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
1、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常简称南昌起义或者八一起义，指在1927年8月1日中共联合国民党左派，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8月1日2时，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领导下，南昌起义开始。按照中共前委的作战计划，第20军第1、第2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军发起进攻。
第11军第24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军发起进攻。激战至拂晓，全歼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
当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25师第73团全部、第75团3个营和第74团机枪连，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1927年8月2日到达南昌集中。
1927年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伟大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会后各界青年踊跃参军，仅报名的学生就有数百人。
2、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是指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工人、农民和革命士兵举行的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起义。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3、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是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即红军）举行的一次武装起义。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毛泽东主持前委会议，及时作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决定，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
秋收起义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大起义之一。中国人民革命史开始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三大起义的影响：
1、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的标志。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从此，8月1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和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2、广州起义
广州起义，是中共广东省委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在中共中央直接指导下领导广州地区工农群众和革命士兵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暴力革命，是继南昌起义和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又一次英勇反击，是在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大胆尝试。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和工农群众的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给了中国人民以新的鼓舞，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壮丽的一页。
3、秋收起义
开创了根据地建设与发展模式。在部队到达井冈山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主持下，开始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探索。
通过不断的实践，为了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培养并壮大革命的力量，共产党开始探索新的革命根据地发展模式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
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以及革命根据地结合在一起的根据地建设模式，在日后我党的发展与壮大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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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1-03-11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起义
