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里有很多，毛泽东看这本书看了17遍。
主道即为君主之道，指做君主的准则。这里韩非把道家无为而治思想运用到政治生活中，阐述君主以术治国御臣的准则及方法：一是君主要坚守虚静；二是君主要审合形言（言与行、事与功是否相符）；三是君主要正确运用刑罚。 道是万物的本源，是判断是非的准则。因此，贤明的君主把握这个本源，就可以了解事物的由来，研究这个准则，就可以了解事情成败的原因。所以，君主要用虚静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名称要从它自己所反映的内容去规定，事情要让它自身的性质去确定。虚心，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静气，才能知道事物的善恶。有话的人，自然会说出主张；管事的人，自然会做出行动。言语与行动经过验证而符合，君主就可不动声色，让事物回归到它们真实的情况之中。所以说，君主不要表露出自己的欲望，臣子便会精心装饰自己；君主不要暴露出自己的意图，若暴露出自己的意图，臣子就会曲意伪装以逢迎。所以说，君主的好恶不形于色，才能看到臣子的真实表现；君主去掉个人的成见与智巧，臣子就会自知戒备、谨慎地工作。这样一来，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来思考，使万物都处在本来的面目和位置；君主有才能也不用来表现，使观察臣子的言行有所依据；君主有勇力也不用来逞威风，使臣子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勇猛。所以，君主不露智慧却更显得明智，君主不表现才能却更会取得成效，君主不逞勇力却更使国家强大。群臣各尽其职，百官各有常法，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他们，这就叫遵循常规办事。所以说，清静啊，君好象没有处在君位上，；空旷啊，臣民没有谁能确定他在那里。贤明的君主在上无为而治，群臣在下诚惶诚恐地尽职。英明的君主所用的道，要使有智慧的尽量提供他们的谋略，君主根据他们的谋略来决断政事，所以君主的智慧是无穷的；要使有才能的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作用他们，所以君主的才能是无穷的；建立了功业，就表现了君主的贤名，犯下了过失，就由臣子们来承担罪责，所以君主的名望是无穷的。因此君主不贤能却能做贤人的老师，君主没有智慧却可以做智者的君长。臣子付出劳苦，君主享受成就，这就是贤明的君主治国的法则。 君主治国之术在于使臣子无人观测，治国方法的运用在于无从使臣子无从知晓；君主保持清静无为的态度，用隐蔽的方法察看臣子的过失，看见了好像没有看见，听见了好像没有听见，知道了好像不知道。知道臣子的言论以后，不加变更，用验证的方法来观察他们是否言行一致。每人官职只用一个人担当，不要使他们彼此通气，那么一切事物的真相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君主要严密地掩盖自己的行迹，藏埋自己的念头，使臣子无从探测；不表现自己的智慧，不表现自己的才能，使臣子无从估计。保守君主自己的意图而考核臣子是否与自己的想法一致，谨慎地握住权柄而牢固地掌握它。断绝臣子对权力的向往，破除臣子对权力的企图，不要让人产生夺位的想法。不谨慎地断绝欲望，不坚守病入道义的大门，篡权的像虎一样的奸臣就出现了，若不谨慎地办事，不掩盖真相，叛贼就将产生。奸臣们谋杀他们的君主取代君主，他手下的人莫不参与，所以称他们为猛虎。处于君主身边的奸臣，钻君主犯错误的空子，所以称他们为叛贼。只有驱散他们的党羽，收捕他们的余孽，封闭他们的家门，夺走他们的帮凶，国家才没有了猛虎。君主的权术大得不估量，深得不可探测，考察名与形是否一致，审查验证明法度，而对擅自行动的人就惩办，国家才没有叛贼。因此君主有五种雍塞：臣子封闭了君主消息；臣子控制了财产；臣子能培植党羽；臣子能私自施人恩德；臣子擅自发号施令。臣子封闭消息，君主就失去了权位；臣子控制财产，君主就失去了恩德；臣子发号施令，君主就失去了控制；臣子能私自施人恩德，君主就丧失了英明；臣子能培植私党，君主就失去了部下。这就是君主要独自专权，不能让臣子掌握权柄的原因。 君主的治国之术，以平静而又谦让为珍宝。不亲自操劳事务而知道了臣子的笨拙与巧妙；不亲自谋略思考而知道臣子办事的吉凶与福祸。所以君主不必发表意见，应让臣子很好地提出政见；不必规定事情的要求，而让臣子做出更多的功效。臣子提出主张，君主握之以契，事情做了以后，君主握之以符，像用契符一样对臣子加以验证，考核言行是否相符，，作为赏罚的根据。所以臣子向君主陈述主张，君主要根据陈述而交给适当的任务，根据交给的任务责求应有的功效。取得的功效与交给的任务相符，完成的任务与陈述的主张相合，就给予奖赏；功效与任务不合，任务与主张相声违，就予以惩罚。