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 姓名和现在的姓名是有区别的
古代有学问的人往往有以下几个个人识别符号
姓
名
字
再往后还有 号 甚至有很多号
所以不会出现姓名识别的困难
加之当时有学问的人毕竟是少数 所以 不需要注意到 姓名冲突的问题 所以
汉朝时期基本上都是两个字的姓名
到了唐宋年间 人口增长 出现了重名的问题 所以出现了号 和双字名
一、姓
许慎《说文解字》卷二四“女部”：“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九曰：“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 《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这都说出了“姓”的本义是“生”。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姓最初是代表有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种族称号，简称族号。作为族号，它不是个别人或个别家庭的，而是整个氏族部落的称号。据文献记载，我们的祖先最初使用姓的目的是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它产生的时间大约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
姓是怎么来的？人们推测，姓的由来与祖先的图腾崇拜有关系。在原始蒙眛时代，各部落、氏族都有各自的图腾崇拜物，比如说麦穗、熊、蛇等都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图腾，这种图腾崇拜物成了本部落的标志。后来便成了这个部落全体成员的代号，即“姓”。由于古代氏族部落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可数的，所以，纯正的远古时代留下来的姓是很少的。
后人据《春秋》整理出来的“古姓”有：妫（今河北涿鹿有妫水）、姒、子、姬、（周王族姓）、风、赢（秦姓）、己、任、吉、芊、曹、祁、妘、姜、董、偃、归、曼、芈（楚姓）、隗（原北方少数民族姓）、漆（瞒）、允等22个姓。这些姓中近半数带女字旁。所以，人们推测，姓的产生可能在母系氏族社会。章太炎先生及其他学者又从《说文》、《山海经》、甲骨文、金文等较古的文献中整理出几十个古姓（约59个，章太炎得52个，他人又从金文中得嫘等7个），这样加上原有的也不过80几个，可以想见，这只是远古实际存在的姓中的一部分，原有的姓肯定不止这些。其他的已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候的姓决没有我们今天讲的“姓”多。我们这里可以罗列几个从古至今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姓的数字。
①北宋以后的封建社会，长期作为儿童识字读物的《百家姓》（北宋钱塘无名氏编），共收入502个姓氏（其中单姓342个，复姓60个。开头曰：“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②宋代郑樵《通志·姓氏略》中统计古代姓氏共有1745个。③明代翰林院编修吴沈等人据当时户部所藏户籍编成《皇明千家姓》，收姓氏1968个。（开头曰：“朱奉天运，富有万方，圣神文武，道合陶唐……”）④清代康熙帝亲自审定《御制百家姓》，（开头曰：“孔师阙党，孟席齐梁，高山詹仰，邹鲁荣昌，冉季宗正，游夏文章……”）⑤清人张澍《姓氏寻源》、《姓氏辨误》中说古姓氏有5129个。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学者阎福卿等曾编辑出版过《中国姓氏汇编》共收姓氏5730个。其中单姓3470个，双字姓2085个，三字姓163个，四字五字姓12个。台湾省也出版过《中华姓符》共收姓氏6363个，但里面有异体字重复收入的情况。⑦据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工作委员会汉字处1984年的抽样调查及有关专家的估计，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姓氏在3000个以上。（气象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王大良编《当代百家姓》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认为：目前，我国常用的姓约400个，按当时人口数算，前100个姓是：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苏卢蒋蔡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谭廖周熊金陆，郝孔白崔康王丘秦江史，顾侯郎孟龙万段雷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这100姓占全国总人口的87%以上。其中李王张刘陈5姓就有3亿多人口。李8700万、王8000万、张800万、刘6000万、陈5000万。全国各城市的大姓情况也不一样，如上海前10名的姓是：张王陈李徐朱周吴刘沈。）这个数字跟我们前面说的所谓远古即有的纯正的“姓”相去太远了。那么另外那些也被称作姓的字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些字就是现代姓的主要组成部分 “氏”，下面就来介绍 “氏”。
二、“氏”
由于人口的繁衍，原来的部落又分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部落为了互相区别以表示自己的特异性，就为自己的子部落单独起一个本部落共用的代号，这便是“氏”，当然也有的小部落没这样做，而仍然沿用老部落的姓的。有的部落一边沿用旧姓，一边有自己的“氏”。这些小部落后来又分出更多的小部落，它们又为自己确定氏，这样氏便越来越多，甚至于远远超过原来姓的规模。
从时间上来讲，这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事情了，氏带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所以“氏”可以说是姓的分支。《通签·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就很能说明二者的关系。“姓”是不变的，“氏“是可变的。顾炎武也说“氏一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秦汉之前，姓和氏在不同场合使用，哪些人有姓，哪些人用氏有严格规定，汉代以后，姓氏不加区分，姓氏合一，统称为姓。最明显的标志是《史记》，根据现有姓氏、推究它们的来源或者说最初确定它为姓氏的缘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前面提到过，带女字旁的姓氏如：娰、姬、姜、妫、赢等，这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崇拜的反映。有些直接就是女族长的名姓称号。
（2）以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为姓氏。如马、牛、羊、猪、蛇、龙、柳、梅、李、桃、花、叶、谷、麦、桑、麻、粟、山、水、林、木、风、云、河、江、金、石、钢、铁、玉等，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部落的图腾。
（3）以封国、采邑或职官、爵位为姓。如齐、楚、燕、韩、赵、魏、秦、鲁、蔡、郑、陈、宋、阮；司徒、司马、司空、乐正、宰、上官、太史、少正、王、侯、公孙、伯子等，由于古代封爵职官名目繁多，故此类姓很多。
（4）以出生地、居住地或职业为姓，如姚（虞舜生姚墟）、东方（伏羲住处）、西门、东门（鲁庄公子遂后代封住地）、东郭、南、百里、欧阳（越王勾践，被封在乌程欧阳亭）、陶、巫、卜、医等。
（5）以祖先族号、谥号为姓。如唐、虞、夏、商、周、殷，文、武、昭、穆、康、庄、宣、平、成等。
（6）其他（在姓中还有几种变种，突变情况）：
A、皇帝赐姓。如刘邦赐项伯姓刘。李煜赐奚廷圭（墨务官）姓李。
B、为避灾难而改姓。如伍子胥在吴被杀后，子孙逃到齐国，改姓王孙；陈厉公子陈完，在陈内乱后逃到齐国做了大夫，改姓田。
C、为避皇帝或圣人讳而改姓。如荀改孙，庄改严，丘改邱等。
D、嫌原姓复杂、字多而改姓。如司马简姓司或马或冯，欧阳简姓欧。
E、少数民族主动从汉姓。如北魏孝文帝规定鲜卑族人改用汉姓如陆、穆、贺、于等，皇族带头，由原来的姓拓跋改为姓元。
F、另外，拓跋、单于、宇文、长孙、呼延、尉迟、耶律、完颜，爱新觉罗等都是少数民族姓的汉语译音。有些少数民族姓在译成汉语后，嫌字太长就简化，如爱新觉罗，改姓罗，金。从以上可看出，同姓不一定一家。
今天在公共社交场合的“贵姓”、“尊姓”、“按姓氏笔画为序”中的姓，实际上包括了古姓、氏这两方面的内容。