1927年7月，在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民党实行反共屠杀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新的领导集体经过研究，决定举行暴动，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和军队。8月1日，周恩来等人在南昌领导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各地发动暴动反对国民党。会后毛泽东回湘，于9月间领导工农革命军举行了秋收起义。1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又在广州发动起义，首次打出了“苏维埃”和“红军”的旗帜。虽然这三大起义都相继受到挫折，却开始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中央委派周恩来指挥暴动，将党领导的部队开往南昌
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分共”，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因事先得到情报，已转入地下状态。在此紧要关头，中央常委们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
此时共产党在武汉政府内能完全掌握的军队有7个团，主力是叶挺独立团发展成的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的5个团，还有叶挺独立团分出一部分骨干建立的国府警卫团和武昌中央军校革命学生组成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叶挺部队的5个团已前往九江，名义上归广东军阀张发奎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管辖。另外两个团尚在武汉，因周围都有大批国民党反共军队而处境危险，中共中央也秘密安排他们尽快离汉向九江开进。
此时的国民党新军阀正处于分裂和内部对立状态之中，武汉政府因长江下游的蒋介石卡住其经济命脉，于7月中旬“分共”的同时也宣布要“东征讨蒋”。汪精卫、唐生智提出“东征讨蒋”时，张发奎却想南下广东向李济深争权。中共中央面对这种新军阀混战，决定利用这一机会集中自己的军队到九江一带实行暴动。由于从建立黄埔军校起周恩来就是党内最早的军事工作领导人，中央领导集体一致公推他担任负责组织起义的前委书记。
为筹划暴动事宜，临时中央常委李立三奉命到九江先去了解情况。7月20日，李立三在九江召集叶挺、聂荣臻等人开会，知道了叶挺部队已准备好暴动。同时，他还听到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即当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的贺龙也愿意带领他的第二十军1万余人参加起义。此前，在武汉政府“分共”时被迫辞职的共产党员谭平山赶到贺龙的军部受到热烈欢迎，谭平山出于对贺龙的信任，于7月23日将中共中央的暴动计划告诉了这位国民革命军的军长。贺龙马上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
。”
值此革命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前委突然得知可参加暴动的兵力增加了一倍，自然喜出望外。
贺龙的表态并非偶然，这是他在大革命期间接受革命熏陶并经共产党员周逸群引导而做出的真诚选择。周恩来为首的前委对贺龙也表现出高度信任，南昌起义时任命他为军事上的总指挥。起义军南下到达江西瑞金时，在周恩来主持下，由周逸群、谭平山作入党介绍人，贺龙在党旗下庄严地举手宣誓，在后来几十年间他一直为党的事业忠诚奋斗。
李立三到九江经过考察后，认为在当地暴动地形条件不利，周围又有准备“东征讨蒋”的十几万武汉政府的军队，提议把暴动地点改在南昌。他赶回武汉后，7月24日晚上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开会，决定派周恩来前往南昌，全权组织这次暴动。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要带刚在四川组织过起义的秘密共产党员刘伯承作为助手。7月25日夜间，周恩来秘密从武汉启程，到达南昌后住进了秘密共产党员、时任南昌市公安局长的朱德家中。叶挺、贺龙的部队也脱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乘火车离开九江开进了南昌。
不顾共产国际的犹豫和张国焘的干扰，南昌起义终于打响
周恩来离开武汉赴南昌的第二天，7月26日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突然拿来一份共产国际的指示电，强调“如果暴动无胜利希望，则不要进行”，并要撤走苏联顾问，同时表示不能提供经费。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反映了斯大林、布哈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因对暴动缺乏信心而出现犹豫，并担心本国顾问参与暴动会恶化同国民政府的关系。当晚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虽都认为暴动不能改变，却又委托常委张国焘马上赶去南昌传达莫斯科的电报。
7月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此时暴动已预定于次日发动，因中央代表要传达新指示而推迟。在前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因自己缺乏信心，带有倾向性地强调共产国际指示中有成功的把握才可以举行的意思，并认为必须争取张发奎同意。当时谁也不能担保“有成功把握”，张发奎已同意“分共”更不可能同意起义，这种传达就等于阻止暴动。
听到这一传达，到会者一致表示反对。周恩来愤然道：“你今天说的，与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完全相反。我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主持这个暴动，现在共产国际和中央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实在是不能负责了
。”
使众人惊讶的是，一向对人温和的周恩来还拍了桌子。二十多年后周恩来回忆此事时也说过：“拍桌子这个动作，是我平生中仅有的一次
。”
到会的不少人也气愤地表示，如果张国焘再阻止暴动，就要打倒他。
