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行为科学理论的社会背景的资料？？？

Question

3Q了，重金奉送高积分

Answer 1

行为科学学派

早期的古典管理理论学家泰罗、法约尔、韦伯等人都把人只看成是“经济人”，即工人只是为了追求最高工资的人。认为工人在干活时常采取“磨洋工”的办法，因此，应用严格的科学办法来进行管理。如泰罗主张用“科学管理”的方法，由工程技术人员设计科学的操作方法，工人严格地照章执行即可提高生产率；法约尔则从企业整体的角度，推行一套科学的管理原则；韦伯的官僚组织体系同时也是一种科学的管理组织体系。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强调组织和管理的科学性、精密性而忽视了人的因素，把工人看成只是组织中的一个零件。因而，古典管理理论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却激起了工人、特别是工会的反抗，使得欧美等国的统治阶级感到单纯用科学管理等传统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已不能有效地控制工人，不能达到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目的，必须有新的企业管理理论来缓和矛盾，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行为科学理论应运而生。
行为科学开始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霍桑试验，创始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管理学家梅奥（也译为梅厄）。霍桑试验的研究结果否定了古典管理理论的对于人的假设，试验表明工人不是被动的，孤立的个体，其行为不仅仅受工资的刺激，影响生产效率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待遇和工作条件，而是工作中的人际关系。据此，梅奥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工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企业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新的领导能力在于提高工人的满意度。梅奥的这一理论在当时被称为人际关系理论，也就是¬早期的行为科学。
梅奥等人创建的人际关系学说—早期的行为科学以后，经过三十年的大量研究工作，许多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都从事行为科学的研究，先后发表了大量优秀著作，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新理论，逐步完善了人际关系理论。1949年在美国芝加哥召开了一次跨学科的会议上，首先提出了行为科学这一名称，行为科学本身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学科，而是心理学、社会学、人类文化学等研究人类行为的各种学科互相结合的一门边缘性学科。
行为科学以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原因作为研究对象。具体来说，它主要是从人的需要、欲望、动机、目的等心理因素的角度研究人的行为规律，特别是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并借助于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来预测和控制人的行为，以实现提高工作效率，达成组织的目标。行为学派虽然没有研究出一套完整的管理知识，却已经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素材，他们的行为论题主要有激励、领导、群体、组织设计、组织变化与发展等，二战后的行为科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马斯洛(A. H.Maslow，1908－1970)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主管人员都必须随机制宜地对待人们的各种需求，著有《人类动机的理论》。赫次伯格(F. Herzberg)的双因素理论，强调主管人员必须抓住能促使职工满意的因素，著有《工作的激励因素》。麦格雷戈(D. M. McGregor，1906－1964)的“X理论－Y理论”，他在1957年11月号美国《管理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企业的人性面》一文中首先提出了有名的“X理论—Y理论”，以后又在其它著作中进一步加以发挥。X理论是对“经济人”假设的概括，而Y理论是根据“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的假设。(有关行为科学及其代表人物的论述，相关的管理学理论已做了相当多的论述，这里不再论述，读者可以参阅有关书籍。)行为科学对管理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行为科学引起了管理对象重心的转变。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把重点放在对事和物的管理上，它强调的是使生产操作标准化、材料标准化、工具标准化，建立合理的组织结构，有效的组织系统和明确的职责分工等，而忽视了个人的需要和个人的目标，甚至把人看成是机器，从而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行为科学与此相反，它强调要重视人这一因素的作用。它显然是认识到，一切事情都要靠人去做，一切产品的生产都要靠人去实现，一切的组织目标都需要人实现。因而，应当把管理的重点放在人及其行为的管理上。这样，管理者就可以通过对人的行为的预测、激励和引导，来实现对人的有效控制，并通过对人的行为的有效控制，达到对事和物的有效控制，从而实现管理的预期目标。
