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所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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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经济学贡献
一、货币信用原理与经济周期
米塞斯觉察到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中的主要空白在货币分析领域。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确实已经对消费品及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的形成做出了深刻的分析。然而，从古典经济学时代起，货币就被搁置到一边，没有人用分析其他经济问题的同样方法来分析货币。在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和欧美新古典经济学家那里，这种断裂格局依然继续着，对货币和“价格水平”的分析也与对市场经济其他领域的分析截然分割。我们当前依然在吞食这种令人痛心的分割状态的苦果，即“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断裂。“微观经济学”乃是对个体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的分析；而一旦经济学家涉及到货币问题，立刻就陷入到某种虚幻的总量概念构成的想象世界中：货币总量、价格总水平、国民生产、政府开支，等等。由于脱离了个体行为的坚实基础，“宏观经济学”就从一个谬误走向另一个谬误。
在20世纪头十年，这种误导性的分割就已经在美国人费雪的著作中急剧发展，他精心阐述了“价格水平”和“周转率”理论，而根本不理睬个体行动，也没有努力把这些理论整合进比较可靠的新古典“微观”分析体系中。米塞斯则着手改变这种分割局面，将货币及其购买力（常被人错误地称为“价格水平”）经济学构建在奥地利学派对个体行动和市场经济的分析基础之上，成为基于个体行动的完整的分析体系；货币与相对价格之间、微观与宏观之间不再存在分割局面了。机械的货币与价格水平关系、“货币周转率”和“交换方程”等等机械论的费雪理论，被米塞斯明确地清除了，代之以应用边际效用理论分析货币自身的供需。
米塞斯的特殊贡献在于他揭示了，由于任何商品的价格都是由其可以供应的数量和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之紧迫程度（根据它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所决定的，因而，货币单位的“价格”也即其购买力，也是同样由这些市场因素决定的。
米塞斯也证明了，“货币增量”并不是一古脑撒进经济中，增发的货币总是注入经济体系中的某一具体的点，只有当新钞票在经济体中像波纹一样扩散开来，才会导致各种商品价格上涨。“通货膨胀”（货币数量的增加）的巨大吸引力恰恰在于，并不是每个人同时立刻得到了同等数量增发的货币；相反，政府本身及幸运地享受政府采购和政府补贴的那些人首先得到了增发货币，在很多商品价格上涨之前，他们的收入先提高了；而在这一货币传导链条最末端的不幸的社会成员，却必将蒙受损失，因为他们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在他们拿到增发货币之前就已经涨起来了。
简而言之，通货膨胀的吸引力就在于，政府及受政府照顾的集团 可以悄悄而又非常有效地获取好处，其代价则是牺牲无权无势的民众的利益。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是一种征税和财富再分配的过程。
米瑟斯洞悉到，市场经济本身是不会导致繁荣与衰退的不断循环的，因而，经济周期的根源就在市场之外，在于某些外部干预。他那伟大的商业周期理论建立在三个从前互不关联的因素上。一是李嘉图对政府和银行系统常见的扩张货币和信用、从而推升价格（繁荣）导致黄金外流，随后出现货币和价格收缩（衰退）这样一个过程的论述。米瑟斯认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初步解释，但它却没有解释，生产体系是如何深受繁荣影响的，或者说为什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萧条？另一个是庞巴维克对资本和生产结构的分析。第三个理论的来源是瑞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维克塞尔对生产体系的重要性和“自然”利率（不受银行信用扩张影响的利率）与受银行贷款影响的实际利率间存在差距的论述。
根据这三个重要而又分散的理论，米瑟斯构建了一个杰出的商业周期理论。由政府及其中央银行所鼓励、推动的银行信用和银行货币的扩张，将更多货币注入到运行平稳而和谐的市场经济中。随着银行扩张其货币供应（现金或储备），把增发的货币借贷给企业，这些货币推动利率低于自然利率或时间偏好水平（即反映公众自发的消费、投资比例的自由市场利率）。由于利率被人为压低，企业获得了新货币，拓展其生产结构，增加资本投资，尤其是将更多资金投资于比较“遥远”的生产：投资过多的项目、机器设备和工业原材料等等。这些增发货币总是会抬高工资和其他成本，将资源转移到这些更早或者说“更高级”的投资中。然后，当工人或其他生产者得到增发货币时，他们的时间偏好仍然保持不变，他们仍然按原来的比例花这些钱。这就意味着，公众不会储蓄足以购买新的高级投资的资金，于是，这些企业和投资陷人崩溃就是必然的了。
因此，衰退或者萧条就可以被看成生产体系的某种不可避免的调整，通过这一过程，市场清除那些膨胀性繁荣时期形成的不健全的“过度投资”，恢复到消费者所能接受的消费投资比例。于是，米瑟斯头一个把对商业周期的解释与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分析融为一体。政府控制的银行系统造成的膨胀性货币扩张，导致资本品行业出现过度投资，消费品行业却投资不足；而“衰退”或“萧条”就是市场清除繁荣期的比例失调、回归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自由市场生产体系的必要过程。当这一调整过程完成后，就会出现复苏。