7月31日上午，经周恩来说服，张国焘也看到暴动的准备行动已在进行而无法停止，也承认不能不举行。前委正式决定，暴动将在次日凌晨4时进行。因第二十军的一个副营长接到准备暴动的命令后跑去向滇军告密，朱德立即将秘密走漏的情况向起义指挥部报告，于是预定起义的时间改到了次日凌晨2时。8月1日凌晨2时，已进驻南昌的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共10个团
1.3万人发起暴动，因采取突然袭击，天亮时战斗就基本结束，在城内的国民党滇军5个团全部被缴械。此时起义军用的还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全体官兵都已扎上了红领带，全军在组织上完全由共产党独立领导，8月1日便在后来被定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南昌起义当天，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第七十五团尚在九江马回岭。午后，聂荣臻率领第二十五师就地宣布起义，并把部队拉到南昌。驻城郊的蔡廷锴指挥的第十师受部队内外共产党人的影响，也勉强附合了起义。当时全部参加起义的部队达到2万多人，因暴动前中共中央仍要求使用国民党左派旗帜，起义军没有改变国民革命军番号，仍称第二方面军。南昌暴动部队根据中央规定的任务是夺取广州，取得接受外援的出海口再进行北伐，于是在8月3日至5日先后离开南昌南下。周恩来后来深有感慨地总结起义的教训说：“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动员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
此时众多官兵还不明确起义目的，党组织也未能有效掌握一些部队，刚离开南昌时蔡廷锴便率第十师叛逃。其他部队官兵逃亡也很多，再加上酷暑行军患病者不少，行军仅两周部队实力便损失三分之一。事后看来，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朝气蓬勃，但搞武装斗争学习的是苏俄城市中心的模式，又缺乏建军经验，因此还需要经过艰难的探索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
八七会议决定各地暴动，毛泽东回湘组织秋收起义
1927年7月末，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六位常委中的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已去南昌领导暴动，留在武汉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三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召开一次中央会议，在国共全面破裂后部署全党工作。由于外省代表们来不及赶到汉口，会议一再推迟。直至8月7日20多名代表才秘密聚集于汉口旧俄租界一幢西式的银灰色的小楼——汉口市三教街四十一号，召开了为时一天的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在这次短暂的会议上，重新选举了中共中央领导成员，按共产国际的要求着重增加了工人成分。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思想，指明了进行暴动的方向，引导中国共产党人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会上毛泽东总结了过去的教训，特别提出了农民问题。他还总结马日事变的教训说：“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考虑到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在湖南曾是抛头露面的人物，被当局重金通缉，希望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协助他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8月中旬，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返回湖南，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改组了省委。湖南省委确定的暴动计划，是首先占领湘东各重镇，然后向长沙进攻。安排好省内暴动计划后，毛泽东于8月末离开长沙，秘密前往安源煤矿和铜鼓，联系那里的矿工和农军武装，途中曾被捕幸而脱险，随后亲临农军部队指挥暴动。
9月9日，秋收暴动开始，起义军打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旗帜。参加起义的3个团共有5000余人，只有第一团即原来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是叶挺部队抽出一部分骨干组建的正规军。该部有战斗经验，军事素质和武器比较好，因赴南昌参加起义未能如期到达而转赴湘赣边。安源矿工和农民自卫军组成的那两个团武器很差，许多人还手持梭镖、鸟铳，而且缺乏军事训练。起义军作战时还沿北伐战争时的办法，出师时到处贴标语、喊口号，再对敌人从正面猛打猛冲。此时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农民大多也不敢支援起义军，湖南省内其他地方未能有效发起暴动。事后任弼时根据中央指示前往湖南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来临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
。”
国民党军很快集中了3个师兵力，前来镇压湘赣边界的起义军。秋收起义发动后仅8天，安源矿工组成的一个团已被打散，农军组成的一个团也损失大半，只有警卫团遇敌袭击损失一部后仍保持了建制完整。毛泽东见形势不利，马上命令剩余的部队1700余人撤到浏阳县的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夜至次日凌晨，毛泽东主持前委在文家市镇内的里仁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并决定向南转移。当时起义军的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仍反对向农村退却，毛泽东为首的前委向部队说明南下是追赶叶挺、贺龙的部队，其实这时已经酝酿着在山区落脚的思想。
