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朝散文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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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朝散文之特征

　　本文提出北朝散文的总体特征，并侧重于其表现及其成因两个方面加以探讨。北朝散文与南朝散文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总体特征。概括说来，有两个方面：第一，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第二，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这两大特征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

　　［关键词］ 北朝散文；质朴刚健；实用性

　　关于北朝散文的特征，一些文学史家对之虽有概括，但他们的观点基本上都脱胎于唐代魏征的说法，而且对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和表现缺乏探讨。本文提出北朝散文的总体特征，并侧重于其表现及其成因两个方面加以讨论。北朝散文与南朝散文相比，有着自己鲜明的总体特征。概括说来，有两个方面：第一，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第二，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

　　一、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

　　关于北朝散文的文风，最早加以明确概括的是唐初的魏征。他比较南北朝文学最繁荣时期的南北文风差异曰：“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钜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缛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1］魏征指出了这一时期北朝文学具有“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特征，也就是质朴刚健的风格特色，这也适用于整个北朝散文。

　　今天的许多研究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如郭预衡在《中国散文史》中得出结论说：“从散文来看，北朝尚质，亦甚明显，贞刚之气，时有可观。”［2］谭家健在《中国古代散文史稿》中对比南北散文风格之异时说：“北朝文章以散体为主，求实、尚质，风格刚健清新；与南朝文章崇骈、尚文，风格柔和绮靡有明显区别。”［3］王钟陵先生比较南北朝文学的优长说：“文学艺术的发展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个落后的民族的许多创作，往往并非一个远为先进的民族所能及得上。南朝在刻画描写、声律对偶等方面的精致，无疑是艺术上的进步，北朝文学在这方面远不及南朝，但它质朴浑厚的气韵又远超于这些小巧的精致之上。”［4］无疑，王先生实际上肯定了北朝质朴浑厚的文风。

　　在北魏前期的一百年里，散文基本处于沉寂状态，散文语言总体说来质木少文，甚至谈不上文采。直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革以后，帝王好尚文学，文士们向南朝学习创作技巧，追求审美化，散文发展才获得转机，但直到孝明帝时才出现“综采繁缛”之文。但北朝散文的文采、声律等形式，与南朝的精美化、雕琢化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西魏时期和隋初的散文，由于西魏宇文泰、隋朝杨坚改革浮华文风，凿雕为朴，导致这两个阶段的文风重返质朴，艺术性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就是在东魏北齐时期，在散文创作技巧上虽与南朝不相上下，但还比不上南朝文的精巧流转。因此，王锺陵先生指出：“南朝文风在讲究文字之美上是远超于北朝了。”［5］

　　质朴刚健也表现在创作构思等技巧上，就拿赋作为例：“抒情言志较少依傍外物，而是直抒胸臆，在十六国和北朝赋中表现尤为显著……这是北朝文风直质朴实的表现，也反映了北朝赋的总体艺术水平不高。”［6］曹道衡指出：“北朝文人……在作品中往往能直率地表露自己的观点，很少使用隐晦曲折的手法。”［7］曹氏所论也是再说明北朝散文质朴刚健的文风。

　　质朴刚健也表现在北朝散文的内容上。整个北朝散文反映的社会生活始终是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很难发现像南朝那些纯粹“吟风雪，弄花草”，甚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8］的作品，更没有低级的色情成分。即使有人偶尔为之，也会被指责而加以矫正，如北齐的王昕“好咏轻薄之篇”、隋初司马幼之“文表华艳”都被治罪。遑论那些以治国为宗旨的军国公文、宫廷诏诰以及大臣章表等应用文字，就是一些抒情文字和山水文字也充满贞刚之气。北朝山水文总是突出山水雄奇之壮美，而南方山水文则多表现山明水秀之优美；“南朝作家对山水的描绘没有停留在微观上，而是力求形成意境，以意境涵盖全篇；而北魏山水文由于初起，手法上还显得嫩稚，于山水的描写上偏重于客观描写，意境构成不足”［9］。就抒情文而言，北朝散文多感情真挚、感荡心灵之作，特别是那些书信散文如《为阎姬与子宇文护书》、《阎姬母书》，在形式上实无“文”可言，但千载之下读之，无不为其情真而折服。相反，“终南朝之世，并没有出现强烈地激动人心或者深刻地感染人心的作品，作家所追求和创造的，大抵是那种精致、华丽和轻柔之美”［10］。相对于北朝散文的质朴刚健，南朝散文显得浮靡而柔弱。

