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
每当捧读《卿斋志异》,总给人以别有洞天之感。曲径通幽,千沟万壑,阴晴晦明,烟云叆叇,时而巉岩绝壁,时而大河前横,偶见瀑布飞泻,回步水平如镜。涉猎其中,另长一番精神;流连忘返,犹觉余音绕梁。关于这部人类瑰宝的艺术魅力,古人曾作过许多创造性的探讨和品评。有人赞誉《聊斋志异》的技法:“盖虽海市蜃楼,而描写刻画,似幻似真,实一一如乎人人意中所欲出。”而且“诸法具备,无妙不臻。写景则如在目前,叙事则节次分明,铺排安放,变化不测。字法句法,典雅古峭,而议论纯正”。有人推崇蒲松龄“学深笔健,情挚识卓”,故能“寓赏罚于嬉笑”,使人“百诵不厌”。有人从题材的提炼着眼,认为《聊斋志异》“所述鬼狐最伙,层见迭出,变化不穷。水佩风裳,剪裁入妙;冰花雪蕊,结撰维新。”前人种种品评,对于领略《聊斋志异》的艺术造诣,都具有一定的审美鉴赏的参考价值。
作为后学,本文拟从艺术作品在整体上所呈现出来的代表性特点,亦即由独特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艺术家主观方面的特点和题材的客观特征相统一所造成的独特面貌细加缕析。意在抛砖引玉,祈方家不吝指正。
洗炼和宏富的统一《聊斋志异》的题材广阔浩瀚,包罗万象。举凡人间的世俗生活,乃至异想天开的龙宫、仙岛,域内海外,天上地下几乎无美不备。从辽东到海南,从崂山到云南,从福建到西安,从京都到边塞,以山东淄川为中心,作品为我们展示了辽阔的空间和斑斓多采的社会画面。作者笔走龙蛇,游刃有余,时而发思古之幽情,时而抒今世之孤愤,时而托梦幻以寄怀,时而借讽喻以明志。在众多篇幅短、寓意深、容量大的篇章中,不仅花娇狐魅、神鬼精灵、草木竹石、鸟兽虫鱼等非人形象独具人情,而且连士农工商、娼盗官吏、兵艺侠医技、僧尼道巫赌,也大都呼之欲出。作者奋其妙笔,时而写家庭、邻里之间的微妙关系,入情入理;时而写时代的风云变幻,委曲婉转;时而写壮士斩娇除怪,正气凛然;时而写书生落魄,催人泪下;时而写忠贞爱情,娓娓动听;时而写纯洁的友谊,感人肺腑;时而讽刺贪官污吏,令人称快;时而痛斥豪强权势,淋漓尽致。作者经常借身边琐事加以生发,鲜明地揭示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往往寥寥数笔,通过引人入胜的细节晓以深奥的哲理。如同一部生活的百科全书,人情、世俗、道德、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无不有所涉及。兼以作者拥有渊博的知识,善于运用典故,能够从民间流传的故事中开拓新意,将丰富的生活素材提炼为创作的题材。《聊斋志异》堪称洋洋大观,不仅以形象的生动性闻名,而且以宏大的规模、广阔的内容吸引着读者。
从类似的题材中开掘不同的思想内容,是《聊斋志异》显得丰富多采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脍炙人口的《狼三则》,题材、形象基本相同,然而立意却各有侧重,一则表现屠户的智慧,二则突出屠户的警觉,三则描写屠户的勇敢。再看看大量爱情题材的作品,不仅构思、人物、情节各异,而且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也大相径庭。同是写牡丹花精与人恋爱的《葛巾》和《香玉》,前者立意在于说明猜疑能使美好的爱情枯萎,幸福的生活中断。后者则重在对生死不渝的爱情的讴歌。同时写虎的作品,有的取其残暴的特性,针砭贪官(《梦狼》);有的借其凶猛吃人的特点,让老虎吞噬势豪的头颅(《向杲》);有的则取其刚勇的品格,对为母治病的医生尽卫护之责(《二班》)。《聊斋志异》丰富多采的内容,是以精粹的语言来表现的。如果说“简洁是美的必须条件”,那么丰富也绝不等于冗杂、拖沓。蒲松龄在语言的锤炼上具有千金不易一字的功力。他能在短小的篇幅内,驱遣精炼的文字表现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从而使《聊斋志异》一书在整体上呈现出洗炼和宏富的统一,就像“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在《聊斋志异》的不同篇章中,经常出现两三个字的句式。如“至夜,果绝。儿窃喜。”(《贾儿》)又如“马骥,字龙媒,贾人子。美丰姿。少倜傥,喜歌舞。辄从梨园子弟,以锦帕缠头,美好如女,因复有‘俊人’之号。”《罗刹海市》的开篇只用了39个字,便将人物的姓氏,身世,外貌,衣着打扮,秉性爱好勾画得栩栩如生。作者深谙文体美,有时出以对仗工稳、节奏鲜明的赋体,就顿使作品的规定情境隽永夺目。