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哲学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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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通向现代文明的漫长道路上，中西哲学是在相对隔离的特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民族心理，导致中西哲学大相径庭、大异其趣。因此，对中西哲学的差异进行认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了解中西哲学的特点，把握当代哲学前进的道路和方向。
一、 求善与求真——中西哲学的不同对象和目标　　
从研究对象和追求目标来看，中西哲学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中一个把社会政治伦理道德作为其研究对象，追求人间的至善至美；另一个则把自然界作为其主要对象，追求表象世界之后的本体，力图达到对自然界至真完满的解答。
中国古代哲学突出了对社会政治和伦理的研究，人际关系以及人的社会价值成为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就使得其政治伦理哲学十分丰富，形成了一整套忠孝仁义等道德规范，并进而从哲学的高度把人性与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以道德为中心的天人合一论。
当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仍存在许多氏族制的残余，统治者利用氏族血缘观念和亲情关系进一步发展了宗法制，使之成为稳定社会的重要因素。由此，中国哲学必然以孝悌的伦理关系为依托，在谈天说地论人的过程中，始终带有浓重的伦理气息。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1的说教，道家的“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2的道德伦理思想，还是汉代董仲舒的“天生五谷以养人”，认为天有善善恶恶之心的思想，以及宋代程朱关于“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的天理人欲之辩，都具有将自然和社会伦理化的特点。更为突出的是，以“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哲学的儒家修养论和认识论，则完全是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的。同时，从道家所追求的不为物役、不为境界、绝圣弃智、洁身自好的超脱境界来看，实际上也恰恰反映出他们对自由人格的追求，表达了对实现个体价值和对至善目标的追求。法家虽以“人皆以计算之心以相待”3被后人评为“非道德主义”，但在中国历史上束缚人们达到两千多年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却源于大法家韩非，它们与“五常”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伦理精神的核心。
中国古代哲学是在传统宗法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天、地、人为“三才”，以立德、立言、立功为不朽之事业的独特的社会政治道德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不断地给西周以前的“天命论”注入越来越多的人事与道德的内容，慢慢地使神学天命观变成了道德天命论，从而使整个中国哲学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政治和人文伦理，形成了重政治、重伦理、重人情、重现实的哲学传统，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其目的在于追求人类社会行为的至善，从而使现实社会得以长治久安。
与中国哲学追求人间至善的出发点和归宿不同，西方哲学则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对自然的探索，沉醉于对自然发展原因以及发展规律的研究。从古希腊哲学的发展来看，无论是早期那种把“水”、“气”、“火”等说成是世界本原的不同观点，还是中后期的“原子论”、“理念论”、“实体论”，都是古希腊哲学家对世界追根求源的答案。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布鲁诺为代表的自然哲学家，从唯物主义的思想出发，在不否定上帝存在的基础上以泛神论为武器力图为自然争得一席之地。自然即神，神即自然，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们对自然界最好的解说。随着历史的推进，在欧洲又出现了以纯粹“理性”和以实验为手段探索自然奥秘的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对立，但无论是培根，还是笛卡尔，其哲学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探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能力。到了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那里，世界的本质、自然奥秘的课题又重新摆在哲学家面前，以霍尔巴赫为代表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从本体论的角度对自然界的本质作了唯物主义的回答。
可见，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在知识结构、思维兴趣及其研究对象上，都注重于自然本质揭示。他们对事物的内在构成、形成原因、发展方向和转化可能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力求达到对世界、对自然至真的认识，从而形成了系统哲学理论，形成了不同于中国哲学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总之，在哲学的研究对象和追求目标方面，中西哲学迥然不同，一个重社会、重人事，另一个重自然、重物质；一个重在对人类社会道德伦理的探索，另一个则重于对物质世界的本质、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研究。这样，社会政治伦理就成为中国哲学产生、发展和演变的中心线索，哲学家力图通过道德伦理的规定达到人世间至善的目标；而探索自然的发展变化规律则成为西方哲学家们所倾心的问题，成为西方哲学发展的主线。与中国哲学不同，西方哲学家们企图通过对自然本质的揭示达到对世界对宇宙的真理性认识。因此，“求善”与“求真”构成了中西哲学追求目标的重要差异。
二、 体验和思辩——中西哲学的不同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