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回答一个政治考试题：谈一谈对政治统治兴衰成败的规律性的认识

Answer 1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还没有走出政治统治的兴衰的周期律。主要原因，就是无论是什么时代，都逃脱不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形态，也逃脱不了少数人最后被愤怒的多数人推翻统治的过程。
但中国曾经进行了一次有益的尝试：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把人民以各种方式组织、武装起来，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这就是人民公社。
未来的世界，必定按照中国的人民公社的模式，实现多数人的统治。

Answer 2

抗争、解放、当权、腐败、镇压、抗争、解放、当权、腐败、镇压。。。。。。

Answer 3

在古代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兴衰治乱，交替互出，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如何跳出这个周期怪圈，实现长治久安？不少志士终身以求，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事也成为代复一代政治家、思想家长期思考的千古课题，他们从正面或侧面、从全局或局部提出过种种避乱长治、避衰长兴的战略方策。在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今天，党多次提醒我们要居安思危，因此，总结概括前人的战略方策，很有现实意义。而做这个课题，需鸟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纵览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状况，非大眼力、大手笔不可为。周溯源博士撰《千古忧思——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治乱兴衰思想论纲》，在这方面作了大胆而颇有成效的尝试与探索。

该书以阶级矛盾、统治者内部矛盾、民族矛盾等为主线，从八个方面概括古代动乱之源，不是天命、人运、时数，而是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超经济剥削、严刑酷法、贪贿横行，吏治腐败，以及皇族、权臣、外戚、宦官、士党等之间为争权夺利而产生的矛盾和斗争；某些统治者的大民族主义，以及某些少数民族趁中原动乱之机，趁火打劫，掠夺财产，甚至发动战争，也常使社会动荡不安。《千年忧思》特别指出，君主专制是“社会祸乱之总根”。早在东汉末年，仲长统分析春秋战国混战、秦亡汉兴的原因时，便认为社会动乱源于君主“奔其私嗜，逞其邪欲”。晋人阮籍一针见血地说：“君立而虐兴”，“无君而庶物定”。这种“无君论”，经晋人鲍敬言、宋人邓牧、明人黄宗羲等的发挥，论述得很深刻。清人唐甄，怒斥“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先进的人士虽然直指动乱衰亡的总祸根为君王，目光锐利，入木三分，但他们因时代的局限，不能认识到动乱衰亡的真正原因是整个封建制度，而不仅仅是君王个人。中国历史上，像周成康时期、汉文景时期、隋开皇时期、唐贞观时期、清康乾时期那样社会较稳定、经济较发达、百姓颇能安居乐业的情况实在太少，而动乱时期则频繁出现、时间相对长得多，例如自汉末三国经东西晋、南北朝至隋亡唐兴，近四百年，几乎国无宁日、人无安时。“长治久安”只能是封建社会里人们的一种良好愿望、一种刻骨追求，到头来却是一种幻想。这是制度使然。只有彻底铲除一切剥削制度，治乱交替、兴衰交替的周期性历史现象，才能逐渐消亡，真正走向长治久安。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并将为今后的历史所进一步证明。

但是，在旧社会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制度、新社会，不免残留着旧社会的毒瘤。例如，据《人民日报》报道，从2003年12月至2004年11月，仅仅一年之内，我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清结贪污受贿等案160602件，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达16483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5916人，地厅级干部415人，省部级干部15人。这说明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态度很坚决，力度很大，同时也说明问题相当严重。“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这些民贼不除，毒瘤就可能毁坏社会主义的健康身躯。胡锦涛同志深刻地指出：“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执政能力最容易因腐败而降低，执政地位最容易因腐败而动摇。”周溯源同志的著作是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讨论长治久安问题，他在书名《千年忧思》上加一个“忧”字，想必是有良苦深意的。

历代封建君臣治国牧民，避衰防乱，从来是儒法两手交替使用，治时用儒，乱时用法，教民用儒，惩民用法。当然这是就愿意有所作为的君臣说的，至于昏君暴君、庸官酷吏不在此列。儒家主张施仁政，以德治国。他们从“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信念出发，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敬德保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在经济领域，他们主张“民有恒产”，“使民以时”，“顺民之欲，富民而治”，主张“天下溺，援之以道”，普施救助，兼济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实行儒家的这些思想精华，缓解阶级矛盾和统治者的内部矛盾，使社会趋向繁荣。然而，封建统治者穷奢极欲和争权夺利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有几位君臣能将儒家的民本思想落到实处？贯彻于施政的全过程？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充分证明：治时，是民本思想得到一定的张扬；乱时，民本思想则被完全抛弃。

《千年忧思》还详细论述了法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作用。法家反对人治，指出：“君人者，舍法而身治，则诛赏予夺从君心矣。”他们认为“断于法，国之大道也”，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刑无等级”，“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治，提高了皇朝和各级衙门的权威，使臣民循循然有规有矩。

然而，正如《千年忧思》所精辟指出的，“儒家法家，各有缺陷”。儒家重视“民为邦本”，却轻视人民的作用，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重视教化和道德修养，却从不提及立规矩、建制度、设法度的意义；过分强调“舍利取义”，忽视人的求利本性，不懂得“利”的杠杆作用，在“义利之辨”中找不到义与利的平衡点，以致走向“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强调“学而时习之”，却主张“学而优则仕”，把学习当做当官发财的敲门砖，不重视实干，更鄙视体力劳动，说什么“耕也，馁在其中矣”，宣扬“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法家呢，过分强调法的作用，主张实行“刑于将过”，轻罪重罚，虽然他们强调的“一断于法”，是对儒家“刑不上大夫”的主张的否定，实际上封建统治者却把自己和对自己有利的人置于法外，这种有法不依的现象，使法丧失了在人们心目中的公平感。法，从来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在封建社会中，法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是人民头上的枷锁。这正是法家理论未能使古代中国走上法治的轨道，跳出治乱兴衰的周期性怪圈的原因。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真正做到法是善法，法有权威，法能服众，在法的面前人人平等，通过法治做到公平公正。儒家和法家，德治与法治，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无疑是必要和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