9月21日，秋收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南面的罗霄山脉进军。途中起义总指挥卢德铭遇伏牺牲，此后余洒度、苏先骏等人因对革命前途失望开小差当了叛徒，剩下的700余人跟随毛泽东走向了井冈山。
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受挫，广州暴动又遭挫败
1927年9月下旬，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潮汕地区，经长途跋涉减员和途中的会昌之战损失，只剩
1.1万人。起义军未经战斗进驻了潮州、汕头，仍留下第二十五师（即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由朱德率领留守三河坝。此时国民党粤桂军阀集中6个师3万多人前来进攻，起义军在兵力、弹药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按照过去那种摆开“堂堂之阵”的办法打硬仗，尽管在勇气方面占有优势但也无法取胜。
9月28日，叶挺、贺龙率主力部队向汤坑进攻，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此时起义军队的指挥员所学的还都是正规战的战法，部队虽以正面猛攻的方式一度打退了两倍多于自己之敌，子弹却接近消耗殆尽，被迫于9月30日上午向揭阳后撤。
此次汤坑进攻失利，马上造成局势急转直下。当天潮州失守，起义领导机关被迫撤出汕头。正发烧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下达命令，要求剩余部队进入彭湃开辟的海陆丰根据地，随后起义领导人大都乘小船从海路转移。留守三河坝的朱德得知主力失败的消息，率所部2500人向赣南转移，最终保存下七八百人，经湘南暴动后上了井冈山。1927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内的广东、广西军阀以及南京政府和武汉当局相互发生了混战。由武昌中央军校学生组成的教导团赶往南昌参加起义途中被张发奎部缴械，经叶剑英疏通得以保存建制，长途行军到达广州，又利用粤桂混战重新拿到了武器。此时广州城内又有一批隐蔽的工人赤卫队可以发动。于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在这个华南最大城市发起暴动，夺取城市后再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府。1927年11月9日，已经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在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革命已转入低潮，全党的党员由半年前的近6万减少到1万多人，这次会议却提出了“左”倾盲动主义的政策，要求在全国范围举行暴动。会议还给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并开除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会议后，广州暴动计划又被中共中央作为重点提出。中共中央提出暴动计划后，广东省委内出现了争论，军委负责人聂荣臻表示起义时机不成熟，并具体说明真正靠得住的就是一个教导团。张太雷作为中央委派的起义领导人对此解释说：只要我们起义成功，可以从广州影响周围各县，使农民暴动响应，教导团的士兵起义也可以影响其他白军的士兵起义，就能控制全广东。他还义无反顾地强调说，中央已经做出了决定，就要坚决执行！为有效组织暴动，南昌起义后率部南下广东的叶挺被任命为军事总指挥，广东军委负责人聂荣臻负责协助。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暴动正式开始，人数只有1300人的教导团担负了同时向13个目标进攻的任务，几千名缺少武器的赤卫队员进行策应。尽管广州市内的国民党军仍有四五千人，因教导团攻击的突然性，再加上革命官兵的精神优势，大多数战斗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城内除少数据点外被全部攻克，基本实现了“两小时赤化广州”。起义军占领广州当天，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工农红军，不过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兵力不足和群众未发动起来。市内的工人赤卫队在仓促之间不能形成有效战斗力，城外农民暴动也未发动起来，几万国民党军又向广州调动准备反扑。12月11日晚间，起义领导者在苏维埃政府的楼内举行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红军总司令叶挺主张立即集合部队出城撤退到海陆丰，被中共中央领导人戏称为“暴动毛子”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共党员纽曼却要求留在城内继续进攻，张太雷因事先有中央的指令左右为难，最后仍决定继续在城内作战。12月12日，国民党军已有两个师赶到城郊，起义部队在总指挥叶挺、副总指挥叶剑英指挥下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当天下午，张太雷在市内遭反动武装袭击牺牲，起义失去统一指挥。天黑后敌军分路进城，起义指挥部仓促下令疏散撤退。13日凌晨，教导团集合起来向城北的花县转移，在敌军缝隙中突出了包围，奔向海陆丰根据地。工人赤卫队夜间分散在城里各地联络不上，至天亮后仍在各街道继续战斗。激战至13日上午，城内各处起义武装都被打散，国民党军进城后大肆搜捕屠杀，据事后统计被杀者在5000人以上。广州起义，是192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三大起义中的最后一次。