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赛三辩技巧 论题是大学生应该考取很多证书 我是正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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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技巧
反客为主的原意是：客人反过来成为主人。比喻变被动为主动。在论辩赛中，被动是赛场上常见的劣势，也往往是败北的先兆。论辩中的反客为主，通俗他说，就是在论辩中变被动为主动。下面，本文试以技法理论结合对实际辩例的分析，向大家介绍几种反客为主的技巧。
（一）借力打力
武侠小说中有一招数，名叫"借力打力"，是说内力深厚的人，可以借对方攻击之力反击对方。这种方法也可以运用到论辩中来。
例如，在关于"知难行易"的辩论中，有这么一个回合：
正方：对啊！那些人正是因为上了刑场死到临头才知道法律的威力。法律的尊严，可谓"知难"哪，对方辨友！（热烈掌声）
当对方以"知法容易守法难"的实例论证于知易行难"时，正方马上转而化之从："知法不易"的角度强化己方观点，给对方以有力的回击。扭转了被动局势。
这里，正方之所以能借反方的例证反治其身，是因为他有一系列并没有表现在口头上的、重新解释字词的理论作为坚强的后盾：辩题中的"知"，不仅仅是"知道"的"知"．更应该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知"；守法并不难，作为一个行为过程，杀人也不难，但是要懂得保持人的理性，克制内心滋生出恶毒的杀人欲望，却是很难。这样，正方宽广、高位定义的"知难"和"行易"借反方狭隘、低位定义的"知易"和"行难…的攻击之力，有效地回击了反方，使反方构建在"知"和"行"表浅层面上的立论框架崩溃了。
（二）移花接木
剔除对方论据中存在缺陷的部分，换上于我方有利的观点或材料，往往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奇效。我们把这一技法喻名为"移花接木"。例如．在《知难行易》的论辩中曾出现过如下一例：
反方：古人说"蜀遭难，难于上青天"，是说蜀道难走，"走"就是"行"嘛！要是行不难，孙行者为什么不叫孙知者？
正方：孙大圣的小名是叫孙行者，可对方辩友知不知道，他的法名叫孙悟空，"悟"是不是"知"？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移花接木"的辩例。反方的例证看似有板有眼，实际上有些牵强附会：以"孙行者为什么不叫孙知者"为驳难，虽然是一种近乎强词夺理的主动，但毕竟在气势上占了上风。正方敏锐地发现了对方论据的片面性，果断地从"孙悟空"这一面着手，以"悟"就是"知"反诘对方，使对方提出关于"孙大圣"的引证成为抱薪救火、惹火烧身。
移花接木的技法在论辩理论中属于强攻，它要求辩手勇于接招，勇于反击，因而它也是一种难度较大、对抗性很高。说服力极强的论辩技巧。诚然，实际临场上雄辩滔滔，风云变幻，不是随时都有"孙行者""孙悟空"这样现成的材料可供使用的，也就是说，更多的"移花接木"。需要辩手对对方当时的观点和我方立场进行精当的归纳或演绎。
比如，在关于"治贫比治愚更重要"的论辩中，正方有这样一段陈词："…对方辩友以迫切性来衡量重要性，那我倒要告诉您，我现在肚子饿得很，十万火急地需要食物来充饥，但我还是要辩下去，因为我意识到论辩比充饥更重要。"话音一落，掌声四起。这时反方从容辩道："对方辩友，我认为’有饭不吃’和’无饭可吃’是两码事……"反方的答辩激起了更热烈的掌声。正方以"有饭不吃"来论证贫困不足以畏惧和治愚的相对重要性，反方立即从己方观点中归纳出"无饭可吃"的旨要，鲜明地比较出了两者本质上的天差地别，有效地扼制了对方偷换概念的倾向。
（三）顺水推舟
表面上认同对方观点，顺应对方的逻辑进行推导，并在推导中根据我方需要，设置某些符合情理的障碍，使对方观点在所增设的条件下不能成立，或得出与对方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
例如，在"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的论辩中：
反方：……我们要请教对方辨友，愚公搬家解决了困难，保护了资源，节省了人力、
财力，这究竟有什么不应该？
正方：愚公搬家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可愚公所处的地方连门都难出去，家又怎么搬？……可见，搬家姑且可以考虑，也得在移完山之后再搬呀！
神话故事都是夸大其事以显其理的，其精要不在本身而在寓意，因而正方绝对不能让反方迂旋于就事论事之上，否则，反方符合现代价值取向的"方法论"必占上手。从上面的辩词来看，反方的就事论事，理据充分，根基扎实，正方先顺势肯定"搬家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既而均人"愚公所处的地方连门都难出去"这一条件，自然而然地导出"家又怎么搬"的诘问，最后水到渠成，得出"先移山，后搬家"的结论。如此一系列理论环环相扣。节节贯穿，以势不可当的攻击力把对方的就事论事打得落花流水，真可谓精彩绝伦！
（四）正本清源
