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紧要关头，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漫漫征途上迈出了举足轻重的一步。对银行界来说，这意味着经过一段减让阶段后，大约2005年中国商业银行市将完全向世界洞开。届时外资银行（经由中央银行依照国民待遇审批）可以在我国经营任何银行业务。这对尚处于幼稚期的中国银行业来说，不啻是一个令人寝食难安的事实。如何策略地引导外资银行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减弱“入世”冲击，扶持本国银行业，已是迫在眉睫的课题。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现状的理性分析
二十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以来，截止到1998年底，经国务院批准的可以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服务机构网点的城市已达24个。我国正式批准在华外资银行已达172家。其中外国银行分行153家、中外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合资财务公司6家。除人民币业务外，金融领域几乎所有业务都已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实际上，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也在积极的试点之中。
由于我国金融服务领域所具有的广阔市场，外资银行本身所具有的完善的基础管理水平及灵活的经营作风，特别是我国政府为外资银行创造的良好的经营环境，使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处于十分有利的竞争地位。具体分析我国“内外有别”政策对外资银行发展的影响如下：
（一）税收和政策优惠为外资银行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1）税收优惠。我国内地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率为33%，与国际通行水平相一致。我国国家专业银行的所得税率为55%，其他商业银行为33%，而设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外资银行则享受15%—30%的优惠税率，同时营业税也大多获得减免，税收方面明显低于中资银行。不同的税率使本地金融机构在扩大经营规模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导致中外银行竞争中的不平等。（2）业务优惠。虽然外资银行目前尚不能经营某些业务，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却可以合法经营另外一些本国银行不能经营的业务。例如，国内金融机构一律不准在境内经营投资业务，而外资银行则可从事外币投资业务。（3）政策负担上的差别也不容忽视。我们的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时至今日还要承担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法》规定业务内容以外的所谓“社会责任”，已设立的一些政策性银行并没有将商业性银行从社会义务上完全解脱出来。外资银行对国家政策所承担的义务远弱于本地银行，各地政府对外资银行也极少提出政策性贷款要求，而本地银行却经常为此承受巨大压力。此外，外资银行也较少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约束。
（二）金融监管比较薄弱，放纵了外资银行的违规行为。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各地为吸引外资，积极扶持外资银行，而放松金融监管。这就导致了对外资银行监管力度不足和不平等竞争的问题。外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存在不少违规行为。比较常见的有：（1）转利润现象严重。一些外资银行往往以高利率向其总行借款，同时把在中国以低利率吸收的存款汇往总行，从而向国外转利润，致使我国税收遭受重大损失。（2）超比例吸上存款。《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存款不得超过该行在中国境内的总资产的40%”。但目前外资银行超比例吸存款的现象相当严重。（3）营运资金不到位。少数外资银行将营运资金存放于境外，或多次调拨，使营运资金不真实到位。更有一些外资银行的流动资产达不到规定的比例。按规定，外资金融机构的流动资产占存款的比例不能低于25%，实际上有的还达不到10%。（4）提取呆账储备不合理。相当多外资银行计提呆账储备不合理，有的不提，有的提取标准不按我国规定，而按其总行规定办，有的则是在有坏账发生或可能有坏账发生时才提取，并按坏账金额大小等额提取或近似等额提取，若无坏账发生，则不予提取。（5）结算业务中违规经营。不少外资银行在结算业务中采用不合理竞争手段，如私下降低手续费标准、邀请客户出国等。在办理汇出业务时缺少必要文件，甚至接受假凭证。（6）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按照我国现行的外资金融服务机构的规定，外资银行应按照一定的标准向中国银行交纳存款准备金，但一些外资银行想尽办法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
上述现状的形成，究其根源，主要是我国长期坚持“提供优惠政策与严格进入和限制业务范围相结合”的对外资银行的基本政策。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银行，通过严格限制业务范围保护国内不发达的金融业。贯彻到实践中，这种政策的弊端一方面加剧了竞争的不平等性，“自我”强化了对内资银行的威胁，对中资银行的业务经营和发展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使中资银行在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对外资银行过多的业务限制则被对方指责为歧视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这种政策已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原则与要求。因此，改变原先的“优惠政策加业务限制”的做法，采取放宽业务范围与严格监管相结合的办法，以业务吸引外资，以严格监管来制约外资银行的不利影响，扶持本国银行业乃根本出路。
二、外资银行是入我国金融市场的策略引导
为减弱“入世”对银行业的冲击，现阶段我们应当充分利用WTO有关原则和条款，按照放宽业务范围与严格监管相结合的策略，对本国银行业实施适度保护政策。
（一）灵活运用WTO有关原则和条款
1.国民待遇原则的准确把握。在关贸总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是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予以规定的，而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国民待遇是作为一项具体承诺来予以规定的。根据WTO关于服务贸易的谈判规则，各成员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有秩序地开放某些服务部门或分支部门。换言之，作为一项义务，有关成员只在承诺开放并给予国民待遇的服务部门向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提供国民待遇；在那些只承诺开放而没有提供国民待遇的领域，有关成员可以只依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向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开放有关市场而不提供国民待遇；在没有列入承诺表的部门，各成员就更无义务提供国民待遇了。
2.不对称原则的具体适用。不对称原则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再多参五”，另一个是“逐步自由化”。所谓“更多参与”主要见于第4条，它要求通过协商，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帮助，增强其国内服务业的能力，并提高其效率和竞争性，以便发展中国家能更多地参与世界服务贸易，而且应特殊考虑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帮助。所谓“逐步自由化”，主要见于第19条，它是指各个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少开放一些部门、放宽较少类型的交易和逐步扩大市场准入等方面，应根据他们的发展情况给予适当的灵活性。据此，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可以根据我国的政策目标及银行服务业务发展水平、区域分布状况，择优引进，优化布局，逐步进行，以便为中资银行适度延长缓冲时间。
3.最惠国待遇条款的灵活运用。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关贸总协定的最核心的条款，虽然服务贸易总协定仍保持了这一原则，但许多缔约方都坚持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主张最惠国待遇应根据各国服务业的竞争能力来确定，或者以各受惠国的不同发展水平而在给予的待遇上有所区别。对于发达国家，还要求其在金融信息的传递、金融服务技术的出售及其在劳动密集型服务的进口方面，根据关贸总协定中有关差别待遇和特殊发展中国家状况的规定，承担更多的优惠义务。据此，我国一方面可以援引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取得跨国经济的对等待遇，另一方面应积极以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要求对方给予更多的优惠待遇。具体实践中，我国在开放金融市场时，完全可以通过谈判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附加必要的限制条件，并有效利用限制措施，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来源国分布、总数及分支机构数量、控制比例等，防止外资银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或控制，确保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份额和地位。
4.保障条款和例外条款的合理使用。GATS第10条的保障条款规定，由于达成具体承诺后发生了未能预见的变化，以至某项服务的进口规模剧增，从而对国内相同的服务及其提供者造成严重损害或有此威胁时，东道国可以全部或部分地中止已达成的承诺。第12条规定，当东道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或对外金融领域内发生严重困难时，可以重新实施限制，包括交易支付和货币转移的限制。第14条规定东道国出于维护公共秩序、公共道德、保护居民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防止欺诈，保护个人隐私和账户秘密，保证国防安全等需要时可以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最后，在附录（四）中规定，东道国出于谨慎的原因，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以及保护投资人、存款人、投保人的利益，可以有取必要的限制措施。这些条款，给我国提供了合理保护国内银行业的机遇和条件。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区别情况，对国内金融业实施有效保护。
（二）实行放宽业务与严格监管策略的法律调整
在国内法规与国际规范的关系上，我国已颁布施行的法规、规章中不少规定与国际公认的准则与规范不一致。例如我国有关外资机构经营人民币必须遵守国内准备金、存贷款利率和资金拆借等规定，均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和金融条件制定的，与国际通行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为适应“入世”的需求，真正对外资银行实行放宽业务五严格监管的策略，金融领域就要加快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潮流的接轨。