贤明君主的原则，不容许臣了陈述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所以贤明的君主施行奖赏的时候温润得像及时雨一样，百姓都蒙受到他的恩泽；君主施行惩罚的时候，威严的就像雷霆地一样，即使神圣之人也不逃避。所以贤明的君主不随便给人奖赏，也不任意免除刑罚。随便奖赏，群臣就会懈怠，免除刑罚，奸臣就会胡作非为。因此确实有功劳，即使是疏远卑贱之人也一定要给予奖赏；如果确实有错，即使是亲近喜爱之人也一定要严惩。这样一来，疏远卑贱之人就不致于懈怠，亲近喜爱之人就不敢骄横了。 韩非法治方面的《有度》思想，是其帝王术的重要构成部分。 有度是指国家要有法度的意思，韩非着重阐述了法度治国的重要性，强调君主要依法办事，才能治国。 国家没有保持一贯强大的，也没有一直处于虚弱的。执法的人坚决依法办事，那么国家就强大，执法的人不能坚定依法办事，那么国家就虚弱。在当今之世，有能够杜绝谋取私利的歪门邪道而严格执法的君主，人民就会安居乐业，国家就会安定团结；有能够去掉谋求私利之心而克已奉公守法的臣子，国家就会强盛，敌人就会虚弱。所以只要君主明察得失，又有法度控制，用来驾驭群臣，那么君主就不会被臣下的狡诈虚伪所欺骗；审察得失，用法度来衡量，用来听取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会被天下轻重倒置的事情所欺骗。现在如果根据名声推荐人才，那么群臣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如果根据朋党关系推举官吏，那么群臣就会热衷于结交拉拢，而不求按国法办事。因此官吏没有才能不称职，国家就会混乱。根据虚假的名声施行奖赏，根据别人的诽谤进行处罚，那些喜爱奖赏，厌恶处罚的人，就会放弃为公的行为，玩弄谋私的手段，结成朋党紧密勾结起来互相干坏事。他们忘掉君主的利益而在外搞个人私交，以便利用他们的职权，进用他们的党羽，那么他们的一级能为君主办事的人就少了。他们结交广、党羽多，里里外外结成死党即使他们有很大的罪过，为他们打掩护的人就多了。所以忠臣遭受危难而被处死，奸臣无功却安稳得利。忠臣遭受危难被处死，不是因为他们有罪，那么忠良就会隐退；奸臣安稳得利不是因为他们有功，那么奸臣就会进用于朝廷了，这就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如果像这样，群臣就会抛弃国法，重视行使个人的权势，轻视国不邓。他们多次到善于结党营私的能人家中，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上百次考虑私人的利益，一次也不为君主的国家考虑。下属官员的数目虽然多，但不是用来尊重国君的；各种官职虽然齐备，但不是用来担当国家重任的。既然如此，那么君主虽有君主的名称，而实际上只能依托于私家势力。因此我说：亡国的朝廷无尊君治国之人。朝廷无尊君治国之人，不是说朝中的臣子减少了，。私家对敌力于互相增加更多的财富，却不努力使国家富厚；大臣们致力于互相抬高地位，却不努力尊重国君；小臣们用俸禄供养私友，不把自己的职位当回事。之所以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国君不按国法办事，而听任臣下随便用事。为此，贤明的君主以法则来选择人才，而不仅凭一己之好恶；以法度来衡量功劳大小，而不仅凭主观臆断。这样有才能失才不致于被子埋没，无能的人也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一定能被侥幸地进用，蒙受非难的人不一定被冤枉遭到排斥。那么，国君对臣下的是非功罪都能清清楚楚，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说，君主治国尊定以法度衡量一切就可以了。 韩非御术方面的七术和六微法，是其帝王术的操作要点。 韩非说：君主用来控制统御臣一的方法有七种，君主需要明察的隐秘情况有六种。所谓七术就是七种御下的方法：一是从各人方面参验、观察；二是必须惩罚以显示君主的威严；三是对尽国效忠的人一定兑现奖赏；四是逐一听取意见，督促他们行动；五是发出可疑的诏令，诡诈地驱使臣子；六是掌握了事实反而询问臣子；七是故意说反话，做逆理的事情来刺探臣子，这七种方法是君主所需要使用的御制之术。所谓六微就是六种隐藏微妙的情况：一是君主把权势供给臣下；二是君臣利益不同而臣下供用外力谋私；三是臣下假托类似的事蒙骗君主；四是君臣利害关系彼此相反；五是等级名分上下混乱导致内部争权夺利；六是敌国设谋按他们的意图任免大臣。 七术之一参观。君主观察言行与听取意见不反复参照验证就无法了解真正情况听信某一个就会被臣子蒙蔽。让权力相当的双方臣子参政为敌。 七术之二必罚。君主太仁慈，法制就建立不起来；君主威严不足，臣下就会侵犯君主。因此刑罚不坚决执行，法律命令就不能推行。 七术之三赏誉。赏赐和荣誉轻而又不兑现，臣子就不会为为君主尽力，赏赐和荣誉重而又守信用，臣子就会为君主卖命。（人人都见利之所在，无真正意义上的勇士和忠诚） 七术之四一听。