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世俗文化

Question

综述一下宋代世俗的特点特色吧！

Answer 1

　　论宋代的市民文化
　　资料
　　http://www.hxlsw.com/Artis/20060920/1151.asp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5649664.html
　　http://tieba.baidu.com/f?kz=24134010
　　【内容提要】：宋代是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城市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使新兴的市民阶层地位日益上升。同时，市民文化的崛起，更是宋代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标志着市民阶层的独立性的形成，是我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并非是以介绍市民文化为目的。而是试图透过市民文化来提出一些个人的思考。
　　【关键词】：宋代 市民文化
　　1．城市发展与市民文化
　　林正秋先生指出：“市民文化的崛起是南宋杭州文化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容特点。” 在笔者看来，他的这个论断中，把“南宋杭州”替换成为“宋代城市”，也是十分恰当的。
　　宋代人口统计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城乡人口的划分肇始于此。在我国封建社会户籍制度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这表明城市带宋代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与唐代相比，宋代对城市规模影响最大的因素，就是附郭草市的发展及其地位的变化。附郭草市最早产生于南朝的建康，起目的是为了容纳南渡的大量人口。到了宋代，附郭草市的发展更为普遍，而宋朝廷也把附郭草市作为城市的一部分加以管理。这样，宋代城市人口就能突破城墙范围的局限，吸纳人口的弹性更大，城市也更具有开放性。无疑“扩大了城市的功能和规模，是城市向近域推进的表现。” 在宋代，大中城市周围附郭草市比比皆是，人口也很多，宋孝宗时鄂州一次大火中，南草市烧毁的人家竟然有万户！可见草市的规模之大。
　　宋代人口规模有数万户乃至10万户的陪都、大商业都会就超过了10个。其中开封的总人口，在高峰时期，已经超过了100万，而南宋时期的临安也与开封不相上下。这样的人口规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记录，在世界的当时，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两宋的几百年中，就出现了两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这足以说明了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成就之大、程度之高。
　　在古代，城市产生主要是由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因而，其只能也是政治军事职能比较强。但到了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强，而且，手工业特色城市（如景德镇）、对外贸易特色城市（如泉州）的大量涌现，更使得城市在地区间商品流通中的枢纽作用更加突出，经济职能开始占了比较重要的位置。1085年开封的商税为55万缗，而南宋中期，临安一年的商税更高达120万缗之多。
　　工商业经济的空前繁荣和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成为市民文化发展的良好条件。
　　文化，根据《辞海》的解释：“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在《人格的文化背景》一书中认为：一个文化至少包括物质、动态、心理三个层面。 下面，本文就以此为线索，对笔者眼中的宋代市民文化略作评析。

　　2．市民消费为中心的物质文化
　　所谓物质文化，是指一文化内物质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状况；市民文化是随着商业的繁盛和市民阶层的扩大而兴起的。宋代城市格局由封闭式到开放式的转变，城市人口的大大增加，商业的极度繁荣造就了市民独特的生活方式。
　　如果说，附郭草市的大量兴起使宋代城市对外由封闭转向开放的话，那么，坊市制度的崩溃，则是宋代城市内部由封闭转向开放的标志。
　　在宋代之前，周世宗由于开封仓储不足，而下诏允许在汴河上设立邸店；宋太祖即位后，在965年下令允许开夜市。这两道命令，分别从时间和空间上，在传统的坊市制度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虽然宋代开始时仍然实行坊市制度，但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终于走向崩溃。景佑年间，宋朝廷正式下令允许商人只要缴税，就可以到处开设店铺。
　　坊市制度由于无法容纳商品经济发展后的市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从市民文化的角度来看，坊市制度的崩溃，使城市的商业布局更有灵活性，能根据市民的需要调整空间和时间的分布。