另外，古代姓氏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①战国前，贵族才有姓氏，贵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因为“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通志·氏族略序》）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
那么男子称什么呢？1、贵者称氏；2、贱者则以职业概括之。如奕秋、庖丁、匠石、医和、优孟，这些职业名后来才成了姓。当时是通称。
②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礼不娶同姓”，“父母同姓，其出不蕃”（《左传》），“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有人认为里面隐含了朴素的优生学。
春秋时，鲁昭公娶吴女为夫人，两人都姓姬，乃改夫人姓孟，称吴孟子。
③因为“姓”起着“别婚姻”的作用，贵族男子又不称姓，故女子称姓特别重要，为了给待嫁或已嫁的同姓女子加以区别，就形成了对女子的特殊称呼，在姓的前后加前缀、后缀。
A、前缀用排行：孟、伯、仲、叔、季。如孟姜、伯姬、叔隗，
B、以夫家的采邑、谥号为前缀：如晋姬、武姜、文赢。
C、加氏、女、母、姬、媪、妪等后缀，如张氏、商女、孟母、吴姬、赵媪等。
三、名 名是每个人的代号。姓氏是公共的，
名是个人的。历朝历代的命名习惯，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人们所属的民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传统及文化修养的不同，其命名习惯也很不相同。
“名”的产生也是在氏族社会时期，同时也是人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必然结果。《说文》对名这样解释：“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为，黄昏后，天暗黑不能相认识，各以代号称。这便是名的由来。这多少有些传说意味。人们发现使用“名”的便利性，便逐渐通行起来，使得人皆有名，并对命“名”讲究起来。实际上，名的出现是私有制经济出现后的必然产物。古时天下为公，一个部落一个名号，黄帝、炎帝、共工、蚩尤都是部落名。
据《周礼》“婚生三月而加名”，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名，我们现在所看见最早的名是商代人的名。当时的习惯，崇尚以天干为名。也往往以其生日干支来命名，主要以天干命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如太乙，成汤（天乙），太丁，盘庚，帝辛（纣）外丙、仲壬、太甲……武丁（盘庚曾孙）。陈梦家《殷商卜辞综述》认为：太康（即大庚），仲康（中庚），少康（少庚）等。周代以后对命名有所讲究。春秋鲁桓公六年（705）鲁桓公问命名应遵守的礼节时，大夫申 提出“信”“义”“象”“假”“类”五条（“五则”）。到战国时，很多贵族通过占卜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如屈原（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随着儒学的兴起，对起名的讲究越来越复杂，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周礼》中对命名除了前面提的主要注意的五条之外，还规定了“六不”。即（1）不以国（2）不以官（3）不以山川（4）不以隐疾（5）不以畜牲（6）不以器币。
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在命名方面除了对“五类”、“六不”同样讲究外，还对一些寓含王霸意义的字眼如龙、天、君、王、帝、上、圣、皇等字禁止使用。有些朝代不禁。
魏晋以后，一代代的学风、思潮、单从命名方面即能看出一些。
如魏晋南北朝人自命清高，玄学盛行，起名讲究高雅。如盛行以“之”命名，如王羲之子献之，孙静之、桢之。画家顾恺之，将军刘牢之，科学家祖冲之，史学家裴松之，文学家颜延之，杨衔之等。
南北朝佛教盛行，取佛僧名成了时髦。一时间，僧佑、僧护、僧智、梵童、摩诃之名比比皆是。据正史载，南北朝带僧字的名有122人，昙者39人，佛者24人。
唐宋时，道炽一时，僧也极红。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成了时尚。如朱熹（火），父名松（木），儿名 （土），孙名钜、钩、鉴、铎（金），曾孙名渊、泠、潜、济、浚、澄（水），刚好是五行一个循环。
周秦两汉单名多于双名。
有些双名也是单名，如晋介之推，虞宫之奇，郑烛之武，佚之狐，之为虚字，不算。还有一个“不”字，韩申不害，楚萧不疑，赵国赵不倦，汉代程不识，不危、不惑等皆如此。
另外，汉人取名：（1）尚英武，雄浑劲健。像胜、武、勇、超、猛、固、彪、举等这很常用。
（2）见贤思齐、追慕圣人。如张禹，赵禹、邓禹、陶汤、张汤、赵汤、周昌、王昌、张尧、黄舜等就体现这一特色。
（3）求长生长寿。如万年、延寿、寿王、千秋、去病、去疾、彭祖、彭生等名常见。
王莽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春秋》“讥二名”，《公羊传》：“二名非礼也”，可能单名多于双名的原因。西汉15帝，二人复名；东汉13帝全单名。
西汉至东晋，54帝，4个复名，单名94%，东汉以后，尤其两晋南北朝，佛道盛行，一时间佛名盛行：金刚、力士、文殊、目连、药王、般若、三宝随处可见，以带佛气。僧、佛、摩、梵、昙，直取佛名也很多。
唐宋后，取复名多起来，皇帝除外，因单名易于避讳。
另外，唐人追求雅，以文、德、儒、元、雅、士等字命名很流行。
五代时，因《尚书·太甲上》有“旁求俊彦”《伪孔传》有“美士曰彦”。故而，据正史载，五代共有87人以“彦”字命名。元代人以取蒙文名为时尚。
元末，张士诚原名九四，“士诚”之名乃一文人所取，是在取笑他，他还不知，典出《孟子》：“士，诚小人也”之句。
宋以后，尤其明清，字辈谱命名法最盛行。至今，从农村族谱中可看出这一现象。其字当然是些寓意吉利的字，如文武，富贵、昭庆、德祥、龙凤、昌盛等。 明清以族谱命名为特征，影响很大。
1744，乾隆为孔子后裔定了三十个字为：
希言公彦承 宏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垂维佑 钦绍念显扬
1920年，孔令贴又在这30个字后续了二十个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清满贵族则喜欢用安、福、永、泰、保全、常荣、桂祥等吉利字命名。
而民间命名习惯约有以下数种：
①节令法：以生时节令，花卉为名，春花、梅、桃、李，夏雨、秋实、秋雨、秋艳、冬晓、冬梅、腊梅等。
②地名法：纪念孩子的出生地，如杭生、浙生、沪生、渝生、杭宁。
③盼子盼财法：如来娣、根娣、玲娣、招娣、延娣、来宝、来发。
④动物法：阿牛、阿鼠、小鱼、小狗、小龙、阿龙、小骏（马）、小凤、凤儿。
⑤体重法：九斤老太、九斤姑娘（加护身符的重量）。
⑥性变法：女当男养，亚男、冠男、家骏、家雄；男当女养，新妹、宝姬、秋月等。
⑦排行法：大牛、二牛、三小、小牛，大囡、二囡、三囡；根大、根亮（两）、根山（三）；张益（一）张耳（二）张山散（三）等。
⑧五行法：如前述朱熹一家祖孙五代。
⑨综合的，如润土（节令加五行）。
民国年间尚洋名：玛丽、海伦、彼德、约翰、汤姆很多。
文革间尚红、建、卫、忠、青等字。
现在的趋向：朦胧、洋名、多字名。
古代的女子有姓无名，在家只有小名、乳名，对外则称某某氏。
四、字
“字”只是限于古代有身份的人。
《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就是说不管男女，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供他人称呼。一般人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
古人命字方法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种：
①同义反复。如屈原名平，字原，广平为原。孔子学生宰予，字子我，季路字子由，颜回字子渊，诸葛亮字孔明，陶渊明字元亮、周瑜字公瑾，诸葛瑾字子瑜，文天祥字景瑞，都属此类。
②反义相对。晋大夫赵衰（减少意）字子馀（增多）。曾点（小黑也）字子晳，色白也。唐王绩字无功，朱熹（火亮）字元晦，元赵孟\（俯）字子昂，晏殊字同叔。
③连义推想。赵云字子龙（云从龙）；晁补之，字无咎；苏轼，字子瞻（《左传僖28年》：“君冯轼而观之”）；岳飞字鹏举。
从以上三类可以看出，字与名有密切关系，字往往是名的补充或解释，这叫“名字相应”，互为表里，故字又称作“表字”。这三种是主要的，另外还有以干支五行命字，以排行命字，或者字行加排行，字后加父（甫）的情况一般也归入字的范围。
命字方面与命名同样，有着时代气息，一个总的趋向是美词化和尊老化，在尊老化方面更加显。
唐宋以后，由于理学加强，一些繁文褥节越来越多，读书人之间在称呼上也大做文章，称字，是为了表尊敬，但时间长了之后，渐感称字还不够恭敬，于是又有了比字更表恭敬的号。
