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所学知识说说日本是怎样一步步侵华的

Answer 1

其实主要是甲午之战，当时日本走向了资本主义，但并不是很成熟，犹如一个新生儿，当时日本想以闪电战结束，因为他们财政也不是很富裕，打仗靠的是卖向欧洲的战争债券，当甲午之战赢了后，清政府配了两万万两白银，使日本迅速的发展起来，才发动了侵华战争。其实日本那以前很多年都在中国东北经营，希望有朝一日能占有这片土地，只不过以前历朝历代再怎么衰弱都能压制住小日本，到近代清后期就不行了。我这有一篇文章，看了就明白了。
中国和日本人文造就的不同命运

马克思早就认为：“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周围的自然。” 谈到市场经济和企业经营，自然条件是最重要的，要说对中国企业和对整个中国社会这是一场从里到外的彻底考验，我们就不能不谈到我们身边的近邻——日本。日本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典范，尽管由于自身文化体系的不足，日本曾犯过非常严重的低级错误，但是，日本无疑是经济与文化转型过程中最成功的楷模，深入解剖日本的发展历史是非常重要的。与我们一衣带水的亚洲岛国日本，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都不算好，在仅有37.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却有160多座火山，是世界有名的地震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过330人，达到世界人口密度的10倍左右，而且几乎没有什么说得上的资源优势，应当说，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资源贫乏的土地上，要想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被称为是“大和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可称得上的、独特的文化。

19世纪中叶以前的日本，在西方观察家的眼中如同当时的中国一样，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沉睡国家，这是因为日本早在公元六、七世纪就拜中国为师，派出不少“谴隋使”和“谴唐使”全面学习中华文化，以至于几乎全部传承了中国的文化，英国人卢瑟夫·阿尔科克评价说：“日本实在是一个充满反常与逆说的国家”,这与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评价几乎是大同小异。继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1853年，美国人的“黑船”（军舰）也敲开了日本幕府封闭达218年的国门，日本也同样紧随中国面临着被西方列强宰割的命运。此时，虽然中、日两国的国门被打开，但西方列强自身也面临着不少困难，他们对东亚国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准备妥当，也就是说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其外部环境来说，中、日两国都有成为东亚强国的机会。然而， 中国保守的落后文化观念左右了中国的发展方向，“洋务运动”并没有触及到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而日本的维新派则及时抓住机遇，选择了决定性的“倒幕”，使日本“冲出了最危险的关口”（井上清《日本近代史》）。

在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过程中，明治天皇率领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条誓文》中，有一条为“求知识于世界”，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科学文化成了日本的纲领性国策。著名学者黄仁宇说：“日本民族注重自然，不沉湎于抽象观念，日本人经常在技术工作中体现出精研独到的能力，以及人与人之间易于协调的特点。”一个事例很能说明这一问题，1543年，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在日本的一个岛上失事，船上的船员以上千两黄金的价格卖给当地首领一支火枪，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是，日本人很快学会了制造火枪并且加以了改进，到17世纪初，火枪的价格已经降到了每支1.2两黄金。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性格特征的著作《菊与刀》中，形容日本人的个性是一种菊花般的雅致、内敛和刀剑般的刚烈、坚韧的矛盾性格，这种性格以及“大和民族”本身多民族的构成体系，使日本传承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但是，却更能清晰地把握文化的走向。

大和民族历来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不仅在科技领域，而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诸多领域，也都以善于学习先进民族的长处而著称与世。著名经济历史学家G·C·阿伦说：“日本不是突然（1868年后）获得如此影响西方世界的能量与无休止的野心，从它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日本人有迅速吸收消化新观点与新方法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训练有素并不断大胆实践的组织能力。”此时，正值世界工业革命的黄金时期，一种工业经济时代的新文化正在逐渐形成，而在日本人眼中一直被视为东亚庞然大物的中华帝国，竟然被劳师远征的小股英军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使日本人受到了极大的刺激。然而，直接促使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并将目标转向了新的学习对象，宣布“脱亚入欧”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即“华而不实，缺乏雄心壮志，注重虚名，漠视实效。” 以至于在北洋海军即将全军覆没之际，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在给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劝降信中说：“清国而有今日之败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盖其墨守常经不谙通变之所致也。”