所谓正本清源，本文取其比喻义而言，就是指出对方论据与论题的关联不紧或者背道而驰，从根本上矫正对方论据的立足点，把它拉人我方"势力范围"，使其恰好为我方观点服务。较之正向推理的"顺水推舟"法，这种技法恰是反其思路而行之。
例如，在"跳槽是否有利于人才发挥作用"的论辩中，有这样一节辩词：
正方：张勇，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就是从江苏跳槽到陕西，对方辩友还说他没有为陕西人民作出贡献，真叫人心寒啊！（掌声）
反方：请问到体工队可能是跳槽去的吗？这恰恰是我们这里提倡的合理流动啊！（掌声）对方辨友戴着跳槽眼镜看问题，当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流动都是跳槽了。（掌声）
正方举张勇为例，他从江苏到陕西后，获得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空间，这是事实。反方马上指出对方具体例证引用失误：张勇到体工队，不可能是通过"跳槽"这种不规范的人才流动方式去的，而恰恰是在"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下"合理流动"去的，可信度高、说服力强、震撼力大，收到了较为明显的反客为主的效果。
（五）釜底抽薪
刁钻的选择性提问，是许多辩手惯用的进攻招式之一。通常，这种提问是有预谋的，它能置人于"二难"境地，无论对方作哪种选择都于己不利。对法是，从对方的选择性提问中，抽出一个预设选项进行强有力的反诘，从根本上挫败对方的锐气，这种技法就是釜底抽薪。
例如，在"思想道德应该适应（超越）市场经济"的论辩中，有如下一轮交锋：
反方：…我问雷锋精神到底是无私奉献精神还是等价交换精神？
正方：…对方辨友这里错误地理解了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就是说，所有的交换都要等价，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交换，雷锋还没有想到交换，当然雷锋精神谈不上等价了。（全场掌声）
反方：那我还要请问对方辩友，我们的思想道德它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还是求利的精神？
正方：为人民服务难道不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吗？（掌声）
第一回合中，反方有"请君人瓮"之意，有备而来。显然，如果以定势思维被动答问，就难以处理反方预设的"二难"：选择前者，则刚好证明了反方"思想道德应该超越市场经济"的观点；选择后者，则有背事实，更是谬之千里。但是，正方辩手却跳出了反方"非此即彼"的框框设定，反过来单刀直人，从两个预设选项抽出"等价交换"，以倒树寻根之势彻彻底底地推翻了它作为预设选项的正确性，语气从容，语锋犀利，其应变之灵活、技法之高明，令人叹为观止！
当然，辩场上的实际情况十分复杂，要想在论辩中变被动为主动，掌握一些反客为主的技巧还仅仅是一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反客为主还需要仰仗于非常到位的即兴发挥，而这一点却是无章可循的。
（六）攻其要害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双方纠缠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例子或表达上争论不休，结果，看上去辩得很热闹，实际上已离题万里。这是辩论的大忌。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要在对方一辩、二辩陈词后，迅速地判明对方立论中的要害问题，从而抓住这一问题，一 攻到底，以便从理论上彻底地击败对方。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的要害是 ：在不温饱的状况下，是否能谈道德？在辩论中只有始终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才能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在辩论中，人们常常有“避实就虚”的说法，偶尔使用这种技巧是必要的。比如，当对方提出一个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假如强不知以为知，勉强去回答，不但会失分 ，甚至可能闹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机智地避开对方的问题，另外找对方的弱点攻过去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避虚就实”，“避轻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 关键的问题上打硬仗。如果对方一提问题，我方立即回避，势必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以为我方不敢正视对方的问题。此外，如果我方对对方提出的基本立论和概念打击不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锐地抓住对方要害，猛攻下去，务求必胜，乃是辩论的重要技巧。