二、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不可行性
在上世纪的20年代至30年代，经济学界爆发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辩论，当时知名的经济学家都卷入了这场辩论。米塞斯教授1920年春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的文章，他否认社会主义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尽管该文篇幅不长，却言简意赅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问题，成为当时的石破天惊之作，引起了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论战。无论是他的同道还是他的对手都对他评价甚高。哈耶克指出，“首先使一种问题永远不可能再从讨论中消失的形式阐述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心问题的荣誉，属于奥地利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兰格认为，使社会主义者系统地研究这个问题的功劳完全属于米塞斯教授，“米塞斯教授的像应当在社会化部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央计划局的大厅里占一个光荣的位置”。
米塞斯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指出，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体制中，合理的经济计算的可能性在于用货币表现的价格提供了使这种计算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而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制度，因此无法确定某一种产品是否需要，也不能确定生产它的过程中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他认为，社会主义还不一定能够不要货币，允许利用货币来交换消费品是可以设想的。但是，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表现，因此在经济计算中货币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在一个静态的社会中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是从来没有的。所有经济变化都牵涉到各种活动，其价值既不能事先预知，也不能事后确定。一切都将在黑暗中摸索。社会主义就是合理经济的抛弃。针对一些社会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强调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的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是不可能人为仿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由国家或从事国家事务的人支配资本。这就表明要消灭市场，因为用市场指导经济活动意味着：根据社会各个成员所支配的购买力来组织生产和分配产品，而这种购买力只能在市场上才会被发现。消灭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目标。经济计算的实质并不在于应该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而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现有生产资料来生产这些产品的问题即资源的合理配置的问题。只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的生产资料市场上形成的货币价格工具，才能进行经济计算，这意味着必须有土地、原料、半成品的货币价格，必须有货币工资和利息率。文章最后指出，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米塞斯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
米塞斯的这一深刻洞识，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米塞斯、哈耶克（F. A. Hayek）与兰格（Oskar R. Lange）、勒纳（Abba P. Lerner）和泰勒（Fredrick Taylor）关于社会主义大论战的争论焦点和核心问题。具体说来，在1922年的《社会主义》一书中，米塞斯提出，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的运作。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和信息，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中央计划体制的失灵以及经济的低效率乃至瓦解。米塞斯的这一洞识，曾使当时许多对中央计划经济抱有一些天真幻象的经济学家们（包括还是一个年轻社会主义者哈耶克）从迷梦中苏醒过来。正如哈耶克在为米塞斯1978 年再版的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言：“《社会主义》一书在当时震惊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而且我们只是渐渐地和痛苦地才相信了这部论著的核心命题。”