君主一一听取意见，愚蠢和聪明就不会纷乱；善于督责臣子，臣子的优劣就不会混杂不清。此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道理。 七术之五诡使。君主多次召见人臣，久待身边而不作用他们，别人会以为他接受了君主的特别旨意，奸邪的人就会像鹿受惊而逃走。派别人去查问其它的事情，臣下就不敢谋私利。 七术之六挟智。掌握了已经知道的事去问臣下，那么不知道的事也就知道了；深入地了解一件事，许多隐藏不明的事都会变得清楚明白。 七术之七倒言。用说倒话做反事来试探怀疑不决的事，奸邪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到。 六微之一权借。君主的权势不能借给别人。君主失去一份权势，臣下就把它作为百倍的权势利用。所以臣下能凭借君主的权势，力量就强大；力量强大，朝廷内外就被他利用；朝廷内外被他利用，那么君主就会被他蒙蔽。 六微之二利异。君主和大臣的利益不同，所以大臣没有谁忠诚，大臣的利益得到了，君主的利益却丢失了。因此奸臣召敌国的军队除掉国内的对手，提出外交上的事来迷惑君主，如果能获取私人的利益，就不顾及国家的祸患。 六微之三似类。臣下假托类似的事来蒙蔽君主，这就是君主的诛罚不当，大臣能够谋取私利的原因。 六微之四有反。事情发生了，如果有益处，君主就应当主持它；如果有害处，一定要从反面来考察它。所以英明的君主考虑事情，对国家有害，就察言观色看谁在其中得利，臣子受害就要考察他的对立面。 六微之五参疑。被人们争夺的权势地位，是祸乱和的根源，因此英明的君主对此十分慎重。 六微之六废置。敌国努力追求的事，在于使人观察错乱办事不当；君主不仔细考察，就会按敌国的意图任免大臣。施用计谋的话就用庙攻。 韩非帝王术其它方面的观点与内容。 ――韩非认为，贤明的君主听人说话，不能只赞赏说话人的口才，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不能以他的迂阔为贤能，要善于听取逆耳之言。 ――怀着依赖别人的想法办事就会责怪埋怨，抱着靠自己办事的态度，那么事情就能成功。 ――能得利的地方，百姓都归向那里，能扬名的事情，士人都为它牺牲生命。因此对不合法度的功劳却给予赏赐，那么君主就不能从臣下那里得利，对不合法度的名声却予以称赞，士人就会互相鼓励去追求名声，名利就不能保留在君主手中。 ――《诗经》说：君主不以身作则，百姓就不会相信。有了小信用，才可以建立大信用，所以英明的君主靠守信用积累声望。赏赐不守信用，禁令就不能推行。 ――原本要禁止的，反让其得到好处，原本要让其得利的，反而加以禁止，那样即使是神人也行不通。称赞应当叛罪的人，诋毁应当奖赏的人，即使是唐尧禹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造了门而不让人进去，给予利而不使人进取，这是祸乱产生的原因。 ――臣下的行为谦卑节俭，爵位就不足以表示奖赏，尊宠表彰没有节度，臣下就会侵逼君主。 ――公室地位下降，就忌讳讲真话，谋私利的行为盛行，就很少有人为国立功。 ――君主的权势都不能教化的臣子，就把他除掉。 ――君主是利与害的箭靶，要射这个靶的人总是很多，所以君主是众人共同对付的目标。君主的好恶表现出来了，臣下就有了凭借，君主就会被迷惑了，君主把臣下的言语讲出去，那么奸臣不馗道，真正的有识之人就难以进言，这样，君主就不英明了。 ――法、术不能推行，是有原因的，概言之就是自己周边有小人、有恶人。 ――对奖赏、称赞都不能勉励他的人，处罚、毁谤都不能使他害怕的人，把奖赏、称赞、处罚毁谤四种方法都加到身上也不能改变的人，就要除掉他。 ――善于掌握权势的人，应及早断绝做坏事的萌芽。 ――申不害说：君主表现出他的明察，臣下就会注意防备他；如果君主不表现出来，臣下就会感到迷惑他。君主的智慧表现出来，臣子就会美化他，君主的愚蠢表现出来，臣子就会蒙蔽他，君主表现出没有追求，臣下就会窥测他，君主表现出没有欲望，臣子就会引诱他。所以说：我的心思无法被人臣知道，只要用诚实的态度来对待我，就算是知道了我的心思。 ――君臣共掌赏罚大权，法令就不能推行，因为恩泽与威势分散了。 ――国家的安定强大是由于按法制办事获得的，衰弱动乱是由于曲从私利而招致的，君主明白这们道理，应会公正地实施赏罚而不赞成对臣下讲仁慈。爵位俸禄产生于建功，惩罚诛杀产生于犯罪，臣子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尽力拚命立功而不讲效忠君主个人。君主深刻理解不必讲仁慈，臣子深刻理解不必讲私忠，那么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了。 ――明智的君主，借鉴外国的经验，然而借鉴国外的事情不适当还是不能成功。 ――君主，是坚守法度，责求臣下完成职责来建立功业的人。只听说官吏混乱而仍有独善其身的民众，没有听说民众作乱而仍有按法度治国的官吏，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视治理官吏而不是把力量放在民众。 ――顺应事理，不用劳累就会成功。
