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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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范式结构,必须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以人为本这三维结构出发。它们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原则与实质,又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指向。
　　一、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原则
　　理论是人类主体理性建构的产物,每一新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满足于理论本身发展逻辑的自洽,这是理论理性的内在要求。理论理性作为人类主体观念自觉意识的结果,它体现出人类主体理论观念的三重原则:真理性和现实性的统一、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的统一。科学发展观这一承继多种发展理念的当代中国发展观,更为深刻地体现出理论理性所蕴含的三重原则。
　　科学发展观首先是真理性与现实性的统一。真理性表现为科学发展观是对传统发展观在逻辑上的继承和超越。传统发展观主要是以社会经济增长为主导的发展观,而经济增长的现实性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率GDP方面。中国过去的发展观中,往往就是这种数字为代表的经济增长观。在这种经济发展观代替整体社会发展的观念指导下,只能出现为追求片面的经济增长率而付出自然资源或者其它资源的过度利用的代价,或者以在经济发展中优先发展某些地区,结果就造成当下中国现实社会中东部经济与西方经济、南部经济与北部经济发展之间的地区差异。在经济上固然已经如此,而由经济所决定的其他各方面的政治、文化、科技等的发展也都表现出相对差距过大的局面。因此传统发展观在其发展指向、发展路径和发展方式上是一种短视的发展观念,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以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全面发展为主要发展内容,可以看出,它更具有理论的真理性,而且也更具有现实性。其真理性表现为,它不以单纯的经济增长为目标,而是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层面的整体发展为目标,并且包含着更多的发展内容。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如果只是一种内容单一的发展思维,那么它所指导下的社会实践也将会表现出实践的单向度特征,结果造成现实社会发展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不平衡状态。科学发展观还是一种具备高度现实性的发展观,原因在于它不是脱离于社会实践的发展观念,它以中国60年的社会主义发展经验为基础,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为借鉴,以当下和未来社会主义建设为现实出发点,它的内容和建设方式及实践路径,都有着具体的现实规划和策略。所以,科学发展观之超越于传统发展观,就在于它具备更强的真理性和现实的可持续操作性及现实的价值性。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理论理性的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理论理性最重要的特质就在于,它时刻保持着对既有理论和其自身强烈的批判性和自否定性,并同时在这种批判和自否定中建构新的理论范式。科学发展观即是从传统发展观中生长、并对其自身不断进行内在批判而建构出来的新的发展观。传统发展观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在思维范式上是封闭的、静止的,在发展内容和路径上是单一与片面的,而在现实的发展方法和手段上又趋于简单化。科学发展观则吸取传统发展观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的观念,批判传统发展观旧的发展理念,继续以经济增长为前提,共同发展和培育经济基础决定下的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等,从而建构出开放、整体互动、互进式的全面协调的健康的发展观念。科学发展观是理论理性自觉反思的结果,它是对中国社会主义传统发展观念的超越。
　　第三,科学发展观体现的是主体尺度与客体尺度的内在统一。理论的创立与发展或者创新是以理论主体的活动为直接基础的,因此,作为客观实践主体的人,在进行理论构划时必须充分考虑其实践活动的近期和远期、直接和间接的效应,即首先要按照客体对象的综合尺度进行真理性的对象性活动。同时,客观实践主体本身是多元、多极的,每一主体的活动都关涉到其他实践主体或者理论主体的生存与发展权益。在当今交往日益普遍化的时代,多极主体的相互作用和利益关涉已经成为一个普遍事实。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主体就必须进行充分而全面的理性自省,即在把握与建构主体自身的内在尺度向外投射和对象化的时候,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当下的、自身的、局部的需要和利益,还应放眼于他人、社会、整体的利益;每一代的理论、实践主体同样不能局限于当代人生存与发展的利益,还应当考虑到其实践活动对于后代人长远而深刻的影响,关注作为动态整体的人类世代相续、长远发展的利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在这一主体尺度和客体尺度的统一下作出的。它在理论层面上提出的追求全面、持续、协调发展,正体现出它以整体主体的内在尺度和整体客体的外在尺度的统一为标尺而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观的新规定。传统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观,并不是一种全面的、协调的和可持续的发展观,毋宁说是一种局部的、片面的和短期的发展观。所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发展观的理论理性已趋成熟的表征。
　　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和未来建设的社会发展理念,它摆脱了以财富增长为主旨的传统发展观念,表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理性成熟。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诉求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小康社会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过程中的实践需要,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过程性(规律性)、现实性(时代性)和历史创造性的现实统一。
　　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实践理性反思的现代规划。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并不必然地会自动走向未来的共产主义,相反,社会主义却在自身的发展中曾背离了历史主体的意志、价值诉求,这就必须由历史主体对这种社会主义的建设史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这种反思当然是深度理性而非感性的单纯构划。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不断提出现实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策略,最为现实的发展战略和方针则是邓小平提出的建设以与西方现代化社会相区别的中国小康社会目标。小康社会是一个代表中国现代化发展历程的阶段,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的共同现代化,在上世纪初,小康社会所提出的GDP目标顺利完成。小康社会的建立,则为新一代领导人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小康社会的已然建立,是在以经济增长优先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发展观指导下而达及的,因此,经济的率先增长必然带来其他方面的滞后性发展,导致当代中国在政治、文化、精神建设等方面都相对落后,更为主要的是导致中国地区之间、行业内部和行业之间、居民收入分配之间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这种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局面必须要被改善,这就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实践理性的省思使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在新世纪必须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正是以科学发展观为理性指导下、运用实践理性并结合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作出的重大规划。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历史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将这种不完善和不全面的小康社会发展和建设成全面的小康社会,那才是社会主义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现实路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正是合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进程的历史阶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其本质上来看,就是要构建一个摆脱GDP效率崇拜的物质财富增长模式,在进一步注重人本的经济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建设与实现全方位的社会公正、平等和人的全面发展,是要消除现实社会发展系统中各要素间的不协调的矛盾与冲突,实现社会整体要素差异认同之上的利益与需求均衡与和谐。所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是在承认与肯定社会利益多样化基础之上,促进人的多样性合理追求、消弥矛盾、发展并促进政府与社会、国家与公民、政府与市场、社会与自然等等方面的共生共进,和谐发展。小康社会全面的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这一实践之路,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持续的历史理性反思。历史理性确认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但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会以经典社会主义提出的逻辑规定、理想信仰作为现实依托的制度建构,因为,正是对经典社会主义的抽象的制度崇拜和构架导致了现实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地域性颠覆。所以,从理论的社会主义走向现实的社会主义,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走向现代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之路,正体现出这种从理论到现实、从传统到现代的建设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要突破150年前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批判所得出的社会主义逻辑设定模式,而要在现实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实现自己的现代构建。