五、号
号也叫别称、别字、别号。《周礼·春官·大祝》：“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名、字是由尊长代取，而号则不同，号初为自取，称自号；后来，才有别人送上的称号，称尊号、雅号等。
号起源很早，但直至六朝时期还不流行，葛洪、陶潜有号，当时多数人没有。到唐宋间才特别盛行起来，原因有二：1、伦理道德加强，2、文学发达，文人讲究文雅。至明清，由于文人范围扩大，加上帝王提倡，更加盛行起来。纵观古人命号特点，我们也可以概括为几条。
自号一般都有寓意在内。
1、或以居住地环境自号：如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陆游，号龟堂。辛弃疾号称稼轩居士。明武宗朱厚照自号锦堂老人，明世宗朱厚璁自号天池钓叟，明神宗朱翊自号禹斋。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古稀天子。咸丰（奕 ）自号且乐道人。
2、或以旨趣抱负自号：杜甫，自号少陵野老，“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六一居士”是欧阳修晚年的自号。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金心农自号出家庵粥饭僧，都体现了个人的旨趣。
3、有些人还以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甚至惊人之语自号。
辛弃疾自号六十一上人，赵孟\甲寅年生，自号甲寅人；元郑元右，自号尚左生，明代祝允明自号祝枝指生，后在民间演变成祝支山。朱 尊，自号夕阳芳草村落，唐寅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徐树丕，自号活埋庵道人。
别人赠号主要有三种情况：
1、以其轶事特征为号。如李白，人称谪仙人。宋代贺铸因写了“一川烟柳、梅子黄时雨”的好词句，人称贺梅子。张先因写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三句带“影”字的好诗，人称“张三影”。类似例子再如：
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
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阵子》词中有“露花倒影”句。
张孤雁——张炎《解连环·孤雁》
红杏尚书——宋祁（工部尚书）《木兰花》“绿杨烟外晓春寒，红杏枝头春意闹”。
现当代作家的笔名、艺名也可算入号的范畴，有的是自号，有的是赠号。
郭沫若（笔名）原名开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笔名（自号），而非原名。
艺号（赠号）：
张英杰——盖叫天，牛俊国——牛得草，荀慧生——白牡丹，李慧敏——白玉霜，毛稚黄——毛三瘦。
2、以官职、任所或出生地为号。王安石称王临川；杜工部（杜甫），贾长沙（贾谊）；王右军（王羲之）；汤显祖称汤临川；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称孔北海；顾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顾亭林。清代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说的是李鸿章（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芜”说的是翁同和为常熟人，时任户部尚书。
3、以封爵、谥号为号
诸葛亮封武乡侯，人称武侯；司马光，封温国公，岳飞，谥号武穆。
宋以后，文人之间大多以号相称，以至造成众号行世，他们的字名反被冷疏的情况。苏轼一生有14类38个名号，鲁迅先生一生（1881—1936）57岁，共用过140多个名号（主要是笔名）。
鲁迅原名周樟树，字豫才，改名树人。1898年，第一次用笔名，戛剑生、树人。1818年，《狂人日记》发表时，始用鲁迅笔名。三十年代后更多，最多的为1933年26个和1934年41个。这两年也是他的创作高峰，作品最多的时期。
由于号可自取和赠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变性。以至许多文人，有很多别号，多的可达几十个，上百个，“别号太多，反成搅乱”（郑板桥集题画。靳秋四索画），所以近代以后，尤其建国以来，文人用号之风大减，不少人发表作品不用笔名，就用真名。少数文人存有别号，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就出名的文人。如鲁迅曾自号书斋，绿林书室，且介亭；王力自号龙虫并雕斋；姚雪垠，无止境斋；叶圣陶未厌居，俞平柏古槐书屋，此可谓遗风。
古代有学问的人往往有以下几个个人识别符号
姓
名
字
再往后还有 号 甚至有很多号
所以不会出现姓名识别的困难
加之当时有学问的人毕竟是少数 所以 不需要注意到 姓名冲突的问题 所以
汉朝时期基本上都是两个字的姓名
到了唐宋年间 人口增长 出现了重名的问题 所以出现了号 和双字名
一、姓
许慎《说文解字》卷二四“女部”：“姓，人所生也，从女、生，生亦声。”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九曰：“姓者，生也，人禀天气所以生者也。” 《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这都说出了“姓”的本义是“生”。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姓最初是代表有共同血缘、血统、血族关系的种族称号，简称族号。作为族号，它不是个别人或个别家庭的，而是整个氏族部落的称号。据文献记载，我们的祖先最初使用姓的目的是为了“别婚姻”，“明世系”、“别种族”。它产生的时间大约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时期。
姓是怎么来的？人们推测，姓的由来与祖先的图腾崇拜有关系。在原始蒙眛时代，各部落、氏族都有各自的图腾崇拜物，比如说麦穗、熊、蛇等都曾经是我们祖先的图腾，这种图腾崇拜物成了本部落的标志。后来便成了这个部落全体成员的代号，即“姓”。由于古代氏族部落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可数的，所以，纯正的远古时代留下来的姓是很少的。
后人据《春秋》整理出来的“古姓”有：妫（今河北涿鹿有妫水）、姒、子、姬、（周王族姓）、风、赢（秦姓）、己、任、吉、芊、曹、祁、妘、姜、董、偃、归、曼、芈（楚姓）、隗（原北方少数民族姓）、漆（瞒）、允等22个姓。这些姓中近半数带女字旁。所以，人们推测，姓的产生可能在母系氏族社会。章太炎先生及其他学者又从《说文》、《山海经》、甲骨文、金文等较古的文献中整理出几十个古姓（约59个，章太炎得52个，他人又从金文中得嫘等7个），这样加上原有的也不过80几个，可以想见，这只是远古实际存在的姓中的一部分，原有的姓肯定不止这些。其他的已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时候的姓决没有我们今天讲的“姓”多。我们这里可以罗列几个从古至今具有代表性的关于姓的数字。
①北宋以后的封建社会，长期作为儿童识字读物的《百家姓》（北宋钱塘无名氏编），共收入502个姓氏（其中单姓342个，复姓60个。开头曰：“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冯陈褚卫，蒋沈韩杨……”）②宋代郑樵《通志·姓氏略》中统计古代姓氏共有1745个。③明代翰林院编修吴沈等人据当时户部所藏户籍编成《皇明千家姓》，收姓氏1968个。（开头曰：“朱奉天运，富有万方，圣神文武，道合陶唐……”）④清代康熙帝亲自审定《御制百家姓》，（开头曰：“孔师阙党，孟席齐梁，高山詹仰，邹鲁荣昌，冉季宗正，游夏文章……”）⑤清人张澍《姓氏寻源》、《姓氏辨误》中说古姓氏有5129个。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学者阎福卿等曾编辑出版过《中国姓氏汇编》共收姓氏5730个。其中单姓3470个，双字姓2085个，三字姓163个，四字五字姓12个。台湾省也出版过《中华姓符》共收姓氏6363个，但里面有异体字重复收入的情况。⑦据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工作委员会汉字处1984年的抽样调查及有关专家的估计，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姓氏在3000个以上。（气象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王大良编《当代百家姓》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认为：目前，我国常用的姓约400个，按当时人口数算，前100个姓是：李王张刘陈杨赵黄周吴，徐孙胡朱高林何郭马罗，梁宋郑谢韩唐冯于董萧，程曹袁邓许傅沈曾彭吕，苏卢蒋蔡贾丁魏薛叶阎，余潘杜戴夏钟汪田任姜，范方石姚谭廖周熊金陆，郝孔白崔康王丘秦江史，顾侯郎孟龙万段雷钱汤，尹黎易常武乔贺赖龚文。这100姓占全国总人口的87%以上。其中李王张刘陈5姓就有3亿多人口。李8700万、王8000万、张800万、刘6000万、陈5000万。全国各城市的大姓情况也不一样，如上海前10名的姓是：张王陈李徐朱周吴刘沈。）这个数字跟我们前面说的所谓远古即有的纯正的“姓”相去太远了。那么另外那些也被称作姓的字又是怎么回事呢？那些字就是现代姓的主要组成部分 “氏”，下面就来介绍 “氏”。
