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曾有塞防、海防之争，到底是塞防重要还是海防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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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海防和塞防同样重要，哪样都不能扔，用哲学的说法这叫作两点论，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既要看到主要矛盾，又不能忽视次要矛盾。

李鸿章的海防思想，明显是注重海防而忽视塞防，因此被很多人看作是卖国的表现。

然而哲学当中还有一种说法叫做重点论，重点论就是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要把握重点矛盾，分清主次。

海防和塞防总有一个是主要矛盾，纵横是持“重点论”的观点的，也就是海防和塞防，应该“两害相权取其轻”。

李鸿章等海防派在《筹议海防折》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海防和塞防的观点，李鸿章历代备边，都把国防建设放在西北，但是好歹西北和外国还有一个界限，相反东南沿海边疆上万里，连个边界都没有，别人要来侵略，那真是防不胜防。

为什么说，李鸿章会有这个奏折呢？就是因为日本侵略台湾事件，1874年2月，日本组织三千多人的先遣队侵略台湾，清政府在和日本激烈争夺后，日本迫于当时军队在台湾水土不服，大范围爆发疾病，随即采取外交手段进行解决。

按照李鸿章的说法，我们是占理的，然而最后弱国无外交，李鸿章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最后清政府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日本才撤兵。

然而这个事件极大的震惊了清政府，曼尔小国也敢挑衅我堂堂大清。

为此，李鸿章提出建设近代化海军，在《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大胆从训练军官和士兵，筹集军饷，造船等多方面入手，在今天来看，李鸿章一个旱鸭子能有如此远见，还算是比较有见识的。

其实，这也是打出来的经验，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洋人发生冲突，被侵略都是由海上来，结果清政府却没有一支可以与之抗衡的海军，靠陆防去防海战，其实就是扯淡。

由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在朝廷引发了一场海防大争论，丁日昌随后就写成《海防条议》声援李鸿章，丁日昌的文章中，更是把清政府放到整个国际化视角中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当时的处境实际是被列强包围，在强调海疆的重要性上，丁日昌指出“东南七省之逼近海洋，为洋舶所可朝发夕至者“。

丁日昌在文章中介绍了，当时世界上比较有影响力的战争，如克里木战争，美国南北战争，普法战争，都是由海军决定了最后的成败，以此来支撑中国应该建设近代海军。

可以说，海防派提的这些建议都没有矛盾，本来也不存在塞防派的什么事，当时塞防派的代表性人物左宗棠本身就参与了福建船政建设，可以说，北洋的雏形就是左宗棠打造的，对于海防建设也是支持的。

但是李鸿章是清楚当时清政府的财力的，也知道建设一支现代化海军的花费有多大，钱始终是根本性的问题。

为此，李鸿章提议放弃新疆用兵，把国防建设的重点放到海军建设上。

这一下子就捅了马蜂窝了，当时左宗棠正在西北用兵，正是关键时候，这个时候你李二张嘴闭嘴说塞防不重要，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左某人的感受。

因此，就掀开了塞防派和海防派的大论战。

塞防派在朝廷中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和根深蒂固的，这是清朝从康熙时期到乾隆时期一直面对准噶尔汗国时期的后遗症，清朝一直认为，对清朝有威胁的敌人都来自西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主张“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在鸦片战争中坚强的主战派，清军被打得狗血喷头，林则徐被调到新疆后，反而成为塞防派的代表。

正是因为冥冥中遇见了左宗棠，才让左宗棠一方面打造了福建水师，另一方面强烈要求西北用兵。

我如果说两害相权取轻，肯定有人喷我，必然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实际上，清廷的统治者在海防大论战中意识到海防的重要，但是要将海防的重要性放到塞防之上是不可能的，清廷最后也是采取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

一方面开始建设近代海军，一方面支持左宗棠西征。

当时清朝也是赶上好时候了，正是清朝同治中兴的时候，海防和塞防两线发展，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北洋水师建成后，1891年北洋水师前去日本马关耀武扬威了一番，然而自1888年开始，实际北洋水师已经不再购置军舰了。

从1866年开始1881年，左宗棠收复了伊犁，平稳了西北局势。

1884年，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在马尾海战中全军覆没，1885年左宗棠连上两折，其中一折专设海防大臣，另一折请求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

左宗棠西征花费一亿多两白银，南北洋水师每年经费4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