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都算吧,
弗兰西斯·培根
笛卡尔
洛克
贝克莱
休谟
莱布尼茨
康德
黑格尔
叔本华
尼采等等
文章如下:
现代西方哲学是理性主义的败退,非理性主义的泛滥。现代西方哲学中代表理性主义的一派——实证主义,为理性划了一条严格的界限,即将人类的认识限定于主观经验范围内,认为主观经验以外的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而非理性主义则连这一条界线都否认掉了。现代西方哲学导致的一个后果是哲学无用论。我想这是我们这些崇尚理性、爱好哲学的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从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有人看作是哲学的进步,也有看到的是哲学的退步。在我看来既不是进步,也不是退步,而是理性由于没能解决好自身的问题而处于暂时的弱势。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一派——实证主义,不是在解决休谟对理性的诘难,而是在回避问题——他们将休谟对理性的诘难上升为实证主义原则。要想解救理性、拯救哲学就必须设法解决休谟问题。
休谟问题能否解决?如果能解决,那么应该如何解决?我个人认为,休谟问题在有限性的情况下无法得到完全解决,但休谟问题也无法否定理性的能力和作用。休谟问题其实反映的是主观和客观,或者说是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是认识论在先?还是本体论在先?从认识论角度讲,是先有人类的认识才能进而有人类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但是从本体论角度讲,却是先有宇宙的存在才能产生具有认识能力的人。这两者谁在先,谁在后?是要针对性的看的。
休谟对自我的否定和对归纳法的诘难,都涉及到主观和客观或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关系问题。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确立的是一种主观主义、个体主义哲学,近现代哲学普遍都有这个特点。在笛卡尔那里,“我”是一种作为个体的主观意识,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或整体性的事物。但是休谟却发现,“我”没有知觉基本,“自我无非是一簇或一组不同的知觉,以不可思议的快速彼此接替,而且处于不绝的流变和运动中”。但知觉却是一个涉及到客观性的东西,知觉是主观对客观的一种把握。笛卡尔的怀疑是建设性的,它为认识论哲学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因此他从“我”出发是行的通的。但是休谟的怀疑却是破坏性的,它破坏了笛卡尔的哲学基础,因此他没有停留在笛卡尔的那个“我”的基础上,他寻找到了比“我”更基本的东西。如果我们顺着休谟的路往下走,我们就必然追寻到宇宙的客观存在这类客体性和本体性问题。
休谟认为归纳法只是人的心理“习惯”和“信念”,而不可能得到逻辑上的证明,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人类的认识不仅仅只是人类的认识功能和认识能力的问题,它还是一个涉及到客观世界本身的结构和状况的问题。如果客观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杂乱无章、毫无秩序、千变万化的,那么人类的认识能力再强,我们也无法认识世界。因此,如果我们要考察世界的可认识性、归纳法的有效性,我们不能仅仅只考察人类理性的能力、功能问题,我们还必须考察客观世界本身的结构和状况。
休谟问题说透了其实反映的是自笛卡尔以来的以认识论哲学为第一要义的哲学的根本症结,休谟问题的解决,我认为只能重回本体论、客体性哲学。穆勒用“自然齐一律”来解释归纳法的有效性就是这一思路,我用“宇宙统一性”来解释归纳法的有效性可以看作是这一思路的进一步发展。梯利的《西方哲学史》评论穆勒的这思想曾说,“这个学说,如果贯彻始终(没有做到),会导致一唯理主义的科学,至少在理论上有可能促成一绝对的知识体系的建立”(梯利《西方哲学史》第571页)。我的“宇宙统一性”导致的也是类似的结果。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直到卢梭时代为止,哲学界是有某种统一的。这种统一暂时消失了,但也许不会长久消失。从理性主义上重新战胜人心,能够使这种统一恢复,但是用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济于事,因为对支配权的要求只会酿成纷争。”(罗素《西方哲学史》“第二十七章 卡尔·马克思”)。我认为,要想从理性主义上重新战胜人心只有靠这种方法。