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屠杀，在力量弱小的情况下仍然发动一次次起义，创立了工农革命军和红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广州起义和国内同期进行的几十次暴动相继失利，也以血的教训证明，城市暴动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到反动力量薄弱的农村逐步积蓄和发展力量，才能最终夺取城市并赢得整个革命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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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在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民党实行反共屠杀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新的领导集体经过研究，决定举行暴动，建立自己领导的政权和军队。8月1日，周恩来等人在南昌领导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各地发动暴动反对国民党。会后毛泽东回湘，于9月间领导工农革命军举行了秋收起义。1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又在广州发动起义，首次打出了“苏维埃”和“红军”的旗帜。虽然这三大起义都相继受到挫折，却开始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中央委派周恩来指挥暴动，将党领导的部队开往南昌
1927年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分共”，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因事先得到情报，已转入地下状态。在此紧要关头，中央常委们决定了三件事：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秋收季节，组织湘鄂粤赣四省农民暴动；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新时期的新政策。
此时共产党在武汉政府内能完全掌握的军队有7个团，主力是叶挺独立团发展成的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的5个团，还有叶挺独立团分出一部分骨干建立的国府警卫团和武昌中央军校革命学生组成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叶挺部队的5个团已前往九江，名义上归广东军阀张发奎指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管辖。另外两个团尚在武汉，因周围都有大批国民党反共军队而处境危险，中共中央也秘密安排他们尽快离汉向九江开进。
此时的国民党新军阀正处于分裂和内部对立状态之中，武汉政府因长江下游的蒋介石卡住其经济命脉，于7月中旬“分共”的同时也宣布要“东征讨蒋”。汪精卫、唐生智提出“东征讨蒋”时，张发奎却想南下广东向李济深争权。中共中央面对这种新军阀混战，决定利用这一机会集中自己的军队到九江一带实行暴动。由于从建立黄埔军校起周恩来就是党内最早的军事工作领导人，中央领导集体一致公推他担任负责组织起义的前委书记。
为筹划暴动事宜，临时中央常委李立三奉命到九江先去了解情况。7月20日，李立三在九江召集叶挺、聂荣臻等人开会，知道了叶挺部队已准备好暴动。同时，他还听到一件令人兴奋的事，即当时还没有加入共产党的贺龙也愿意带领他的第二十军1万余人参加起义。此前，在武汉政府“分共”时被迫辞职的共产党员谭平山赶到贺龙的军部受到热烈欢迎，谭平山出于对贺龙的信任，于7月23日将中共中央的暴动计划告诉了这位国民革命军的军长。贺龙马上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
。”
值此革命危急关头，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前委突然得知可参加暴动的兵力增加了一倍，自然喜出望外。
贺龙的表态并非偶然，这是他在大革命期间接受革命熏陶并经共产党员周逸群引导而做出的真诚选择。周恩来为首的前委对贺龙也表现出高度信任，南昌起义时任命他为军事上的总指挥。起义军南下到达江西瑞金时，在周恩来主持下，由周逸群、谭平山作入党介绍人，贺龙在党旗下庄严地举手宣誓，在后来几十年间他一直为党的事业忠诚奋斗。
李立三到九江经过考察后，认为在当地暴动地形条件不利，周围又有准备“东征讨蒋”的十几万武汉政府的军队，提议把暴动地点改在南昌。他赶回武汉后，7月24日晚上临时中央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开会，决定派周恩来前往南昌，全权组织这次暴动。周恩来在会上提出，要带刚在四川组织过起义的秘密共产党员刘伯承作为助手。7月25日夜间，周恩来秘密从武汉启程，到达南昌后住进了秘密共产党员、时任南昌市公安局长的朱德家中。叶挺、贺龙的部队也脱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乘火车离开九江开进了南昌。
不顾共产国际的犹豫和张国焘的干扰，南昌起义终于打响
周恩来离开武汉赴南昌的第二天，7月26日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突然拿来一份共产国际的指示电，强调“如果暴动无胜利希望，则不要进行”，并要撤走苏联顾问，同时表示不能提供经费。这种模棱两可的表态，反映了斯大林、布哈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因对暴动缺乏信心而出现犹豫，并担心本国顾问参与暴动会恶化同国民政府的关系。当晚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虽都认为暴动不能改变，却又委托常委张国焘马上赶去南昌传达莫斯科的电报。
7月30日张国焘赶到南昌，此时暴动已预定于次日发动，因中央代表要传达新指示而推迟。在前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上，张国焘因自己缺乏信心，带有倾向性地强调共产国际指示中有成功的把握才可以举行的意思，并认为必须争取张发奎同意。当时谁也不能担保“有成功把握”，张发奎已同意“分共”更不可能同意起义，这种传达就等于阻止暴动。
听到这一传达，到会者一致表示反对。周恩来愤然道：“你今天说的，与国际代表和中央给我的任务完全相反。我来此地的目的是为了主持这个暴动，现在共产国际和中央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实在是不能负责了
。”