主道即为君主之道，指做君主的准则。这里韩非把道家无为而治思想运用到政治生活中，阐述君主以术治国御臣的准则及方法：一是君主要坚守虚静；二是君主要审合形言（言与行、事与功是否相符）；三是君主要正确运用刑罚。 道是万物的本源，是判断是非的准则。因此，贤明的君主把握这个本源，就可以了解事物的由来，研究这个准则，就可以了解事情成败的原因。所以，君主要用虚静的态度来对待一切，名称要从它自己所反映的内容去规定，事情要让它自身的性质去确定。虚心，才能知道事情的真相，静气，才能知道事物的善恶。有话的人，自然会说出主张；管事的人，自然会做出行动。言语与行动经过验证而符合，君主就可不动声色，让事物回归到它们真实的情况之中。所以说，君主不要表露出自己的欲望，臣子便会精心装饰自己；君主不要暴露出自己的意图，若暴露出自己的意图，臣子就会曲意伪装以逢迎。所以说，君主的好恶不形于色，才能看到臣子的真实表现；君主去掉个人的成见与智巧，臣子就会自知戒备、谨慎地工作。这样一来，君主有智慧也不用来思考，使万物都处在本来的面目和位置；君主有才能也不用来表现，使观察臣子的言行有所依据；君主有勇力也不用来逞威风，使臣子能充分地发挥他们的勇猛。所以，君主不露智慧却更显得明智，君主不表现才能却更会取得成效，君主不逞勇力却更使国家强大。群臣各尽其职，百官各有常法，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他们，这就叫遵循常规办事。所以说，清静啊，君好象没有处在君位上，；空旷啊，臣民没有谁能确定他在那里。贤明的君主在上无为而治，群臣在下诚惶诚恐地尽职。英明的君主所用的道，要使有智慧的尽量提供他们的谋略，君主根据他们的谋略来决断政事，所以君主的智慧是无穷的；要使有才能的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作用他们，所以君主的才能是无穷的；建立了功业，就表现了君主的贤名，犯下了过失，就由臣子们来承担罪责，所以君主的名望是无穷的。因此君主不贤能却能做贤人的老师，君主没有智慧却可以做智者的君长。臣子付出劳苦，君主享受成就，这就是贤明的君主治国的法则。 君主治国之术在于使臣子无人观测，治国方法的运用在于无从使臣子无从知晓；君主保持清静无为的态度，用隐蔽的方法察看臣子的过失，看见了好像没有看见，听见了好像没有听见，知道了好像不知道。知道臣子的言论以后，不加变更，用验证的方法来观察他们是否言行一致。每人官职只用一个人担当，不要使他们彼此通气，那么一切事物的真相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君主要严密地掩盖自己的行迹，藏埋自己的念头，使臣子无从探测；不表现自己的智慧，不表现自己的才能，使臣子无从估计。保守君主自己的意图而考核臣子是否与自己的想法一致，谨慎地握住权柄而牢固地掌握它。断绝臣子对权力的向往，破除臣子对权力的企图，不要让人产生夺位的想法。不谨慎地断绝欲望，不坚守病入道义的大门，篡权的像虎一样的奸臣就出现了，若不谨慎地办事，不掩盖真相，叛贼就将产生。奸臣们谋杀他们的君主取代君主，他手下的人莫不参与，所以称他们为猛虎。处于君主身边的奸臣，钻君主犯错误的空子，所以称他们为叛贼。只有驱散他们的党羽，收捕他们的余孽，封闭他们的家门，夺走他们的帮凶，国家才没有了猛虎。君主的权术大得不估量，深得不可探测，考察名与形是否一致，审查验证明法度，而对擅自行动的人就惩办，国家才没有叛贼。因此君主有五种雍塞：臣子封闭了君主消息；臣子控制了财产；臣子能培植党羽；臣子能私自施人恩德；臣子擅自发号施令。臣子封闭消息，君主就失去了权位；臣子控制财产，君主就失去了恩德；臣子发号施令，君主就失去了控制；臣子能私自施人恩德，君主就丧失了英明；臣子能培植私党，君主就失去了部下。这就是君主要独自专权，不能让臣子掌握权柄的原因。 君主的治国之术，以平静而又谦让为珍宝。不亲自操劳事务而知道了臣子的笨拙与巧妙；不亲自谋略思考而知道臣子办事的吉凶与福祸。所以君主不必发表意见，应让臣子很好地提出政见；不必规定事情的要求，而让臣子做出更多的功效。臣子提出主张，君主握之以契，事情做了以后，君主握之以符，像用契符一样对臣子加以验证，考核言行是否相符，，作为赏罚的根据。所以臣子向君主陈述主张，君主要根据陈述而交给适当的任务，根据交给的任务责求应有的功效。取得的功效与交给的任务相符，完成的任务与陈述的主张相合，就给予奖赏；功效与任务不合，任务与主张相声违，就予以惩罚。贤明君主的原则，不容许臣了陈述的主张与事实不符。所以贤明的君主施行奖赏的时候温润得像及时雨一样，百姓都蒙受到他的恩泽；君主施行惩罚的时候，威严的就像雷霆地一样，即使神圣之人也不逃避。所以贤明的君主不随便给人奖赏，也不任意免除刑罚。随便奖赏，群臣就会懈怠，免除刑罚，奸臣就会胡作非为。因此确实有功劳，即使是疏远卑贱之人也一定要给予奖赏；如果确实有错，即使是亲近喜爱之人也一定要严惩。这样一来，疏远卑贱之人就不致于懈怠，亲近喜爱之人就不敢骄横了。 