1.在市场准入的立法模式上，应采取“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立法，已由原来的“内外分立”的双轨立法模式向现在“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转化，亦即实行涉外经济立法与国内经济立法的并轨。我国的涉外金融立法也可参考这一做法，例如在《商业银行法》中增加“外资银行机构”一章，从而在国内金融立法与涉外金融立法之间调整好相互关系。从目前的立法实践来看，《商业银行法》规定的设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对外资银行、合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明显不协调，而“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可以消除这种不协调，通过将后者最低注册资本提高的办法，使两者统一起来。
2.在外资银行进入管制方面，要通过制定严格的进入标准和审批条件来加以控制。在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上，我国目前引进的银行类外资金融机构有3种形式，即外国银行分行、外资（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还有一种不能进行实际经营服务的代表处。从金融管理当局的角度看，外国资本参与最安全的形式是代表处，最危险的形式是分行，原因在于分行可以经营为东道国所允许的包括存、放款业务，信托业务在内的各种银行业务，而且分行是外国法人，其业务被列在其总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受东道国金融管理机构的监督最少，无法加以控制。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对分行与其他形式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不仅没有严格的区分，而且实践中偏重于分行这种形式。要纠天上这种偏向，使外资银行的引进最有利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必须针对不同开业形式，在审批条件和程序上有所区别。例如，尽可能简化对代表外的审批；允许设立外国银行参股的合资银行，但在法律上必须订明外资参股的最高限额；对外国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的条件，要坚持高标准，其要求比对其他形式外资金融机构的审批应更严格；对外资银行实行许可的单独审批制度，许可证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放。
3.在业务管理方面，在开放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问题上，适当放宽业务管制，应该是一个有层次性和选择性的渐进过程。首先，要求开办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必须是业绩显著、信誉良好、而且在我国经营有一定时间、具有一定规模的外资银行；其次，可选择部分经济特区的外资银行开放经营人民币业务。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现状的理性分析
二十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以来，截止到1998年底，经国务院批准的可以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服务机构网点的城市已达24个。我国正式批准在华外资银行已达172家。其中外国银行分行153家、中外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合资财务公司6家。除人民币业务外，金融领域几乎所有业务都已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实际上，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也在积极的试点之中。
由于我国金融服务领域所具有的广阔市场，外资银行本身所具有的完善的基础管理水平及灵活的经营作风，特别是我国政府为外资银行创造的良好的经营环境，使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处于十分有利的竞争地位。具体分析我国“内外有别”政策对外资银行发展的影响如下：
（一）税收和政策优惠为外资银行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1）税收优惠。我国内地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率为33%，与国际通行水平相一致。我国国家专业银行的所得税率为55%，其他商业银行为33%，而设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外资银行则享受15%—30%的优惠税率，同时营业税也大多获得减免，税收方面明显低于中资银行。不同的税率使本地金融机构在扩大经营规模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导致中外银行竞争中的不平等。（2）业务优惠。虽然外资银行目前尚不能经营某些业务，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却可以合法经营另外一些本国银行不能经营的业务。例如，国内金融机构一律不准在境内经营投资业务，而外资银行则可从事外币投资业务。（3）政策负担上的差别也不容忽视。我们的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时至今日还要承担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法》规定业务内容以外的所谓“社会责任”，已设立的一些政策性银行并没有将商业性银行从社会义务上完全解脱出来。外资银行对国家政策所承担的义务远弱于本地银行，各地政府对外资银行也极少提出政策性贷款要求，而本地银行却经常为此承受巨大压力。此外，外资银行也较少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约束。
（二）金融监管比较薄弱，放纵了外资银行的违规行为。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各地为吸引外资，积极扶持外资银行，而放松金融监管。这就导致了对外资银行监管力度不足和不平等竞争的问题。外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存在不少违规行为。比较常见的有：（1）转利润现象严重。一些外资银行往往以高利率向其总行借款，同时把在中国以低利率吸收的存款汇往总行，从而向国外转利润，致使我国税收遭受重大损失。（2）超比例吸上存款。《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存款不得超过该行在中国境内的总资产的40%”。但目前外资银行超比例吸存款的现象相当严重。（3）营运资金不到位。少数外资银行将营运资金存放于境外，或多次调拨，使营运资金不真实到位。更有一些外资银行的流动资产达不到规定的比例。按规定，外资金融机构的流动资产占存款的比例不能低于25%，实际上有的还达不到10%。（4）提取呆账储备不合理。相当多外资银行计提呆账储备不合理，有的不提，有的提取标准不按我国规定，而按其总行规定办，有的则是在有坏账发生或可能有坏账发生时才提取，并按坏账金额大小等额提取或近似等额提取，若无坏账发生，则不予提取。（5）结算业务中违规经营。不少外资银行在结算业务中采用不合理竞争手段，如私下降低手续费标准、邀请客户出国等。在办理汇出业务时缺少必要文件，甚至接受假凭证。（6）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按照我国现行的外资金融服务机构的规定，外资银行应按照一定的标准向中国银行交纳存款准备金，但一些外资银行想尽办法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
上述现状的形成，究其根源，主要是我国长期坚持“提供优惠政策与严格进入和限制业务范围相结合”的对外资银行的基本政策。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银行，通过严格限制业务范围保护国内不发达的金融业。贯彻到实践中，这种政策的弊端一方面加剧了竞争的不平等性，“自我”强化了对内资银行的威胁，对中资银行的业务经营和发展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使中资银行在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对外资银行过多的业务限制则被对方指责为歧视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这种政策已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原则与要求。因此，改变原先的“优惠政策加业务限制”的做法，采取放宽业务范围与严格监管相结合的办法，以业务吸引外资，以严格监管来制约外资银行的不利影响，扶持本国银行业乃根本出路。
二、外资银行是入我国金融市场的策略引导
为减弱“入世”对银行业的冲击，现阶段我们应当充分利用WTO有关原则和条款，按照放宽业务范围与严格监管相结合的策略，对本国银行业实施适度保护政策。
（一）灵活运用WTO有关原则和条款
1.国民待遇原则的准确把握。在关贸总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是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予以规定的，而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国民待遇是作为一项具体承诺来予以规定的。根据WTO关于服务贸易的谈判规则，各成员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有秩序地开放某些服务部门或分支部门。换言之，作为一项义务，有关成员只在承诺开放并给予国民待遇的服务部门向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提供国民待遇；在那些只承诺开放而没有提供国民待遇的领域，有关成员可以只依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向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开放有关市场而不提供国民待遇；在没有列入承诺表的部门，各成员就更无义务提供国民待遇了。
2.不对称原则的具体适用。不对称原则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再多参五”，另一个是“逐步自由化”。所谓“更多参与”主要见于第4条，它要求通过协商，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帮助，增强其国内服务业的能力，并提高其效率和竞争性，以便发展中国家能更多地参与世界服务贸易，而且应特殊考虑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帮助。所谓“逐步自由化”，主要见于第19条，它是指各个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少开放一些部门、放宽较少类型的交易和逐步扩大市场准入等方面，应根据他们的发展情况给予适当的灵活性。据此，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可以根据我国的政策目标及银行服务业务发展水平、区域分布状况，择优引进，优化布局，逐步进行，以便为中资银行适度延长缓冲时间。
