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位清代获赐文正称号的人中有谁是公认配不上这个称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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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入主中原后，效仿中原王朝继承了谥法制度，因此朝廷重臣或是立有特殊功勋之人死后照例会赐谥。封建社会，文官谥号中以“文正”为最高，有清一代，获赐谥号者共有八人：汤斌、刘统勋、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和孙家鼐。

不过，能获得文正谥号并不代表他们就是实至名归的。综合来看，刘统勋、曾国藩的道德功业，死后得此殊荣是受之无愧的；汤斌作为康熙时期的封疆大吏，虽然也有政绩，但授予其文正谥号，显然有点勉强；朱珪是乾隆、嘉庆朝理学名臣，也是清流领袖。他最大的功劳就是协助嘉庆帝铲除和珅，不过晚年痴迷宗教，授之文正似乎也有争议。李鸿藻位居大学士，为官清廉，是不可多得的朝廷重臣，谥号文正倒也说得过去；孙家鼐在国事方面谈不上有大功绩，但为人正派声誉不错。至于曹振镛和杜受田两人是公认最配不上文正谥号的。

先来说说曹振镛。道光皇帝在位三十年，以崇尚节俭著称，宫中用度每年不过二十万两。作为大清朝最肥的内务府衙门官员在道光帝这占不到多少便宜，以至于成了清水衙门，其官员甚至贫困欲死。单说节俭，汉文帝、宋仁宗在道光面前也是黯然失色。

可是，道光统治的三十年中，吏治腐败，民生日困，他所处的时代首开千古未有之变局。可就在这关键时期，朝廷言路闭塞，导致这种局面的罪魁祸首便是大学士、军机大臣曹振镛。道光晚年时，已丧失进取的锐气，更不希望言官对朝政指指点点。

自康熙朝开始，大清就有不杀言官的祖制，可道光帝不解气，想要惩戒一下这群多嘴多舌的言官。曹振镛为道光帝出了一个主意，他对道光说：“惩戒言官不难，只要在他们的奏折上找出一些文字错误便可，然后交给都察院和刑部议处即可。”

于是，一大批言官因为上奏时出现错别字而被道光帝罢官免职，如此一来，朝臣们一心钻研文字游戏，对国家大事却置之不理。再者，曹振镛多次主持乡试、会试，其门生数千人。他经常奉劝弟子，让他们安心做官，不要出头找事。在曹振镛的主持下，朝廷上下万马齐喑，一片死寂。

嘉庆以前，殿试大臣奉旨阅卷，原则是先看文章再看书法，主要是以文章取士。到了曹振镛手上，这规矩就给改了，他不看文章也不注重书法，唯独看卷面，只要是卷面上整齐划一，便认定此考生谨慎、心细，只有取了这样的考生，日后才会老实本分，不会主动闹事。

我们不能说曹振镛是奸臣，但绝对是个庸臣。道光一朝正是在他和穆彰阿的主持下，才让大清失去了同外界接触的机会，可是这样的人死后竟然还能得“文正”谥号，真是愧对了这文官的至高荣誉。

再来说杜受田。说杜受田得“文正”配不上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为国家建功立业，只是帮助自己的学生咸丰帝争得了皇位。杜受田其人理政之才平庸，而治学尚能胜任。加上他颇有心计能揣摩道光帝的心思，才能让处于劣势的咸丰帝最终胜出。

咸丰即位后，杜受田不久便去世了。对于这位恩师，咸丰给足了面子，亲自为老师送行，而且盖棺定论赐谥为文正。据清代史料记载，杜受田灵柩返乡之时，咸丰帝派钦差大臣和内廷侍卫护送。他还下旨，杜受田灵柩返乡道路阻隔极为不便，凡是遇山则填平，遇水则建桥。此等师生之情，倒也世所罕见。

但仅凭师生之情便赐杜受田文正谥号，明显是不能服众的。后人对此颇有诟病，认为杜受田当不起这个称号。不过话又说回来，杜受田较之曹振镛来说，虽然没有大功于社稷，可对朝政也没有起到消极负面的组作用，仅凭这一点，他似乎又比曹振镛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