当时，慈禧皇太后一天的生活费用是4万两白银，实际价值可以购买吉野级巡洋舰一艘，两月的费用可以购买一艘超级主力舰艇。当年击沉中国“致远”号的日本“吉野”号军舰，就是清政府在德国汉诺威船厂订购的，因为后续的海军军费被挪用，无钱支付，才被日本买走。所以，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并不是我们被人家打垮的，而是我们自己首先就已经垮掉了，因为一个贪图自己享乐的小朝廷是不会顾忌国家的利益与民众的疾苦的。惊醒过来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三大国策，开始了追赶西方的急行军。日本惊人的学习和复制能力此时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明治维新”后仅8年即1876年，日本的“黑船”就撬开了朝鲜市场；1894年的中日战争中，日本又在中国得到了大笔赔款；10年后，日本又打败了强大的俄国。而中国人则一直固守着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认为中国的根本体制和文化是最优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学过来就行。所以，对西方社会的一切变化视而不见，因而一败再败，最终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

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境遇虽然让人感到同情和愤怒，但是，这样一个东方大国竟然毫无还手之力也着实让人感到困惑。马克思就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对中国表示出一种不解：“一个人口几乎占世界1/3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的。”其实，中国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飞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谋害以后就已经开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注定了中国民族精神的彻底消亡。“数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强（无论是国家的、制度的、代际的还是其他类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创新精神。习以为常并根深蒂固的观念、广为流传的规范以及各种行为标准都是产生新想法的敌人。任何以和谐以及均衡为骄傲的社会，几乎不可能诱发另类思想。”一个体系的和谐是自然达成的，而创新与协调的基础才是和谐中最重要的内容，这就是创新的价值之所在啊。

从1298年马可·波罗在狱中撰写《马可·波罗行记》开始，到1687年柏应理、殷铎泽等四位神父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是无比崇拜和向往的。但是，当伏尔泰等启蒙主义者将中国奉为一种浪漫理想并达到极端的时候，很快一种否定力量开始强大起来。1736年，尼古拉·布朗杰在其《东方专制制度的起源》一书中就已经指出，中国人固步自封，将自己与世界隔绝开来，施行的是一种古老、僵化、衰落、残暴的专制制度，随后，西方人用他们特有的审视眼光和标准，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了严肃的剖析。所以，西方人对中国的入侵在很大缘由上，是基于对中国文化本质的认识和对中国专制制度弊病的了解。

但是，日本在近代发展中的表现却与中国的表现恰恰相反，他们提倡“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虚心学习西方的文化结构和科学教育体系，然后再充分地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聪明才智进行改造。可以说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除了对中国亦步亦趋以外，几乎是与世隔绝的，而日本的发展模式也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但是，从日本所采取的战略来看无疑是成功的。研究近代日本发展的规律，我们发现日本一直是把欧美作为合作伙伴，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把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而中国长期以来则一直是以大国心态自居，始终是把欧美作为竞争对手，把日本作为合作伙伴（从来没有把日本作为竞争对手），把自己的市场当成世界来开发。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最终的结果表现明显不同，中国一直在发展中国家长期徘徊，日本则早已跨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当然，日本人的这种创新从本质上来说，并非全是源于自己的创新，而是说它采纳和仿效他人的创新更加快速有效，这种区别来源于对商业文明本质的理解与核心体系的建立。

中、日之间的这种发展变化，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人一直将中国的文化引以为荣，要迫使中国人接受西方的文化实在是一件极其丢“面子”的事情，甚至至今希望振兴所谓的“国学”的观点仍然大有市场，因而，有人始终不能单纯理解西方文化的广度与深度。然而，正是日本这样惊人的变化彻底动摇了中国人的自信，终于迫使中国人认识到变革的重要性，这个社会再不变革真是不行了，于是，中国社会近代变革的历史终于拉开了帷幕。从日本的发展历程来看，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变求变”，拥有快速变化的发展能力，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取得经济奇迹的关键，就是因为私营企业很好地把握了“以变求变”的精髓，所以呈现出非常卓越的表现。尤其是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日本企业不但能迅速地汲取欧美企业的管理精华，而且，更能结合自身的特点加以发挥创造，所以，日本制造的产品反而比欧美更具有独特的优势。日本战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从一个封建国家一跃成为了一个“后工业化国家”，可以说日本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学习的成功典范，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和中日两国之间历史的纠葛，我们一直没有真正研究和承认日本的这种范例。