（七）利用矛盾
由于辩论双方各由四位队员组成，四位队员在辩论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矛盾，即使是同一 位队员，在自由辩论中，由于出语很快，也有可能出现矛盾。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应当 马上抓住，竭力扩大对方的矛盾，使之自顾不暇，无力进攻我方。比如，在与剑桥队辩论时 ，剑桥队的三辩认为法律不是道德，二辩则认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这两种见解显然是相互矛盾的，我方乘机扩大对方两位辩手之间的观点裂痕，迫使对方陷入窘境。又如对方一辩起先把“温饱”看作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后来在我方的凌厉攻势下，又大谈“饥寒”状态 ，这就是与先前的见解发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对方于急切之中，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八）“引蛇出洞”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胶着状态：当对方死死守住其立论，不管我方如何进攻，对方只用几句话来应付时，如果仍采用正面进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快调整进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从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入手，诱使对方离开阵地，从而打击对方，在评委和听众的心目中造成轰动效应。 在我方和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时，对方死守着“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医学问题”的见解，不为所动。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 的战术，我方二辩突然发问：“请问对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对方四位辩手面面相觑，为不致于在场上失分太多，对方一辩站起来乱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纠正，指出今年的口号是“时不我待，行动起来”，这就等于在对方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瓦解了对方的坚固的阵线。
（九）“李代桃僵”
当我们碰到一些在逻辑上或理论上都比较难辩的辩题时，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法，引入新的概念来化解困难。比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一辩题就是很难辩的，因为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从常识上看，是很难把这两个问题然分开的。因此，按照我方预先的设想，如果让我方来辩正方的话，我们就会引入“社会影 响”这一新概念，从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不是“社会问题”，并严格地确定“社会影响”的含义，这样，对方就很难攻进来。后来，我们在抽签中得到了辩题的反方，即“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否认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也会于理太悖，因此，我们在辩论中引入了“医学途径”这一概念，强调要用” 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去解决艾滋病，而在这一工程中，“医学途径”则是必要的部分之一 。这样一来，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对方得花很大力气纠缠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击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李代桃僵”这一战术之意义就在于引入一个新概念与对方周旋，从而确保我方立论中 的某些关键概念隐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对方的攻击。