二、行为科学引起了管理的方法的转变。随着对人性的认识和管理对象重点的变化，管理的方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原来的监督管理，转变到人性化的管理。传统的古典管理理论强调自上而下的严格的权力和规章制度的作用，把人看成是会说话的机器，在管理活动中施以强大的外界压力，派工头进行严格的监督，造成工人心理上的压力而产生对立情绪，而忽视了人的社会关系和感情因素的作用以及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与此相反，行为科学则强调人的欲望、感情、动机的作用，因而在管理的方法上强调满足人的需要和尊重人的个性，以及采用激励和诱导的方式来调动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借以把人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与此相对应，企业界提出了“以职工为中心的”、“弹性的”管理方法，出现了“参与管理”、“目标管理”，“工作内容丰富化”等各种新的管理方式。行为科学也存在一些缺陷：
从霍桑实验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管理学者们对人际关系理论，对梅奥主义的批评却未曾间断过，很少有管理理论受到如此之多的批评。
管理学者对人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包括霍桑实验中所运用的方法和过程，进行了批评。在他们看来，整个实验过程中，研究者一方面受到实验室中受控实验的需要束缚；另一方面受到正在进行中的实际经验的束缚，尤其是主观愿望的先入为主的影响。
此外，行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它告诉了我们对人管理时应采取什么行为，但在管理中被管理者的对象不仅仅是人，只对人进行研究的管理显然是不完善的，除了人性行为以外，还应有某些技术方面的知识。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管理人员即使有了行为知识，也将无法应用，这正是行为学派的缺陷。比如管理者往往要从整体上从系统的角度研究管理，管理者要考虑建立管理制度、另外要对组织整体战略进行决策，这些经常需要的管理是行为学派没有触及到的。对于行为学派存在的弱点，孔茨是这样评论的：
人际行为领域并不包括管理学的全部内容。很可能一个公司的经理懂得心理学，但在管理上 却并不有效。事实上，有一个相当大的公司，对各级管理者进行广泛的心理学教育，结果发现这些训练并未解决有效管理的需要。◎8
◎8[美]孔茨奥唐奈里奇，《管理学经典教科书管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12月 第66页 管理学理论研究网
以前我在谈到科学学时认为科学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科学技术体系学，但当时我只认识到现代科学技术有三大部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数学。到1982年我才比较完整地提到现代科学技术有六大部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积学；每一部门从基础理论到直接改造客观世界的
技术，又分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工程技术三个层次。但很快我又纠正了自己 ，在 1982 年 7 月于北京召开的系统沦、信息论、接制论中的科学方法与哲学问题学术讨论会上，除以上六大部门之外又增加了两个大船门，一是文艺理论、一是军事科学。现代科学技术已分为八大部门了。一增再增，几次更改的经验也教育了我，到1984年底我预见到不免还会有变动，所以在一篇短文中预先声明 ：这八大部门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不能看成是不可变动的，事物是发展的，人的认识也是发展的。
果不其然，l985年2月7日《经济日报》以一组短文报道了中国行为科学成立大会既学术讨论会，大家提出了建设有中园特色的行为科学问题。能把行为科学纳入以前讲的八大部门中的一个部门吗? 看来困难，都不那么合适。所以在l985年5 月中旬中国科协召开的交叉学科讨论会上，我说现代科学技术还要再加一个大部门行为科学 。这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兴 趣 ，与我有书信来往，使我感到有责任把我现在的认识比较系统地讲出来。

(一)中国特色的行为科学