二、“氏”
由于人口的繁衍，原来的部落又分出若干新的部落，这些部落为了互相区别以表示自己的特异性，就为自己的子部落单独起一个本部落共用的代号，这便是“氏”，当然也有的小部落没这样做，而仍然沿用老部落的姓的。有的部落一边沿用旧姓，一边有自己的“氏”。这些小部落后来又分出更多的小部落，它们又为自己确定氏，这样氏便越来越多，甚至于远远超过原来姓的规模。
从时间上来讲，这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事情了，氏带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所以“氏”可以说是姓的分支。《通签·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就很能说明二者的关系。“姓”是不变的，“氏“是可变的。顾炎武也说“氏一传而可变，姓千万年而不变。”秦汉之前，姓和氏在不同场合使用，哪些人有姓，哪些人用氏有严格规定，汉代以后，姓氏不加区分，姓氏合一，统称为姓。最明显的标志是《史记》，根据现有姓氏、推究它们的来源或者说最初确定它为姓氏的缘由，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前面提到过，带女字旁的姓氏如：娰、姬、姜、妫、赢等，这是母系氏族社会女性崇拜的反映。有些直接就是女族长的名姓称号。
（2）以动植物或其他自然物为姓氏。如马、牛、羊、猪、蛇、龙、柳、梅、李、桃、花、叶、谷、麦、桑、麻、粟、山、水、林、木、风、云、河、江、金、石、钢、铁、玉等，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部落的图腾。
（3）以封国、采邑或职官、爵位为姓。如齐、楚、燕、韩、赵、魏、秦、鲁、蔡、郑、陈、宋、阮；司徒、司马、司空、乐正、宰、上官、太史、少正、王、侯、公孙、伯子等，由于古代封爵职官名目繁多，故此类姓很多。
（4）以出生地、居住地或职业为姓，如姚（虞舜生姚墟）、东方（伏羲住处）、西门、东门（鲁庄公子遂后代封住地）、东郭、南、百里、欧阳（越王勾践，被封在乌程欧阳亭）、陶、巫、卜、医等。
（5）以祖先族号、谥号为姓。如唐、虞、夏、商、周、殷，文、武、昭、穆、康、庄、宣、平、成等。
（6）其他（在姓中还有几种变种，突变情况）：
A、皇帝赐姓。如刘邦赐项伯姓刘。李煜赐奚廷圭（墨务官）姓李。
B、为避灾难而改姓。如伍子胥在吴被杀后，子孙逃到齐国，改姓王孙；陈厉公子陈完，在陈内乱后逃到齐国做了大夫，改姓田。
C、为避皇帝或圣人讳而改姓。如荀改孙，庄改严，丘改邱等。
D、嫌原姓复杂、字多而改姓。如司马简姓司或马或冯，欧阳简姓欧。
E、少数民族主动从汉姓。如北魏孝文帝规定鲜卑族人改用汉姓如陆、穆、贺、于等，皇族带头，由原来的姓拓跋改为姓元。
F、另外，拓跋、单于、宇文、长孙、呼延、尉迟、耶律、完颜，爱新觉罗等都是少数民族姓的汉语译音。有些少数民族姓在译成汉语后，嫌字太长就简化，如爱新觉罗，改姓罗，金。从以上可看出，同姓不一定一家。
今天在公共社交场合的“贵姓”、“尊姓”、“按姓氏笔画为序”中的姓，实际上包括了古姓、氏这两方面的内容。
另外，古代姓氏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①战国前，贵族才有姓氏，贵族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因为“姓所以别婚姻”，“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通志·氏族略序》）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考之于《传》，二百五十五年之间，有男子而称姓者乎？无有也。”
那么男子称什么呢？1、贵者称氏；2、贱者则以职业概括之。如奕秋、庖丁、匠石、医和、优孟，这些职业名后来才成了姓。当时是通称。
②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礼不娶同姓”，“父母同姓，其出不蕃”（《左传》），“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有人认为里面隐含了朴素的优生学。
春秋时，鲁昭公娶吴女为夫人，两人都姓姬，乃改夫人姓孟，称吴孟子。
③因为“姓”起着“别婚姻”的作用，贵族男子又不称姓，故女子称姓特别重要，为了给待嫁或已嫁的同姓女子加以区别，就形成了对女子的特殊称呼，在姓的前后加前缀、后缀。
A、前缀用排行：孟、伯、仲、叔、季。如孟姜、伯姬、叔隗，
B、以夫家的采邑、谥号为前缀：如晋姬、武姜、文赢。
C、加氏、女、母、姬、媪、妪等后缀，如张氏、商女、孟母、吴姬、赵媪等。
三、名 名是每个人的代号。姓氏是公共的，
名是个人的。历朝历代的命名习惯，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人们所属的民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传统及文化修养的不同，其命名习惯也很不相同。
“名”的产生也是在氏族社会时期，同时也是人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必然结果。《说文》对名这样解释：“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为，黄昏后，天暗黑不能相认识，各以代号称。这便是名的由来。这多少有些传说意味。人们发现使用“名”的便利性，便逐渐通行起来，使得人皆有名，并对命“名”讲究起来。实际上，名的出现是私有制经济出现后的必然产物。古时天下为公，一个部落一个名号，黄帝、炎帝、共工、蚩尤都是部落名。
据《周礼》“婚生三月而加名”，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名，我们现在所看见最早的名是商代人的名。当时的习惯，崇尚以天干为名。也往往以其生日干支来命名，主要以天干命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如太乙，成汤（天乙），太丁，盘庚，帝辛（纣）外丙、仲壬、太甲……武丁（盘庚曾孙）。陈梦家《殷商卜辞综述》认为：太康（即大庚），仲康（中庚），少康（少庚）等。周代以后对命名有所讲究。春秋鲁桓公六年（705）鲁桓公问命名应遵守的礼节时，大夫申 提出“信”“义”“象”“假”“类”五条（“五则”）。到战国时，很多贵族通过占卜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如屈原（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随着儒学的兴起，对起名的讲究越来越复杂，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周礼》中对命名除了前面提的主要注意的五条之外，还规定了“六不”。即（1）不以国（2）不以官（3）不以山川（4）不以隐疾（5）不以畜牲（6）不以器币。
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在命名方面除了对“五类”、“六不”同样讲究外，还对一些寓含王霸意义的字眼如龙、天、君、王、帝、上、圣、皇等字禁止使用。有些朝代不禁。
魏晋以后，一代代的学风、思潮、单从命名方面即能看出一些。
如魏晋南北朝人自命清高，玄学盛行，起名讲究高雅。如盛行以“之”命名，如王羲之子献之，孙静之、桢之。画家顾恺之，将军刘牢之，科学家祖冲之，史学家裴松之，文学家颜延之，杨衔之等。
南北朝佛教盛行，取佛僧名成了时髦。一时间，僧佑、僧护、僧智、梵童、摩诃之名比比皆是。据正史载，南北朝带僧字的名有122人，昙者39人，佛者24人。
唐宋时，道炽一时，僧也极红。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成了时尚。如朱熹（火），父名松（木），儿名 （土），孙名钜、钩、鉴、铎（金），曾孙名渊、泠、潜、济、浚、澄（水），刚好是五行一个循环。
周秦两汉单名多于双名。
有些双名也是单名，如晋介之推，虞宫之奇，郑烛之武，佚之狐，之为虚字，不算。还有一个“不”字，韩申不害，楚萧不疑，赵国赵不倦，汉代程不识，不危、不惑等皆如此。
另外，汉人取名：（1）尚英武，雄浑劲健。像胜、武、勇、超、猛、固、彪、举等这很常用。
（2）见贤思齐、追慕圣人。如张禹，赵禹、邓禹、陶汤、张汤、赵汤、周昌、王昌、张尧、黄舜等就体现这一特色。
（3）求长生长寿。如万年、延寿、寿王、千秋、去病、去疾、彭祖、彭生等名常见。
王莽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春秋》“讥二名”，《公羊传》：“二名非礼也”，可能单名多于双名的原因。西汉15帝，二人复名；东汉13帝全单名。
