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的作品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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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这十九首诗歌，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
这段话指出了《古诗十九首》所表达的情感，是人生来共有的体验和感受。如：表现思念故乡怀念亲人的《涉江采芙蓉》、《去者日以疏》；表现思妇对游子深切思念和真挚爱恋的《凛凛岁云暮》、《客从远方来》和《迢迢牵牛星》；表现游士对生存状态的感受和他们对人生的某些观念：《回车驾言迈》、《明月皎夜光》。
总之，《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因而，这些诗歌能够永久地感动人，千古常新。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学者所谓“逐臣弃友、思妇劳人、托境抒情、比物连类、亲疏厚薄、死生新故之感，质言之、寓言之、一唱而三叹之”（王康《古诗十九首绎后序》），良非虚言.
《古诗十九首》在揭露现实社会黑暗，抨击末世风俗的同时，也隐含了诗人对失去的道德原则的追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心态，加深了诗人的信仰危机。事功不朽的希望破灭，诗人乃转而从一个新的层面上去开掘生命的价值。无论是露骨宣称为摆脱贫贱而猎取功名，还是公开声言要把握短暂人生而及时行乐，总之是丧失了屈原式的执着。在旧的理性规范解除之后表现出来的生命冲动，由于受到历史传统、客观环境和自身文化积淀的束缚，很难获得健康、乐观的内容和形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在感叹短暂的人生时，虽出言愤激，却也并非真是甘心颓废，有人仍在洁身自好，寻觅精神上的永恒。
《古诗十九首》还有一类作品更深刻地反映了游子思妇的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巨大痛苦。
《古诗十九首》的相思怀人之作，不少是从女性角度着笔的。首先，这是由于在宗法社会中，女性因其特定的处境，只能把全部的生命寄托于爱情和婚姻关系。其次，古代女性生活环境与心灵世界的狭小封闭，使她们只能在孤独中无止境地去咀嚼体味相思的痛苦，其盛情的深婉细腻，又是男性所不及的。女性丰富的情感和敏锐的触角，与其生活环境中的种种事物相交流，又使这些事物成为女性心理最为动人的物化形式，并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意蕴丰厚的意象和意境。
汉末文人则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具有了与女性世界作心灵沟通的现实基础，他们抒写女性的不幸，不仅有真诚的理解与同情，也融入了自己饱经忧患与痛苦的人生体验。《古诗十九首》之多从女性角度写相思之苦，并能由此获得普遍而久远的艺术魅力，原因便在于。
《古诗十九首》以艺术的方式，表现士子的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有相当重要的认识意义。 汉初的治国思想为黄老之学，后武帝以儒学一统，黄老失势，在与儒学合 流的同时又与庄子思想逐渐融合，形成了汉代社会道家的特殊风格。忧生惧祸是老子思想的一部分，到了庄子，更是把这种心理凸显出来。受这种社会思潮 的影响，知识分子更加强化了生命意识，与此相对应的是感叹人生的短暂和对 死亡的思考。个人意识的觉醒和生命价值的发现使汉代文人开始忧虑时光的匆 匆流逝，进而又对死亡充满困惑和恐惧，他们想要在这有限的人生画布上尽量 的挥洒，以表达对生的尊重和欲求，但现实的不公正已无法改变，只能通过增 加生命的密度来实现价值，及时行乐就是这种思想的衍生品。道家讲究的是清 心寡欲，但也认为人要顺从自己的人性和欲望，欲望无法得到满足，就会激发人内心的情感波涛。“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 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人生非金石，岂 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些失意的贫士在穷困和忧患之中只能 用说反话来表现内心的苦闷。这种人生的悲剧感，根本上是由于诗人面对生命 价值和尊严的被扼杀，产生了强烈的反叛意识，纵欲的内在是彻骨的悲凉。对于世俗生活以及社会私情的关注带来了真我个性的回归，道家思想唤醒了诗人在时代苦闷之下的生命意识。诗人开始重新定义自己生命价值和情感取向，抒情化的表达和个性的彰显最终把文学带上了缘情之路。《古诗十九首》受到道家学说朴实自然为美的影响，道家强调情感的自由抒发，追求自然和简朴文风，因为大道本身朴实无华的。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十九首的整体风格都呈现出一种浅显冲淡，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感。 老庄思想中有愤世嫉俗的一面，道家虽主张恬淡虚静，却也不遗余力的抨 击黑暗的社会现实。《古诗十九首》虽为抒怀之作，但造成诗人愤懑伤感的主要 原因还是由于统治阶级、官僚制度的不公平和不合理。《青青陵上柏》中宛洛的 达官贵族冠带相索，上层社会如同一个封闭的体系，外人难以进入。《明月皎月 光》中昔日的同门之友，也因为飞黄腾达而弃诗人于不顾等等。这些都从侧面鞭笞了社会的黑暗现实，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汉代虽然采取“独尊儒术”的思想统治政策，但是道家思想始终是其时代思想的一部分，特别是到了东汉，经学衰颓，老庄复归，对士人的影响日渐从 隐性变为显性。在整个社会思潮的影响下，贫士失志的文人已经在现实打击下心灰意冷，毫无斗志，于是转而想从道家思想中寻求解脱。