什么叫中国特色的行为科学呢? 这就要求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这门学问，所以在向国外介绍我们这一现代科学技术大部门时，不妨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行为科学。开宗明义，免得误会，我们研究行为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进行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 诉我们 ，物质的客观世界的存在是第一性的 ，人对客观世界反映的主观世界是第二性的 ，人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客观世界。人的心理、人的意识都因此受社会影响。也因为客观世界第一，主观世界第二，社会发展变化反映到每一个人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只有当社会发展受到落后社会制度阻挠不得前进时，人们的心理和意识才会显得比社会发展先进。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光进社会制度下，是社会发展在前，个人心理、个人意识的发展进步在后。当然人与人也不完全一样，总有些人比较先进，也总有些人比较落后。但就全体人民讲，个人落后丁社会发展是难免的。这在社会向前发展进步很快时，就显得很明显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通过各项改革，大踏步前进了，人们的心理状态、人们的思想暂时眼不上，不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矛盾吗 ? 近年来文艺创作中集中反映的就是这个矛盾，以致青年文学家季红真同志把它称之为“ 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但从以上的社会发展观点看，这种“冲突”是永远不会完全解决的，老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才是人类社会的进步。
但我们决不等待，我们不是机械唯物论者，我们是辩证唯物论者，当我们认识到个人心理，个人思想要落后于社会发展时，我们就可以能动地利用这一认识去采取措施，提高人民的觉悟，促使差距缩小；而且在予盾产生时，尽量限制其不良后果。这就 是认识个人行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运功，从而不断地去解决
这个矛盾。
这一思想应该是行为科学的核心思想，是行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括。按我以前对现代科学技术其他八个大部门的说法 ，这 个哲学概括就称为行为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的桥梁。这架桥梁也是一门学问,应该有个名字。可否称为“社会论”呢? 社会论是研究个人心理、个人意识、个人思想与让会发展的
矛盾运动的。
也许有同志会问 ，社 会论好象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内容。是的，也可以这样说。但我认为,既然行为科学独立出来, 作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大部门了，历史唯物主义也就不必再包括社会论这部分内容，可以专门研究社会发展运动中的其他矛盾。再有一点要说明。我们这里讲的社会论不是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社会学是内容完全不同的一门学问。
也有人提出，能否把社会生物学 ( Sociobiology ) 作为从行为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在上面我们已经讲过,人的行为与人的心理和人的意识有密切关系,而心理和意识是人大脑的最高层次活动，一直认为是人所特有的。一般生物有没有意识? 现在还难肯定，而否定的论据倒是很多的，所以，尽管在国外有人想以研究生物的所谓社会生活来推断人的社会生活，但这将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又在犯几十中前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毛病，不承认人的意识的重要作用。

参考资料：百度知道 > 社会/文化

Answer 2

行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30年代后，在美国率先兴起、形成一种与当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论和技术手段等有密切关联的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其主旨在于取代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政治学研究方法。它对当代西方政治学有重要的影响。
当代西方政治学者面临着当代西方世界特有的各种危机，如帝国主义战争、声势浩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不少人无法解决和解释这些危机，因而把这些矛盾的产生归结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试图建立一门“精确的”政治科学来排斥他们所斥责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为摆脱矛盾提供方策。行为主义便是在这个历史前提下应运而生的。