西汉至东晋，54帝，4个复名，单名94%，东汉以后，尤其两晋南北朝，佛道盛行，一时间佛名盛行：金刚、力士、文殊、目连、药王、般若、三宝随处可见，以带佛气。僧、佛、摩、梵、昙，直取佛名也很多。
唐宋后，取复名多起来，皇帝除外，因单名易于避讳。
另外，唐人追求雅，以文、德、儒、元、雅、士等字命名很流行。
五代时，因《尚书·太甲上》有“旁求俊彦”《伪孔传》有“美士曰彦”。故而，据正史载，五代共有87人以“彦”字命名。元代人以取蒙文名为时尚。
元末，张士诚原名九四，“士诚”之名乃一文人所取，是在取笑他，他还不知，典出《孟子》：“士，诚小人也”之句。
宋以后，尤其明清，字辈谱命名法最盛行。至今，从农村族谱中可看出这一现象。其字当然是些寓意吉利的字，如文武，富贵、昭庆、德祥、龙凤、昌盛等。 明清以族谱命名为特征，影响很大。
1744，乾隆为孔子后裔定了三十个字为：
希言公彦承 宏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垂维佑 钦绍念显扬
1920年，孔令贴又在这30个字后续了二十个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清满贵族则喜欢用安、福、永、泰、保全、常荣、桂祥等吉利字命名。
而民间命名习惯约有以下数种：
①节令法：以生时节令，花卉为名，春花、梅、桃、李，夏雨、秋实、秋雨、秋艳、冬晓、冬梅、腊梅等。
②地名法：纪念孩子的出生地，如杭生、浙生、沪生、渝生、杭宁。
③盼子盼财法：如来娣、根娣、玲娣、招娣、延娣、来宝、来发。
④动物法：阿牛、阿鼠、小鱼、小狗、小龙、阿龙、小骏（马）、小凤、凤儿。
⑤体重法：九斤老太、九斤姑娘（加护身符的重量）。
⑥性变法：女当男养，亚男、冠男、家骏、家雄；男当女养，新妹、宝姬、秋月等。
⑦排行法：大牛、二牛、三小、小牛，大囡、二囡、三囡；根大、根亮（两）、根山（三）；张益（一）张耳（二）张山散（三）等。
⑧五行法：如前述朱熹一家祖孙五代。
⑨综合的，如润土（节令加五行）。
民国年间尚洋名：玛丽、海伦、彼德、约翰、汤姆很多。
文革间尚红、建、卫、忠、青等字。
现在的趋向：朦胧、洋名、多字名。
古代的女子有姓无名，在家只有小名、乳名，对外则称某某氏。
四、字
“字”只是限于古代有身份的人。
《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就是说不管男女，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供他人称呼。一般人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
古人命字方法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种：
①同义反复。如屈原名平，字原，广平为原。孔子学生宰予，字子我，季路字子由，颜回字子渊，诸葛亮字孔明，陶渊明字元亮、周瑜字公瑾，诸葛瑾字子瑜，文天祥字景瑞，都属此类。
②反义相对。晋大夫赵衰（减少意）字子馀（增多）。曾点（小黑也）字子晳，色白也。唐王绩字无功，朱熹（火亮）字元晦，元赵孟\（俯）字子昂，晏殊字同叔。
③连义推想。赵云字子龙（云从龙）；晁补之，字无咎；苏轼，字子瞻（《左传僖28年》：“君冯轼而观之”）；岳飞字鹏举。
从以上三类可以看出，字与名有密切关系，字往往是名的补充或解释，这叫“名字相应”，互为表里，故字又称作“表字”。这三种是主要的，另外还有以干支五行命字，以排行命字，或者字行加排行，字后加父（甫）的情况一般也归入字的范围。
命字方面与命名同样，有着时代气息，一个总的趋向是美词化和尊老化，在尊老化方面更加显。
唐宋以后，由于理学加强，一些繁文褥节越来越多，读书人之间在称呼上也大做文章，称字，是为了表尊敬，但时间长了之后，渐感称字还不够恭敬，于是又有了比字更表恭敬的号。
五、号
号也叫别称、别字、别号。《周礼·春官·大祝》：“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名、字是由尊长代取，而号则不同，号初为自取，称自号；后来，才有别人送上的称号，称尊号、雅号等。
号起源很早，但直至六朝时期还不流行，葛洪、陶潜有号，当时多数人没有。到唐宋间才特别盛行起来，原因有二：1、伦理道德加强，2、文学发达，文人讲究文雅。至明清，由于文人范围扩大，加上帝王提倡，更加盛行起来。纵观古人命号特点，我们也可以概括为几条。
自号一般都有寓意在内。
1、或以居住地环境自号：如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陆游，号龟堂。辛弃疾号称稼轩居士。明武宗朱厚照自号锦堂老人，明世宗朱厚璁自号天池钓叟，明神宗朱翊自号禹斋。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古稀天子。咸丰（奕 ）自号且乐道人。
2、或以旨趣抱负自号：杜甫，自号少陵野老，“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六一居士”是欧阳修晚年的自号。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金心农自号出家庵粥饭僧，都体现了个人的旨趣。
3、有些人还以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甚至惊人之语自号。
辛弃疾自号六十一上人，赵孟\甲寅年生，自号甲寅人；元郑元右，自号尚左生，明代祝允明自号祝枝指生，后在民间演变成祝支山。朱 尊，自号夕阳芳草村落，唐寅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徐树丕，自号活埋庵道人。
别人赠号主要有三种情况：
1、以其轶事特征为号。如李白，人称谪仙人。宋代贺铸因写了“一川烟柳、梅子黄时雨”的好词句，人称贺梅子。张先因写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三句带“影”字的好诗，人称“张三影”。类似例子再如：
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
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阵子》词中有“露花倒影”句。
张孤雁——张炎《解连环·孤雁》
红杏尚书——宋祁（工部尚书）《木兰花》“绿杨烟外晓春寒，红杏枝头春意闹”。
现当代作家的笔名、艺名也可算入号的范畴，有的是自号，有的是赠号。
郭沫若（笔名）原名开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笔名（自号），而非原名。
艺号（赠号）：
张英杰——盖叫天，牛俊国——牛得草，荀慧生——白牡丹，李慧敏——白玉霜，毛稚黄——毛三瘦。
2、以官职、任所或出生地为号。王安石称王临川；杜工部（杜甫），贾长沙（贾谊）；王右军（王羲之）；汤显祖称汤临川；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称孔北海；顾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顾亭林。清代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说的是李鸿章（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芜”说的是翁同和为常熟人，时任户部尚书。
3、以封爵、谥号为号
诸葛亮封武乡侯，人称武侯；司马光，封温国公，岳飞，谥号武穆。
宋以后，文人之间大多以号相称，以至造成众号行世，他们的字名反被冷疏的情况。苏轼一生有14类38个名号，鲁迅先生一生（1881—1936）57岁，共用过140多个名号（主要是笔名）。
鲁迅原名周樟树，字豫才，改名树人。1898年，第一次用笔名，戛剑生、树人。1818年，《狂人日记》发表时，始用鲁迅笔名。三十年代后更多，最多的为1933年26个和1934年41个。这两年也是他的创作高峰，作品最多的时期。
由于号可自取和赠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变性。以至许多文人，有很多别号，多的可达几十个，上百个，“别号太多，反成搅乱”（郑板桥集题画。靳秋四索画），所以近代以后，尤其建国以来，文人用号之风大减，不少人发表作品不用笔名，就用真名。少数文人存有别号，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就出名的文人。如鲁迅曾自号书斋，绿林书室，且介亭；王力自号龙虫并雕斋；姚雪垠，无止境斋；叶圣陶未厌居，俞平柏古槐书屋，此可谓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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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11-23
大凡读过《后汉书》与《三国志》的人都知道东汉、三国时期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单名，此之前朝（周秦、西汉），单名使用的频率更高。东汉从光武帝刘秀到汉献帝刘协13帝全系单名，他们是刘秀、刘庄、刘怛、刘肇、刘隆、刘祜、刘保、刘炳、刘缵、刘志、刘宏、刘辩、刘协。西汉皇帝中至少还有刘弗陵、刘箕子（刘衔）二人是复名，东汉皇帝居然一个也没有。
