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出生背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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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生于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卒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是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出身于书香门第，世代在朝为官，父亲司马池是仁宗朝的名臣，一生以清直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受家庭熏陶，勤奋好学，少年时就“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20岁时考中进士，可谓功名早成。但他并不因此而骄傲自满，而是豪迈地宣称：“贤者居世，会当履义蹈仁，以德自显，区区外名何足传邪！”立志以仁德建功立业，不求虚名。步入仕途之后，他继续广泛深入地学习，音乐、律历、天文、术数等方面的知识都极为渊博，经学与史学更是造诣深厚。

当时，北宋建国近百年，已经出现种种危机。具有浓厚儒家思想的司马光，以积极用世的态度，连连上疏，陈述自己一整套的治国主张，大致是以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措施。在他本人的政治生涯中，也始终坚持原则，积极贯彻执行有利于国家的决策方略；多次犯颜直谏，当庭与人辩论，从不顾及个人安危。神宗皇帝也感慨地说：“像司马光这样的臣子，如果常在身边，就不会有过失了。”

在熙宁变法中，司马光与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发生严重分歧。就其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则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着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的制约之内，即使改革，也一定要稳妥。司马光的主张虽然偏于保守；但实际上是一种在“守常”基础上的改革方略。王安石变法中所出现的偏差和用人不当等情况，证明了司马光在政治上的老练和稳健，除了魄力不及王安石外，政治上是成熟的。

在政见不同、难于合作的情况下，司马光退居洛阳，编纂史书，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提取治国的借鉴。司马光著史书，可以说是他从政治国的另一方式。宋英宗同意他设立书局，自己选择助手下属，并将这部书命名为《资治通鉴》，亲制序文，以示重视。除了允许其借阅国家所有的图书资料外，神宗还将几千卷旧书赏赐给司马光作为参考。修书所需笔、墨、绢、帛等费用，全都由国家供给，这为他提供了优厚的著书条件。

司马光选择了刘恕、范祖禹等人做他的助手，他们既是当时第一流的史学家，又与司马光在政治、史学上观点一致，所以在编书过程中能够通力合作，各显其才。但最终使《通鉴》达到光辉顶点的，还决定于司马光的精心著述。刘恕的儿子刘羲仲就曾经说：“先父在书局的时候，只是搜集史料整理成长编，至于辨明是非，是弃是取，都是出自司马君实先生的手笔。”

司马光虽热心于治国，但由于与王安石政见不同，没有多少直接参与政事的机会。直到宋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后，67岁高龄的司马光被迎回宫中，担任了宰相一职。他回朝执政后，一切作为都是反王安石之道而行之，而且否定的步子非常急促。在他执政一年半的时间里，竭尽全力日夜操劳，耗尽了毕生心血，终于与世长辞。噩耗传出，“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老家夏县时，送葬的百姓“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一位高居庙堂之上的宰相，竟能得到民众这样广泛真诚的悼念，在历史上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