3.最惠国待遇条款的灵活运用。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关贸总协定的最核心的条款，虽然服务贸易总协定仍保持了这一原则，但许多缔约方都坚持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主张最惠国待遇应根据各国服务业的竞争能力来确定，或者以各受惠国的不同发展水平而在给予的待遇上有所区别。对于发达国家，还要求其在金融信息的传递、金融服务技术的出售及其在劳动密集型服务的进口方面，根据关贸总协定中有关差别待遇和特殊发展中国家状况的规定，承担更多的优惠义务。据此，我国一方面可以援引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取得跨国经济的对等待遇，另一方面应积极以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要求对方给予更多的优惠待遇。具体实践中，我国在开放金融市场时，完全可以通过谈判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附加必要的限制条件，并有效利用限制措施，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来源国分布、总数及分支机构数量、控制比例等，防止外资银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或控制，确保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份额和地位。
4.保障条款和例外条款的合理使用。GATS第10条的保障条款规定，由于达成具体承诺后发生了未能预见的变化，以至某项服务的进口规模剧增，从而对国内相同的服务及其提供者造成严重损害或有此威胁时，东道国可以全部或部分地中止已达成的承诺。第12条规定，当东道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或对外金融领域内发生严重困难时，可以重新实施限制，包括交易支付和货币转移的限制。第14条规定东道国出于维护公共秩序、公共道德、保护居民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防止欺诈，保护个人隐私和账户秘密，保证国防安全等需要时可以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最后，在附录（四）中规定，东道国出于谨慎的原因，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以及保护投资人、存款人、投保人的利益，可以有取必要的限制措施。这些条款，给我国提供了合理保护国内银行业的机遇和条件。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区别情况，对国内金融业实施有效保护。
（二）实行放宽业务与严格监管策略的法律调整
在国内法规与国际规范的关系上，我国已颁布施行的法规、规章中不少规定与国际公认的准则与规范不一致。例如我国有关外资机构经营人民币必须遵守国内准备金、存贷款利率和资金拆借等规定，均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和金融条件制定的，与国际通行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为适应“入世”的需求，真正对外资银行实行放宽业务五严格监管的策略，金融领域就要加快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潮流的接轨。
1.在市场准入的立法模式上，应采取“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立法，已由原来的“内外分立”的双轨立法模式向现在“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转化，亦即实行涉外经济立法与国内经济立法的并轨。我国的涉外金融立法也可参考这一做法，例如在《商业银行法》中增加“外资银行机构”一章，从而在国内金融立法与涉外金融立法之间调整好相互关系。从目前的立法实践来看，《商业银行法》规定的设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对外资银行、合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明显不协调，而“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可以消除这种不协调，通过将后者最低注册资本提高的办法，使两者统一起来。
2.在外资银行进入管制方面，要通过制定严格的进入标准和审批条件来加以控制。在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上，我国目前引进的银行类外资金融机构有3种形式，即外国银行分行、外资（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还有一种不能进行实际经营服务的代表处。从金融管理当局的角度看，外国资本参与最安全的形式是代表处，最危险的形式是分行，原因在于分行可以经营为东道国所允许的包括存、放款业务，信托业务在内的各种银行业务，而且分行是外国法人，其业务被列在其总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受东道国金融管理机构的监督最少，无法加以控制。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对分行与其他形式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不仅没有严格的区分，而且实践中偏重于分行这种形式。要纠天上这种偏向，使外资银行的引进最有利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必须针对不同开业形式，在审批条件和程序上有所区别。例如，尽可能简化对代表外的审批；允许设立外国银行参股的合资银行，但在法律上必须订明外资参股的最高限额；对外国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的条件，要坚持高标准，其要求比对其他形式外资金融机构的审批应更严格；对外资银行实行许可的单独审批制度，许可证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放。
3.在业务管理方面，在开放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问题上，适当放宽业务管制，应该是一个有层次性和选择性的渐进过程。首先，要求开办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必须是业绩显著、信誉良好、而且在我国经营有一定时间、具有一定规模的外资银行；其次，可选择部分经济特区的外资银行开放经营人民币业务。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6-10-09
随着我国加入WTO谈判进程的加快,如何实行审慎的金融开放政策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伴随着贸易的全球化,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全球化和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问题;其二是银行业的开放问题;其三是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与全球化进程。这三方面的问题构成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
一、必须按市场化的趋向逐步建立利率与汇率的调整机制
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风暴在肆虐亚洲各国,甚至影响欧美金融市场时,中国能够不受太大的影响,主要是现行体制对金融冲击起到了保护作用。中国银行和证券市场尚未对外开放,不存在大量的非居民外汇存款和离岸信贷,再加上严格的外汇管理使中国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出或称资本外逃。同样,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则有效地防止了挤兑风潮,在外汇流入流出方面没有对中央银行构成压力,使人民币不贬值问题成为可能。
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对中国有效地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维护亚洲地区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一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如果国外需求和投资构成本国经济的重要来源时,利率和汇率与国际资本市场隔绝或脱节,将会对本国储蓄和外汇汇价带来误导。当国内利率与国际货币市场利率存在较大差距时,套利性的借贷必然出现。同样,当汇价高估或低估时,对本国进出口和币值稳定也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固定汇率制的主要缺陷在于,它钉住一国货币,而被钉住国家的货币汇价往往因其经济与金融状况变化而变化,因此它可能使钉住国家货币汇价脱离自身的价值基础。这就要求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既要维持汇率的稳定,也要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的变化情况,及时对汇率进行调整,避免固定汇率走向僵化。
中国基本上实行的是计划利率和固定汇率制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改革现有的利率管理体制和固定汇率制度。从改革的方向上讲,将是逐步朝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的目标迈进。如果没有亚洲金融风暴,这项改革的进程会快一些,现在看来需要慎重研究。既要克服因噎废食,停顿利率及汇率自由化步伐的做法;同时也要避免放开汇率过急,草率开放本国市场的倾向。因为两者都会酝酿中国的潜在金融风险,前者会使我们容易产生对人民币的高估,使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对外贸易及外汇储备方面矛盾不能真实反映出来,导致国际经济的失衡;后者则容易使中国经济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过早地融入国际货币市场体系,失去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制度保障。因此,研究好利率与汇率的灵活调整机制,有步骤地放松对利率与汇率的管制,是正确应对当前经济全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银行业的开放必须谨慎进行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业的全球化主要指全国金融业的开放问题。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对外开放是金融业开放的中心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外国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并要求开设分支机构,开展人民币存贷款业务,尤其是中国希望加入WTO,西方国家会以中国必须允许跨国性银行在华设立分行和开放本国银行业市场作为条件。因此,从长远发展需要看,中国必须认真研究银行业的开放问题,要研究中国银行业开放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时机;要研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妥善处理银行业存在的金融风险;要研究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形式、业务范围和监管要求;要研究银行业市场开放后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防止因市场开放过早而失去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应担当的角色,而且应从战略的高度研究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应对政策,这是确保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课题。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银行业的开放首先要研究银行体系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中国银行体系中存在的金融风险是由两方面原因形成的。一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委定项目、银行拿钱”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而形成的不良贷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计委挤财政、财政挤银行。这种信贷风险或者说是银行的金融风险是由制度造成的,很像南韩的政府主导贷款因素。二是泡沫性风险,这是因为经济过热,如房地产热和股票热形成的泡沫经济,当资产价格下跌后,银行出现呆帐和死帐。化解银行业的金融风险应该说是增强本国银行资本实力,步入良性循环和实施银行业开放政策的前提条件。