三国时的曹魏政权，曹操、曹丕、曹睿、曹芳、曹髦、曹奂都是单名；蜀汉政权，刘备、刘禅也是单名；东吴政权孙权、孙亮、孙休、孙和、孙皓也全是单名。至于大家熟知的三国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孙坚、孙策、周瑜、鲁肃、黄忠、马超、袁绍、袁术、吕布、王佐、蒋干、夏侯淳、黄盖、陆逊、许褚、张辽、孟获、马稷、姜维、司马懿、司马昭、邓艾、华陀等，无一不是单名。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与“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亦全系单名。间或也有采用二字名的，但甚罕见。或为隐逸，如庞德公、邓卢叙等；或为艺人，如东方安世等；或为乳名不改，如刘盆子、郑小同等；或单称其字，如黄承彦、苟巨伯之属。 东汉（25－220年）、三国（220－265年）时期约有240年左右，如果再加上三国归于统一的西晋（265－316年），这一阶段约占300年。从中国姓名史考察，这300年是中国人盛行单名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为什么这一时期单名特别多呢？对此现象，古今论者意见不一。
以前一般解释为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复古改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所致。今人马来西亚学者萧遥天也采此说，萧氏在其（中国人名的研究）中说：“近读《汉书?王莽传》，始知单名之俗，出于王莽的倡导。原来莽辅政，便实施二名之禁，莽传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语，则二名之禁已见于诏令。莽又谓他的长孙王宗，因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铜印三颗，与其舅合谋，有承继祖父大统的企图，事发，宗自杀，仍遭罪遣。有‘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并贬官爵，改封号。这又表示去二名，是示朝廷的宠遇，恢复二名，则以示贬辱。这么地一抑一扬，一褒一贬，对社会的影响便大了，至少造成人们对二名存在着低贱的观念。故王莽的政权十几年便下台，而去二名的习惯一直维持了三百年，便是魏晋以后，单名仍较二名为多呢。”王莽的“二名之禁”造成东汉、三国乃至西晋三百余年的单名大倡，这一观点或可自圆其说，故录以备存。
但是，王莽政权介乎两汉之间，仅仅只有短短的15年（9—23年）时间。尽管王莽打着“奉天命”的旗号，雷厉风行地复古改制，认为“秦以前复名盖寡，遂禁复名”，并直接下诏对单名、复名进行褒贬。然而王莽掌权的时间毕竟短暂，不可能将他的号令统一实施于全国各地；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二名之禁”，在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实行，15年之后，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溃，其禁令不可能会对以后三百年的历史再发生影响。故，王莽“二名之禁”并非是促使东汉、三国盛行单名的根本原因，而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对此，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卷二十七中曾提出过质疑： “王氏懋《野客丛书》曰：‘后汉人名，无两字者，或谓以王莽所禁故尔。’仆观《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字名。或者之说，不为无据。仆谓莽窃取国柄，未几，大正天诛，汉家恢复大业，凡蠡伪之政，一切扫除，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然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非为莽也。”
《蠡勺编》的这一观点是有见地的。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一样，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活的流体，是沟通人与人、上代与下代、群体与群体、社区与社区等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每一代人都需要从上一代人那里承接社会文化的遗产，并把它们传继给下一代人，使文化成为一个不间断的连续存在，每一个社会、民族或群体都通过不断继承形成文化传统，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出新文化。
东汉、三国、西晋三百余年间之所以盛行单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种文化传承现象。
中国人的姓名符号形式，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以单名为主，崇尚单名已成一种社会潜意识。周秦时代虽崇尚单名，但并不禁止二名，更无讥讽二名的道理。对此，我们已在上文所述尧、舜、禹及夏、商、周帝王中多有二名，即已可证。由于数千年的习俗使然，取单名之俗自然会代代传承下来，而不可能会在某一天早晨突然发生改变。 所以，拙见以为西汉以降的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只不过是继承前朝取名传统而已，并非如萧遥天氏所谓“单名之俗，出于王莽的倡导”。当然我们这样说，也不是全盘否定王莽 “禁二名”的作用。王莽颁布的“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对于长期实行单名习俗的中国姓名制度来说，乃是起了一种“雪上加霜”、“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其原先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同样，《公羊传》所谓“二名非礼也”、“《春秋》讥二名”的说法，尽管证据不足，但由于该书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环境里，影响较广（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学的），所以也会对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由于周秦西汉几千年间，崇尚单名的取名习俗，在东汉以后仍被承袭继续了下来，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再加上王莽“二名之禁”与《公羊传》“二名非礼”对社会潜意识的影响作用，这才造成了东汉以后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的社会风气。当然这一见解，是否合乎历史本相，见仁见智，尚冀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那么，为什么汉晋之间的单名会特别多呢？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乃是为了便于避讳。避讳起于西周时期，凡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用其他方法回避之。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传?桓公六年》云：“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周代用避讳事奉神灵，人死之后，他的名字就必须避讳。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讳的文字并不多，尚未因避讳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乱，所以复名在两周时期大有人在。如周孝王名辟方，周平王名宜臼，周哀王名去疾，郑庄公名寤生，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 进入秦汉特别是汉代就大不同了，为了巩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和皇权，维护帝王唯我独尊的神圣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须避讳，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高祖名邦，改“邦”为 “国”。东汉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为“茂才”。汉安帝之父名庆，改“庆”为“贺”，于是姓庆的都改成为姓贺。
