣”。[15]他还主张诗人要刻苦学习，说：“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16]，认为作诗重在气实，而气实又根柢于学，再出之以性情之平和，就能成一家之言。沈氏论诗，注重诗的寄意，即“言在此而意在彼”，反对直露。他曾以李白诗举例：“《子夜吴歌》本闺情语，而忽及罢征；《经下邳圯桥》本怀子房，而意实自寓；《远别离》本咏皇英，而借以咎肃宗之不振、李辅国之擅权。”[17]“《宫中行乐词》原本齐梁，缘情绮靡中不忘讽意，寄兴独远。”[18]
沈德潜认为，五言古诗“唐体中能复古者，以三家（按，指陈子昂、李白、张九龄）为最”。[19]他评价李白的《古风》二卷，“不矜才，不使气，原本阮公，风格俊上，伯玉《感遇》诗后，有嗣音矣。”[20]
关于五言绝句，沈氏认为“右丞之自然，太白之高妙，苏州之古淡，并入化机。而三家中，太白近乐府，右丞、苏州近古诗，又各擅胜场也。”[21]他特别欣赏李白五言绝句中一些含而不露之作，如评说《玉阶怨》“妙在不明说怨”，《静夜思》表达旅中情思，“虽说明却不说尽”，《独坐敬亭山》“传独坐之神”等等。
对李白的五言律诗，沈德潜的评价是：“逸气凌云，天然秀丽”[22]。又言：“天宝以来，李太白之明丽，王摩诘、孟浩然之自得，分道扬镳，并推极胜”[23]。他还评说李白《塞下曲》中“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四句“一气下，不就羁缚。……天然入妙，未易追摹”[24]，“玉关殊未入，少妇莫长嗟”两句“结意亦复深婉”等，都是精炼而允当之评语。
沈德潜对七言绝句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其贵在“言微旨远，语浅情深，如清庙之瑟，一倡而三叹有遗音者矣。”[25]而李白的七绝正符合这样的标准，所以他对之有“允称神品”之评。他还指出：“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主。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26]在分析李白七绝的妙处时，他指出，《越中怀古》一诗“三句说盛，一句说衰，其格独创”；《早发白帝城》“写出瞬息千里，若有神助”；《赠汪伦》“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他还认为李白和王维的五言绝句，以及李白、王昌龄的七言绝句，都是“妙绝古今，别有天地”。[27]
对李白的七言古诗，沈氏的评语是“鞭挞海岳，驱走风霆，非人力可及”，“想落天外，局自变生。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此殆天授，非人可及。”[28]并评《蜀道难》一诗“笔阵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29]；《鸣皋歌送岑征君》“学楚骚而长短疾徐，纵横驰骤，又复变化其体，是为仙才”[30]；《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叙与参军情事，离离合合，结构分明，才情动荡，不止以纵逸见长也。老杜外谁堪与敌？”[31]沈氏目光如炬，指出李白《梁父吟》“后半拉杂使事而不见其迹”，正因为“以气胜也”，“若无太白本领，不易追逐”。[32]
正因为沈氏论诗，既讲格调，又讲温柔敦厚，故可避免神韵说之空廓及性灵说之浮滑，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救弊补偏的作用。他奉李杜为盛唐代表，对李白诗的品评，长处在于对其艺术特色的分析细致精妙。但他偏好托意比兴、委婉多讽、优柔善入之作，有时为了发掘李诗的深刻寓意和对时事之讽刺寄托，难免亦有一些牵强附会之说。他因有“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的先入之见，所以认为李白的《笑矣乎》、《悲来乎》、《怀素草书歌》等作品，“为粗浅人作俑”，并认定这些诗歌都是“五代凡庸子所拟，后人无识，将此种入选”[33]，就不免失之偏颇。总的说来，沈氏于诗歌音律方面强调归于雅正，反映了其封建正统的诗论实质，但其对唐诗及李白诗的艺术分析，多精当不易，故影响较为广泛。
乾隆诗坛在沈德潜以格调论诗的同时，还出现了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派。袁枚吸取了明代袁宏道等人反对模拟、崇尚真情、注重创新的诗学观点并加以发展，主张诗歌应抒写胸臆，贵在自然。他特别强调诗人的独创性，对拟古倾向和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教表示不满。
在《随园诗话》中，袁枚强调诗歌创作主题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个方面要素。所谓“真情”，即“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就是以真挚的情感打动读者，使其产生心灵上的共鸣。所谓“个性”，即“不可以无我”，“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所谓“性灵”，即注重诗人创作时的灵性、灵感，推重“天籁最妙”。