如何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银行开放的另一重要条件,它包括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和银行自身风险控制两个方面。我们在讨论银行监管水平时往往强调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这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依赖于每一家银行自身风险控制水平的高低。从东亚金融危机的情况看,中央银行的监管制度基本上来源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监管模式,应该说有一套比较接近市场经济运作的监管制度与法律体系,但金融机构还是普遍出现经营管理不善、风险控制不严、不良资产增加等问题。因此,借鉴亚洲金融危机教训,既要认真研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框架、方法与内容;同时也要研究银行经营风险问题,只有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良性互动、健康运行的金融体系。
三、在培育本国市场的基础上稳妥进行证券市场国际化
证券市场从新兴市场逐步发展成为成熟市场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本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因为一国经济从起飞阶段到发展成熟阶段,必须将本国经济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体系,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成熟阶段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从这层意义上讲,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涉及本国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两者之间的发展关系。尤其在本国市场未充分发育前,要不要迈出国际化的进程,一直是存在争议的题目,也贯穿着发展证券市场的指导思想。中国从1990年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建立中国的证券市场之初就迈出了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步伐,主要是进行B股市场的试点,允许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企业的股票。1993年又进行了发行H股的试点,让中国企业到香港上市,后来又扩展到美国、英国、新加坡进行第一上市或第二上市。一种观点认为把好企业都拿到外国去上市,不利于本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应以发展本国市场为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建设既要利用本国资金,也要充分利用外国资本。运用股票形式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与发展本国市场并不矛盾。因此,在证券市场国际化战略上存在如何处理好本国市场（HomeMarket）与海外市场（OverseasMarket）的关系问题。
按开放的自由化程度不同,证券市场国际化可分为直接国际化和间接国际化。直接国际化是允许外国证券机构和投资者可能直接参与中国证券市场的股票买卖,货币也允许完全地自由兑换,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设立与经营和本国机构没有差别,市场完全放开。间接国际化则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原则上分开,允许国内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股票,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有条件地允许外币兑换,保证资本收益（Capitalgain）和红利的汇出。亚洲金融危机反映出当一国资本市场未充分发育成熟前,该国缺乏完全开放证券市场的基础,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对本国资本市场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我们必须借鉴这些经验,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步骤、方式和条件。
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启示是如何有效地监管国际资本流动。当一国实施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后,对于外汇资本的流动基本上采用完全自由化的政策,国际资本的流入与流出会超出本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容易影响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因此,研究好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制度和框架,应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要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的市场引导机制,以风险管理和审慎监管为核心,建立监测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防御体系,以应付系统性问题。二是要研究衍生工具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当本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后,外国证券机构往往会在新兴市场中失去金融期货与期权市场的发展,使国际资本的杠杆力度加大,同样也会造成风险加大。三是要发展本国证券公司在证券市场的控制力,原则上要以我为主。否则,证券市场国际化会使资本流向外国金融机构之手,构成对本国市场的操纵和威胁
伴随着贸易的全球化,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全球化和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利率和汇率的自由化问题;其二是银行业的开放问题;其三是证券市场的国际化与全球化进程。这三方面的问题构成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
一、必须按市场化的趋向逐步建立利率与汇率的调整机制
97年出现的亚洲金融风暴在肆虐亚洲各国,甚至影响欧美金融市场时,中国能够不受太大的影响,主要是现行体制对金融冲击起到了保护作用。中国银行和证券市场尚未对外开放,不存在大量的非居民外汇存款和离岸信贷,再加上严格的外汇管理使中国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出或称资本外逃。同样,人民币的不可自由兑换则有效地防止了挤兑风潮,在外汇流入流出方面没有对中央银行构成压力,使人民币不贬值问题成为可能。
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对中国有效地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维护亚洲地区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当一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如果国外需求和投资构成本国经济的重要来源时,利率和汇率与国际资本市场隔绝或脱节,将会对本国储蓄和外汇汇价带来误导。当国内利率与国际货币市场利率存在较大差距时,套利性的借贷必然出现。同样,当汇价高估或低估时,对本国进出口和币值稳定也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固定汇率制的主要缺陷在于,它钉住一国货币,而被钉住国家的货币汇价往往因其经济与金融状况变化而变化,因此它可能使钉住国家货币汇价脱离自身的价值基础。这就要求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既要维持汇率的稳定,也要根据国内外经济金融的变化情况,及时对汇率进行调整,避免固定汇率走向僵化。
中国基本上实行的是计划利率和固定汇率制度。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改革现有的利率管理体制和固定汇率制度。从改革的方向上讲,将是逐步朝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的目标迈进。如果没有亚洲金融风暴,这项改革的进程会快一些,现在看来需要慎重研究。既要克服因噎废食,停顿利率及汇率自由化步伐的做法;同时也要避免放开汇率过急,草率开放本国市场的倾向。因为两者都会酝酿中国的潜在金融风险,前者会使我们容易产生对人民币的高估,使通货膨胀、国际收支、对外贸易及外汇储备方面矛盾不能真实反映出来,导致国际经济的失衡;后者则容易使中国经济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过早地融入国际货币市场体系,失去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制度保障。因此,研究好利率与汇率的灵活调整机制,有步骤地放松对利率与汇率的管制,是正确应对当前经济全球化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银行业的开放必须谨慎进行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业的全球化主要指全国金融业的开放问题。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对外开放是金融业开放的中心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外国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了代表处,并要求开设分支机构,开展人民币存贷款业务,尤其是中国希望加入WTO,西方国家会以中国必须允许跨国性银行在华设立分行和开放本国银行业市场作为条件。因此,从长远发展需要看,中国必须认真研究银行业的开放问题,要研究中国银行业开放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和时机;要研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妥善处理银行业存在的金融风险;要研究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形式、业务范围和监管要求;要研究银行业市场开放后中国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防止因市场开放过早而失去在国际货币体系中所应担当的角色,而且应从战略的高度研究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应对政策,这是确保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维护金融安全的重要课题。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银行业的开放首先要研究银行体系存在的金融风险问题。中国银行体系中存在的金融风险是由两方面原因形成的。一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计委定项目、银行拿钱”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而形成的不良贷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计委挤财政、财政挤银行。这种信贷风险或者说是银行的金融风险是由制度造成的,很像南韩的政府主导贷款因素。二是泡沫性风险,这是因为经济过热,如房地产热和股票热形成的泡沫经济,当资产价格下跌后,银行出现呆帐和死帐。化解银行业的金融风险应该说是增强本国银行资本实力,步入良性循环和实施银行业开放政策的前提条件。