　　形成北朝散文特有的文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文学、文化上的，也有民族风尚上的，又有地理上的等等。

　　首先，北朝散文乃至整个北朝文学发展的基础极差，起点很低，几乎是在文学的沙漠上开始发展的。由于历史的原因，西晋末大批中原士人南渡，十六国时期连年干戈扰攘，致使北魏散文和一直向前发展的魏晋文学断裂开来，致使北朝失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积累。而南朝则不同，上承魏晋深厚的文学积累，沿着魏晋以来重形式美的方向，踵事增华，变本加厉。

　　第二，整个北朝的藏书很少，这使文士失去了丰富学识和借鉴前人创作经验以提高写作技巧的机会。《隋书》对整个北朝藏书情况统计说：“后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于尔朱之乱，散落人间。后齐迁邺，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后周始基关右，外逼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稍加增，方盈万卷。周武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11］可见，北朝藏书的总数才达一万五千卷。而南人私人藏书往往上万，有的甚至比北朝藏书的总量还多。如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都下莫比”［12］，任昉“于书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13］，王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埒”［14］。

　　第三，北方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民族精神以及与此相伴的崇尚朴素节俭的生活风尚也是形成质朴刚健文风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如果她是积极向上日益强盛的，那么她的生活态度一般是勤奋节俭的；如果她是从繁荣走向衰落的，那么她的生活态度一般是享受的奢华的。北朝人大都尚俭节用，体现出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北朝由于多有战乱，致使经济远落后于南朝，又加之特有的“聚族而居”生活方式，要求北朝士人崇尚节俭又积极进取。《颜氏家训·治家》：“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15］即使是位居最上层的统治者，他们绝大多数也以节俭为美，身体力行。而且北方的帝王多有励精图治、统一天下的宏远抱负，如北魏道武帝、太武帝和孝文帝，北齐的高欢、文襄帝以及北周宇文泰、周武帝，还有隋文帝等等，而在南朝却很难找到这类怀有宏图大志的帝王，相反，“统治集团很少有宏图远略，惟以保持一时的安定承平为治国的根本方针”［16］，“士大夫们的奢侈淫逸，大约也不是个别现象”［17］。仔细考察一下北朝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北魏至隋朝，北朝经历着一个不断强大直至统一南北的过程，而南朝则是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削弱被蚕食直至灭亡的过程。南北间不同的生活风尚和民族精神，产生了不同的审美取向，反映在作品中也就形成了不同的文风。

　　第四，南北人的民族情愫刚柔不同，也会对文风产生影响。《颜氏家训·风操》：“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18］“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19］北朝人的性格粗犷、豪放，和长期与少数族融合以及战乱频生的社会环境有关。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指出：“南方的情感是柔弱的，偏于个人的享乐，北方的情感是雄壮的。”［20］南人情感脆弱，北人情感则刚强，反映在文风上则南朝文柔弱，北朝文则刚健。

　　第五，质朴的文风也受北朝的学风和宗教的影响。无论北朝的儒学，还是北朝的佛学和道教都有素朴、重实用的特点，与南朝重义理探寻的学风不同。《隋书·儒林传序》指出了南北学风的差异：“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21］这种学风的差异和南北朝玄学的发展不无关系。北朝几乎没有玄学，只有个别人感兴趣而已，如北魏末期的卢元明、北齐的杜弼、阳烈，终整个北朝都没能形成风气。而南朝则不同，南人继承了魏晋以来对玄理的好尚之风，以致对玄理的追求发展为士人高贵身份的象征，这样崇尚玄学便成了风靡南朝的社会风尚。许杭生在《魏晋玄学史》中指出：“北方的学风趋向朴实，带上了汉代经学的遗风。南朝则继承中朝清谈玄风，崇尚玄理之学。与之相应，南北朝的佛教文化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北方佛教重行业修行求取福田，如大规模的建寺造像和开凿佛教石窟等等；南方则较多地受玄谈的影响，侧重于探求佛教的玄理。”［22］汤用彤也指出北朝佛教重实用的特点说：“自孝文帝提倡义学以还，至宣武孝明之世，而译经讲论之事颇盛。然朝廷上下之奉佛，仍首在建功德求福田饶益。故造像立寺，穷土木之功，为北朝佛法之特征。”［23］南北道教也明显不同，“南方的道教徒不论其主张有多大的不同，但中心思想都是求个人的修炼成仙，长生不死，和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似很少直接联系”；而北朝“寇谦之则要辅佐‘太平真君’，‘兼修儒教’，两者显然不同”［24］。

