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近代历史

Question

侧重文化、经济，政治相对少些

Answer 1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后与日本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接收初期，台湾官绅如丘逢甲等人抗拒割让日本，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末代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抵抗日本军队的接收，后唐景崧兵败逃至厦门，军队溃败，岛内混乱，死伤十分惨重。初期日本治台任用军人为台湾总督，以敉平当时各地的动乱组织，后到日本大正年间，政局转稳，日本政府开始大量建造各项基础建设，如自来水、电力、公路、铁路、医疗、教育，并大量开采台湾自然资源，如金铜矿、森林、樟脑、蔗糖、稻米、食盐等，用来作为日本重工业的发展。同时，日本重新划定台湾行政区域，对重要的区域都市开始进行「市区改正」工作，拟定都市计画，改变过去台湾常见的清末闽南地区的乡镇风光，使得街道风貌渐为西洋化，并规划道路桥梁、公园绿地、自来水与下水道、电力工程、卫生机构、公家厅舍等，奠定台湾现代化的基础，远超一海之隔的中国大陆，使得台湾成为当时最为现代化的华人社会。

另一方面，受制於殖民政策，日本对台湾人进行愚民教育，对台湾本地人与在台日本人分别设计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并限制台湾人仅能接受医学、农牧等高等教育，影响台湾人的民智发展。而台湾人民对於日本殖民政府的反抗，初期多为激烈的武力冲突（以中、南部地方势力居多），最后都以被镇压瓦解或被诱导归顺收场。自1920年代开始，随著日本进入「大正民主」时代，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民族自决」主张的影响，台湾的知识份子也展开一连串要求自治与制度改革的运动，结合偶发的劳工运动，并向民间广为宣传，但到了后期，因为左、右两派的分裂，及殖民政府加强压制力道而逐渐消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为加强对台湾人民的控制，增加台湾人民的向心力，推行皇民化运动，鼓励台湾人说日语，改姓日本姓氏，穿日本服饰，奉祀传统日本宗教信仰，全盘接受日化生活。另外也以各种方式召集台湾人从军或负担军队劳役，投入中国大陆及东南亚战场。

日治时期，自1898年起对台湾人实施西式的初等教育，日语教学是其重点，作为其贯彻殖民政策的工具。之后，亦发展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但在日本人差别待遇、隔离政策的原则下，台湾人子女升学机会有限，有不少学生因而负笈日本内地求学，并成为1920年代台湾非武装抗日运动的中坚人物。1943年，日本在台湾全面推行义务教育。