如何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是银行开放的另一重要条件,它包括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和银行自身风险控制两个方面。我们在讨论银行监管水平时往往强调中央银行的监管水平,这是不够的。因为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依赖于每一家银行自身风险控制水平的高低。从东亚金融危机的情况看,中央银行的监管制度基本上来源于西方国家中央银行的监管模式,应该说有一套比较接近市场经济运作的监管制度与法律体系,但金融机构还是普遍出现经营管理不善、风险控制不严、不良资产增加等问题。因此,借鉴亚洲金融危机教训,既要认真研究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框架、方法与内容;同时也要研究银行经营风险问题,只有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良性互动、健康运行的金融体系。
三、在培育本国市场的基础上稳妥进行证券市场国际化
证券市场从新兴市场逐步发展成为成熟市场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本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因为一国经济从起飞阶段到发展成熟阶段,必须将本国经济由封闭型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体系,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成熟阶段市场经济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从这层意义上讲,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证券市场的国际化涉及本国市场与国际资本市场两者之间的发展关系。尤其在本国市场未充分发育前,要不要迈出国际化的进程,一直是存在争议的题目,也贯穿着发展证券市场的指导思想。中国从1990年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建立中国的证券市场之初就迈出了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步伐,主要是进行B股市场的试点,允许外国投资者持有中国企业的股票。1993年又进行了发行H股的试点,让中国企业到香港上市,后来又扩展到美国、英国、新加坡进行第一上市或第二上市。一种观点认为把好企业都拿到外国去上市,不利于本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应以发展本国市场为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建设既要利用本国资金,也要充分利用外国资本。运用股票形式在国际资本市场筹集资金与发展本国市场并不矛盾。因此,在证券市场国际化战略上存在如何处理好本国市场（HomeMarket）与海外市场（OverseasMarket）的关系问题。
按开放的自由化程度不同,证券市场国际化可分为直接国际化和间接国际化。直接国际化是允许外国证券机构和投资者可能直接参与中国证券市场的股票买卖,货币也允许完全地自由兑换,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设立与经营和本国机构没有差别,市场完全放开。间接国际化则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原则上分开,允许国内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股票,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有条件地允许外币兑换,保证资本收益（Capitalgain）和红利的汇出。亚洲金融危机反映出当一国资本市场未充分发育成熟前,该国缺乏完全开放证券市场的基础,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对本国资本市场会产生毁灭性的影响。我们必须借鉴这些经验,研究中国证券市场国际化的步骤、方式和条件。
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启示是如何有效地监管国际资本流动。当一国实施了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后,对于外汇资本的流动基本上采用完全自由化的政策,国际资本的流入与流出会超出本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容易影响资本市场的大幅波动。因此,研究好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制度和框架,应成为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要研究国际资本流动的市场引导机制,以风险管理和审慎监管为核心,建立监测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安全防御体系,以应付系统性问题。二是要研究衍生工具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当本国资本市场国际化后,外国证券机构往往会在新兴市场中失去金融期货与期权市场的发展,使国际资本的杠杆力度加大,同样也会造成风险加大。三是要发展本国证券公司在证券市场的控制力,原则上要以我为主。否则,证券市场国际化会使资本流向外国金融机构之手,构成对本国市场的操纵和威胁
第2个回答 2006-09-27
金融开放已经使我国在吸引外资及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获得了巨大收益。从长期看，逐步扩大金融开放，并最终融人全球金融体系不仅可以使我国继续获得这些收益，也有助于加快国内金融业的改革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力。不过同时也应看到，由于一体化是以全方位的高度开放为前提的，这一过程必然会使我国的银行、保险及证券等相关行业在国内金融市场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从业务、人才、管理等方面给我国金融产业的各个领域带来直接冲击，并将进一步对我国的宏观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提出新的挑战。因此，对我国的金融业而言，全球金融一体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对银行业的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
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
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
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
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
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
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
参考资料：全国政协21世纪论坛
对银行业的影响
从长期看，我国银行业将从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获得多种收益，诸如有助于减少我国银行业在国际市场准人方面受到的限制，有利于国内银行拓展海外业务，实现跨国经营等。除此以外，最大的收益还体现在制度改革与制度创新方面。融人全球一体化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将要面对资金实力充足、管理先进、服务高效的国际大银行的有力竞争，有助于从外部增强我国银行业改革与发展的压力和动力，加快我国银行业的改革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银行业，包括中央银行的监管方式，必须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改革的规范化。
但是从短期看，甚至从中短期看，这种融入并不是没有成本的。我国银行业的现状是，虽然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银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远未实现，许多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如商业化程度较低，激励机制扭曲，创新能力不强，不良资产比例高等，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许多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悬殊下的市场竞争必然会给国有银行带来负面影响。
可以预见，一旦现有的各类保护性措施取消后，国内银行业将出于非常不利的竞争地位：
首先，向外资银行开放中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不可避免。由于外资银行的资金成本低、贷款开发能力强、贷款质量高，有可能导致大量效益好、讲信用的优质客户向外资银行转移，而效益和信用评级较差的客户，以及一些政策性业务继续留在国内银行，出现“逆向选择”的现象。这可视为对中资银行的最大威胁。
其次，外汇业务方面的限制也将逐步取消。依托通过国际市场筹集低成本资金的优势，外资银行就能以较低利率对国内客户提供外汇贷款，从而凸现其外汇业务的优势，对国内银行的外汇业务产生较大冲击。
第三，人民币业务的地域限制也将最终解除。目前，在华外资银行主要分布在大城市和沿海城市，仅上海、深圳、北京三地就集中了在华外资银行总数的70％。随着人民币地域限制的放松，外资银行将会向更多的沿海城市扩展，加强对优质客户的争夺。
第四，在开放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居于垄断地位。外资银行在金融数据处理和咨询服务以及混业经营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它们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有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开发能力，尤其是在个人资信系统方面，能够提供优良的服务。因此，在提供其他金融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将处于垄断地位。
最后，外资银行出于开拓国内市场方面的考虑，将吸引走大批国内银行界优秀的管理和专业人才，给国内银行的经营管理形成一定的冲击。
以上竞争格局必将对国内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一是市场份额出现流失。我们可以比照加人世贸组织作一个简单的估计。根据预测，中国加入WTO五年之后，外资银行的外币存款市场份额将上升到15％。人民币存款的市场份额将上升到5％至10％(宫占奎，2000；王雪冰，2000)；其外币贷款市场份额可超过1／3，人民币贷款市场份额将达到15％左右；中间业务的市场份额很有可能超过50％；外资银行将获得绝大部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的市场份额。十年之后，外资银行将占有整个银行业市场1／3的份额(王雪冰，2000)。