所以 他们的诗歌创作必然被这种心理影响，在向道家回归的同时，由于文人一直以 来都受到中国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于是心态就呈现出了矛盾的两重性。不过 也正是由于诗人胸中蕴藏着儒道两种思想，中国两种传统文化的精髓均在诗中 得以展现，才使得《古诗十九首》具有如此独特的艺术魅力。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从乐府民歌汲取养料，滋养自己的创作。他们有感而发，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决无虚情与矫饰，更无着意的雕琢，因此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就这样概括《古诗十九首》的艺术特色：“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抒情诗的典范。长于抒情，却不直言，委曲婉转，意味无穷。从写景叙事发端，极其自然地转入抒情，水到渠成，而又抑扬有致。
2．质朴自然。从情感说，《古诗十九首》感情纯真诚挚，没有矫揉造作；从艺术表现说，它的写境用语好像都是信手拈来，没有错采镂金式的加工，而是出水芙蓉般的自然诗境。
3．情景交融，物我互化，浑然圆润的艺术境界。《古诗十九首》所描写的景物、情境与情思非常切合，往往通过或白描、或比兴、或象征等手法形成情景交融，浑然圆融的艺术境界；
4．语言精练。《古诗十九首》语言浅近自然，却又极为精炼准确。不做艰涩之语，不用冷僻之词，而是用最明白浅显的语言道出真情至理。传神达意，意味隽永。遣词用语非常浅近明白，“平平道出，且无用功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却涵咏不尽，意味无穷；《古诗十九首》的语言如山间甘泉，如千年陈酿，既清新又醇厚，既平淡又有韵味。
此外，《古诗十九首》还较多使用叠字，或描绘景物，或刻画形象，或叙述情境，无不生动传神，也增加了诗歌的节奏美和韵律美。
事物总是具有两面性的，由于情致与才藻的关系是中古后诗史中的一个主要矛盾，而《古诗十九首》完美地处理了这一矛盾，因此，后世凡是遇到形式主义诗风抬头，进步诗人总是将《十九首》与诗、骚、汉乐府一起作为自己的旗帜，《十九首》在诗史上的主要作用是积极的。
然而因为《十九首》的作者与劳动人民毕竟有一定距离，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不够宽广，它的诗境又主要表现为蕴藉含蓄一路。因此当后世出现在思想史上直指现实，激切锋利；或在风格上发扬踔厉，纵横驰骋的作品与流派时，一些保守的诗人与评论家又都拉起《十九首》这面大旗，作为它们反对诗坛上这些新生事物的武器。
《十九首》的有些作品表现出追求富贵和及时行乐的思想，另外作者愤于现实，又往往以颓废放荡来作对抗，这也落了后世某些逃避现实的诗人之口实，在这些方面，它又表现出消极的影响。 将《古诗十九首》与汉乐府五言歌辞相比较，舍去音乐因素，就实体形式看，并无本质的区别。六朝以至唐宋人记载中两者的篇目多有重叠，如古诗《生年不满百》又作乐府《西门行》，词句更多雷同，如古诗《孟冬寒气至》有云“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上言长相思，下言久别离”；而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则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上言加餐饭，下言长相忆”。
可见古诗和乐府在汉世是二而一的关系，被采入乐即为乐府，未入乐或入乐后又失其调名则为古诗，故清人朱干《乐府正义》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古诗十九首》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它与汉乐府一样，继承了《诗经》以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所以说它是“风余”。
但以群体出现的《古诗十九首》，又是众多的汉代无名氏诗歌中一个有自身特点的类型。与一般汉乐府民歌比较，在风格上有以下异同：
1．感性方面二者均一事一诗，情事交融。民歌较多铺叙，叙事以见情；古诗则重于抒情，以情融事。
2．结构方面二者均结构浑成，无斧凿之痕。 民歌多以事情之自然顺序为线索；古诗则按照情感的起伏节奏驱遣剪裁事实。
3．语言方面二者均自然天成，富于感染力。民歌如胡应麟所称“质而不鄙，浅而能深”；古诗则“随语成韵，随韵成趣”，明谢榛称之为“秀才说家常话”。
4．境界方面由以上三者决定，二者均风格浑成，境界深远。民歌“遒深劲绝”（王渔洋语），其境深厚；古诗“怊怅切情”（刘勰语），其境旷远。
这些异同的根本原因在于《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不同于乐府民歌之多为劳动者，而是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地主阶级中下阶层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更好地抒发因遭受压抑而产生的愤懑不平，一反当时上层统治者将文学作为雕虫小技的痼疾，打破了当时从形式上尊崇《诗经》、《楚辞》，专尚回言、骚体（及其流裔汉赋）的积习，大胆地向民歌学习，从而将分离达三百余年之久的文人创作语言与汉族民间创作语言重新结合起来，将新兴的五言歌诗——被上层文人视作“俳优倡乐多用之”的俗体诗作为主要的创作手段，同时将汉乐府中已有表现的叙事与抒情分流的倾向，加以进一步发展，从而使得自己的创作与汉乐府相比较表现出同中有异的特点，于是“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钟嵘语）的一代新诗——五言抒情古诗就应运而生了。这种诗体及其表现手法，在中古以后的古典诗歌诸形式中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因此说《古诗十九首》又是“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