韩非法治方面的《有度》思想，是其帝王术的重要构成部分。 有度是指国家要有法度的意思，韩非着重阐述了法度治国的重要性，强调君主要依法办事，才能治国。 国家没有保持一贯强大的，也没有一直处于虚弱的。执法的人坚决依法办事，那么国家就强大，执法的人不能坚定依法办事，那么国家就虚弱。在当今之世，有能够杜绝谋取私利的歪门邪道而严格执法的君主，人民就会安居乐业，国家就会安定团结；有能够去掉谋求私利之心而克已奉公守法的臣子，国家就会强盛，敌人就会虚弱。所以只要君主明察得失，又有法度控制，用来驾驭群臣，那么君主就不会被臣下的狡诈虚伪所欺骗；审察得失，用法度来衡量，用来听取远方的事情，那么君主就不会被天下轻重倒置的事情所欺骗。现在如果根据名声推荐人才，那么群臣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如果根据朋党关系推举官吏，那么群臣就会热衷于结交拉拢，而不求按国法办事。因此官吏没有才能不称职，国家就会混乱。根据虚假的名声施行奖赏，根据别人的诽谤进行处罚，那些喜爱奖赏，厌恶处罚的人，就会放弃为公的行为，玩弄谋私的手段，结成朋党紧密勾结起来互相干坏事。他们忘掉君主的利益而在外搞个人私交，以便利用他们的职权，进用他们的党羽，那么他们的一级能为君主办事的人就少了。他们结交广、党羽多，里里外外结成死党即使他们有很大的罪过，为他们打掩护的人就多了。所以忠臣遭受危难而被处死，奸臣无功却安稳得利。忠臣遭受危难被处死，不是因为他们有罪，那么忠良就会隐退；奸臣安稳得利不是因为他们有功，那么奸臣就会进用于朝廷了，这就是国家衰亡的根本原因。如果像这样，群臣就会抛弃国法，重视行使个人的权势，轻视国不邓。他们多次到善于结党营私的能人家中，一次也不到君主的朝廷；上百次考虑私人的利益，一次也不为君主的国家考虑。下属官员的数目虽然多，但不是用来尊重国君的；各种官职虽然齐备，但不是用来担当国家重任的。既然如此，那么君主虽有君主的名称，而实际上只能依托于私家势力。因此我说：亡国的朝廷无尊君治国之人。朝廷无尊君治国之人，不是说朝中的臣子减少了，。私家对敌力于互相增加更多的财富，却不努力使国家富厚；大臣们致力于互相抬高地位，却不努力尊重国君；小臣们用俸禄供养私友，不把自己的职位当回事。之所以成这种情况，是因为国君不按国法办事，而听任臣下随便用事。为此，贤明的君主以法则来选择人才，而不仅凭一己之好恶；以法度来衡量功劳大小，而不仅凭主观臆断。这样有才能失才不致于被子埋没，无能的人也无从掩饰，徒有虚名的人不一定能被侥幸地进用，蒙受非难的人不一定被冤枉遭到排斥。那么，国君对臣下的是非功罪都能清清楚楚，国家就容易治理，所以说，君主治国尊定以法度衡量一切就可以了。 韩非御术方面的七术和六微法，是其帝王术的操作要点。 韩非说：君主用来控制统御臣一的方法有七种，君主需要明察的隐秘情况有六种。所谓七术就是七种御下的方法：一是从各人方面参验、观察；二是必须惩罚以显示君主的威严；三是对尽国效忠的人一定兑现奖赏；四是逐一听取意见，督促他们行动；五是发出可疑的诏令，诡诈地驱使臣子；六是掌握了事实反而询问臣子；七是故意说反话，做逆理的事情来刺探臣子，这七种方法是君主所需要使用的御制之术。所谓六微就是六种隐藏微妙的情况：一是君主把权势供给臣下；二是君臣利益不同而臣下供用外力谋私；三是臣下假托类似的事蒙骗君主；四是君臣利害关系彼此相反；五是等级名分上下混乱导致内部争权夺利；六是敌国设谋按他们的意图任免大臣。 七术之一参观。君主观察言行与听取意见不反复参照验证就无法了解真正情况听信某一个就会被臣子蒙蔽。让权力相当的双方臣子参政为敌。 七术之二必罚。君主太仁慈，法制就建立不起来；君主威严不足，臣下就会侵犯君主。因此刑罚不坚决执行，法律命令就不能推行。 七术之三赏誉。赏赐和荣誉轻而又不兑现，臣子就不会为为君主尽力，赏赐和荣誉重而又守信用，臣子就会为君主卖命。（人人都见利之所在，无真正意义上的勇士和忠诚） 七术之四一听。君主一一听取意见，愚蠢和聪明就不会纷乱；善于督责臣子，臣子的优劣就不会混杂不清。此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道理。 七术之五诡使。君主多次召见人臣，久待身边而不作用他们，别人会以为他接受了君主的特别旨意，奸邪的人就会像鹿受惊而逃走。派别人去查问其它的事情，臣下就不敢谋私利。 七术之六挟智。掌握了已经知道的事去问臣下，那么不知道的事也就知道了；深入地了解一件事，许多隐藏不明的事都会变得清楚明白。 七术之七倒言。用说倒话做反事来试探怀疑不决的事，奸邪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到。 六微之一权借。君主的权势不能借给别人。君主失去一份权势，臣下就把它作为百倍的权势利用。所以臣下能凭借君主的权势，力量就强大；力量强大，朝廷内外就被他利用；朝廷内外被他利用，那么君主就会被他蒙蔽。 六微之二利异。君主和大臣的利益不同，所以大臣没有谁忠诚，大臣的利益得到了，君主的利益却丢失了。