使众人惊讶的是，一向对人温和的周恩来还拍了桌子。二十多年后周恩来回忆此事时也说过：“拍桌子这个动作，是我平生中仅有的一次
。”
到会的不少人也气愤地表示，如果张国焘再阻止暴动，就要打倒他。
7月31日上午，经周恩来说服，张国焘也看到暴动的准备行动已在进行而无法停止，也承认不能不举行。前委正式决定，暴动将在次日凌晨4时进行。因第二十军的一个副营长接到准备暴动的命令后跑去向滇军告密，朱德立即将秘密走漏的情况向起义指挥部报告，于是预定起义的时间改到了次日凌晨2时。8月1日凌晨2时，已进驻南昌的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共10个团
1.3万人发起暴动，因采取突然袭击，天亮时战斗就基本结束，在城内的国民党滇军5个团全部被缴械。此时起义军用的还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全体官兵都已扎上了红领带，全军在组织上完全由共产党独立领导，8月1日便在后来被定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南昌起义当天，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第七十五团尚在九江马回岭。午后，聂荣臻率领第二十五师就地宣布起义，并把部队拉到南昌。驻城郊的蔡廷锴指挥的第十师受部队内外共产党人的影响，也勉强附合了起义。当时全部参加起义的部队达到2万多人，因暴动前中共中央仍要求使用国民党左派旗帜，起义军没有改变国民革命军番号，仍称第二方面军。南昌暴动部队根据中央规定的任务是夺取广州，取得接受外援的出海口再进行北伐，于是在8月3日至5日先后离开南昌南下。周恩来后来深有感慨地总结起义的教训说：“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动员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
此时众多官兵还不明确起义目的，党组织也未能有效掌握一些部队，刚离开南昌时蔡廷锴便率第十师叛逃。其他部队官兵逃亡也很多，再加上酷暑行军患病者不少，行军仅两周部队实力便损失三分之一。事后看来，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虽然朝气蓬勃，但搞武装斗争学习的是苏俄城市中心的模式，又缺乏建军经验，因此还需要经过艰难的探索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
八七会议决定各地暴动，毛泽东回湘组织秋收起义
1927年7月末，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六位常委中的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已去南昌领导暴动，留在武汉的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三人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召开一次中央会议，在国共全面破裂后部署全党工作。由于外省代表们来不及赶到汉口，会议一再推迟。直至8月7日20多名代表才秘密聚集于汉口旧俄租界一幢西式的银灰色的小楼——汉口市三教街四十一号，召开了为时一天的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在这次短暂的会议上，重新选举了中共中央领导成员，按共产国际的要求着重增加了工人成分。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这次会议统一了全党思想，指明了进行暴动的方向，引导中国共产党人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会上毛泽东总结了过去的教训，特别提出了农民问题。他还总结马日事变的教训说：“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
八七会议开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考虑到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在湖南曾是抛头露面的人物，被当局重金通缉，希望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协助他工作。毛泽东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8月中旬，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返回湖南，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改组了省委。湖南省委确定的暴动计划，是首先占领湘东各重镇，然后向长沙进攻。安排好省内暴动计划后，毛泽东于8月末离开长沙，秘密前往安源煤矿和铜鼓，联系那里的矿工和农军武装，途中曾被捕幸而脱险，随后亲临农军部队指挥暴动。
9月9日，秋收暴动开始，起义军打出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旗帜。参加起义的3个团共有5000余人，只有第一团即原来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是叶挺部队抽出一部分骨干组建的正规军。该部有战斗经验，军事素质和武器比较好，因赴南昌参加起义未能如期到达而转赴湘赣边。安源矿工和农民自卫军组成的那两个团武器很差，许多人还手持梭镖、鸟铳，而且缺乏军事训练。起义军作战时还沿北伐战争时的办法，出师时到处贴标语、喊口号，再对敌人从正面猛打猛冲。此时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农民大多也不敢支援起义军，湖南省内其他地方未能有效发起暴动。事后任弼时根据中央指示前往湖南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来临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
。”
国民党军很快集中了3个师兵力，前来镇压湘赣边界的起义军。秋收起义发动后仅8天，安源矿工组成的一个团已被打散，农军组成的一个团也损失大半，只有警卫团遇敌袭击损失一部后仍保持了建制完整。毛泽东见形势不利，马上命令剩余的部队1700余人撤到浏阳县的文家市集中。9月19日夜至次日凌晨，毛泽东主持前委在文家市镇内的里仁学校召开紧急会议，取消了进攻长沙的计划，并决定向南转移。当时起义军的师长余洒度、团长苏先骏仍反对向农村退却，毛泽东为首的前委向部队说明南下是追赶叶挺、贺龙的部队，其实这时已经酝酿着在山区落脚的思想。