政治行为主义首先是一种与传统政治学迥然不同的政治观。行为学派断定，古典政治学理论的方法（如历史方法、法律方法和机构方法）带有道德和哲学色彩。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须抛弃这种方法，对政治现象做“系统的、经验的和因果的解释”，以便使政治学能够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者Robert Dahl认为，行为主义是对传统政治学极为不满的一场反抗运动。
达�谔傅叫形�饕迨比啡希骸罢�窝е械男形�饕逵肴说氖导市形��约八�歉秤杷�切形�囊庖逵泄亍P形�饕甯�莨鄄斓胶涂晒鄄斓男形�茨鼻蠼馐驼�蜗窒蟆！贝佣怨�业难芯孔�蚨陨缁岬难芯浚�拐�窝П涑梢恢帧胺钦�涡缘目蒲А保�话压�壹捌涮逯剖游��窝а芯康闹饕�谌荩�褪切形�饕逶硕�闹饕�峁�9�薜隆�·拉斯韦尔认为，政治学应研究政治中的影响因素和被施加影响者，戴维·杜鲁门断定，政治学应研究利益集团的政治和调节利益集团之间利益冲突的过程；戴维·伊斯顿宣布政治学应研究“存在于任何社会当中的相互作用的系统”和“社会财富的权威性分配”。E·C·班费尔德（E·C·Banfield）声称政治学应研究解决或讨论问题的一般活动，如谈判、辩论、讨论、力量的运用和说服等。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政治行为主义已成为美国政治学领城内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潮和方法论，并逐步得到其他国家政治学界的重视、研究或采纳。这股学术思潮主要借用现代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门类的行为科学的理论成果，吸取统计学和计算机等先进的数量分析和信息技术手段。围绕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决策这个核心内容，观察总结广泛的政治现象，产生了从宏观到微观不同层次的一系列理论或分析模式，汇集成一股从观点、内容到方法等方面迥然不同于传统政治思想和思辨的政治哲学的新型政治科学。纵观70余年的历史跨度，政治行为主义是我们了解现代西方政治学的重要内容。
政治行为主义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到50年代是形成时期。这期间，一些政治学者开始撰文著书，批评和谴责传统政治学的形式——法律的研究方法，主张用新的手段和方法开展政治学研究。如英国政治学者卡拉汉·华莱士发表了《政治学中的人性》，美国政治学者阿诸尔·F·本特利写下了《政府过程》、查理·E·梅里安出版了《政治学的新方面》、哈罗德·D·拉斯韦尔也完成了不少著作。这些人在构成行为学派的理论框架和原则以后，也就成为行为学派的奠基人。他们呼吁注重研究人的政治行为，研究人性；断定只有人才能成为政治研究的可靠依据，并主张把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知识和技术嫁接到政治学研究上来，强调应利用科学的方法对政治程序进行详细调查和微观研究。
大约从19C末到20C30年代，可以看作政治行为主义在美国逐渐酝酿形成的时期。 在美国，政治学作为独立学科，诞生于19C后半期。这段时间政治学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1）政治制度史，研究政治机构的来源及其发展历史；（2）与政治制度有关的法律体系，研究宪法和有关法典如何规定政府机构的职能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
随着20C初叶世界政治形势的风云变幻和西方社会结构的改变，这种以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方法逐渐受到政治学者们的批评。他们对前人树立的刻板的历史叙述、逻辑推理及其它规范程式表示强烈不满。他们转而寻找新的理论和方法。
政治行为主义的产生与以下几个重要社会条件分不开。首先是当时欧洲各类社会科学的影响。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美国政治学界就一直受到托克维利等欧洲学者的强烈影响。得自欧洲一些著名大学的教学方法的启发，许多美国学者开始倡导政治学的科学性。20C30年代，大批欧洲学者为逃避法西斯主义的迫害，从大西洋彼岸到了美国，又为学术界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当中有些人后来在美国政治学界占据了重要位置。
这一大批欧洲或欧洲式的社会科学家强调：政治学必须借助于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才能更好地理解政治现象。他们带来的新的科学分类思想对美国政治学界的影响难以估价。弗利德里希和帕森斯介绍来马克思、杜尔克海姆、弗洛伊德、韦伯、帕雷托、莫斯卡、米切尔斯的学说，推动了后来政治行为主义的诞生和发展。
心理学研究成果对政治行为主义的启迪和影响。巴甫洛夫（Pavrov）、约翰·华生（John Waston）和B·F·斯金纳（B·F·Skinner）等心理学家创立的“行为心理学”，注重运用刺激——反应模式解释人类行为，强调研究可观察的刺激因素，这些思想对政治学行为研究有触类旁通的效果。因此，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可以说是当时各门科学（首先在心理学）中发生的行为科学的一个边缘产物。