避讳之制在汉晋时代越来越密，汉律已有触讳犯法的规定，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诏日：“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汉书?宣帝纪》）两晋朝廷曾多次讨论避讳，使讳制更趋复杂。东晋避后妃讳特多，并列入讳榜，令天下同讳，是一朝同制。
由于秦汉以来讳制越来越密，这就势必产生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来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等的种种混乱；甚至追改古书，如将《春秋》改为《阳秋》，《庄子》改为《严子》。
为了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减少讳字，汉晋时代的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采用单名（单名所讳之字比之复名要少一半）。从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汉15帝，仅有2个复名；东汉13帝全系单名；三国曹魏5帝、蜀汉2帝、东吴4帝也全系单名；两晋从晋武帝司马炎到晋恭帝司马德文，15帝中仅有2个复名。统计从西汉至东晋（前206－420年）626年之间，54个帝王之中，仅有4人是复名，单名约占94％。由此可见当时的单名之盛。帝王采用单名，这就大大减少了讳字。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采用单名是为了便于避讳，“其为难讳也，一字为名，今难言而易讳。”
二：是采用冷僻字取名。东吴景帝孙休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湾）字商（音迄），次子名奥（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显（音举），四子名寇（音褒）字奖（音拥）（《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吴录》孙休诏）。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难犯易避也。西汉至东晋54帝中，采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汉有汉元帝刘奭（音式），汉成帝刘骜（音傲），汉平帝刘衎（音看，又名刘箕子）；东汉有汉章帝刘坦，汉和帝刘肇，汉质帝刘缵，汉少帝刘辩；三国有魏明帝曹睿（音锐），高贵乡公曹髦（音毛）；西晋有晋怀帝司马炽，晋愍帝司马邺；东晋有晋元帝司马睿，晋穆帝司马聃（音丹），晋废帝司马奕，晋简文帝司马昱（音玉）。由于臣民对帝王的称呼另有一套专门用语，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圣人、圣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样常用，所以采用冷僻字取名不会发生人名称谓困难的问题。 汉晋时代的帝王既采用单名，又采用冷僻字与不太常用的字取名，使其名避免了“难言而易讳”，既减少了讳字，又便利于避讳，可谓“鱼与熊掌兼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语）这一来，其他高官贵爵乃至士农工商，为了维护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严又便于避讳（避家讳），也纷纷采用单名。于是，神州大地单名大倡，《后汉书》、《三国志》所见之人名，几乎全是单名。直到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进入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出现五胡乱华十九国，少数民族纷入中原，避讳制度遭受严重冲击。避讳既无定制，宽严随意而异，这一来，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顾虑便不便于避讳。于是，神州大地复名又逐渐多了起来。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三国时的曹魏政权，曹操、曹丕、曹睿、曹芳、曹髦、曹奂都是单名；蜀汉政权，刘备、刘禅也是单名；东吴政权孙权、孙亮、孙休、孙和、孙皓也全是单名。至于大家熟知的三国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孙坚、孙策、周瑜、鲁肃、黄忠、马超、袁绍、袁术、吕布、王佐、蒋干、夏侯淳、黄盖、陆逊、许褚、张辽、孟获、马稷、姜维、司马懿、司马昭、邓艾、华陀等，无一不是单名。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与“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亦全系单名。间或也有采用二字名的，但甚罕见。或为隐逸，如庞德公、邓卢叙等；或为艺人，如东方安世等；或为乳名不改，如刘盆子、郑小同等；或单称其字，如黄承彦、苟巨伯之属。 东汉（25－220年）、三国（220－265年）时期约有240年左右，如果再加上三国归于统一的西晋（265－316年），这一阶段约占300年。从中国姓名史考察，这300年是中国人盛行单名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为什么这一时期单名特别多呢？对此现象，古今论者意见不一。
以前一般解释为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复古改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所致。今人马来西亚学者萧遥天也采此说，萧氏在其（中国人名的研究）中说：“近读《汉书?王莽传》，始知单名之俗，出于王莽的倡导。原来莽辅政，便实施二名之禁，莽传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语，则二名之禁已见于诏令。莽又谓他的长孙王宗，因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铜印三颗，与其舅合谋，有承继祖父大统的企图，事发，宗自杀，仍遭罪遣。有‘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并贬官爵，改封号。这又表示去二名，是示朝廷的宠遇，恢复二名，则以示贬辱。这么地一抑一扬，一褒一贬，对社会的影响便大了，至少造成人们对二名存在着低贱的观念。故王莽的政权十几年便下台，而去二名的习惯一直维持了三百年，便是魏晋以后，单名仍较二名为多呢。”王莽的“二名之禁”造成东汉、三国乃至西晋三百余年的单名大倡，这一观点或可自圆其说，故录以备存。
但是，王莽政权介乎两汉之间，仅仅只有短短的15年（9—23年）时间。尽管王莽打着“奉天命”的旗号，雷厉风行地复古改制，认为“秦以前复名盖寡，遂禁复名”，并直接下诏对单名、复名进行褒贬。然而王莽掌权的时间毕竟短暂，不可能将他的号令统一实施于全国各地；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二名之禁”，在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实行，15年之后，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溃，其禁令不可能会对以后三百年的历史再发生影响。故，王莽“二名之禁”并非是促使东汉、三国盛行单名的根本原因，而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对此，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卷二十七中曾提出过质疑： “王氏懋《野客丛书》曰：‘后汉人名，无两字者，或谓以王莽所禁故尔。’仆观《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字名。或者之说，不为无据。仆谓莽窃取国柄，未几，大正天诛，汉家恢复大业，凡蠡伪之政，一切扫除，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然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非为莽也。”