如“山鸟一鸣,则花片齐飞;深苑微风,则榆钱自落。”(《西湖主》)写景如画,极富情韵之美;点染时令,饶于幽趣,乃是为了烘托人物此时此际“怡目快心”的美感。有时一两句话写静夜幽恨,妙在自然浑成,蕴藉深厚。如“沙月摇影,离思萦怀”(《凤阳士人》)出语清丽,即景生情。一“摇”字以动衬静,其境愈静。而愈静则愈感到孤寂难处。一“萦”字虚写月光照人无眠,实写人物离思之苦,不言情而情至深。《聊斋志异》所包含的丰富内容,类似如此以少胜多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蒲松龄撰写《聊斋》,在语言文字上确实是下过苦功的。“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在穷年累月的创作实践中,他在遣辞命意上做到了千锤百炼、字斟句酌,这种刻苦自励的精神,决不亚于杜甫在诗创作中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从迄今尚存的原作手稿的修改痕迹中,我们分明看到蒲松龄创作态度之严肃和律己之严格。例如《辛十四娘》开篇对冯生的旁介,手搞的原文是:“广平冯生,少轻脱纵酒,年二十余,盆丹鼓,偶有事于姻家,昧爽而行。”定稿时将“年二十。。于姻家”一句删去,把“而”字改成“偶”字,删去一些不易懂的内容,改定后更有助于突出冯生“少轻脱纵酒”的性格特征。又如《续黄粱》篇的第一段,从开头到二十年太平宰相,原稿共167个字。改定后仅剩77个字。原文中的“未便旋里”同曾孝廉求卜星者没有什么关系;“星者望之曰:先生新烧龙尾,意颇扬扬,长安花看尽否”一段,无助于刻画曾孝廉这个反面形象,因此统统被作者删去,而改成“星者见其意气”。星者佞谀曾孝廉的话和神态不需要具体描写;星者询问卜者庚甲自属不言而喻;“星者卜算已”句系一般叙述过程;“曾孝廉笑曰:‘看终作何官?’星者方凝思,曾又笑。”这小段话对刻画人物不起什么作用。所以也被删去。“宁无蟒玉”改成“有蟒玉分否?”则更能表现曾孝廉觊觎高位的口气和求卜的目的。
除了字、词、句的修改外,有的作品在情节的提炼上也做了较多的改动。《狐谐》篇在“主客又复哄堂”后面修订稿文字虽省去一半,内容却更加丰富。原稿中狐女所讲的前后两个典故,均隐含讽刺孙得言之意,显得重复累赘。改后不仅前后呼应,逻辑上顺理成章,而且意境新鲜,进一步引申出奚落陈氏兄弟的意思。蒲松龄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真正做到了如刘勰所说的“芟繁剪秽,弛于负担”,“字去而意留”,“辞殊而意显”。他不愧为一位“思赡”“善敷”,“才核”“善删”的大手笔。《聊斋志异》在艺术风格上呈现出宏富和洗炼的和谐统一,正是得力于此。
《聊斋志异》之所以能具有“如矿出金,如铅出银”的洗炼,是和创造性地继承传统分不开的。清朝几位评论家都先后指出过,《聊斋志异》与古代散文和传记文学的继承关系。冯镇峦认为,“读《聊斋》,不作文章看,但作故事看,便是呆汉。惟读过左、国、史、汉深明体裁作者,方知其妙。或曰:何不迳读左、国、史、汉?不知举左、国、史、汉而以小说体出之,使人易晓也。”(《聊斋志异·读聊斋杂说》)。但明伦也确认,“惟喜某篇某处典奥若尚书,名贵若周礼,精峭若檀弓,叙次渊古若左传、国语、国策,为文之法,得此益悟耳。”(《聊斋志异·但序》)。这些看法虽然不够全面,却从一个重要的方面阐明了蒲松龄艺术功力的师学渊源。
奇谲和质朴的统一蒲松龄创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志怪小说的优良传统,驰骋丰富的想象和联想,采取幻化的形式曲折地反映生活,从而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赋予《聊斋志异》以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许多作品以奇妙的构思、奇特的形象、离奇的情节和奇幻的场景,显现出奇谲的艺术特色。
在《聊斋志异》五百多篇作品中,直接以人为描写对象的为数并不多,大量是以鬼狐神怪的拟人化来间接反映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人幻化为非人的艺术形象而又大都拥有变化莫测的特点,在阅读和欣赏中就自然给人以“丰赡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的审美乐趣。《书痴》篇中夹藏在汉书里的纱翦美人;《白于玉》篇中的“衣翠裳者”、“衣绛绡者”、“淡白软绡者”、“紫衣人”等四丽人;《绩女》篇中“所绩,匀细生光;织为布,晶莹如锦”的绩女,等等,都属于神仙类。《黄英》、《葛巾》、《香玉》、《荷花三娘子》等篇则以花精花妖为描写对象。其他如蜜蜂(《莲花公主》),鹦鹉,秦吉了(《阿英》),老鼠精(《阿纤》),白骥精(《晚霞》)等等可谓无奇不有,而写得更多的是狐和鬼。