二是盈利能力下降。伴随着中资银行市场份额的缩小和优质客户的减少，其盈利能力必然随之降低，最终将影响到中资银行的收益。如果考虑到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同时还肩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这种状况将使中资银行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是影响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资金来源逐渐从中资银行分流到外资银行，必将对中资银行的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鉴于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已经很高，流动性损失不仅会恶化国内银行的风险状况。甚至有可能对中资银行的生存构成威胁。
参考资料：全国政协21世纪论坛
第3个回答 2006-09-28
、金融危机是心腹大患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2.1 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2.2 警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三、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1 国有银行的上市热
3.2 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3.3 赤字连年，有心无力
3.4 隐性债务，触目惊心
四、国有银行该不该上市
4.1 银行上市的基本条件
4.2 不良贷款知多少
4.3 能否把国有商业银行切块上市
4.4 股市容量有限，承受不了国有银行上市
4.5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应当缓行
五、如何消化国有银行不良贷款
5.1 消化不良贷款的一般途径
5.2 治理不良贷款，一动不如一静
5.3 如何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六、打破金融垄断，迎接WTO挑战
6.1 竞争出效率，竞争促改革
6.2 WTO的贡献
七、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
7.1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7.2 两种改革方案
八、开放民营银行，深化金融改革
8.1 金融体制产权改革
8.2 民营银行研究的进展
8.3 开放民营银行的战略意义
8.4 唤起金融危机意识，促进金融改革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2.1 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2.2 警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三、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1 国有银行的上市热
3.2 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3.3 赤字连年，有心无力
3.4 隐性债务，触目惊心
四、国有银行该不该上市
4.1 银行上市的基本条件
4.2 不良贷款知多少
4.3 能否把国有商业银行切块上市
4.4 股市容量有限，承受不了国有银行上市
4.5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应当缓行
五、如何消化国有银行不良贷款
5.1 消化不良贷款的一般途径
5.2 治理不良贷款，一动不如一静
5.3 如何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六、打破金融垄断，迎接WTO挑战
6.1 竞争出效率，竞争促改革
6.2 WTO的贡献
七、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
7.1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7.2 两种改革方案
八、开放民营银行，深化金融改革
8.1 金融体制产权改革
8.2 民营银行研究的进展
8.3 开放民营银行的战略意义
8.4 唤起金融危机意识，促进金融改革
第4个回答 2006-09-28
一、外资银行在我国发展现状的理性分析
二十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以来，截止到1998年底，经国务院批准的可以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服务机构网点的城市已达24个。我国正式批准在华外资银行已达172家。其中外国银行分行153家、中外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合资财务公司6家。除人民币业务外，金融领域几乎所有业务都已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实际上，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也在积极的试点之中。
由于我国金融服务领域所具有的广阔市场，外资银行本身所具有的完善的基础管理水平及灵活的经营作风，特别是我国政府为外资银行创造的良好的经营环境，使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处于十分有利的竞争地位。具体分析我国“内外有别”政策对外资银行发展的影响如下：
（一）税收和政策优惠为外资银行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1）税收优惠。我国内地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率为33%，与国际通行水平相一致。我国国家专业银行的所得税率为55%，其他商业银行为33%，而设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外资银行则享受15%—30%的优惠税率，同时营业税也大多获得减免，税收方面明显低于中资银行。不同的税率使本地金融机构在扩大经营规模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导致中外银行竞争中的不平等。（2）业务优惠。虽然外资银行目前尚不能经营某些业务，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却可以合法经营另外一些本国银行不能经营的业务。例如，国内金融机构一律不准在境内经营投资业务，而外资银行则可从事外币投资业务。（3）政策负担上的差别也不容忽视。我们的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时至今日还要承担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法》规定业务内容以外的所谓“社会责任”，已设立的一些政策性银行并没有将商业性银行从社会义务上完全解脱出来。外资银行对国家政策所承担的义务远弱于本地银行，各地政府对外资银行也极少提出政策性贷款要求，而本地银行却经常为此承受巨大压力。此外，外资银行也较少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约束。
（二）金融监管比较薄弱，放纵了外资银行的违规行为。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各地为吸引外资，积极扶持外资银行，而放松金融监管。这就导致了对外资银行监管力度不足和不平等竞争的问题。外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存在不少违规行为。比较常见的有：（1）转利润现象严重。一些外资银行往往以高利率向其总行借款，同时把在中国以低利率吸收的存款汇往总行，从而向国外转利润，致使我国税收遭受重大损失。（2）超比例吸上存款。《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存款不得超过该行在中国境内的总资产的40%”。但目前外资银行超比例吸存款的现象相当严重。（3）营运资金不到位。少数外资银行将营运资金存放于境外，或多次调拨，使营运资金不真实到位。更有一些外资银行的流动资产达不到规定的比例。按规定，外资金融机构的流动资产占存款的比例不能低于25%，实际上有的还达不到10%。（4）提取呆账储备不合理。相当多外资银行计提呆账储备不合理，有的不提，有的提取标准不按我国规定，而按其总行规定办，有的则是在有坏账发生或可能有坏账发生时才提取，并按坏账金额大小等额提取或近似等额提取，若无坏账发生，则不予提取。（5）结算业务中违规经营。不少外资银行在结算业务中采用不合理竞争手段，如私下降低手续费标准、邀请客户出国等。在办理汇出业务时缺少必要文件，甚至接受假凭证。（6）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按照我国现行的外资金融服务机构的规定，外资银行应按照一定的标准向中国银行交纳存款准备金，但一些外资银行想尽办法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
上述现状的形成，究其根源，主要是我国长期坚持“提供优惠政策与严格进入和限制业务范围相结合”的对外资银行的基本政策。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银行，通过严格限制业务范围保护国内不发达的金融业。贯彻到实践中，这种政策的弊端一方面加剧了竞争的不平等性，“自我”强化了对内资银行的威胁，对中资银行的业务经营和发展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使中资银行在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对外资银行过多的业务限制则被对方指责为歧视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这种政策已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原则与要求。因此，改变原先的“优惠政策加业务限制”的做法，采取放宽业务范围与严格监管相结合的办法，以业务吸引外资，以严格监管来制约外资银行的不利影响，扶持本国银行业乃根本出路。
二、外资银行是入我国金融市场的策略引导
为减弱“入世”对银行业的冲击，现阶段我们应当充分利用WTO有关原则和条款，按照放宽业务范围与严格监管相结合的策略，对本国银行业实施适度保护政策。
（一）灵活运用WTO有关原则和条款
1.国民待遇原则的准确把握。在关贸总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是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予以规定的，而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国民待遇是作为一项具体承诺来予以规定的。根据WTO关于服务贸易的谈判规则，各成员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有秩序地开放某些服务部门或分支部门。换言之，作为一项义务，有关成员只在承诺开放并给予国民待遇的服务部门向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提供国民待遇；在那些只承诺开放而没有提供国民待遇的领域，有关成员可以只依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向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开放有关市场而不提供国民待遇；在没有列入承诺表的部门，各成员就更无义务提供国民待遇了。
2.不对称原则的具体适用。不对称原则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再多参五”，另一个是“逐步自由化”。所谓“更多参与”主要见于第4条，它要求通过协商，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帮助，增强其国内服务业的能力，并提高其效率和竞争性，以便发展中国家能更多地参与世界服务贸易，而且应特殊考虑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帮助。所谓“逐步自由化”，主要见于第19条，它是指各个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少开放一些部门、放宽较少类型的交易和逐步扩大市场准入等方面，应根据他们的发展情况给予适当的灵活性。据此，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可以根据我国的政策目标及银行服务业务发展水平、区域分布状况，择优引进，优化布局，逐步进行，以便为中资银行适度延长缓冲时间。