辩论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技巧。 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使知识积累和辩论技巧珠联璧合，才可能在辩论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十）缓兵之计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见到如下情况：当消防队接到求救电话时，常会用慢条斯理的口气来回答，这种和缓的语气，是为了稳定说话者的情绪，以便对方能正确地说明情况。又如，两口子争吵，一方气急败坏，一方不焦不躁，结果后者反而占了上风。再如，政治思想工作者常常采用“冷处理”的方法，缓慢地处理棘手的问题。这些情况都表明，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慢”也是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办法。论辩也是如此，在某些特定的论辩局势下，快攻速战是不利的，缓进慢动反而能制胜。
例如，1940年，丘吉尔在张伯伦内阁中担任海军大臣，由于他力主对德国宣战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当时，舆论欢迎丘吉尔取代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认为自己是最恰当的人选。但丘吉尔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采取了“以慢制胜”的策略。他多次公开表示在战争爆发的非常时期，他将准备在任何人领导下为自己的祖国服务。
当时，张伯伦和保守党其他领袖决定推举拥护绥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作为首相候选人。然而主战的英国民众公认在政坛上只有丘吉尔才具备领导这场战争的才能。在讨论首相人选的会议上，张伯伦问：“丘吉尔先生是否同意参加哈利法克斯领导的政府？”能言善辩的丘吉尔却一言不发，足足沉默了两分钟之久。哈利法克斯和其他人明白，沉默意味着反对。一旦丘吉尔拒绝入阁，新政府就会被愤怒的民众推翻。哈利法克斯只好首先打破沉默，说自己不宜组织政府。丘吉尔的等待终于换来了英国国王授权他组织新政府。
再举一例，在某商店里，一位顾客气势汹汹找上门来，喋喋不休地说：“这双鞋鞋跟太高了，样式也不好……”商店营业员一声不吭，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一直没打断他。等这位顾客不再说了，营业员才冷静地说：“您的意见很直爽，我很欣赏您的个性。这样吧，我到里面去，再另行挑选一双，好让您称心。”“如果您不满意的话，我愿再为您服务。”这位顾客的不满情绪发泄完了，也觉得自己有些太过分了，又见营业员是如此耐心地回答自己的问题，也很不好意思。结果他来了个180°的大转弯，称赞营业员给他新换的实际上并无太大差别的鞋，说：“嘿，这双鞋好，就像是为我订做的一样。”营业员以慢对快，以冷对热，让顾客把怒气宣泄出来，达到了心理平衡，化解了这一场纠纷。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在论辩中要正确使用“以慢制胜”法，至少要注意以下三点：
其一，以慢待机 后发制人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在时机不成熟时仓促行事，往往达不到目的。论辩也是如此，“慢”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必须的。“以慢制胜”法实际上是论辩中的缓兵之计，缓兵之计是延缓对方进兵的谋略。当论辩局势不宜速战速决，或时机尚不成熟时，应避免针尖对麦芒式的直接交锋，而应拖延时间等待战机的到来。一旦时机成熟，就可后发制人，战胜论敌。如第一例中，丘吉尔在时机不成熟时，不急于成功，以慢待机。在讨论首相人选的关键时刻，以沉默表示反对，最终赢得了胜利。
其二，以慢施谋 以弱克强
“以慢制胜”法适用于以劣势对优势、以弱小对强大的论辩局势。它是弱小的一方为了战胜貌似强大的一方而采取的一种谋略手段。“慢”中有计谋，缓动要巧妙。这里的“慢”并非反应迟钝，不擅言辞的同义语，而是大智若愚、大辩若讷的雄辩家定计施谋的法宝之一。如第一例中，丘吉尔面对张伯伦的追问，装聋作哑，拖延时间，实际上是假痴不癫的缓兵之计。在这一种韧性的相持中，张伯伦一方终于沉不住气了，丘吉尔以慢施谋终于取得了胜利。
其三，以慢制怒 以冷对热
“慢”在论辩中还是一种很好的“制怒”之术。论辩中唇枪舌剑，自控力较差的人很容易激动。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过分激动的人，宜用慢动作、慢语调来应付。以慢制怒，以冷对热，才能使其“降温减压”。只有对方心平气和了，你讲的道理他才能顺
利接受。如第二例中的营业员，就是以冷静的态度、和缓的语气，平息了对方的怒气，化解了矛盾。
总之，论辩中的“快”与“慢”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兵贵神速，“快”当然好。可是，有时“慢”也有“慢”的妙处。“慢”可待机，“慢”可施谋，“慢” 可制怒。“慢”是一种韧性的战术，“慢”是一场持久战，“慢”是舌战中的缓兵之计。缓动慢进花的时间虽长，绕的弯子虽大，然而在许多时候，它却往往是取得胜利的捷径 。
