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年未及冠便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所不窥,诗、词、文、书、画样样精通,文思敏捷,才华横溢,能“属文日数千言”,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史甚至是中国历史中罕见的旷世通才和天之骄子,其登峰造极的文学和艺术成就无与伦比,千百年来无人能够超越,为后世所敬仰和膜拜。
“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苏轼二十一岁时便高中进士,深受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赏识,以才高明显一时轰动文坛,然而,“古之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苏轼因与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的变法措施政见不合而受排挤,后又因“乌台诗案”入狱,之后又被贬黄州,特别是晚年连遭贬黜,历经了人世的坎坷和世态的炎凉。然而,无论是被贬荒野还是遭遇流放,他都有着神仙般随缘达观,无往不适的秉性和率真自然,旷达超脱的胸襟:“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在人世的坎坷道路中,他不畏“穿林打叶声”,面对“卒然临之”的宠辱和去留不惊不怒,他手执竹杖,脚穿茫鞋,“轻胜于马”的吟啸徐行,无论何时何地都有着独特的生命意识和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在仕途失意时,苏轼也曾嗜酒,但他的醉酒不似阮籍和刘伶般的“以酒为生”,也不像李白醉后那般的“借酒浇愁”,他以酒养性,以酒养情,以酒养趣,醉也醉得诗意盎然,醉也醉得诗情画意,“俯而听泉,仰而望山”,他醉的“旷然天真”,醉的憨厚可爱,醉的恰似一个老顽童。
苏轼深谙儒、佛、道之精髓,汲取各方之所长,融合儒、佛、道三家思想于一体:既怀儒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志,又兼顾了佛家的宠辱皆忘,波澜不惊的胸怀,更修道家的养身之术,正因如此,他的文艺观便刻上了浓重而深刻的儒、道、佛色彩,再加上他文学和艺术天生的禀赋,无论是文学创作抑或是书法创作都达到了融汇贯通,自主创新,行云流水的境界。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苏轼的文章“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文章简洁而不乏深度,短小而文采飞扬,“止于达意”而意境深远,他曾说“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也”。他的文章不遵循形式的限制和所谓的艺术法则,波澜起伏,自然流畅,随心所欲,天马行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既守法度,又出新意;既风格豪放,又寓以妙理。如他自己在《为答谢民师书》一文中所说:“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是苏轼对待文学的一种态度和主张,其实也是他对文章的一种自我评价。苏轼在文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的诗歌直指盛唐,时与黄庭坚并称“苏黄”;是宋词“豪放派”的开山鼻祖,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在散文上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的名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都曾师受其门下,是为“苏门四学士”。
此外,苏轼在书法方面也颇有造诣,他是两宋第一位大书法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汲人之长处,尽取其精华,独标风韵,自成一家,其书筋骨分明,丰腴跌宕,豪放洒脱,看其字如见其人,时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在绘画方面,苏轼也有着很高的造诣,苏轼擅长画竹,以墨竹开创了南画派文人画的先河,“胸有成竹”的典故就源于苏轼。
苏轼不但是个旷古奇才,也是一个极重感情的好男人,堪称男人中的极品和典范。苏轼不像柳永,不像李煜,更不像杜牧,在他的文章里,我们看不到“十年一觉扬州梦,羸得青楼薄幸名”这样轻浮的诗句,我们看到的只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深情,昔日的那首《江城子》,那段和亡妻王弗缠绵悱恻动人心魂的爱情故事,千百年来,不知俘获了多少名媛淑女的芳心;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痴情女子誓此生非苏郎不嫁。
苏轼是一颗极其璀璨耀眼的星辰,他揽人间万千才情于一身,焕发着万世的华彩,创造了一个中国文学和艺术的神话,时至今日,当我捧着他的诗句,沉浸在其中时,我不得不以一种仰望的姿态和崇拜的眼神对他产生了无比的敬畏。读着他的诗句,冥冥中,我彷佛越过了千年的距离,回到了那个朝代:在清幽的西子湖畔,在宏伟的苏堤之上,我看到了那位盖世奇才,他宽衣长袖,手执竹仗,林立在湖边,于“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之时,“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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