其次，是国际和国内的现实需要驱动美国的政治学学者更加重视并直接接触普遍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二战当中，一大批政治学家走出校园和研究机构，亲自处理联邦政府或地方的日常政治事物和管理工作。通过切身的经验，他们察觉到传统理论与实际问题之间的巨大差距，看到研究工作存在着严重缺欠，旧有的学园式结论不可能预测未来的政治局势。这些迫使他们在方法论上检讨自己。在这股日趋壮大的学术思潮带动下，一些影响力颇大的政治学家已开始在自己的著作中主张：政治研究要关心现实。打破过去那种以图书馆为基地的研究方式；研究面向人们的政治行为，特别要重视各种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运用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努力对人们的政治抉择作出预测并给以检验。
与此同时，美国各种社会势力也出于长远或近期的考虑，大力资助政治学团体的研究活动，因为搜集和分析大量实际资料要比局限于图书馆当中作研究所需的费用大得多。大基金会通过资助某些中意的研究项目，制约了学者们的注意力和思想倾向。二战后，各基金会进一步重视资助诸如选举等短期行为科学研究项目及一些跨学科研究。
最后，应该看到，行为主义之所以产生，是和美国注重实用传统及现代西方哲学的影响密切相联的。20世纪初叶，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方法论就启发过许多政治学家。在现代哲学中值得特别提出的有逻辑实证主义。其代表维也纳学派主张：一切理论都要有经验上的根据，
由直接或间接的验证预以证实或推翻；理论必须出于彻底的科学态度，并且有赖于多学科的合作；哲学的任务是以语言分析为主要方法，达到对知识和科学的解析等。在传统和思潮的推动下，美国政治学界逐渐形成一股占主流位置的观点：科学的实质在于收集客观资料，收集政治生活的无情事实。这一观点直接针对19C以往的推理方法，就是说学术界认识到，要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光靠对法律权利与义务作历史的、逻辑的分析是不行的，社会知识的可靠性在于事实。这样，重事实而不重目标。重现状研究而不重方向研究，成了普遍倾向。美国政治学会1903年成立，早期的几位会长都是主张政治学科学化的学者。20C20年代初，美国几次全国政治学会议的基本思想就是强调利用新技术收集新情况、新资料，而不注重理论的作用。学术界认为，事实会自己说话。
政治行为主义的形成，包含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在美国，对传统的制度研究加以批评的学者，首推以研究方法论著称的社会科学家阿瑟·F·本特利。他早在《政府过程》（1908）中就抨击当时的政治学是一门僵死的学问，只对政府脯机构的最表面特征作形式上的研究。他主张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才能使政治学变为名符其实的科学。英国学者G·华莱土在1908年出版的《政治中的人性》中，也把政治动机看作理解政治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新领域，主张采用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政治。J·布鲁斯说过：“所需要的只是：事实、事实、事实。”这句话典型地代表了那个时代政治学者最重视的东西。布鲁斯还赞扬科学及其严谨性，这反映了当时美国知识界反对墨守传统的共同态度。
继本特利之后，对推动政治行为主义形成起作用最大的，是查尔斯·E·梅里安和他带动下的“芝加哥学派”。梅里安在1921年发表论文《政治学研究之现状》，正式提出广泛应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地理、人种学、生物学、统计学的技术和成果改造政治学研究状况。美国学者一般都把这一年看作科学化运动开始的时间标志。1925年梅里安出版《政治学的新方面》可以看作是对学院式政治学的批评和发展政治行为研究的日程表。梅里安首先提出“新政治科学”这个名词。他主张，政治学必须应用科学方法研究政治过程，把政治行为作为调查研究的基本对象之一，重视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必然形成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梅里安在20年代担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系主任，以后一、二十年当中，该系培养了一批研究生，他们成了后来闻名全美的政治学家，其中成就最突出的就有早期的H·F戈斯耐尔、H·D·拉斯韦尔和30年代以来的第二代传人凯伊、特鲁曼、西蒙、阿尔蒙德等。伊斯顿在40年代后期起到该系执教。本特利和亨廷顿也曾就学于这所著名学府。人才汇聚，使这里俨然成为美国政治行为主义研究的中心。在这种科学化思维万式指导下，谈学派的学者们都是面向实地工作，用以弥补以往研究资料的匮乏，并积极借用其它社会科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及手段，正式把行为主义引进政治研究，带动了行为行为主义革命的兴起。