中日两国之间的差别还体现在教育制度上：中国人的战略失误和落后意识集中体现为至今没有建立起与世界同步发展的、先进的教育制度上。19世纪末的史密斯曾评价当时中国的教育说：“中国的教育根本无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够理解和能够运用的意义上掌握一门学科。”，事实也的确说明至今中国的教育仍然没有更大的长进，因为100多年过去了，从1901年第一个诺贝尔奖颁发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获奖者中至今中国学者仍然是一个零的记录。美国著名的日本研究专家赖肖尔总结说：“事实上对日本社会影响最大、使日本获得成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与当时最先进的西方国家相差无几，此后，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仅明治时期的第一个年代，就从23个国家请来了2400多个外国人教授西方的组织管理与生产方法。

1885年4月18日，中日两国签订《天津条约》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各有一段话发人深省。李鸿章认为：“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伊藤博文则大胆预测中国：“似乎奋发有为，但是一、二年后必定因循而安，如西方所说，中国又睡觉矣。”果然，十年以后，即1895年3月23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又一次会面了，不过他们是分别代表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清政府与逐渐强盛起来的日本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日本——这个直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之时，都是和中国一样背负着不平等条约的国家，因为励精图治和勇于变革，却在短短的40多年时间里，与中国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由一个慑于“列强”武力而不得不打开国门的东方弱国跻身于“列强”之位。

不幸的是，日本的成功恰恰为日本带来了惨重的灾难，轻而易举的成功使日本忘乎所以，竟悍然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战前创造的许多财富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因战争死亡200万人以上，经济也处于濒于崩溃的状态。东京、大阪、横滨、名古屋等大城市几乎化为灰烬，工业设备的1/3被破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处于极端落后的境地。 残酷的历史现实使日本人民认识到通过战争与掠夺想要达到发展是不可能的，惟有通过自强不息、以奉献与服务为基本宗旨才能达到生存发展的目标，这也是日本在战后经济腾飞的真正原因。50年代，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远远落后于中国，60年代持平，70年代超越，80年代进而一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号经济大国。

战后，由于日本企业管理落后，产品质量上不去，日本货被称为“东洋货”，当时是劣质品的代名词。然而，日本人却把在美国毫无用武之地的“质量管理之父”戴明博士请到日本，在全国上下掀起了质量管理的热潮。日本人不仅将戴明奉为“圣人”，还明确提出了“质量救国”的口号。1953年~1973年其间，日本企业经过多次演变形成了一套标准的企业发展模式让所有公司效仿，特别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企业始终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企业文化促进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发展。70年代以后，日本产品以其过硬的品质和低廉的价格优势大量涌入欧美市场，使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单一的日本产业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经济全球化的新挑战，由此形成的更新更快发展的全球混合文化，使得日本文化由于不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的规则而出现衰退，过去曾使日本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式管理”和“日本式创新精神”也不得不让位于代表着自主创业和不断进取的“硅谷精神”，但日本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仍居于前列。

中国虽然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制造业总体水平仍然处于中下游的地位。而日本在制造业中仍然是世界一流的大国，在新兴高科技产业和新材料领域还具有相当的优势，日本的海外总资产占到全球海外资产的一半，2003年仅日本海外企业的销售额就高达1.3亿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整个的国内生产总值，但这一数字并不计入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已然如此强大的日本居然还是始终保持着低调务实的态度。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经济的日本经济，却一直是低调的发展；一直是世界人均水平排名靠后的中国经济却始终以一种高调的姿态前行。于是，我们不得不在这里提出学习日本的“盛世危言”，绝不能认为中国已经足够强大了，实际上，我们还仅仅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近代历史上，中、日两国都是在同样的条件下，同样是面临着西方文化崛起的冲击和影响，然而，由于各自态度和认识的不同，却导致了不同的结局。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日本人认真求实的精神不能不说对我们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我们必须静下心来认真地研究我们身边的这个国家，从中汲取对我们有帮助的元素，正如俄国中世纪一位历史学家所警告的那样：“历史能教训我们的没有什么，只有惩罚那些不从中学习应有教训的人。”日本人长于做学生，所以能后来居上；中国人不善于做学生，所以必须兼容并蓄，具体来说就是：一是要学习和借鉴日本模式，二是要不满足于日本模式，三是要确立自己的发展模式。