　　第六，北朝散文质朴刚健的风格与北方特有的地理环境也有一定关系。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音辞》中曰：“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讹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25］北方特有的深厚的地理环境，一方面会影响特定的审美心理的形成，另一方面北方的风物经过作家审美观照后形成作品，也就表现出雄壮刚健的文风。

　　二、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

　　北朝散文的另一特征是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北方人对政治盛衰的关心则远远超过南方”［26］，“北朝文以笔札之文为主，文士创作重视经史之文及军国实用文体”［27］。严可均所辑《全后魏文》共收录散文一千三百余篇，而纯文学的赋作包括存目在内约四十篇，还不到总数的3％（其中还有一部分歌功颂德一类的政治功利性的文字），其余绝大多数都是实用性的章表奏议书檄碑志颂启等文章。正如周建江所指出的：“贯穿北朝始终的关于对文章的看法是偏向于文章的实用性，即以表现儒家思想、研究儒家典籍的文章和军国文翰为文章之首。”［28］这些文章毫无疑问具有极强的实用性，甚至就连表现心性的赋作也不能例外。北魏后期，由于政治混乱、社会黑暗，便产生了一些反映黑暗的社会现实、表达作家不满情绪的赋作，如李骞的《述身赋》、《释情赋》、阳固的《演赜赋》，元顺的《蝇赋》等。北朝四部散体文著作，代表了北朝散文的最高成就，都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正如范文澜所指出的：“北朝重要著作多切实用。”［29］如郦道元的《水经注》本是地理著作，由于其描写山水相当出色，因而又是山水游记散文；杨炫之《洛阳伽蓝记》是记录北魏洛阳佛寺兴衰历史的史传散文；《魏书》本身就是史书，同时也是优秀的史传散文；颜之推《颜氏家训》是家诫类文字，是为教育子孙如何“安身立命”而作。北魏初中期、西魏以及隋初是北朝散文表现政治性、实用性最为突出的时期，占据了北朝历史的一大半的时间。北朝散文虽然随着南朝文风影响的加深，以及北朝作家审美意识的逐渐自觉，其审美化程度也随之提升，但始终没有忽视文章的实用价值。

　　形成这一特征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北朝以儒学治天下，而儒学的精义在于经世致用，要求文学具有很强的政治功利性和实用性。正如前面在北朝散文发展的动因一节所述，儒学在北朝一直兴盛不衰，帝王们大多好尚儒学，士人们也多治经。《隋书·儒林传》指出了北朝儒学兴盛的情状：“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30］赵翼指出：“六朝人虽以辞藻相尚，然北朝治经者，尚多专门名家。”［31］“北朝偏安窃据之国，亦知以经学为重。在上者既以此取士，士亦争务于此，以应上之求。故北朝经学较南朝稍胜，实上之人有以作兴之也。”［32］

　　其次，北朝经济落后，不允许文士创作不切实际、不关现实的文章。由于北魏经济落后，以致百官无禄。例如，高允虽在朝廷为官，但“时百官无禄，允恒使诸子樵采自给”［33］，至太和八年才准备颁禄。北朝这种艰苦的生存环境，“是不允许北方民族脱离生存的现实，作玄思冥想和浮光蹈世之举的客观基础”［34］。梁启超颇有见地地指出：“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销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 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35］