总的来看。从20年代初直至二战之前，形成之中的行为主义在方法论上强调的重点是不断发现事实和采用科学方法。伊斯顿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过：一场高度求实的时代开始了，事实成了人们共同接受的准则，成了普遍流行的科学意识的一部分。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上看。当时的重点已经由政治制度转向政治过程。与过程相关，当时初步形成了几个重要的政治理论，比如团体论，研究参与政治过程的各种社会团体以及这些团体在制定或执行政策当中扮演的角色。团体可以包括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等有组织的团体，也包括诸如社会阶级以及区域性、宗教性、种族性等非组织的社会力量。同时也重视研究权力概念。比如G·E·G·卡特林认为，政治学研究对象是权力，政治舞台是权力市场（《科学与政治学方法》，1927）。拉斯韦尔提出，政治学研究影响力和有影响力的人：影响力根据服从、安全和收入而定，有影响力的人的特征是阶级、技术、人格和具体物质等。这几个内容特征和50至60年代成熟时期的研究重心还是有所不同的。
当时处于这场学术运动中的先驱人物，还有W·李卜曼（《公共舆论》，1922）、C·A·比尔德（《美国宪法的经济观》，1913）、S·赖斯（《数量分析与政治学》，1938）、 W·B·莫若等人。他们都倡导用科学方法探讨与研究政治现象，发现政治行为的基本规律。
第二阶段为鼎盛阶段，始于二战后至60年代末。这时美国涌现出一大批批行为主义学派的政治学者，如瓦尔迪姆·O·凯（Valdimar·O·Key）、戴维·杜鲁门、赫伯特·西蒙、罗伯特·达尔、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戴维·伊斯顿、卡尔·W·多伊奇（Karl W·Deutsch）、德怀特·沃尔多 (Dwight Waldo)等人，他们纷纷著书立说，把行为主义普遍运用于政策制定，压力团体、政治过程、社会冲突、选举行为、国际关系、政治体制和权力等各个领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经典”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著作，如V·O·凯的《美国各州及南部政治》（1949）、西蒙·史密斯和汤普逊的《公共行政》（1950）、拉斯韦尔和卡普兰的《权力与社会》（1950）、杜鲁门的《政府过程》（1951）、伊斯顿的《政治系统》（1953）。
政治行为主义从产生进入到发展的高峰期，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这个趋势反映了广大学者们一个日益自觉的意识：日常研究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迫使政治学必须在理论和方法上同传统决裂。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的积极赞助下，一些政治学家团体积极从事行为研究。比如，在50至60年代，政治行为学会和比较政治学会就支持并且协助各种行为研究活动。1956年，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的年会上，提出的任务之一就是开辟一系列专门途径，以有益于这项研究开展。在教育界，从50年代开始，几乎所有重要大学都设立了这个学科的教授职称。一些学校开设了以政治行为为专业方向的博土生培养计划。政治科学系也竟相建立。出版界也有了变化，到60年代初，政治行为主义已经在专业杂志上成了多数论文的理论依据。
在30年代问世之时，政治行为主义还被学术界许多人看成是少数人持有的偏激理论。但到了50年代，主张行为主义的学者大多成了美国政治学界的权威人物。这个转变的生动标志：在整个30至40年代，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中没有一个人鲜明赞同行为主义，但从1950年后，拉斯韦尔等著名学者先后担任了该协会的领导职务。可以说。从50年代开始，行为主义的观点已经遍及当时政治研究的广大领域。和20、30年代相比，行为研究的对象更侧重于人们的心理活动。伊斯顿认为，早期的团体论和权力论考察各种社会群体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政治制度的权力分配和决策内容的过程，实质上还是以政治制度为核心，积累的只是形势资料。它仍然忽略了参与政治的个人的人格、动机、情绪等心理因素，忽略了行为资料的积累。行为主义应该以行为资料和形势资料并重。这个批评比较中肯。比如行为研究方法的首创人本特利就否认人的个性在政治研究中的作用，认为个性无法把握；唯一可以研究的是政治过程，而人们能观察到政治过程只是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政治就是团体的行为。在成熟时潮，行为主义突破了这个界限。可以说，在50年代，行为主义的理论认识和研究方法进一步深化、成熟了。
作为一门成熟的独立学科，政治行为主义逐渐建立了不同于邻近学科的研究对象、观点、术语和方法。以行为主义这个词为例。伊斯顿曾明确指出，政治行为主义（Behavioralism）这个词和心理学的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含意不一样，它反映了学术上的重大差异。如，心理学的工具是人的感觉器官或机械仪器，它的研究对象只是人体在外界刺激之后产生的可视察的行为，而不过问人的目的、企图、动机、欲望、情绪、感觉等精神内部的变化。反之政治行为主义关心人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规律，总是努力预知人们头脑中有什么想法。它把团体和个人，把“刺激——组织——反应”的心理过程和制度——个人的关系都列入研究范围。所以政治行为主义的观察领域要比心理学的行为主义宽广得多。