中东地区的以色列也同日本相类似，都是在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美国则是另一个善于创造学习、吸收借鉴的典型，世界经济论坛和哈佛大学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创造力的国家”。耶鲁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在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写道：“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期，在全球实力对比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中，对未来最富有决定性作用的是美国的崛起。”革命导师列宁也曾赞赏道：“无论就19世纪末和20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来说，还是就资本主义发展已达到的最高程度来说，美国都是举世无双的，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榜样和理想。”贯穿在美国精神中的坚韧不拔、标新立异、强调个性、乐观自信的民族心理对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善于学习、勇于创新的民族，但是，历史往往在成就一切的同时又会让一切归于无意义，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形容的一样——“中国人只知道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但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虽然还沿用着祖传的科学公式，但不究其精髓；他们使用的生产工具依然还是祖先的遗物，但没有人去设法改进和革新这些工具。……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强大与近代史上经济文化的衰落是如此的明显，只能说明近代中国所走的是一条与现代文明发展相悖反的道路。历史的经验证明，凡是中国历史上最兴旺发达的时期一定是最开放、最和谐的时期，而凡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腐败的时期，一定是最保守、最丧失理智的时代。开放是进步之源，封闭是保守之根。所以，中国文化发扬光大的前提条件就是开放，必须充分的开放。

无论中国文化，还是西方文化，离开了彻底的开放，结果必然是趋向保守和落后；也无论是官僚政治，还是精英政治，都必须建立在民意政治的基础之上，这样才能保证政治制度的先进性。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是在“以开放求变化”，但是，开放的程度还不够，变化的速度也依然受到各种封建传统的影响，在中国那种封闭、畸形、压制个性的文化中，任何先进的事物都有可能失去本来的光彩。所以，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必然要求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穿新鞋走老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是残酷无情的，如果我们始终不能回归管理的本质，深入研究人与文化的问题，搞不清楚科学管理与传统的管理手段之间的关系，甚至将封建时代的一些行为当成了现代管理的灵丹妙药，就必然会出现保守倒退的现象。回过头来看，中国已经搞了许多年的职业足球，但与日本、韩国的足球水平却有了相当的距离，其根本的原因是外来先进的足球技术，没有同中国的足球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或者说，只有先进的足球文化，才能使外来的足球技术在中国生根、成长。

19世纪以《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而倍受瞩目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是第一个公开承认资产阶级制度并不都是理想的经济学家，他尤其对不合理的腐败制度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进行了痛斥，他在这本获得了空前成功的巨著中不无忧虑地写道：“在这种制度下，个性的自主性是否能保有其自由发展的方寸之地？公共舆论是否会沦为暴虐的枷锁？每一个人是否将绝对依附于社会？每一个人是否会被全体所监视？它是否会将所有人的思想、情感与行动磨损为一种驯服的统一样板？……一个因背离人的心性而受到谴责的社会，就绝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社会。”科学巨人爱因斯坦更是认为：“由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统一规格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这样看来，一个整齐划一的社会因为“有序”的规范化就会进入病态（或者称之为专制的病态），那么，忽视了企业经营差异和诸多“小事”的企业改革，是否也会因为缺少独创性和公共协调性而难以表现出足够的活力来呢？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研究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借鉴。”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历史，这是解决现代化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曾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又进一步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那么，当我们站在21世纪的高度则应当说“一切历史都是发展史”，因为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尽管历史是不能改变的，但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却在不断地发展着。18世纪锐意改革的俄国彼得大帝认为：“商业贸易是人的命运的最高主宰者。”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的封建意识和落后的文化思想侵蚀着人们的行为，经济作为一种政治附庸始终没能真正占据中国社会的主流地位，相反，倒是等级森严的官宦制度、门当户对的社会观念和媚俗守旧的文化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思想行为之中，“吃皇粮”、“父母官”和企业垄断腐败等等现象不就是这种习惯影响的延续吗？尤其是经济理论的单一化和表面化现象已经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求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注意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运用于各项决策中，运用于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使哲学社会科学成为党和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民族产业就要首先繁荣自己的经济理论，用理论来指导实践。其次，要发展新时期的人文精神。我们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一个很重要的研究内容是，在对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在经济社会中，除了那些宏观经济理论固有的研究缺陷之外，企业作为微观经济学最直接的研究对象恰恰可能是上述状态最直接的、具体体现，并且这种企业病态一旦表现出“虚假的繁荣”来，很可能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进入“泡沫时代”，从而导致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此。（以上摘自《大视野》第一章第四节搞企业是对中国人一种从里到外的考验部分内容）