因此奸臣召敌国的军队除掉国内的对手，提出外交上的事来迷惑君主，如果能获取私人的利益，就不顾及国家的祸患。 六微之三似类。臣下假托类似的事来蒙蔽君主，这就是君主的诛罚不当，大臣能够谋取私利的原因。 六微之四有反。事情发生了，如果有益处，君主就应当主持它；如果有害处，一定要从反面来考察它。所以英明的君主考虑事情，对国家有害，就察言观色看谁在其中得利，臣子受害就要考察他的对立面。 六微之五参疑。被人们争夺的权势地位，是祸乱和的根源，因此英明的君主对此十分慎重。 六微之六废置。敌国努力追求的事，在于使人观察错乱办事不当；君主不仔细考察，就会按敌国的意图任免大臣。施用计谋的话就用庙攻。 韩非帝王术其它方面的观点与内容。 ――韩非认为，贤明的君主听人说话，不能只赞赏说话人的口才，观察一个人的行为，不能以他的迂阔为贤能，要善于听取逆耳之言。 ――怀着依赖别人的想法办事就会责怪埋怨，抱着靠自己办事的态度，那么事情就能成功。 ――能得利的地方，百姓都归向那里，能扬名的事情，士人都为它牺牲生命。因此对不合法度的功劳却给予赏赐，那么君主就不能从臣下那里得利，对不合法度的名声却予以称赞，士人就会互相鼓励去追求名声，名利就不能保留在君主手中。 ――《诗经》说：君主不以身作则，百姓就不会相信。有了小信用，才可以建立大信用，所以英明的君主靠守信用积累声望。赏赐不守信用，禁令就不能推行。 ――原本要禁止的，反让其得到好处，原本要让其得利的，反而加以禁止，那样即使是神人也行不通。称赞应当叛罪的人，诋毁应当奖赏的人，即使是唐尧禹舜也不能治理好国家。造了门而不让人进去，给予利而不使人进取，这是祸乱产生的原因。 ――臣下的行为谦卑节俭，爵位就不足以表示奖赏，尊宠表彰没有节度，臣下就会侵逼君主。 ――公室地位下降，就忌讳讲真话，谋私利的行为盛行，就很少有人为国立功。 ――君主的权势都不能教化的臣子，就把他除掉。 ――君主是利与害的箭靶，要射这个靶的人总是很多，所以君主是众人共同对付的目标。君主的好恶表现出来了，臣下就有了凭借，君主就会被迷惑了，君主把臣下的言语讲出去，那么奸臣不馗道，真正的有识之人就难以进言，这样，君主就不英明了。 ――法、术不能推行，是有原因的，概言之就是自己周边有小人、有恶人。 ――对奖赏、称赞都不能勉励他的人，处罚、毁谤都不能使他害怕的人，把奖赏、称赞、处罚毁谤四种方法都加到身上也不能改变的人，就要除掉他。 ――善于掌握权势的人，应及早断绝做坏事的萌芽。 ――申不害说：君主表现出他的明察，臣下就会注意防备他；如果君主不表现出来，臣下就会感到迷惑他。君主的智慧表现出来，臣子就会美化他，君主的愚蠢表现出来，臣子就会蒙蔽他，君主表现出没有追求，臣下就会窥测他，君主表现出没有欲望，臣子就会引诱他。所以说：我的心思无法被人臣知道，只要用诚实的态度来对待我，就算是知道了我的心思。 ――君臣共掌赏罚大权，法令就不能推行，因为恩泽与威势分散了。 ――国家的安定强大是由于按法制办事获得的，衰弱动乱是由于曲从私利而招致的，君主明白这们道理，应会公正地实施赏罚而不赞成对臣下讲仁慈。爵位俸禄产生于建功，惩罚诛杀产生于犯罪，臣子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会尽力拚命立功而不讲效忠君主个人。君主深刻理解不必讲仁慈，臣子深刻理解不必讲私忠，那么就可以称王于天下了。 ――明智的君主，借鉴外国的经验，然而借鉴国外的事情不适当还是不能成功。 ――君主，是坚守法度，责求臣下完成职责来建立功业的人。只听说官吏混乱而仍有独善其身的民众，没有听说民众作乱而仍有按法度治国的官吏，所以英明的君主重视治理官吏而不是把力量放在民众。 ――顺应事理，不用劳累就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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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6-09
唐太宗治国方略
一、政治上注意以史为鉴，选贤任能，从谏如流。
李世民吸取隋亡教训，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而，他经常告诫各官员要处理好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太宗还比较重视人才选拔和发现人才。唐太宗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把选拔优秀人才作为朝廷的头等大事来对待。他强调要德才兼备，不避亲仇，注重品德。此外，唐朝对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实施，也为广选人才开辟了基本途径。
唐太宗能够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征在谏臣中尤为突出，他曾对太宗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魏征和太宗讨论问题能直言进谏，既使引起了太宗盛怒，也毫不退让。初唐时由于太宗的虚怀纳谏，避免了封建君主制度下由于皇帝的独断专行而产生的许多弊病。