经过同代学者共同探索和重复使用，行为主义政治学已有了学科内公认的方法论原则：第一，政治分析以个人或团体为基本单位，而不是以政治制度为观察的焦点。第二，搜集并整理事实资料，反对抽象空洞的哲学推理。第三，研究应区分价值问题和事实问题，以确保分析和结论的客观与精确。第四，针对特定范围的对象，建立相应的指导性理论；理论与资料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第五，承认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吸取和借用其它学科的成果。第六，使政治学具有科学的精确性和严谨性，发挥理论的解释和预测功能。
行为主义革命也波及到美国以外的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德国、日本和印度等国。许多研究机构从事行为研究或准行为研究，如在英国和挪威研究选举行为，在法国研究公众舆论、政党选举行为和压力集团，在意大利分析议会活动，在西德建立经验政治科学。60年代，行为主义渗透到比较政治之中。美国、欧洲和亚洲的学者合作日益密切，开始冲破了以往研究中狭隘的区域意识。
最后应该看到，有些美国学者一直认为：即使在这种学术思潮的波及影响之下，也很难把那些学者明确看作是行为主义的坚决信奉者。直至二战之后，明确表示采纳行为主义的学者并不多见，完全受严格的行为研究技术约束的人也很少。准确地说，多数美国学者对传统方法和行为研究方法的态度是混合采纳，只是偏向于行为主义方法。他们相信：行为主义并不把拒绝历史知识，因为后者是对当代政治行为观察必不可少的补充。行为主义也不能完全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因为现有学科的任何新发展都必然以过去的成就为基础。与此同时，当代在美国仍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干脆完全坚持传统的研究方法，仍然着重探讨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史的有关问题。然而不容怀疑的是，自20C中叶以来，行为主义政治学一直是美国政治研究的主流。它体现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
第三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初至今，称为后行为主义阶段。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理性选择理论的盛行。理性选择理论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结合过渡到与经济学结合。它接受了经济学对人的传统看法，认为人运用自己的理性来最大限度地利用生存环境。这个命题本身就包括了与行为主义的规定相背的内涵。
生物政治学（Biopolitics）是面临危机的行为学派寻找到的一个最新出口。行为学派一般确认政治学要成为一门科学的话，其性质接近于生物学，而远于数学、力学、化学和物理学。因此，生物政治学可以说是行为主义主张的一种彻底的表现形式，是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政治学界的口号。生物政治学嫌行为主义对人的注重还不够。它提出要摆脱危机，必须注重人类政治行为的生物学特征，主张把生物学的信息注入对人类政治行为的研究中去，使政治学更加“行为主义化”。在行为主义关于人的观念基础上，生物政治学认为人是一个生物学上的复杂造物，必须采用人种学、心理生理、生物化学，神经解剖学、心理药理学、心理病理学、营养学等学科手段，从揭示人类生命本质理解人的政治行为，着手改造政治学。
总之，在行为主义前景暗淡的这个时期，不少的政治学者开始批评行为主义的弊病，提出新的理论和主张，试图修补行为主义理论上的破罅，使其继续发展。
政治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伊斯顿说过，政治科学之所以成为一门具有本身系统的理论结构的综合学科，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门学科从根本上容纳、综合了各种科学的方法。这句话突出了方法论在政治行为主义中起着研究基础和整体贯穿的作用。
行为主义作为风行一时的一种政治学流派，其根本特征在于注重研究社会政治生活的过程，而不是象传统政治学那样注重探讨事物的本质。出于这种政治观，行为学派在进行政治研究时。排除了对国家制度、国家起源、政治权力性质的研究。在他们眼中，国家制度只是一种既存的事物，本身没有指示政治的真实内容。政治的真实内容应当是政治体系内部的活动和围绕制度展开的行为。如果要理解一个政治组织的作用，关键不在于法律规定这个组织中的成员享有什么权力和责任，而在于他们的行为。譬如说，确定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就是没有必要的，他们认为制度并不能表示政治的实质。
这种政治观避而不谈阶级社会中政治最根本的特征，实质上掩饰了国家政治过程的根本属性。行为学派是想回避政治的这一基本方面，他们断言，国家机器已经成为中性的、为全体民众谋利益的公共权力，因而对它的性质不必加以研究。这就有意无意地绕开了政治制度的性质这个要害问题。