　　三、以人为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回应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现代化理论普遍认识到,单纯的以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念,并不能带来人本身的现代化发展。相反,在物质现代化的追求过程中,却不断出现了人对自然的破坏、自然对于人的报复和人本身的异化现象。那种建立在理性和计算至上的现代化观念,带来了工业文明的巨大进步和财富的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戕害。其结果是不断导致物的世界的增殖和人的世界的相对异化,地域尤其是南北半球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在这种状况下,现代化理论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是由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到追求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综合增长;二是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到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三是从以牺牲自然环境与资源为代价的增长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其本质的转向则是普遍转向于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的实质是在于,发展不仅是物质和经济增长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价值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是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过程。换而言之,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转向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人成为现代化发展的中心。发展,不是为发展而发展,而是为了人本身的现代化理性的不断成熟、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公民权利的不断实现、自我发展的空间不断增大。
　　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指向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正是其以人为本的根本表现。一切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严厉批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状况下造成的人的异化的现实,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完整统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因为变成统治工人的手段(但只是作为资本本身统治的手段)的商品,实际上只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生产过程的产物。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的结果,是生产过程的产物。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的情形。[1](P48-49)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使工人生产的产品成为资本家手中统治工人的一种异己的物质力量,这就是死劳动支配活劳动、物统治劳动者。因此,马克思主义主张,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支配物,让活劳动支配死劳动,建立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2](P122)的自由社会。在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时则要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3](P928-929)。由此可见,强调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下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显然是吸取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教训所得,更是对中国过去GDP为主的效率发展观的纠正,同时,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理念精神的回归与现实性重塑。因为科学发展观不仅回答了发展的内容、发展什么,而且回答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发展的目的、为什么发展。传统发展观之所以不科学,就在于它片面地把追求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把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当作目的,看不到发展不仅包括人的发展,而且是为了人的发展。离开人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就失去了方向,也失去了意义。
　　四、完善市场经济、实现公平正义构筑发展与和谐的实践基石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实现,仍然依托于经济的发展与建设,其他所有的公正、平等、友爱等观念,离开了这个基础,只能成为抽象的意识形态。所以,科学发展观作为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纲领,其根本的肯定前提就是,大力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原则来建设和谐社会。30年的改革开放建设,已经为中国奠定了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政治保障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低起点,不得不采用多种经济成分的混合型经济制度。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压迫下,资本的力量已经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各个方面展现出其积极性与否定性的双重面孔,其最根本的否定性就在于: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异化[4](P36),表现为市场经济中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与雇佣劳动间的矛盾关系,表现为大工业基础上人的类能力发展的全面性和个人发展的片面性之间的矛盾。但是,市场经济却是必须要经历的发展阶段,因为它能够为异化的消除奠定最根本的基础。
　　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在从小康社会走向全面的小康社会,并力图在现阶段打造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所以,市场经济仍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经济发展模式。对于我们所要达及的目标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来说,市场经济仍然是我们通向未来理想的最为积极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言: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程度的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5](P109)
　　所以,不断完善市场经济,创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种种法律、伦理精神仍然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第一,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所需要的各种法律规章制度,通过法制来限制和保障市场主体的市场行为的权利与义务和其他人的权利义务仍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根本的任务。第二,建立和生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的市场伦理观念、道德观念。第三,增加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因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4](P225),而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的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4](P532)。社会主义中国在建立和完善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必须以这种劳动者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劳动者自由的社会时间的增多为根本方向,这是个人的自由与发展实现的基本条件。而个人自由时间的增多时,就为人的类时间的增多提供了可能,因为,马克思说过,整个人类发展的前途就是把这种自由时间的运用作为必要的基础[4](P216)。第四,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放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来加以建设。马克思认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只有随着世界历史和个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的出现,各个单独的个人才能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6](P42)。与世界历史中的市场经济共同发展,才能真正生成社会化的大生产力,从而促进人的能力发展的全面性。这样,才能真正把人的异化与物化减少到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