Answer 2

　　台湾新文学的奠基者是赖和，同时期有影响的作家还有张我军、杨云萍等。进入20世纪30年代， 台湾新文学创作得到迅速发展。 1934年成立了台湾统一的组织“台湾文艺联盟”，有80余位作家参加。杨逵、杨守愚、张深切、吕赫若、张文环、巫永福、龙瑛宗等发表了许多小说和诗歌，其中杨逵的中篇小说《送报夫》、吴浊流的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等作品堪称优秀之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台湾光复，回到祖国的怀抱。1949年国民党当局自大陆败退台湾，从此，台湾文学在特殊的条件下，开始了曲折发展的道路。
　　50年代初，台湾文坛上一方面是反共的“战斗文艺”泛滥，另一方面则是怀乡文学流行。张秀亚、孟瑶、潘琦君等都抒写了大量眷恋故土的散文和小说，林海音的系列短篇小说《城南旧事》、聂华苓的《失去的金铃子》、於梨华的《梦回青河》等更是引人注目。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西方经济和商品的大量涌入，西方的文化和文学思潮也在台湾畅行无阻。纪弦、覃子豪、余光中、张默、洛夫、痖弦等大力提倡新诗的现代化，而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等人则致力于现代派小说的创作，其中白先勇的系列短篇小说《台北人》和《纽约客》，描述了来到台湾的大陆人和流落到异国他乡的华夏游子们痛苦落寞的心绪。与此同时，台湾的乡土文学创作在50年代中后期也逐渐成熟起来。钟理和创作了长篇小说《笠山农场》，钟肇政则发表了长篇小说《鲁冰花》和《浊流三部曲》的第一部。
　　60年代中期，新一代的乡土作家相继登上文坛，陈映真的《将军族》、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锣》、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等小说更是其中的佳作。70年代,乡土文学创作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钟肇政完成了长篇小说《台湾人三部曲》,李乔写出了《寒夜三部曲》。稍后开始创作的杨青矗、王拓、宋泽莱等作家，以他们描写工人、渔民和农民生活的小说《工厂人》《炸》《金水婶》《打牛湳村》等享誉文坛。在这前后，张晓风、季季、施叔青、李昂、曾心仪这些女作家的作品大放异彩。到了80年代，一批新生代作家居于台湾文坛的主导地位。黄凡、王幼华、吴念真、吴锦发、古蒙仁、袁琼琼、苏伟贞、萧飒、廖辉英、朱天心、朱天文，他们的创作方法多样，流派纷呈，多方面地反映了台湾的社会风貌和民众的心态。
　　自8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新台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值，工资也大幅上涨，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工业逐渐丧失比较利益和比较优势，导致民间投资意愿低落，经济发展陷入困境。为此，台湾当局于1986年提出了实行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的经济转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并以产业升级和拓展美国以外的外贸市场作为重大调整内容，确定以通讯、信息、消费电子、半导体、精密器械与自动化、航天、高级材料、特用化学及制药、医疗保健及污染防治等十大新兴产业为支柱产业。经过近10年的经济转型，台湾经济在自由化、国际化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产业升级也初现成效，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占制造业的比重目前已达61.5%，其中信息产业发展尤为突出，其产值已名列世界前茅。台湾对外出口市场的重心也逐渐从欧美转向亚洲，对美国出口比重已由1984年的48.8%下降到1995年23.7%，对亚洲的出口比重则由1988年的32.8%上升到1995年的52.6%。出口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子、信息、机械、电机和运输工具产品已占总出口的50%以上。对外投资大幅度增长，开始成为净资本输出地区，累计至1995年，对外投资约300亿美元
　　台湾经济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但内需市场狭小，自然资源较少，科技基础薄弱，并受此制约，形成了“浅碟子经济”的特点。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对海外市场和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1980年，台湾经济发展对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95.6%，其中对出口贸易依存度也达47.89%；1995年的依存度虽有所下降，但仍高达81.65%，其中对出口贸易依存度还有42.36%。近几年来虽然台湾产业升级取得一定成效，但关键技术仍然对外依赖性较高，如集成电路芯片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但其电路设计这一关键技术仍主要依靠发达国家。所以，台湾产业升级虽有进展，但整体工业技术并无突破性发展，工业技术自主开发能力不强的基本格局仍未改变。台湾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较大。近几年台湾经济能维持适度增长，新市场开拓、贸易创造效果大于技术创造效果。
　　长期以来，台湾财政状况不佳，税基萎缩，赋税收入年增长率从1992年的19.7%一路下滑到1996年的-2.8%。同时，各级公库和“国库”支出增长很快，分别从1993年的3.0%和0.1%增至1996年的9.6%和7.6%。在支出结构中，军备开支占了财政预算的很大比重，如1996年的财政预算中，“国防支出”(未含外购军备的特别预算)占了22.1%；若再把行政开支计入，整个财政开支中非生产性开支的比重很大。财政收支增长不平衡导致财政赤字不断扩大，1992年度财政赤字为2946.92亿元新台币，到1995年增至4889.20亿元。财政状况趋于恶化，使台湾当局在基础建设上的财政能力有限，重大公共设施建设进度一拖再拖，导致台湾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为解决财源不足的问题，台湾当局采取了发行公债的办法，公债发行额增长很快，占岁出的比重从1990年的18.0%增至1996年的52.4%，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9%增至8.2%。公债比重过大加重通货膨胀压力，导致财政赤字陷入不断增大的恶性循环。
　　台湾经济发展还受岛内政争激烈和两岸关系不稳定的影响。近几年来，台湾政党之争异常激烈和频繁，大大影响了有关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也成为行政效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再加上“黑金政治”猖獗，使许多重大项目的工程进度和质量受到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台湾当局推行分裂政策，造成两岸关系的不稳定，影响了台湾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台湾的投资意愿。
　　台湾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均是政治、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虽然台湾当局采取了某些相应措施，其中某些措施不乏助益，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