杜威的知行观在他的中国之行中，还有一段特殊的意义，革命家孙中山、改良主义者胡适及教育家陶行知等都受到他的影响。例如，孙中山反对中国传统的“知易行难”说，而持“知难行易”说，强调革命理论对于革命事业之重要，并以实践的可行性鼓舞革命党人的斗志。1919年，杜威到中国不久即与孙中山会晤，两人论及知行之关系，杜威对中山先生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没有人在西方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28}在中国的演讲中，他也多次论及知行关系问题：
我闻中国古代有“知之非艰，行之维艰”的话。试验的方法，却与之相反。这是只有行然后可以知，没有动作便没有真的知识。有了动作，然后可以发现新的光明，有条理的事实，以及从前未发挥的知识。故曰：没有行，决不能有真的知。{29}
杜威的实用主义认识论是建立在行动的基础上的，他将自己的认识论名之为“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他是这样总结的：
它的本质特征是坚持认识和有目的地改变环境的活动之间的连续性。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主张，在严格的意义上，知识包含我们理智方面的种种资源——包含使我们的行动明智的全部习惯。只有已经组织到我们心理倾向中的那种知识，使我们能让环境适应我们的需要，并使我们的目的和愿望适应我们所处的情境，才是真正的知识。知识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意识到的东西，而且包含我们在了解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中有意识地运用的心理倾向。知识作为一个行动，就是考虑我们自己和我们生活的世界之间的联系，调动我们一部分心理倾向，以解决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30}
也许因为实用主义对行动的突出强调，使之往往被人们理解为实用主义使行动成为生活的目的。杜威对这种误解给予了澄清，他指出，行动是将概念应用于存在的过程中的媒介，应用的结果对于存在产生的改变则构成了概念的真正意义。因此，实用主义决不是赞美那种被视为美国生活的特点的为行动而行动。
以上所述，杜威将知识置于始于行动的经验并返回经验得到验证的过程，也许可以名之为“行动出真知”；但这并不表示他忽视新事实和新真理的发现较之旧理论的论证更有价值。他在论述哲学从旧思考法到新思考法的改造时，列举了培根为例。他颇为欣赏地介绍，培根合理地认为，无论什么论理，凡将知识的方法看成是对既得真理的论证的，都是在挫抑研究精神，束缚人心使它不能越出传统的学问范围。培根锋利地声明，通过彻底探究自然秘密获得的新事实和新真理的发现较旧论证为优越。作为归纳法之父，培根看出科学的意义在于对未知界的进军，而不在于对既知事物的论理的反复叙述——对于未知的事实和原理的无限的、不断的发见，就是归纳法的真精神。杜威的此番归纳，可谓“行动出新知”吧。而无论“真知”或“新知”，都意味着行动使知识产生了效能，教育之影响个人与变革社会由是方可实现。
在教育中，杜威所倡导的“从做中学”，是行动的原则在教育上的充分运用。在实验学校，探究知识与行动的关系是教育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拒斥绝对论
杜威认为，实验科学的进步给传统的行与知的割裂和纯粹“知识”的科目以最直接的打击。它表明，人们只有在做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和有效的理解。他建议采用17世纪开始在自然科学上广为运用的实验方法，作为形成和检验社会和道德问题的观念的方法，在他看来，实验方法是获取知识和确保它是知识而不只是意见的方法，既是发现又是证明的方法。人们的活动除非在事物中产生了符合并证实人们所持概念的变化，否则其信念不过是假设、理论、暗示和猜想，只能暂时被接受，以用作实验的尝试。科学的实验方法是观念的试验，实验不等于盲目的反应，人们需要观测实验的后果，并在未来相似的情形中进行预测和规划，实验室就是要发现各种条件。经验变成实际的，不是认知的，而是行动和承担行动的后果，这样，经验不再是经验性的，而变成实验性的了——“经验即实验”。{31}但杜威充分意识到他的这个建议实施起来的艰巨性，因为他看到，人们往往习惯于教条与权威所确定的信念的支持，以解除他们思考的困境和通过思维指引他们活动的责任。他列举密尔的话说，当时的学校“更适合于培养信徒，而不是培养探究者”。{32}但他相信，总有一天，认识论必须来源于实践。
实验的方法意味着拒斥绝对的教条。在杜威看来，诸多哲学都把实在与确定不移的、规则的、完成的东西等同起来，寻求将一种完备的、完成的、确定不移的特性赋予实际存在的世界。而他提出的经验哲学展现的是一个相对的世界：真理与错误，永恒与变化，新的与重复的，生命与死亡，都是相伴相生的，赫拉克利特、老子就是以相对性来解释世界的。