当然,许多哲学家都认为穆勒犯了循环论证,因为穆勒是用“自然齐一律”解释归纳法的有效性的,但“自然齐一律”却又只能是通过归纳法归纳出来的。不过我认为如果说穆勒的是循环论证,那也是“破缺”的循环论证,“破缺”的循环论证的实质就是螺旋性上升。其实,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螺旋性上升关系,归纳法和“自然齐一律”的“破缺”的循环论证就是对此的反映。这种“破缺”的循环论证在有限的范围内是无法完全解决的,只可能由无限来解决。在有限性的条件下,我们要者坚信归纳法的有效性,不对它进行怀疑和寻求解释;要者就坚信“自然齐一律”或“宇宙的统一性”的正确性。要想解释归纳法的有效性,我们就必须回到坚信“自然齐一律”或“宇宙的统一性”的正确性;要卢解释“自然齐一律”或“宇宙的统一性”,我们就必须回到坚信归纳法的有效性。两者必须居其一,我们人类不可能指望能完全解释一切。当然,这两者坚信谁,我们要根据人类的特定发展需要。
在人类的早期,我们是理性有余,知识不足(人类与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智力,在于人类能认识世界。人类是由猿质变为人的早期,人类拥有了人的智力,但还不拥有对自然同样多的知识。)因此在当时,人类在没有对归纳法进行怀疑的情况下就在无意识的运用这种方法认识世界,早期的宇宙论哲学就是在这种无意识的坚信归纳法的正确性、运用归纳法的情况下进行的。当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到了一定程度,人类就发现自己需要对人类的理性、人类的认识本身进行反省,认识论哲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当然,可悲的是,只有古希腊人认识到了需要对人类的理性本身进行反省,从而其哲学开始从本体论哲学向认识论哲学转向(苏格拉底是这种转向的代表),其它国家或地区都还只停留在本体论、宇宙论哲学的基础上。不过,在认识论哲学发展到休谟那时,人类又认识到了认识论哲学的问题,这样我们又有必要重回本体论哲学。
当然,江上朗网友以前在批评我的“宇宙统一性”原理时认为,我的“宇宙统一性”只是信念,而信念是不能当作基本原理来运用的。我想说的,信念是可以当作基本原理运用的。何谓基本信念?最基本的信念莫过于公理或定律,而公理或定律不过是人们非常相信的规律吧了——相信到了不需要解释的程度,不过是人类的基本信念。不过我本人是不大喜欢停留在公理这一层面上的,所以我还是对“宇宙的统一性”进行了解释: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你凭什么说宇宙是统一的?我的回答是枣这是一个需要用实践来证明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认知活动能够不断的持续下去,这本身就是对“宇宙是统一的”这一原理的最好证明。但是,如果人类的认知活动进行到一个阶段之后无法继续进行下去的话,这就可能说明宇宙只统一到了这一层次。因此,人类的认知发展到哪个阶段,宇宙的统一性就证明到了哪个阶段。我们只有完全认识清楚了宇宙的本原和本源才能完全证明我们的宇宙是完全统一的。”——摘自《认识论的终结》
江上朗网友是我在网上认识的对西方哲学认识的比较透彻的少数网友之一,但我觉得了解西方哲学的人都会发现你的哲学主要是对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的改造。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主要盛行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了六、七十年代已被科学历史主义取代。另外,我觉得你也过于看重现代语言哲学的合理性和地位。我还是我上面的观点,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实证主义是对休谟问题的回避,现代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是在理性主义遇到难题之后乘机泛滥的。要想重振理性的光荣,重振哲学的地位,我们就必须设法解决休谟问题。而要想解决休谟问题,我们就必须对发源于笛卡尔的近现代认识论哲学进行反省,这样我们就必须又回到本体论哲学。
当然你的“假设—实践”是有新意的,这里又有对中国古代哲学重实践的肯定,这是我很乐意看到的。不过,我还是认为你的“假设—实践”难以解释“假设”的随意性问题。你的“假设理论*真性的度量”一段,我认为并不是在解释假设的随意性,而是在解释有了假设的情况下如何检验假设的可靠性,并且你这里的思想与现代逻辑学中的概率逻辑的差别好象不大。
对于谓我自然等网友,我觉得你们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理解的确实还不够,这是很大的缺憾,需要弥补,否则将很大的时间精力用在追求真理上,最后的结果却是如江上朗网友所言,在重复别人的工作。
当然,我说的也不一定对,我的观点也需要历史来检验。
参考资料:部分资料为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