3.最惠国待遇条款的灵活运用。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关贸总协定的最核心的条款，虽然服务贸易总协定仍保持了这一原则，但许多缔约方都坚持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主张最惠国待遇应根据各国服务业的竞争能力来确定，或者以各受惠国的不同发展水平而在给予的待遇上有所区别。对于发达国家，还要求其在金融信息的传递、金融服务技术的出售及其在劳动密集型服务的进口方面，根据关贸总协定中有关差别待遇和特殊发展中国家状况的规定，承担更多的优惠义务。据此，我国一方面可以援引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取得跨国经济的对等待遇，另一方面应积极以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要求对方给予更多的优惠待遇。具体实践中，我国在开放金融市场时，完全可以通过谈判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附加必要的限制条件，并有效利用限制措施，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来源国分布、总数及分支机构数量、控制比例等，防止外资银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或控制，确保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份额和地位。
4.保障条款和例外条款的合理使用。GATS第10条的保障条款规定，由于达成具体承诺后发生了未能预见的变化，以至某项服务的进口规模剧增，从而对国内相同的服务及其提供者造成严重损害或有此威胁时，东道国可以全部或部分地中止已达成的承诺。第12条规定，当东道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或对外金融领域内发生严重困难时，可以重新实施限制，包括交易支付和货币转移的限制。第14条规定东道国出于维护公共秩序、公共道德、保护居民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防止欺诈，保护个人隐私和账户秘密，保证国防安全等需要时可以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最后，在附录（四）中规定，东道国出于谨慎的原因，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以及保护投资人、存款人、投保人的利益，可以有取必要的限制措施。这些条款，给我国提供了合理保护国内银行业的机遇和条件。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区别情况，对国内金融业实施有效保护。
（二）实行放宽业务与严格监管策略的法律调整
在国内法规与国际规范的关系上，我国已颁布施行的法规、规章中不少规定与国际公认的准则与规范不一致。例如我国有关外资机构经营人民币必须遵守国内准备金、存贷款利率和资金拆借等规定，均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和金融条件制定的，与国际通行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为适应“入世”的需求，真正对外资银行实行放宽业务五严格监管的策略，金融领域就要加快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潮流的接轨。
1.在市场准入的立法模式上，应采取“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立法，已由原来的“内外分立”的双轨立法模式向现在“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转化，亦即实行涉外经济立法与国内经济立法的并轨。我国的涉外金融立法也可参考这一做法，例如在《商业银行法》中增加“外资银行机构”一章，从而在国内金融立法与涉外金融立法之间调整好相互关系。从目前的立法实践来看，《商业银行法》规定的设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对外资银行、合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明显不协调，而“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可以消除这种不协调，通过将后者最低注册资本提高的办法，使两者统一起来。
2.在外资银行进入管制方面，要通过制定严格的进入标准和审批条件来加以控制。在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上，我国目前引进的银行类外资金融机构有3种形式，即外国银行分行、外资（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还有一种不能进行实际经营服务的代表处。从金融管理当局的角度看，外国资本参与最安全的形式是代表处，最危险的形式是分行，原因在于分行可以经营为东道国所允许的包括存、放款业务，信托业务在内的各种银行业务，而且分行是外国法人，其业务被列在其总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受东道国金融管理机构的监督最少，无法加以控制。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对分行与其他形式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不仅没有严格的区分，而且实践中偏重于分行这种形式。要纠天上这种偏向，使外资银行的引进最有利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必须针对不同开业形式，在审批条件和程序上有所区别。例如，尽可能简化对代表外的审批；允许设立外国银行参股的合资银行，但在法律上必须订明外资参股的最高限额；对外国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的条件，要坚持高标准，其要求比对其他形式外资金融机构的审批应更严格；对外资银行实行许可的单独审批制度，许可证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放。
3.在业务管理方面，在开放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问题上，适当放宽业务管制，应该是一个有层次性和选择性的渐进过程。首先，要求开办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必须是业绩显著、信誉良好、而且在我国经营有一定时间、具有一定规模的外资银行；其次，可选择部分经济特区的外资银行开放经营人民币业务。
回答者：蓝色ウ忧郁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9-27 18:30
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1]
发布时间： 2003-12-21 作者：徐滇庆
目录
一、金融危机是心腹大患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2.1 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2.2 警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三、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1 国有银行的上市热
3.2 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3.3 赤字连年，有心无力
3.4 隐性债务，触目惊心
四、国有银行该不该上市
4.1 银行上市的基本条件
4.2 不良贷款知多少
4.3 能否把国有商业银行切块上市
4.4 股市容量有限，承受不了国有银行上市
4.5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应当缓行
五、如何消化国有银行不良贷款
5.1 消化不良贷款的一般途径
5.2 治理不良贷款，一动不如一静
5.3 如何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六、打破金融垄断，迎接WTO挑战
6.1 竞争出效率，竞争促改革
6.2 WTO的贡献
七、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
7.1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7.2 两种改革方案
八、开放民营银行，深化金融改革
8.1 金融体制产权改革
8.2 民营银行研究的进展
8.3 开放民营银行的战略意义
8.4 唤起金融危机意识，促进金融改革
二十世纪80年代我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以来，截止到1998年底，经国务院批准的可以设立营业性外资金融服务机构网点的城市已达24个。我国正式批准在华外资银行已达172家。其中外国银行分行153家、中外合资银行7家、独资银行6家、外资、合资财务公司6家。除人民币业务外，金融领域几乎所有业务都已向外资金融机构开放。实际上，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也在积极的试点之中。
由于我国金融服务领域所具有的广阔市场，外资银行本身所具有的完善的基础管理水平及灵活的经营作风，特别是我国政府为外资银行创造的良好的经营环境，使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处于十分有利的竞争地位。具体分析我国“内外有别”政策对外资银行发展的影响如下：
（一）税收和政策优惠为外资银行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地。（1）税收优惠。我国内地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率为33%，与国际通行水平相一致。我国国家专业银行的所得税率为55%，其他商业银行为33%，而设于特区和沿海地区的外资银行则享受15%—30%的优惠税率，同时营业税也大多获得减免，税收方面明显低于中资银行。不同的税率使本地金融机构在扩大经营规模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导致中外银行竞争中的不平等。（2）业务优惠。虽然外资银行目前尚不能经营某些业务，但与此同时，外资银行却可以合法经营另外一些本国银行不能经营的业务。例如，国内金融机构一律不准在境内经营投资业务，而外资银行则可从事外币投资业务。（3）政策负担上的差别也不容忽视。我们的银行特别是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时至今日还要承担相当一部分《商业银行法》规定业务内容以外的所谓“社会责任”，已设立的一些政策性银行并没有将商业性银行从社会义务上完全解脱出来。外资银行对国家政策所承担的义务远弱于本地银行，各地政府对外资银行也极少提出政策性贷款要求，而本地银行却经常为此承受巨大压力。此外，外资银行也较少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约束。
（二）金融监管比较薄弱，放纵了外资银行的违规行为。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各地为吸引外资，积极扶持外资银行，而放松金融监管。这就导致了对外资银行监管力度不足和不平等竞争的问题。外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存在不少违规行为。比较常见的有：（1）转利润现象严重。一些外资银行往往以高利率向其总行借款，同时把在中国以低利率吸收的存款汇往总行，从而向国外转利润，致使我国税收遭受重大损失。（2）超比例吸上存款。《上海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外资金融机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从中国境内吸收的存款不得超过该行在中国境内的总资产的40%”。但目前外资银行超比例吸存款的现象相当严重。（3）营运资金不到位。少数外资银行将营运资金存放于境外，或多次调拨，使营运资金不真实到位。更有一些外资银行的流动资产达不到规定的比例。按规定，外资金融机构的流动资产占存款的比例不能低于25%，实际上有的还达不到10%。（4）提取呆账储备不合理。相当多外资银行计提呆账储备不合理，有的不提，有的提取标准不按我国规定，而按其总行规定办，有的则是在有坏账发生或可能有坏账发生时才提取，并按坏账金额大小等额提取或近似等额提取，若无坏账发生，则不予提取。（5）结算业务中违规经营。不少外资银行在结算业务中采用不合理竞争手段，如私下降低手续费标准、邀请客户出国等。在办理汇出业务时缺少必要文件，甚至接受假凭证。（6）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按照我国现行的外资金融服务机构的规定，外资银行应按照一定的标准向中国银行交纳存款准备金，但一些外资银行想尽办法少缴、漏缴存款准备金。