自然中的状况也一样，成问题的性质与确定的性质结合在一起，这一结合使每一种存在、以及每一个观念和人的每一个活动都成为一项实验。在理智上抱实验态度，就是意识到自然条件的这种交错状态，从而加以利用，而不是听其摆布。杜威用相对论的观点说明，变化是凭借与其他事物相比的速度和加速度而言的，而恒常和持久的陈述也是相对的。“一件东西可以持续千秋万世，但却不是永存不灭的；只要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就会被时间的牙齿咬得粉碎。每一个存在都是一个事件。”{33}
而绝对论却是与实验的精神相悖的。绝对论与一元论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杜威以赞赏的口吻提及詹姆斯在1907的讲演对于一元论和多元论的观点。在詹氏看来，一元论坚持一种僵化的绝对论，任何事物都是固定的，而且是不变地和其他事物结合在一起，在那里，不决定、自由选择、新奇的事物以及经验中所不能预知的东西是没有地位的；那个宇宙为了一个建筑结构的简单与高贵而牺牲事物的具体而复杂的多样性。在信仰方面，一元论要求导致固定的教条主义态度的理性主义的性情。而多元论则为偶然性、自由、新奇的事物留有余地，并且给予经验的方法以完全的行动自由，这种自由的余地是能够大大地扩展的。它在找到统一性的地方承认统一性，但它并不企图强迫把事件与事物的巨大的多样性纳入单一的、理性的模型。简言之，一元论实质是扼杀自由精神的，任何一种专制的制度都倾向于用统一思想的方式压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而多元论所崇尚的就是宽容不同意见的存在，是孕育自由的土壤、雨露与阳光。
杜威认为，经验所具有的不断前进的、不断变化的性质，就排斥了完整性和终极性。一切概念、学说、系统，都必须被视为假设，被看作证验行动的根据，而非行动的结局。{34}在他看来，一切已有的知识与观念，都具有“时空”的相对性，世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是相对的，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有不同的发展与表现形态，哲学的问题和论点不是永恒的，应将它们联系于当时当地急迫的事务，对一切观点都需要依据其“时空性”予以批判的检验，以此抗拒对于知识与观念的绝对论。这正是实验性的经验的价值所在。实验性的经验意味着观念是一种假设，而不是最后的真理，它们必须不断地被加以检验和修正，以便表达得更为精确。依据观念或假设活动产生出的结果，可以对观念和假设加以验证。在实验方法中，人们需要对种种观念、行动和观察的结果作出反省的评论和提要的总结，通过反省即回顾过去做过的事项，从中吸取纯正的涵义，以作为明智地处理未来的一种主要资源。
杜威反对绝对性与终极性的主张，曾这样在中国的演讲中表达：
我们并不是要下一种武断的主张，也并不是有一种医百病的良方。我们的真的任务，是要提出许多问题，偶然参加一两个意见。{35}
在中国，这段话经过胡适的改造，并通过一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辩论，广为大众所知。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论及“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引发了李大钊、蓝志先等与他的激烈辩论。在秉承杜威自由主义思想与实验方法的胡适看来，有价值的思想，均始于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考察其症结，然后根据个人知识与经验，设想解决的方法，并推想每种假定的解决方法可能产生的后果，从推想的结果，最后拣定解决问题的方式：
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如此方才可以渐渐养成人类的创造的思想力，方才可以渐渐使人类有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方才可以渐渐解放人类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36}
胡适比喻说，“主义”如同医生用作参考以医治病人苦痛的汤头歌诀，医生不可只记得汤头歌诀，而忘了病人的苦痛（“问题”）。比如关于“现代化”的问题，他认为，其实质是：怎样解决中国的种种困难，以建设起一个站得住的中国，使她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可以占一个安全平等的地位。“问题在于建立中国，不在于建立某种主义”。陈独秀亦持相似观点，认为“理无绝对之是非，事以适时为兴废”。陶行知亦坚持：“只有透彻地研究自己的需要和问题，才能确有把握地制定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服务的教育制度来

让道理说服双方

我们知道，论辩赛的论辩并不需要说服对方，而只需要说服评委与听众；只要评委与听众被说服，论辩也就胜利了。以软化对立为目的的日常论辩则不一样，它不仅要求说服对方而且要求自己做好被说服的准备（这一点正是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