《蠡勺编》的这一观点是有见地的。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一样，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活的流体，是沟通人与人、上代与下代、群体与群体、社区与社区等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每一代人都需要从上一代人那里承接社会文化的遗产，并把它们传继给下一代人，使文化成为一个不间断的连续存在，每一个社会、民族或群体都通过不断继承形成文化传统，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出新文化。
东汉、三国、西晋三百余年间之所以盛行单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种文化传承现象。
中国人的姓名符号形式，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以单名为主，崇尚单名已成一种社会潜意识。周秦时代虽崇尚单名，但并不禁止二名，更无讥讽二名的道理。对此，我们已在上文所述尧、舜、禹及夏、商、周帝王中多有二名，即已可证。由于数千年的习俗使然，取单名之俗自然会代代传承下来，而不可能会在某一天早晨突然发生改变。 所以，拙见以为西汉以降的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只不过是继承前朝取名传统而已，并非如萧遥天氏所谓“单名之俗，出于王莽的倡导”。当然我们这样说，也不是全盘否定王莽 “禁二名”的作用。王莽颁布的“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对于长期实行单名习俗的中国姓名制度来说，乃是起了一种“雪上加霜”、“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其原先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同样，《公羊传》所谓“二名非礼也”、“《春秋》讥二名”的说法，尽管证据不足，但由于该书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环境里，影响较广（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学的），所以也会对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由于周秦西汉几千年间，崇尚单名的取名习俗，在东汉以后仍被承袭继续了下来，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再加上王莽“二名之禁”与《公羊传》“二名非礼”对社会潜意识的影响作用，这才造成了东汉以后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的社会风气。当然这一见解，是否合乎历史本相，见仁见智，尚冀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那么，为什么汉晋之间的单名会特别多呢？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乃是为了便于避讳。避讳起于西周时期，凡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用其他方法回避之。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传?桓公六年》云：“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周代用避讳事奉神灵，人死之后，他的名字就必须避讳。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讳的文字并不多，尚未因避讳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乱，所以复名在两周时期大有人在。如周孝王名辟方，周平王名宜臼，周哀王名去疾，郑庄公名寤生，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 进入秦汉特别是汉代就大不同了，为了巩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和皇权，维护帝王唯我独尊的神圣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须避讳，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高祖名邦，改“邦”为 “国”。东汉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为“茂才”。汉安帝之父名庆，改“庆”为“贺”，于是姓庆的都改成为姓贺。
避讳之制在汉晋时代越来越密，汉律已有触讳犯法的规定，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诏日：“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汉书?宣帝纪》）两晋朝廷曾多次讨论避讳，使讳制更趋复杂。东晋避后妃讳特多，并列入讳榜，令天下同讳，是一朝同制。
由于秦汉以来讳制越来越密，这就势必产生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来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等的种种混乱；甚至追改古书，如将《春秋》改为《阳秋》，《庄子》改为《严子》。
为了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减少讳字，汉晋时代的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采用单名（单名所讳之字比之复名要少一半）。从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汉15帝，仅有2个复名；东汉13帝全系单名；三国曹魏5帝、蜀汉2帝、东吴4帝也全系单名；两晋从晋武帝司马炎到晋恭帝司马德文，15帝中仅有2个复名。统计从西汉至东晋（前206－420年）626年之间，54个帝王之中，仅有4人是复名，单名约占94％。由此可见当时的单名之盛。帝王采用单名，这就大大减少了讳字。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采用单名是为了便于避讳，“其为难讳也，一字为名，今难言而易讳。”
二：是采用冷僻字取名。东吴景帝孙休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湾）字商（音迄），次子名奥（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显（音举），四子名寇（音褒）字奖（音拥）（《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吴录》孙休诏）。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难犯易避也。西汉至东晋54帝中，采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汉有汉元帝刘奭（音式），汉成帝刘骜（音傲），汉平帝刘衎（音看，又名刘箕子）；东汉有汉章帝刘坦，汉和帝刘肇，汉质帝刘缵，汉少帝刘辩；三国有魏明帝曹睿（音锐），高贵乡公曹髦（音毛）；西晋有晋怀帝司马炽，晋愍帝司马邺；东晋有晋元帝司马睿，晋穆帝司马聃（音丹），晋废帝司马奕，晋简文帝司马昱（音玉）。由于臣民对帝王的称呼另有一套专门用语，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圣人、圣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样常用，所以采用冷僻字取名不会发生人名称谓困难的问题。 汉晋时代的帝王既采用单名，又采用冷僻字与不太常用的字取名，使其名避免了“难言而易讳”，既减少了讳字，又便利于避讳，可谓“鱼与熊掌兼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语）这一来，其他高官贵爵乃至士农工商，为了维护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严又便于避讳（避家讳），也纷纷采用单名。于是，神州大地单名大倡，《后汉书》、《三国志》所见之人名，几乎全是单名。直到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进入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出现五胡乱华十九国，少数民族纷入中原，避讳制度遭受严重冲击。避讳既无定制，宽严随意而异，这一来，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顾虑便不便于避讳。于是，神州大地复名又逐渐多了起来。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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