蒲松龄笔下的神怪精灵,花妖狐魅,既非万物有灵或灵魂不灭的说教,亦非物的自然属性的图解,而是托物写人。作者运用想象和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在摄取物的习性和形体特征的条件下,赋予它们以人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点,按照人的习俗、人的社会关系来描写,因而又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和爱憎好恶。这些形象又拥有超凡入圣的神力,他们不受生活环境的限制,不受时空的束缚,而成为忽敛忽纵、时隐时现、变化莫测的神灵。所以《聊斋志异》中的许多形象,往往富有亦人亦仙亦鬼,或亦人亦狐亦仙,或亦人亦仙亦怪的特点。
奇幻的场景与奇特的形象互相映衬,产生奇谲的艺术效果。《聊斋志异》经常出现“浮云在天,时阖时开,奇峰断处,美人忽来”的境界。《巩仙》篇写巩道人成全尚秀才。“袖里乾坤真个大”,“离人思妇尽包容”。道士展其袖,“中大如屋”,入则“光明洞彻,宽若厅堂,几案床榻,无物不有”。有情人在这里相会,“绸缪臻至”,共同吟诗,互相对句,婚配生子。这里毫无“催苛之苦”,而俨然是世外乐园。幻境描写之奇,令人叫绝。再如“星宿已繁,崖间忽成高第”(《锦瑟》);“一日,归颇早,至其处,村舍全无。。一转盼间,则院落如故,身固已在室中矣”(《张鸣渐》);深山石室,“光明彻照,无须灯烛”。洞内有大叶类芭蕉,用以剪缀作衣,“绿锦滑绝”;“女取山叶呼作饼,食之,果饼;又剪作鸡、鱼,烹之皆如真者”(《翩翩》);。。这一切在实际生活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舌战群儒”、《红楼梦》中的“秦可卿出殡”有关场景的铺陈,尽管存在艺术上的夸张,却毕竟是生活的反映。以上列举的《聊斋志异》中有关幻境的描写,则纯属“蜃气五色,结为楼台”的虚幻。
离奇的情节离不开奇特的形象和奇幻的场景。三者的一致性正是这类作品一个显著的特点。《书痴》篇可谓典型的代表。《书痴》中的颜如玉,忽隐忽现,未卜先知,却分明不是凡人,而是一位仙女。然而论言谈、举止,美人又无异于常人:如伴生下棋,授以弦索,戏谑饮博,谈情说爱,无所不善,从这一系列的描写中我们又似乎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少女。从而使这个人物形象呈现出仙质凡态,亦仙亦人的特点。这篇小说写郎生积好成痴,积痴成魔。“一夕,读汉书至八卷,卷将半,见纱翦美人来藏其中”。“一日,方注目间,美人忽折腰起,坐卷上微笑。”郎生在惊骇中一再叩拜,美人则“下几亭亭,宛然绝代之姝”。美人的出场充满了神奇色采,在郎生和美人相处的日子里,一旦生“忘其教”,“女则渺”,生伏以哀祝,矢不复读,女便又从书卷上下来。只有铺设如此离奇的情节,才能更鲜明地塑造奇特的形象。
大抵成功之作,莫不植根于社会生活。而如何反映生活,却又取决于艺术构思。由此可见,构思正是将生活变成艺术的中心环节。在如何反映生活的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方式:一种偏重真实地摹写。当然在构思过程中不免对生活素材有所取舍,有所剪裁,有所集中,有所生发;也不排斥发挥想象的作用。一种是以表现理想为主,着重运用艺术的想象、联想和幻想,间接地反映生活。《聊斋志异》中的多数篇章属于后者。作者虽有坚实的生活基础,但他在构思时更多的是充分发挥丰富的想象力,努力开掘题材所蕴含的意义,从而据此安排谲幻的场景,创造奇特的形象,设置离奇的情节。这里不仅有“袖中乾坤”,而且有“腹中武库”(《采薇翁》)。采薇翁“脐大可容鸡子;忍气鼓之,忽脐中塞肤,嗤然突出剑跗,握而抽之,白刃如霜。”他有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腹中武库。在险遭不测的情况下,头断可复合,腹裂而无血,且“其中戈矛森聚,尽露其颖”。有人认为这是一篇“胸中甲兵”式的寓言,然而从虚虚实实、亦真亦幻的艺术构思来看,却是作者的独创,幻想的奇特,绝妙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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