上述现状的形成，究其根源，主要是我国长期坚持“提供优惠政策与严格进入和限制业务范围相结合”的对外资银行的基本政策。具体地说，就是通过提供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银行，通过严格限制业务范围保护国内不发达的金融业。贯彻到实践中，这种政策的弊端一方面加剧了竞争的不平等性，“自我”强化了对内资银行的威胁，对中资银行的业务经营和发展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影响，使中资银行在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另一方面，对外资银行过多的业务限制则被对方指责为歧视政策，严重影响了我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这种政策已不能适应我国加入WTO的原则与要求。因此，改变原先的“优惠政策加业务限制”的做法，采取放宽业务范围与严格监管相结合的办法，以业务吸引外资，以严格监管来制约外资银行的不利影响，扶持本国银行业乃根本出路。
二、外资银行是入我国金融市场的策略引导
为减弱“入世”对银行业的冲击，现阶段我们应当充分利用WTO有关原则和条款，按照放宽业务范围与严格监管相结合的策略，对本国银行业实施适度保护政策。
（一）灵活运用WTO有关原则和条款
1.国民待遇原则的准确把握。在关贸总协定中，国民待遇原则是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来予以规定的，而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国民待遇是作为一项具体承诺来予以规定的。根据WTO关于服务贸易的谈判规则，各成员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有秩序地开放某些服务部门或分支部门。换言之，作为一项义务，有关成员只在承诺开放并给予国民待遇的服务部门向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提供国民待遇；在那些只承诺开放而没有提供国民待遇的领域，有关成员可以只依据最惠国待遇原则向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开放有关市场而不提供国民待遇；在没有列入承诺表的部门，各成员就更无义务提供国民待遇了。
2.不对称原则的具体适用。不对称原则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之一。其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展中国家“再多参五”，另一个是“逐步自由化”。所谓“更多参与”主要见于第4条，它要求通过协商，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帮助，增强其国内服务业的能力，并提高其效率和竞争性，以便发展中国家能更多地参与世界服务贸易，而且应特殊考虑对最不发达国家给予帮助。所谓“逐步自由化”，主要见于第19条，它是指各个发展中国家成员在少开放一些部门、放宽较少类型的交易和逐步扩大市场准入等方面，应根据他们的发展情况给予适当的灵活性。据此，我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可以根据我国的政策目标及银行服务业务发展水平、区域分布状况，择优引进，优化布局，逐步进行，以便为中资银行适度延长缓冲时间。
3.最惠国待遇条款的灵活运用。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关贸总协定的最核心的条款，虽然服务贸易总协定仍保持了这一原则，但许多缔约方都坚持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主张最惠国待遇应根据各国服务业的竞争能力来确定，或者以各受惠国的不同发展水平而在给予的待遇上有所区别。对于发达国家，还要求其在金融信息的传递、金融服务技术的出售及其在劳动密集型服务的进口方面，根据关贸总协定中有关差别待遇和特殊发展中国家状况的规定，承担更多的优惠义务。据此，我国一方面可以援引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原则取得跨国经济的对等待遇，另一方面应积极以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要求对方给予更多的优惠待遇。具体实践中，我国在开放金融市场时，完全可以通过谈判对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附加必要的限制条件，并有效利用限制措施，适当控制外资银行来源国分布、总数及分支机构数量、控制比例等，防止外资银行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垄断或控制，确保国有商业银行在我国银行体系中的份额和地位。
4.保障条款和例外条款的合理使用。GATS第10条的保障条款规定，由于达成具体承诺后发生了未能预见的变化，以至某项服务的进口规模剧增，从而对国内相同的服务及其提供者造成严重损害或有此威胁时，东道国可以全部或部分地中止已达成的承诺。第12条规定，当东道国国际收支严重失衡或对外金融领域内发生严重困难时，可以重新实施限制，包括交易支付和货币转移的限制。第14条规定东道国出于维护公共秩序、公共道德、保护居民和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防止欺诈，保护个人隐私和账户秘密，保证国防安全等需要时可以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最后，在附录（四）中规定，东道国出于谨慎的原因，为了保证金融体系的完整和稳定，以及保护投资人、存款人、投保人的利益，可以有取必要的限制措施。这些条款，给我国提供了合理保护国内银行业的机遇和条件。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区别情况，对国内金融业实施有效保护。
（二）实行放宽业务与严格监管策略的法律调整
在国内法规与国际规范的关系上，我国已颁布施行的法规、规章中不少规定与国际公认的准则与规范不一致。例如我国有关外资机构经营人民币必须遵守国内准备金、存贷款利率和资金拆借等规定，均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和金融条件制定的，与国际通行的做法有很大的差距。为适应“入世”的需求，真正对外资银行实行放宽业务五严格监管的策略，金融领域就要加快国内立法与国际立法潮流的接轨。
1.在市场准入的立法模式上，应采取“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动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经济立法，已由原来的“内外分立”的双轨立法模式向现在“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转化，亦即实行涉外经济立法与国内经济立法的并轨。我国的涉外金融立法也可参考这一做法，例如在《商业银行法》中增加“外资银行机构”一章，从而在国内金融立法与涉外金融立法之间调整好相互关系。从目前的立法实践来看，《商业银行法》规定的设立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的规定与《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对外资银行、合资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的要求明显不协调，而“内外合一”的单轨制立法模式可以消除这种不协调，通过将后者最低注册资本提高的办法，使两者统一起来。
2.在外资银行进入管制方面，要通过制定严格的进入标准和审批条件来加以控制。在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组织形式上，我国目前引进的银行类外资金融机构有3种形式，即外国银行分行、外资（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还有一种不能进行实际经营服务的代表处。从金融管理当局的角度看，外国资本参与最安全的形式是代表处，最危险的形式是分行，原因在于分行可以经营为东道国所允许的包括存、放款业务，信托业务在内的各种银行业务，而且分行是外国法人，其业务被列在其总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受东道国金融管理机构的监督最少，无法加以控制。我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件》对分行与其他形式金融机构的设立条件不仅没有严格的区分，而且实践中偏重于分行这种形式。要纠天上这种偏向，使外资银行的引进最有利于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必须针对不同开业形式，在审批条件和程序上有所区别。例如，尽可能简化对代表外的审批；允许设立外国银行参股的合资银行，但在法律上必须订明外资参股的最高限额；对外国银行在我国设立分行的条件，要坚持高标准，其要求比对其他形式外资金融机构的审批应更严格；对外资银行实行许可的单独审批制度，许可证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放。
3.在业务管理方面，在开放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问题上，适当放宽业务管制，应该是一个有层次性和选择性的渐进过程。首先，要求开办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必须是业绩显著、信誉良好、而且在我国经营有一定时间、具有一定规模的外资银行；其次，可选择部分经济特区的外资银行开放经营人民币业务。
回答者：蓝色ウ忧郁 - 见习魔法师 二级 9-27 18:30
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1]
发布时间： 2003-12-21 作者：徐滇庆
目录
一、金融危机是心腹大患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2.1 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2.2 警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三、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1 国有银行的上市热
3.2 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3.3 赤字连年，有心无力
3.4 隐性债务，触目惊心
四、国有银行该不该上市
4.1 银行上市的基本条件
4.2 不良贷款知多少
4.3 能否把国有商业银行切块上市
4.4 股市容量有限，承受不了国有银行上市
4.5 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应当缓行
五、如何消化国有银行不良贷款
5.1 消化不良贷款的一般途径
5.2 治理不良贷款，一动不如一静
5.3 如何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六、打破金融垄断，迎接WTO挑战
6.1 竞争出效率，竞争促改革
6.2 WTO的贡献
七、渐进改革与激进改革
7.1 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
7.2 两种改革方案
八、开放民营银行，深化金融改革
8.1 金融体制产权改革
8.2 民营银行研究的进展
8.3 开放民营银行的战略意义
8.4 唤起金融危机意识，促进金融改革
第5个回答 2006-10-05
真叫我说的话 我觉得是服务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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