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逐渐淡化与消亡,是近年来文化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几乎每年的春节和中秋节,都会有人出来念叨一番。有人甚至将这归因于“洋节”的流行,认为其实质是强势文化侵入导致的本土文化衰退。我认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是社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特别是城市居民,过去的节日特定食品如今随时可以享用,周末的休闲娱乐可以比过去的节日还丰富,传统节日自然就淡化了;另一方面,传统节日是在过去的生活节奏中产生的,或者可以说与旧时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相依存,在今天这个社会大变革的转型时代,生活节奏空前加速,可能是人们不得不疏离传统节日的更重要原因。换个角度说,“洋节”是伴随当代生活节奏一起进入中国的,所以最先接受“洋节”的,恰恰正是最能适应当代生活节奏的青少年。
与人们对春节与中秋的不能忘情相比,端午与重阳这两个传统节日就更是渐行渐远。彭国梁先生要我写一写江南的端午节,我却不得不将题目定为“儿时的端午节”──因为所能忆及端午节的印象,竟大多已是儿时的事了。
1.粽子
粽子似乎是端午节的标志。其实南京习俗,吃粽子并不限于端午节,但端午节一定要吃粽子。只是南京的粽子好像从来就没有出过大名,说到粽子之类的江南小吃,人们只会想起苏州和杭州。
南京包粽子用的是芦叶。时近端午,菜场里,街边上,都会有这种被叫成“粽叶”的芦叶卖,在上世纪50年代不过一二角钱一把,足够小家庭包粽子用。可当时的南京市民还是喜欢到外秦淮河边、夹江边的芦苇丛中去采粽叶,说起来是一种乐趣,讲穿了还是想省一点儿钱。我在十来岁时,就曾跟着邻家的大孩子钻过芦荡,转来转去,见到的芦叶都不足一尺长,只及街边卖的粽叶一半。好歹总算扯了一些回家,手上划了不知几道口子。用过一次的粽叶,一般人家都舍不得扔掉,洗净晾干,板板正正地扎好了挂起来,留着来年掺在新叶里用,其实一点清香味都没有了。无论新叶旧叶,用前都要用水泡。端午前几日,家家门前都放了一只大木澡盆,浸泡着一盆的粽叶,也总是用新叶遮住旧叶,让人觉得端午的颜色,就是那种青艳欲滴的翠。蒸煮过一次的粽叶发黄,再煮一次就发黑了。所以吃完粽子,妈妈只将发黑的粽叶挑出扔掉。扎粽子的线,常用的是粗白棉线,就是平时缝被子用的那种,也是可以反复用的。只有少数人家,用的是纳鞋底的多股线。
包粽子本该用糯米,因其黏性好,可以黏住恶龙的牙齿,免得它去伤害屈原。然而一般人家只能以粳米掺少许糯米,甚或以籼米为主,掺上粳米和少许糯米,因为在计划供应的粮食中,粳米和糯米都是限量供应的,糯米尤少,大约一个节期一人只有一斤,且价格也要高几分钱。贫寒人家,不得不做这种算计。包粽子的米也需要泡一段时间,使其吸收一定水份,容易煮熟,但也不能泡得过久,否则会酥成米粉,那就只能做元宵了。
家里常包的是白米粽,偶或也能包点夹心粽。一种是素心,在米里掺上红豆,或红豆沙,或去了核的枣肉;肉粽,是将过年时省下的腊肉,切成肉丁,每只粽子里包入二三丁,吃时揭开粽叶,只觉肉香扑鼻。记得“文革”初大串联,火车经过金华,五分钱一只买了两只火腿粽,里面竟有一寸见方的火腿块,吃得我目瞪口呆,不敢自信。
不同内容的粽子还得放在一锅里煮,就要变换粽子的形式或在扎线上作出记号,以利辨识。常见的有四角粽与小脚粽,后者较难包得规整。包粽子是女人的事,家中的母女婆媳,围坐在木盆边包粽子,也是一种手艺的考试与较量。有时邻家的女人也凑过来看,品头评足;自恃手艺好的人,还会大方出手,动作麻利优美地包出个挺括的粽子来,得意洋洋地享受一串赞美。近年超市里卖的粽子多是四角,甚或如日本式,简单地折成一个长方体,全无艺术可言。煮粽子也要算技术活,往往是头一天晚上煮开了,就焐在煤炉上,夜里要起来看几次,不能耗干了水,更不能煮得夹生。那一夜里,真是满室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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