Answer 2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同时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长远目标应该是征服世界。因为，若要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若要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当时，日本土地贫瘠，资源缺乏，而且当时东京又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日本人认为日本岛不适合住人，他们要移民，而中国的资源丰富，而且地理环境好，它们认为中国是梦想中的天堂日本于1894—1895年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清政府被迫于1895午4月与日本订立了《马关条约》。日本因此割占中国台湾省等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刺激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巨额赔款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清政府被迫以牺牲主 权为代价举借外债，致使中国的内政外交进一步为列强所控制；允许外资在中国投资设厂，使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合法化；而日本则利用巨额战争赔款疯狂扩充军备，使自己挤进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迅速成为远东地区的侵略战争策源地。1904—1905年，日本在中国的土地上发动了日俄战争，将侵略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都的殖民地位。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夺取德国租借的青岛，强占胶济铁路沿线。1915年，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使占领山东成为事实，公然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由于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和列强之间的矛盾斗争，“二十一条”没有实 ，但由此加强了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权益，尤其是在华的经济利益。袁世凯死后，日本支持皖系和奉系军阀打内战，造成了分裂割据的局面；并仇视中国革命，破坏中国的统一事业。受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日本渴望从对外侵略中寻找出路。1931年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1932年，日本侵略者将东北占领地改名为“满洲国”， 扶植被推翻的清朝废帝溥仪为傀儡。从此，中国东北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后，开始扩大势力，加快对华侵略的步伐。1932年发动一•二八事变、1935年发动华北事变，到1936年，华北的许多地方已经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势力范围。1936年“二二六”兵变后，受军部控制的广田宏毅上台组阁 ，建立了军事法西斯专政。1936年，广田内阁召开会议，通过了《基本国策》，制定了“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之地位”和“向南方海洋发展”的侵略方针，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定下了基调。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信号，也是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始。战争初期，日军由于装备精良，准备充分，很快攻占了华北五省和上海、南京等地。但日本的侵华战争遭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日本侵略军陷入了长期战争 的泥潭之中。战争期间，日军屠杀中国人民，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惨案，掠夺中国的资源，进行奴化教育，实行殖民统治。在当时，国民党政府贪生怕死，一味忍让日本人的侵略铁爪，而且打压当时反侵略的中 国共产党。后来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抗日运动下，和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下，日本法西斯得到了应得的失败。

Answer 3

日本的侵华行动可以在以下步骤中看到：1. 1895年，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从清朝手中夺得和澎湖群岛。此时，日本对中国的利益和地位有所改变。2. 1910年，日本吞并韩国，扩展了其在东北亚的势力范围。同时，日本在增设了总督府，进一步加强了的控制。3.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并设立了伪满洲国。这一步骤标志着日本开始向中国内陆推进。4. 1936年，日本同国民党签订《防共协定》，实际上是要求国民党放弃北方对日战争的抵抗，为日本打开中国南方的大门。5.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占中国领土。这场战争迅速转化为全面战争，持续了8年之久。总的来说，日本的侵华行动是逐步积累的过程，通过从外围逐步推进到内陆的方式来扩大其势力范围。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不断利用各种手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手段来巩固其在中国的地位。最终，这场战争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Answer 4

1.1894年发动甲午中日战争，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
2.199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3.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

Answer 5

九一八事变
《马关条约》
向中国派侵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