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跟着厚黑学做人？

Answer 1

天下什么最难琢磨，答案是“人”。天下最复杂的是人，但天下最简单的也是人。无人不爱利，无人没有欲；无人不爱听好话，无人不爱得好处。所以，只要把握住人性去观察、去琢磨，就一定能发现可供抓住的弱点，一定能找到可供利用的弱点。然后，再有针对性地去说好话，给好处，该“喂”的“喂”，该“捧”的“捧”，该抓住的抓住，该放弃的放弃，只要抓住了核心的问题，便是什么人都在琢磨之中了，自然也就可以在与人交往中游刃有余了。

胃口大的人，就让他吃个饱

厚黑之能人，必能利用一切形式以达到利用对自己有用之人的目的。若欲取之，必先予之。凡是懂得如何利用他人者，必懂得这一点。每个人都是有“胃口”的，若让人为你所用，必先满足人之“胃口”。即便有时这胃口有些大了，甚至难以接受，但也必先将之喂饱，以图大事得成。待其利用价值过了之后，下手必也黑之又黑。

汉初帮助刘邦夺取天下的大将韩信是个胃口大的人，不但食量大得惊人，事业方面的野心也是非同一般的大。

韩信向来自负，恃才傲物，他之所以能忍受“胯下之辱”，就是因为他有天大的胃口要去满足，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大事业要去做，不能让这么一点小事耽误了以后的前程。终于老天让他认识了刘邦。而最以知人善任为傲的刘邦看到了韩信的“大胃口”，所以一开始就将籍籍无名的他登坛拜将，对其十分尊重，并令其统领三军，极大地满足了韩信的心理需求，又怎能不令他出力效忠呢?此后，韩信功名日隆，胃口也不断膨胀，而处于战争中的刘邦知道自己必须借助韩信的军事才能，于是他一次次满足韩信的胃口，并显得对韩信愈加尊重。韩信用兵自负，虽然他屡打胜仗，但打仗时几乎从不听刘邦的指挥，在这样的情况下，刘邦却依然以他为重。在韩信平定齐国后，又要求刘邦封他为“齐王”，而此时正被困于荥阳，日夜盼他来救的刘邦虽气得破口大骂，但还是依他的要求封他为齐王。刘邦又一次满足了他的胃口。在剿灭了项羽，平定了天下后，韩信的胃口自然又胀大了，当时兵权还握在韩信手里，于是刘邦又封他为“楚王”，再次满足他的胃口。可此时刘邦已经开始了夺取兵权的行动，直到最终将韩信骗杀。

胃口大的人，就让他吃个饱。刘邦喂足了韩信，韩信也终于帮他打下了天下。后来韩信被吕后所杀，很多人认为刘邦背信弃义，负了韩信。可大家又不禁思考，以韩信之功，怎会落得个如此下场?许多人认为是韩信太专横了，仗着自己功劳大，有时候连对刘邦都不太尊重，伤了皇上的自尊心。然而，以刘邦之厚脸皮，又怎会因为这一点而动杀机呢。对于刘邦而言，韩信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胃口又太大了，所以该杀了。韩信死于自己已经“吃”了太多，而胃口还在膨胀。能忍受像韩信之恃才傲物、骄横无理又“胃口”奇大的人，非把厚黑之道运用到巅峰的如刘邦者不能做到。

说话艺术，口才价值

古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水的特点就是因物赋形，遇到什么东西就是什么形状。与人交际也是同样的道理，见到什么人，就应当说什么样的话。你与他站在同一立场，自然就容易拉近距离，消除隔阂。所以，厚黑学讲究“见人说人话，见神说神话”。这样自然就容易左右逢源，如鱼得水，上通下达，手眼通天了。要做到这些，就一定要注意说话的艺术。

自古至今，无论在商场上还是官场上，如何说话无疑都是最重要的。口才好的人能把别人的说成自己的，让别人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办事，还对你感激涕零、口口称谢；口才不好者给人办了好事还落个处处挨骂，人人喊打的局面。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将“口才、金钱、原子弹”列为世界上生存和发展的三大法宝。到了60年代，又将“口才、金钱、计算机”看成最具力量的三大武器。口才，即如何说话，一直独占鳌头。

口才研究的鼻祖是我国春秋时期的大纵横家鬼貉子。他的著作《鬼谷子》就是专门教人如何运用权谋策略和言谈辩论技巧，简而言之，就是为达到目的而察言观色，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见神就说神话。鬼谷子的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很多人对此都不屑。但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的成败得失。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个人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

鬼谷子的弟子中有两个最为著名，这两个弟子将他的学说发扬光大，更令他们自己在中华史册上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便是苏秦和张仪。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军队共同抗秦，何等荣耀，何等显赫。而后，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轻易就拆散六国合纵，使秦国得以逐个击破，为秦国立下不朽的功劳。

当然，大多数人可能一生都不会有苏秦、张仪那样的机会，但这并不是说就不需要口才了。任何人的生活中都处处体现着口才的价值，与人交际当然要让人听着你的话舒服，同时又能彰显自己的机智或诚实。

