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说希腊人的理想不是帝国而是政治希腊人引以为傲的政治理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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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个误区，在历史课本中，古典时代的希腊通常被描述为非常纯粹的工商业文明。我们认为希腊人起航贸易、出口经济作物与任何手工业产品，并且直接与自身政体的变迁相互挂钩。仿佛古希腊就是当时的西方金融中心，也是所有近现代殖民体系的鼻祖。
但是实际上，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并非是书中所写那样。希腊人不仅将种地视为最大产业，还将本邦独立看作最理想状态。一切古代文明都是以粮食生产决定人口，在战争容易爆发的古代文明中，一旦某国爆发战争，该国不能提供本国需要的粮食补给，把希望投向邻国为依靠。这无异于毒蛇吞下自己的毒液。
实际上古希腊人他们也不期望建立国际化商业殖民体系，只求能在乱世中独善其身。因此，今人对于古希腊世界的影响，更多是基于近代西方海权建立者的倒推产物。早期古希腊人，更像是半牧半定居的部落民。以《奥德赛》为例，早期希腊城邦的经济模式是非常保守闭塞。奥德修斯与涅斯托尔等人物的主要工作，是管理自己的牛群、羊群和猪圈。还要分心打理果园和麦地。尤其是前者，被反复提及有大群的牛、绵羊、山羊和猪。如果没有定居宅邸和航海经历，那么其经济收入看起来会更类似于一个游牧酋长。他们的小型贸易活动主要是以物易物，某贵族造访其他贵族时，需要交换等价值的织物、铜器或首饰等礼品。过程中的礼仪、宗教成分大于经济因素。至于城邦的大多数居民，还是以农业或者牧业为生，生活闭塞而不太需要同其他地方进行交流。
当时真正的地中海商业霸主，是后来成为希腊宿敌的腓尼基人。他们拥有更成熟的航海经验，优先发现了很多合适的殖民点和海港。他们也会拐卖希腊人，并在希腊社区的海岸上烧杀抢掠。但无疑更看重做生意本身。倒是少数可以出海的希腊人，除了捕鱼就是纯粹当海盗劫掠。两相比较，腓尼基人更有资格被称为商业民族，而希腊人则像是接触海洋不久的游牧民后裔。至于被后人视为海洋商业典范的雅典城，到公元前6世纪还非常闭塞，连稳定的对外贸易和优质铸币都没有出现。

由于希腊南部，特别是爱琴海诸岛土地贫瘠，容易发生土壤流失或者干旱，使得城市口粮很难做到自给自足。所以城邦的规模非常有限，人口增殖会引发财富分配上的矛盾。对此，古希腊人的解决思路是开源节流+分散压力。节流的常见做法是禁止粮食出口，开源的做法是探索粮食产地和进口地。同时依靠流放斗争失败的贵族、组织失地公民和无地群氓去开发新殖民地。一旦新城市建立完成，殖民地与母邦的联系仅存于共同的保护神。殖民者还会从母邦神庙里采集火种，点燃自己新庙里的圣火。至于政治上层面，基本会与母国一刀两断。除了造型类似的钱币，两者在经济上都安于自给自足，耕耘自己的附属土地、奴役可以获得的外族人。但是殖民地和母邦是同源，因此会有民族认同感，这也是后来提洛同盟组建的前提条件。
在所有城邦的殖民运动中，斯巴达的保守政策更能体现古希腊本质。他们就近征服美塞尼亚的大片优质农田，从而失去了扬帆出海的动力。斯巴达不重视海外 是因为在家门口就吃饱了。古希腊社会普遍对商人较为轻视
像底比斯、雅典、斯巴达和锡拉库萨这类大型城邦，也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差异较大。大家分头使用不同的货币标准，且互不买账。
当希波战争结束后，东方的希腊城邦大多为雅典殖民地，与雅典人同源，对待母邦有着认同，也更容易接受雅典的政体制度。实际上在伯利克里治国政策中就是古典共和体系中，地缘政治上雅典大帝国。与君主专制体系中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斯巴达是一样的。二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争霸也是对成为主宰希腊的帝国较量。
就古典时代的整体来说，古典共和并不适用于文化道德素质不高的社会，因此古典共和是多数人的暴政。在柏拉图的理想国政治主张中，也得认为君主制胜于古典共和。古希腊人民主引以为傲的政治主张，仅仅只是近代西方民主运动中夸大和捏造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