9月21日，秋收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向南面的罗霄山脉进军。途中起义总指挥卢德铭遇伏牺牲，此后余洒度、苏先骏等人因对革命前途失望开小差当了叛徒，剩下的700余人跟随毛泽东走向了井冈山。
南昌起义军南下潮汕受挫，广州暴动又遭挫败
1927年9月下旬，南昌起义部队进入广东潮汕地区，经长途跋涉减员和途中的会昌之战损失，只剩
1.1万人。起义军未经战斗进驻了潮州、汕头，仍留下第二十五师（即叶挺独立团的老底子）由朱德率领留守三河坝。此时国民党粤桂军阀集中6个师3万多人前来进攻，起义军在兵力、弹药都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按照过去那种摆开“堂堂之阵”的办法打硬仗，尽管在勇气方面占有优势但也无法取胜。
9月28日，叶挺、贺龙率主力部队向汤坑进攻，战斗持续了两天两夜。此时起义军队的指挥员所学的还都是正规战的战法，部队虽以正面猛攻的方式一度打退了两倍多于自己之敌，子弹却接近消耗殆尽，被迫于9月30日上午向揭阳后撤。
此次汤坑进攻失利，马上造成局势急转直下。当天潮州失守，起义领导机关被迫撤出汕头。正发烧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下达命令，要求剩余部队进入彭湃开辟的海陆丰根据地，随后起义领导人大都乘小船从海路转移。留守三河坝的朱德得知主力失败的消息，率所部2500人向赣南转移，最终保存下七八百人，经湘南暴动后上了井冈山。1927年秋冬之际，国民党内的广东、广西军阀以及南京政府和武汉当局相互发生了混战。由武昌中央军校学生组成的教导团赶往南昌参加起义途中被张发奎部缴械，经叶剑英疏通得以保存建制，长途行军到达广州，又利用粤桂混战重新拿到了武器。此时广州城内又有一批隐蔽的工人赤卫队可以发动。于是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决定在这个华南最大城市发起暴动，夺取城市后再建立全国性苏维埃政府。1927年11月9日，已经迁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在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指导下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革命已转入低潮，全党的党员由半年前的近6万减少到1万多人，这次会议却提出了“左”倾盲动主义的政策，要求在全国范围举行暴动。会议还给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并开除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会议后，广州暴动计划又被中共中央作为重点提出。中共中央提出暴动计划后，广东省委内出现了争论，军委负责人聂荣臻表示起义时机不成熟，并具体说明真正靠得住的就是一个教导团。张太雷作为中央委派的起义领导人对此解释说：只要我们起义成功，可以从广州影响周围各县，使农民暴动响应，教导团的士兵起义也可以影响其他白军的士兵起义，就能控制全广东。他还义无反顾地强调说，中央已经做出了决定，就要坚决执行！为有效组织暴动，南昌起义后率部南下广东的叶挺被任命为军事总指挥，广东军委负责人聂荣臻负责协助。1927年12月11日凌晨，广州暴动正式开始，人数只有1300人的教导团担负了同时向13个目标进攻的任务，几千名缺少武器的赤卫队员进行策应。尽管广州市内的国民党军仍有四五千人，因教导团攻击的突然性，再加上革命官兵的精神优势，大多数战斗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城内除少数据点外被全部攻克，基本实现了“两小时赤化广州”。起义军占领广州当天，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工农红军，不过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兵力不足和群众未发动起来。市内的工人赤卫队在仓促之间不能形成有效战斗力，城外农民暴动也未发动起来，几万国民党军又向广州调动准备反扑。12月11日晚间，起义领导者在苏维埃政府的楼内举行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红军总司令叶挺主张立即集合部队出城撤退到海陆丰，被中共中央领导人戏称为“暴动毛子”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共党员纽曼却要求留在城内继续进攻，张太雷因事先有中央的指令左右为难，最后仍决定继续在城内作战。12月12日，国民党军已有两个师赶到城郊，起义部队在总指挥叶挺、副总指挥叶剑英指挥下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当天下午，张太雷在市内遭反动武装袭击牺牲，起义失去统一指挥。天黑后敌军分路进城，起义指挥部仓促下令疏散撤退。13日凌晨，教导团集合起来向城北的花县转移，在敌军缝隙中突出了包围，奔向海陆丰根据地。工人赤卫队夜间分散在城里各地联络不上，至天亮后仍在各街道继续战斗。激战至13日上午，城内各处起义武装都被打散，国民党军进城后大肆搜捕屠杀，据事后统计被杀者在5000人以上。广州起义，是1927年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三大起义中的最后一次。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民党的屠杀，在力量弱小的情况下仍然发动一次次起义，创立了工农革命军和红军，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广州起义和国内同期进行的几十次暴动相继失利，也以血的教训证明，城市暴动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共产党人只能到反动力量薄弱的农村逐步积蓄和发展力量，才能最终夺取城市并赢得整个革命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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