有这样一则故事，印证了口才的作用。古代有个卖锅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锅好，每次卖锅时必定要将锅掷到地上，并且使其完好无损，以证明锅的质量很好。然而有一天，这个卖锅的人运气很不好，他将锅往地上掷时，锅一触地就破了。但这个卖锅人一点也没有惊慌，他马上对买锅的人说：“看，像这样的锅，我是绝不会卖给你的。”说着又拿起另一个锅使劲摔在地上，锅毫无破损，卖锅的人说：“这样的才是我要卖给你的。”买锅的人当然很高兴地把锅买了去，临走时还夸他诚实，买锅就要买他的。如此一来，这个卖锅人不但成功地应付了“砸锅”的突发事件，摆脱了尴尬局面，而且还表明了他的诚实和机智，并顺利地做成了生意。这便是说话的艺术，口才的价值。

不但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而且要能将横的说成竖的，坏的说成好的。只要于你有用，只要利于你达成目的，便是你要说的东西。还要让人相信，让人觉得有理。苏秦合纵，当了六国的丞相；而张仪连横，助秦国统一了天下，凭的都仅仅是一张嘴。因为这张嘴上跳动的是艺术，讲出的是才能，如若掌握了说话这门艺术，自然就能走遍天下而无往不利了。

嗅觉灵敏，见风转舵

在厚黑术的运用过程中，灵敏的嗅觉是必不可少的。若没有灵敏的嗅觉，无论是在官场、商场还是交际场中，无论你的脸皮有多厚，心眼有多黑，都找不准方向。万一一不小心站错了队，那结局肯定是好不了。所以，凡善用厚黑术的人都必有一个灵敏的“鼻子”，嗅觉发达，善于做“墙头草”，哪面有势力，就投靠哪面，哪方有前途，就跟着哪方。今天还称兄道弟，共谋前程，明天一旦你失势，就给你告密，并做得理所当然，问心无愧。

臭名昭著的袁世凯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败类，但此人两面三刀，阳奉阴违，嗅觉灵敏，见风转舵之快无人能及，很有资格在厚黑大庙中位居一席。

袁世凯曾任驻朝鲜通商大臣，1895年起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因为当时中国维新救国运动风行，光绪也表现出励精图治的一面，主张支持维新运动。袁世凯看到了这一点，觉得如果支持维新派肯定能获得不少好处，于是他在1896年加入了康有为等组织的“强学会”，与维新志士们一起慷慨激昂，致力救国，并迷惑了这班书生气十足的维新人士，光绪帝对他也寄予了莫大的希望。

1897年，袁世凯任直隶按察使。为了寻求支持变法的军事力量，光绪皇帝于9月16日在玉澜堂接见了他。光绪帝先问袁世凯：“新政是不是符合当前的社会潮流?”袁世凯说得天花乱坠，扬言非新政不能救国。光绪心里高兴，又问他：“要是让你统率军队，你会对朕忠心耿耿吗?”他马上磕头发誓道：“臣当竭力报答皇上厚恩，一息尚存，必思报效。”光绪帝听了非常高兴，决定对他予以重任，第二天就降旨升袁世凯为侍郎后补，专门让他办练兵的事务，试图以此拉拢袁世凯保护变法。袁世凯也终于达到了他掌握军队的真正目的。在这个动乱的时代，军队无疑是实力的最有力象征。有了军队，袁世凯在政治上的分量又重了很多。

1897年9月18日晚，谭嗣同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到法华寺袁世凯的住处，坦率地告诉袁世凯自己来访的目的，动员他杀掉荣禄，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等人支持维新变法，救国救民于水火。谭嗣同还对袁世凯说，如果袁世凯是背信弃义之徒，就请他到颐和园去告发自己，谋取荣华富贵。袁世凯当场慷慨激昂地表示：“我和你都受到皇上的非常之遇，救护之责，并不是一个人的事!”还拍着胸脯吹牛皮：“诛荣禄如杀一狗耳!”9月20日，袁世凯离京请训时，光绪再次召见他，除勉励袁世凯好好训练新兵外，还谆谆嘱咐，要他好好保护新政，并赐密诏一道，才珍重道别。

以光绪、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党，既无政权，又无军权，两手空空，却要对付慈禧这一帮根深蒂固的封建顽固势力。大祸临头之际，只得孤注一掷，寄希望于这个外表拥护新法的袁世凯。哪知道，袁世凯此时早看出了他们势力孤单，不足成事，在获得他想要的军权以后，维新派已无可利用价值，现在他琢磨着怎么投向慈禧，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所以袁世凯一到天津，便立即奔到荣禄的住处告密。荣禄听后大惊，连夜赶回京城，直接到颐和园乐寿堂求见慈禧太后。慈禧半夜爬起来听了荣禄的报告，气得七窍生烟，即刻带领大批随从杀回紫禁城。于是，“百日维新”就此夭折。慈禧太后再一次“垂帘听政”。变法六君子被杀，光绪被囚禁于瀛台。袁世凯却因告密有功，受到慈禧的宠爱，官职一升再升，最终成为影响清政府内政外交的首脑人物。

所谓“墙头之草，随风摇摆。为官之道，见风转舵”。袁世凯是个不折不扣的“墙头草”，随风派。袁世凯之所以官运亨通，无疑得益于他灵敏的政治嗅觉，在“强风”处获得收益，在“弱风”处巧取豪夺。只要手段运用得宜，便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管他哪方风强哪方风弱，只要自己站对了方向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