在唐代诗人中，袁枚尤为推崇的是李、杜、韩、白四大家，并认为各家皆有所长，面目风格亦异，正如花中之牡丹、兰草，各有千秋，难论高下。他评几个大家的诗作，说“李、杜刚柔参半，韩、苏纯刚，白香山则纯乎柔矣。”[34]在论述后代诗人学习前人需要注意的问题时，他特别指出：“凡事不能无弊，学诗亦然。学汉、魏《文选》者，其弊常流于假；学李、杜、韩、苏者，其弊常失于粗；学王、孟、韦、柳者，其蔽常流于弱；学元、白、放翁者，其弊常失于浅；学温、李、东郎者，其弊常失于纤。人能吸诸家之精华，而吐其糟粕，则诸弊尽捐。大概韩、杜以学力胜，学之，刻鹄不成，犹类骛也。太白、东坡以天分胜，学之，画虎不成，反类狗也。”[35]也就是说，李白是以天纵之才傲视天下，后人如果不具备他的天分，仅仅从语气、词章上模仿他，则会画虎不成反类犬。这段话也可以理解为，李白诗歌之妙在于信手拈来，不露痕迹，但亦有欠锤炼之短。后人学之，把握不好就会失之于粗。
袁氏还认为，李白的诗歌洋溢着不同于人世间的天赋，纯是天籁之音：“诗有音节清脆，如雪竹冰丝，非人间凡响；皆有天性使然，非关学问。在唐则青莲一人，而温飞卿继之。”[36]他反对当时的人动辄以厚薄论诗人，贵厚而贱薄，认为品评的标准应该以妙为主，并举例说：“以两物论，狐貉贵厚，鲛鮹贵薄。以一物论，刀背贵厚，刀锋贵薄。安见厚者定贵，薄者定贱耶？古人之诗，少陵似厚，太白似薄；义山似厚，飞卿似薄：俱为名家。”[37]这就表明，袁氏认为，李白的诗歌虽然看起来不如杜甫的浑厚，但却各有千秋，不可强分高下。
袁枚的性灵说特别重视诗歌的以情感人，他说：“凡作诗，写景易，言情难。何也？景从外来，目之所触，留心便得；情从心出，非有一种芬芳悱恻之怀，便不能哀感顽艳。然亦各人性之所近：杜甫长于言情，太白不能也；永叔长于言情，子瞻不能也。王介甫、曾子固偶作小歌词，读者笑倒，亦天性少情之故。”[38]其实李白的诗歌同样善于表达真挚的情感，只不过往往被其狂放不羁的外表所掩盖，所以袁氏才说他不长于言情。袁氏还认为，诗歌创作难在真，难在雅，要有性情然后才能做到真，有学问然后才能做到雅。他指出，诗人天生的性情固然重要，但后天的学问可以弥补先天性情方面的不足；天籁固然是可遇不可求，但后天方面的技巧亦不可废。故主张以学问济性情，以人巧济天籁。
袁枚的性灵说特别强调诗歌的独创性，他说：“诗境最宽，有学士大夫读破万卷，穷老尽气，而不能得其阃奥者。有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此诗之所以为大也。作诗者必知此二义，而后能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39]这种“求诗于书中、得诗于书外”的观点，的确是诗歌创作的真知灼见。他教人古风学习李、杜、韩、苏，近体则学中晚唐和宋元诸人，并解释说：“李、杜、韩、苏，才力太大，不屑抽筋入细，播入管弦，音节亦多未协。中、晚名家，便清脆可歌。”[40]这也可以看作是对李白诗歌欠反复锤炼、音韵节拍也多不协调的婉转批评。
袁枚天分既高，所持诗论又能自成系统，所以他对当时诗坛的神韵、格调、肌理三说都提出了批评和质疑，认为“格调”是“空架子”，肌理说是“自矜淹博”，神韵说又过分蹈虚，这些都不为无见。他所主张的性灵说打破禁忌，张扬个性，故具有革新精神，对封建正统的文艺观是一个有力冲击，故金天羽曾有“仓山诗卷，已夺渔阳、归愚之席”的评价。在袁枚看来，李白的诗歌以纵横排奡为长，不拘泥于音韵、遣词用语等细节，本是其短。但其才气横溢，神气孤行，因善藏其短，故愈见其长，这些都是卓见。但袁氏生平乐于声色，所学又杂，诗句或流于滑易，“有纤佻之病”，被人称为“野狐禅”，故时人、后人对之皆毁誉参半，吴应和“有轶群之才，腾空之笔，落想不凡，新奇眩目，诚足倾倒一世。惟是轻薄浮荡习气与三百篇无邪之旨相悖”[41]之评，可谓公允。其末流疏检玩世，缺乏社会责任感，更是授人以柄。故袁氏诗论生前虽曾风靡一时，身后却继起无人。他品评李白诗，站在性灵角度，虽推崇李白的天纵奇才，但也婉转批评李诗“音节多未协”，未能“长于言情”，其弊“易失之于粗”等等，不失为一家之言。
第3个回答 2010-05-30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杜甫）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
世人皆欲杀，唯吾独怜才。（杜甫）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杜甫）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杜甫）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
世人皆欲杀，唯吾独怜才。（杜甫）
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
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杜甫）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杜甫）
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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