二、经济上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轻徭薄赋，注重农业生产发展。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李世民重视农业生产，积极推行一系列重农业的政策，轻徭薄赋。隋末唐初战乱频繁，人口稀少，李世民一方面竭力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限制世族，豪强对土地的垄断和霸占，一方面鼓励农民迁往荒地开荒，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李世民比较注意勤俭节约，做了皇帝后，住得仍是隋朝的宫殿，大部分已经破旧。当洛阳发大水，百姓房屋被冲毁时，他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把木材分给百姓修房用。
三、军事上实行“寓兵于农”的兵制。
唐前期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到太宗时进一步得到改进，使之更为完善。府兵制是建立于均田制基础上，府兵战时出征，平时在籍，春、夏、秋务农，冬季习武，兵农合一。对“贞观之治”起到积极效果。到唐玄宗即位时期，由于边防危机已十分严重，也为顺应时势，改府兵为募兵，养马屯田，凭借强盛的国力和兵力，逐步恢复了失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宁，之后不久，便出现了有名的“开元盛世”。由此可见，军事制度的正确与否，也是一个国家兴盛的重要标志与保障。
四、文化方面，锐意经史，倡导儒学。
李世民深知“武以定邦、文以兴国”的道理，极其注重改革科举制度，发展学校教育，为唐朝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贞观时期崇孔尊儒，兴学重教，正是儒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之一。开元年间，是我国文学史上诗歌创作最为繁盛的时代，涌现了李白、杜甫等风格各异的伟大诗人。诗歌创作的繁荣与唐玄宋的提倡是分不开的，唐玄宗喜爱李白的诗，就把李白从一个平民百姓直接提升入翰林院，还多次召李白入宫，在物质生活方面给予优厚待遇，唐玄宗的行为鼓励了更多人投身于诗创作，并且精益求精，使诗歌艺术得到充分的发展。
五、民族关系上采取 “华夷一体”等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慎征伐，重安边，以和亲代替战争．
汉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一直都是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唐太宗通过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处理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对于那些被征服的以及主动来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注意不强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职，管理本地区或本部落的人民。同时，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此外，唐太宗还十分注意用“和亲”的方式，来加强与少数民族间的联系和团结。他多次把宗室女儿嫁给少数民族的首领，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松赞干布。皇帝的战、和两手的成功运用，实现了边境地区的统一和安定，民族间交往的密切。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一、政治上注意以史为鉴，选贤任能，从谏如流。
李世民吸取隋亡教训，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而，他经常告诫各官员要处理好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
太宗还比较重视人才选拔和发现人才。唐太宗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把选拔优秀人才作为朝廷的头等大事来对待。他强调要德才兼备，不避亲仇，注重品德。此外，唐朝对科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实施，也为广选人才开辟了基本途径。