20世纪20-40年代社会主义经济大论战的最大遗产在于，这场争论表明中央计划经济不能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虽然争论已过了半个世纪，我们仍被争论双方逻辑上的严谨和思想上的睿智所深深折服了。中央计划经济不能有效运作的论断不幸言中了，中央计划经济半个多世纪试验的糟糕记录及其失败便是明证。这使我想起了凯恩斯的话，思想的作用确实不是立即可以看到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 中央计划经济的试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正是出于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一些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才走上了经济改革之路。
三、经济学方法论：人类行为学
米瑟斯看到，经济理论本身，包括奥地利学派经济学，都没有十分系统的方法论，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提出其方法论基础。他也认识到，经济学越来越明显地被两种不健全的方法论魅惑住了：一种是“制度学派”，它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济学，另一种是“实证主义”，它越来越明显地误入歧途，想把经济学理论构建在与物理学类似的基础上。
古典经济学家和老一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正确的方法论之上的，但他们对方法论的个别的洞见通常比较杂乱，不成体系，他们没有建立起一种比较明确、自觉的方法论，因而不足以抵御新兴的实证主义或制度学派的冲击。米瑟斯决心为经济学打造某种哲学根基和方法论，以使奥地利学派的方法最终完满、系统化。他在Gmndprobleme der Nationaldkonomie（1933）（迟至1960年才翻译为《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出版）中首先发展了这一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制度学派渐趋衰落，而实证主义如日中天控制了整个经济学界之时，米瑟斯在《理论与历史》（Theory and History, 1957）及《经济学的最后基础》（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1962）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方法论，驳斥了实证主义，米瑟斯尤其侧重于驳斥实证主义方法，它用物理学的方法观察人，把人当作石头或原子。在实证主义者看来，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就是观察人类行为中可计量、可统计的规律性，构造出一些规律，然后，可以据其进行预测，并用更进一步的统计证据进行验证。
实证主义方法当然只能切合那种认为经济可以由社会工程师支配并进行计划的理念，在这些社会工程师眼里，人仿佛就是没有生命的物体。米瑟斯在《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前言中写道，这种“科学”方法是：
……用牛顿物理学研究质量和运动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行为。根据这种研究人类问题的所谓“实证”方法，他们计划发展出“社会工程学”，这是一种新兴技术，可以使未来的有计划社会中的“经济沙皇”以工程师处理没有生命的物质的技术来处理人。
米瑟斯提出了与之对立的方法论，他称之为“人的行动科学”，即关于人的行动的一般理论，其理论来源有二：（1)古典经济学家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演绎的、逻辑的、个人主义的分析；（2）20世纪之交以李凯尔特（Rickert）、狄尔泰（Dilthey），文德尔班（Windelband）及米瑟斯的朋友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德国西南学派”（Southwest German School）。
从本质上看，米瑟斯的人的行动科学的基石是行动着的人：他是个体的人，而不是可以精确地用数量表示的、遵循物理学规律“运动”的石头或原子，相反，人有其努力实现的内在意图、目标或目的，人也会形成如何实现这些目标的想法。
简而言之，与实证主义者相反，米瑟斯首先肯定了人是有意识的这一最基本的事实；人具备心智，正是这种心智让他决定目标，并采取行动争取实现这些目标。这种行动之存在，除了通过观察行动着的人之外，也可以通过内省（introspection）的方法发现。由于人是运用其自由意志在这个世界上行动的，因此其所采取的行为决不可能总结成量化的历史规律。因而，经济学家企图为人的活动搞出可据以进行预测的统计规律和相关性，就是徒劳的，是误入歧途的。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事件、每个行动，都是各不相同、独一无二的，都是自由行动且互相影响着的个人行动之结果；因而，不可能搞什么统计性预测，经济理论也不可能进行验证。如果人的行动科学证明了，不可能把人的行动归类总结出量化的规律，那么，又如何会存在一门科学的经济学？米瑟斯回答说，经济科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行动的科学，必然并且确实完全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物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