行为学派一方面厌弃对国家和政治制度性质的宏观研穷，另一方面又把对“客观事实”的研究局限于人的行为之上。他们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在人们认识之外的一种事实，“我们不自命知道人的起源和命数，但认为理解人的唯一途径是观察人，并且记录下他在审判室和立法机关中，在议员竞选演说讲坛上所做的一切。一旦有了足够的记录，我们就能预料不久之后他在已被认知的刺激的作用下将如何作为。”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是“规则性”（Regularities）。所谓“规则性”是在一种抽象的人的观念的基础上确认，人类的政治行为具有某种可辨别的“均一性”（Uniformities）。在日常生活中，人受到不同因素的驱使，行为缺乏“均一性”，但是在一定情况下，人类总以或多或少有点相似的方式活动着。这样，政治学者就可以研究政治行为的“规则性”以及与其有关的各种变数；就可以用一种严格的方法提供纯描述性的材料。
由于行为主义强调“事实”，因而就突出观察、核实和现代经验科学的方法，强调使概念具备操作的意义。行为主义方法论的主要特点在其所谓的“纯科学”方法和“系统”方法。前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戴维·伊斯顿把行为主义方法论归纳为八项设想目标：规则性(Regularites)、验证（Verifications）、技术(Techniques)、数量确定 (Quantification)、价值 (Values)、系统化 (Systematisation)、纯科学 (Pure Science)和一体化（Integration）。政治行为主义方法论的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它的科学主义，即重视模仿自然科学的严密性和精确性，积极采用当代科学技术的概念和手段，在研究事实的基础上，发现人的政治行为规律，逐步形成经验理论，并且给予普遍的验证，以期政治学的科学化。行为主义同样重视发现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交叉，大量吸收借用政治学所需要的一系列概念、术语和基础理论。在这个意义上，行为主义政治学体现了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逐渐交融汇合的学术大趋势。就两者关系而言，如果说自然科学为政治科学这个大系统更多地提供了结构和工具，那么其它各门社会科学就是更多地提供了内容和材料。行为主义的研究方法具体说来，可以归纳为如下三个主要方面：
采用现代各种科学技术手段，研究客观、动态的政治行为。行为主义方法论的首要原则是通过实地调查积累起来的精确事实来形成并验证理论。研究首先要面对客观事实。行为主义的酝酿产生，就在于研究人员已经不满足于传统政治学采用历史的、哲学的和其它一般叙述方法。卡特林主张，政治学研究不要同玄奥的抽象观念，而要同感觉到的经验对象相联系，即注意实际活动，避兔所谓的超政治学。理论只有依据对政治事件进行比较密切、直接以及受到比较严格控制的观察，加以检验之后，才能成立。 这样，政治过程和参与活动的各种团体最先取代政治组织和政治机构，成了研究的主要对象。到50年代，心理学方法更广泛地应用于政治研究，目的还是对经验的政治行为作更为深入的了解。当然行为研究并不是抛弃历史资料，不去研究法律和制度，但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才是政治学的真正要素，法律毕竟是由人去制定、遵守或违犯，而政治制度不过就是行为模式的组合。
行为主义重视采用各种技术手段搜集和处理研究资料。学者们公认，特定时期内方法论的深度和技术技巧的灵活情况必然会促进行为研究的进展。自行为主义形成以来，为搜集事实所作的社会调查在形式上已经大为丰富多样，如实地调查、信函问询、资料卡数据分理、受控实地试验、抽样问答等等，这些为政治分析和建立理论提供了所需的资料条件。
经过对经验事实的分析、概括，得出某种理论、规律或假设，必须能够采用既是普遍适用，又是科学严谨的方法加以检验或证实，对结论作出明白无误而不是模棱两可的是非判断。当代许多政治分析的手段是各种社会科学学科或综合性学科相互通用的。为了解决研究设计、可靠性资料汇集、测量工具、证实标准以及其它各种特殊的科学程序方面，行为分析采用其它学科中的技术手段，如参与观察、内容和群组分析、量图和因素分析、心理测定和精神程序、试验室和实地试验、多元分析和计算机程序等方法。由于应用这些方法和技术，不仅使研究结果易验证，使人信服，而且极大地拓展了政治调查的领域，系统理论的范围也大大丰富了。
在技术手段当中，又以定量化方法为最常用最重要的手段。从60年代开始。美国政治学界开始普遍使用定量分析。60年代中期以后，计算机开始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城，使得资料统计分析更为迅速和精确。用数字来测度群众的政治态度，特别是对总统选举中的选民态度进行研究，已经是当今美国政治生活和政治学界的热门课题。另外对立法者的动机、行政官员的感情、人的政治化过程和冲突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更使这个方法成为政治学者不可或缺的技术手段。
发挥理论的预测功能也是科学化的目标之一。借助于客观的资料和科学的分析手段，学者们试图发现政治现象的规律，从而预见未来的事态发展趋势。行为主义相信，通过调查和分析，人们可能用类似自然科学那样严密的方法发现人们行为的规律，因为人和各种事物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自然科学的某些技术方法、技术原理、逻辑方法和自然哲学同样可以用来研究人们的行为。当然，政治学要发展自己的一套科学原理，用以解决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但只要有了适当的分析手段，就可以简化复杂问题，发现政治行为的规律，帮助人们作出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