唐太宗能够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征在谏臣中尤为突出，他曾对太宗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魏征和太宗讨论问题能直言进谏，既使引起了太宗盛怒，也毫不退让。初唐时由于太宗的虚怀纳谏，避免了封建君主制度下由于皇帝的独断专行而产生的许多弊病。
二、经济上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轻徭薄赋，注重农业生产发展。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李世民重视农业生产，积极推行一系列重农业的政策，轻徭薄赋。隋末唐初战乱频繁，人口稀少，李世民一方面竭力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限制世族，豪强对土地的垄断和霸占，一方面鼓励农民迁往荒地开荒，这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李世民比较注意勤俭节约，做了皇帝后，住得仍是隋朝的宫殿，大部分已经破旧。当洛阳发大水，百姓房屋被冲毁时，他还下令拆掉洛阳的一些宫殿，把木材分给百姓修房用。
三、军事上实行“寓兵于农”的兵制。
唐前期沿袭了前代的府兵制，到太宗时进一步得到改进，使之更为完善。府兵制是建立于均田制基础上，府兵战时出征，平时在籍，春、夏、秋务农，冬季习武，兵农合一。对“贞观之治”起到积极效果。到唐玄宗即位时期，由于边防危机已十分严重，也为顺应时势，改府兵为募兵，养马屯田，凭借强盛的国力和兵力，逐步恢复了失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边疆的安宁，之后不久，便出现了有名的“开元盛世”。由此可见，军事制度的正确与否，也是一个国家兴盛的重要标志与保障。
四、文化方面，锐意经史，倡导儒学。
李世民深知“武以定邦、文以兴国”的道理，极其注重改革科举制度，发展学校教育，为唐朝文化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
贞观时期崇孔尊儒，兴学重教，正是儒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之一。开元年间，是我国文学史上诗歌创作最为繁盛的时代，涌现了李白、杜甫等风格各异的伟大诗人。诗歌创作的繁荣与唐玄宋的提倡是分不开的，唐玄宗喜爱李白的诗，就把李白从一个平民百姓直接提升入翰林院，还多次召李白入宫，在物质生活方面给予优厚待遇，唐玄宗的行为鼓励了更多人投身于诗创作，并且精益求精，使诗歌艺术得到充分的发展。
五、民族关系上采取 “华夷一体”等较为平等的民族政策，慎征伐，重安边，以和亲代替战争．
汉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一直都是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唐太宗通过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处理民族矛盾，改善民族关系。对于那些被征服的以及主动来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注意不强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职，管理本地区或本部落的人民。同时，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此外，唐太宗还十分注意用“和亲”的方式，来加强与少数民族间的联系和团结。他多次把宗室女儿嫁给少数民族的首领，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唐太宗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松赞干布。皇帝的战、和两手的成功运用，实现了边境地区的统一和安定，民族间交往的密切。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2个回答 2010-06-12
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推行仁政,以儒家思想为本.类似的文章有过秦论,出师表等
第3个回答 2010-06-12
以武取天下，以仁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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