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梦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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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斯（Hippocirates，460-370，B.C.)，在其名著中曾提到梦与疾病的关系，在讨论睡眠的产生时，也包含梦的起源。

　　圣经中提到许多有关睡眠及梦的故事，认为梦可以预测来来。《圣经》“塞缪尔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主已离我而去，既不惜先知，也不惜梦境答复我”，说明人们对梦存在依托的心理。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384-322，B.C.)认为梦对于未来有相对重要的预测性，并给梦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做梦是睡眠中的心智活动，是心理问题，是精力过剩的产物”。

　　巴比伦人、希腊人都认为，梦是神与人之间沟通的工具，梦会将神的意图透过梦给他们指示。

　　中东国家的朝圣者从四面八方来到神庙前，夜晚睡在庙的周围，希望神灵透过梦给他们旨意，并且有专门的解梦祭司指导他们，应该怎样依梦意去做。

　　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西方医学对梦的研究发展突飞猛进，对梦的认识，从过去迷信的宗教神鬼论到唯心主义，从物质论到客观主义，从病因论到唯物主义，更从心理学、生理学、病理学的角度对梦进行研究。对梦的解释更具体、客观，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文献显示，世界上第一位研究梦的原始材料的人是法国神经生理学家米歇尔朱夫特。他每天早晨记录自己的梦境，共收集2500个梦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他所做的梦，多数与他前一天或前一周的某些事件有关。

　　汤玛士威利斯（1627—1675)认为，梦魔(nightmare)是睡眠中一种潜在疾病症状。

　　20世纪初，梦学与心理学开始结合，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一本举世瞩目的书《梦的解析》（TheInterpretationofDream)，有人称他是现代研究梦学的第一人，对梦作了有系统和科学的解释。他认为梦是潜意识的产物，睡眠中出现梦，梦又维持睡眠，梦与性本能有关，梦是满足人们某些欲望的需要，梦具有非理性和反社会性，梦有预见性和创造性，梦是愿望的达成。

　　荣格、弗洛姆和阿德勒三人同属精神分析派，是继弗洛伊德之后，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派的发扬光大者，对梦的研究结果有不同的观点。

　　荣格认为，梦不但是人的潜意识的活动，且具有预见性和创造性，即梦不但可以回顾过去，还能预见未来。梦的这种特性使人们对外界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甚至可以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并对未来充满信心，进而可以成为人们创造的好帮手。

　　弗洛姆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意见综合起来，认为梦是理性和非理性的交错，其中具有反社会的、非理性的要求，也有社会性和道德的表现。

　　阿德勒更进一步发展荣格的观点，认为梦是潜意识的流露，并且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是对来来的预演。

　　回顾弗洛伊德提出梦的解析及梦的形成等理论，只限于精神心理层面，没有神经生理基础。俄国生理学家巴甫洛夫（Pavlov)弥补了弗洛伊德的不足，提出梦是大脑的特殊意识状态，是高级的神经活动理论。

　　巴甫洛夫认为，梦是在大脑活动和记忆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白天，大脑处于兴奋状态，到了晚上，大脑的大部分处于抑制状态，人们就进入了睡眠。由于大脑中仍有一小部分处于兴奋状态，同时在大脑的作用下，就产生了梦境。睡眠状态下的大脑是缺乏逻辑的，经常由一些没有关系的记忆的碎片连接起来，因此，梦往往又是离奇古怪的。

　　1953年，有关梦的研究进入一个科学新时代，美国睡眠研究科学家艾连斯基(Aserinsky)和克里特曼（Kleitman)发现快速眼动期睡眠，并发现梦与快速眼动期有关，但仅止于梦的发生，对梦的内容，除当事人外，其他研究者仍难了解。后来的研究者福克斯（1962)发现在非快速眼动期也会做梦，只是快速眼动期与非快速眼动期梦的几率和内容不同。在快速眼动期所做的梦通常比较长，以视觉感观为主，有些情绪化(affection)，但通常与现实生活无关；而在非快速眼动期所做的梦通常比较短、较不生动、较不随视觉意象，通常是平时关心的事，且较少带有情绪化的色彩，多与现实生活有关。科学家们总结后，将“梦的内容界定是人们醒着时日常生活的真实反应”。

　　各个睡眠期做梦的几率不同，从清醒至入睡时做梦几率是30%~40%，浅度睡眠期（即第一、二期）做梦的几率是70%~75%，深度睡眠期（即第三、四期）则为50%,从快速眼动期醒来时有85%~90%的几率会有做梦的情形。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科学家在人的中脑发现梦觉中枢，梦的控制中枢是蓝斑的中部和尾部。至20世纪80年代，有科学家认为梦的产生与某种分子的物质累积与释放有关，如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等。

　　时至今日，综合西方对梦学的研究，从神话迷信走进科学系统的分析，实较中医学进步很多，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不管科学怎样进步，对梦的神秘面纱仍难尽除。如果将中医学比作艺术，西医则如科学，各有其不可忽略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