　　第三，北朝人在文学观念上，重视文学的实用性，反对不关实用、浮靡空洞的文风。颜之推对实用性的文字大加肯定，代表了北朝人重实用的文学观：“朝廷 *** ，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36］相反，他反对尚虚谈、重娱乐的文字，曰：“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37］又曰：“士君子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38］隋开皇四年，隋文帝杨坚改革文风，主张“公私文翰，并宜实录”［39］。接着，李谔又批评那些不关风教之文，说它们是“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40］，显然他们也是持政治功利性的实用文学观。

　　北朝人虽然也重视审美，随着散文的发展，审美性不断增强，但一味追求形式、忽视内容的文章会遭到强烈反对。例如，北齐的王昕因咏南朝轻薄之篇而被文宣帝高洋免官。《北史·王宪传附昕传》：“帝愈怒，乃下诏曰：‘（王昕）伪赏宾郎之味，好咏轻薄之篇。自谓模拟伧楚，曲尽风制。推此为长，余何足取。此而不绳，后将焉肃？在身官爵，宜从削夺。’”［41］无独有偶，隋初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42］。

　　第四，北朝人看重治国功业，而视文学为小道。实际上，一些上层贵族往往看不起文学，动辄以“刀笔”、“雕虫”、“小道”之类轻视意味的字眼对待文学之士。这种现象在南朝是绝少见的。北魏末，为胡太后父谥号一事引发一场辩论，颇有文才的袁翻受到轻视：“（张）普惠厉声诃（袁）翻曰：‘礼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与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双举，不得非极。雕虫小艺，微或相许，至于此处，岂卿所及！’翻甚有惭色，默不复言。”［43］北齐文宣帝时，朝臣议《麟趾格》，太子少保李浑尝谓魏收曰：“雕虫小技，我不如卿；国典朝章，卿不如我。”［44］窦泰违反军令而败亡之后，高欢责问杜弼为什么不阻止窦泰，“弼对曰：‘刀笔小生，唯文墨薄技，便宜之事，议所不及。’”［45］又如《颜氏家训》载席毗嗤鄙文学事：“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荣华，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春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46］席毗意思是功业是第一位的，可流传千古，然后才是须臾之玩的文学。北周的李昶也持如此观点：“昶于太祖世已当枢要，兵马处分，专以委之，诏册文笔，皆昶所作也。及晋公护执政，委任如旧。昶常曰 ：‘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笔，了无稿草。唯留心政事而已。”［47］这样，北朝文学始终没有取得独立的地位，文学就只能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服务于政治。

　　第五，北朝重“理”的文学观也是形成散文实用性的因素。北朝文重“理”，“理深者便于时用”［48］。北朝人常把“文”与“理”相对，或“辞”与“理”并举，“理”指文章的内容，“文”或“辞”指文章的形式。如：

　　八月甲辰，（孝文帝）诏曰：“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49］

　　（宣武帝）诏曰：“辞理恳至，邈然难夺。”［50］

　　（邢颖）中遇沈疴，赋诗以讯，忠显于辞，理出于韵［51］。

　　（刘昶）自陈家国灭亡，蒙朝廷慈覆，辞理切至，声气激扬［52］……

　　刘景安书规（崔）亮曰：“而朝廷贡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53］

　　（裴景融）虽才不称学，而缉缀无倦，文词泛滥，理会处寡［54］。

　　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曰：“故处士赵郡李谧：……不苟言以违经，弗饰辞而背理。”［55］

　　（献文帝）诏曰：“高丽奏请频烦，辞理俱诣。”［56］

　　（孝文帝）曰：“朕躬览《尚书》之文，称‘肆类上帝，禋于六宗’，文相连属，理似一事。”［57］

　　（隋文帝）劳之曰：“我读卿判数遍，词理惬当，意所不能及也。”［58］

　　（李谔）于是上书曰：“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59］

　　《颜氏家训·文章》：“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60］

　　与北朝文重“理”相对，南朝文则重“情”，所以，南北所重不同，文风则异。

　　其实，以上所论两大特征又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后者决定前者，前者反映后者。

　　总而言之，北朝散文表现出质朴刚健的艺术风格和以政治功利为中心的实用性的特征，和南朝散文重抒情尚词采的绮靡柔弱文风大异其趣。这主要是由南北之间文化上多方面的差异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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