　　作者： 222.88.32.* 2005-7-15 14:2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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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论宋代的市民文化
　　从空间上来看，宋代商业街成批涌现，如在开封忭河两岸，皇城东华门外，一度从宣德门向南到朱雀门的御街两旁都准许行人进行买卖；南宋的临安，有3个商业区位于御街上。不仅临安城内如此，就是城外郊区也极其繁华，出现了15个商业繁荣、居民集中的镇市。 另外，出现了周期性的市场，有庙会集市和专项商品交易会，也都是宋代商业发展的新特点。
　　从时间上来看，宋代大都市的夜市能够持续到四更，距离早市开市仅仅一个时辰，还不受气候和季节的影响，寒冬大雨雪中，也有夜市盘卖。
　　这样的空间和时间布局，是与市民的生活相适应的。市民阶层的主体，是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为主的。因此，市民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农民有着明显的不同。从个人来说，市民不须像农民那样一年遵守严格的农时，在工作与休息的时间分配上，有比较大的自主性，因而空闲时间也比较多；从整体来说，市民从事的行业多种多样，忙与闲的时间也各自不同，不想农民那样有整齐明确的农忙与农闲的区分。这样，在时间上，无论是在一天中还是一年中，市民都要求城市的工商业能够为他们提供几乎是不间断的服务；在空间上，市民分散地居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也要求工商业能够根据他们的分布而灵活地分布，而不是根据统治者的规定分布。市民能够有这样的权利正是城市发展、尤其是城市经济发展并日益重要、以至于市民的地位也上升的结果。
　　宋代的商业行业明显增多，由唐代的170行增加到南宋的400多行。新增加的行当，可以说是反映了市民的需求的产物。南宋临安城里从熟食小点到穿着衣服或家内杂务用具，都有专门制作的私营手工业作坊。仅仅《梦粱录》卷13《团行》条所记载的就有22种。 这就可以说明宋代的城市经济中作为商品的成分越来越增加，而上古的以满足生产者自身和贵族阶级为目的的城市手工业趋于瓦解，生产的对象，成为了这个城市中广大的市民，这无疑是一大转变。饮食业的发展，则更加可以可以看见一种新的城市生活习惯的产生。据《梦粱录》卷13、16的记载，临安单是供应的熟食品就不下一二百种。 当时临安著名的饮食店就有上百家。 市民们越来越喜欢到遍布街头巷尾的饮食店去购买食品“以为便”。
　　笔者认为，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体系化，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更加地愿意在整个城市体系中处于一种比较单一的环节——也就是分工越来越细密，一个人，在城市中，很难通过以自我为对象的生产来达到满足自身的目的，着就要求各种服务和生产行业从原本的个体生活过程中脱离出来，成为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一门新兴的行业，成为城市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环节。这种体系化的程度越高，市民对这种城市体系的适应和以来程度越高，城市发展的水平也就越高。
　　在各种新兴的行业中，浴室行业则十分引人注目，各地城市普遍开设公共浴室。南宋时经营浴室的商人们组成“香水行”，宋末元初的一浴室可以供100人同时沐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浴室规模很大，“日浴千人”。
　　不仅如此，宋代城市中普遍建筑有公共厕所，官府重视城市垃圾和粪便的妥善处理。临安府每年新春，由官府差人挨家挨户疏通沟渠，有差船将道路上的淤泥运到乡下。每天有人打扫大街上的垃圾，居民则给一定的报酬。
　　大量以市民为服务对象的手工业、商业、服务业的出现以及许多传统的行业逐渐因以市民为服务对象而出现新的发展，都充分说明了宋代城市中市民物质文化的发达。
　　其中，酒肆和茶坊的发展，可以说是宋代市民物质文化发展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方面。
　　饮酒和饮茶的风气虽然并非是开始与宋代，但是到了宋代，酒和茶的销售规模飞速扩大：根据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记载，神宗宁熙十年（1077年）以前，宋政府在全国260个城市辖区中，设有榷酒务（官办的造酒作坊）1800多个。 宋代的财政开支大约五分之一靠酒税支持。
　　同时，由于城市中多层封闭的坊市制度的破坏，商业市场迅速蔓延，酒肆茶坊就蓬勃地兴盛起来了。由于市场商品交换非常发达，为了适应市民阶层的需要，酒肆已经是“十室之邑必有”, 在城市里，即使是里弄坊巷，也往往设有设有许多酒肆和茶坊。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东京拥有大酒肆72个，其余中小酒肆“不能遍数”。 而《宋会要辑稿》中仁宗五年有“在京脚店酒户内拨定三千户”的记载，说明当时东京的中小酒肆不会少于三千。 南宋版图小于北宋，但酒税却几乎与北宋相当，甚至超过北宋。可见南宋酒肆比北宋多得多。

　　作者： 222.88.32.* 2005-7-15 14:2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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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论宋代的市民文化
　　茶坊、酒肆不仅是士大夫聚朋交友的地方，同时往往还有说书、评话、讲史、小唱……所以茶坊酒肆也是市民娱乐、休憩和消遣的场所。酒肆茶坊里聚集了市民阶层中三教九流的人物，各种市民关心的话题消息在其中流传，这里成为观察市民的各个层次的万花筒，反映着市民的众生相。酒肆茶坊的兴起，本身就可以说明市民的消闲意识和文化趋同的意识的出现，他们迫切地或是自然地需要有一个场所或者说是一个精神的“家园”来容纳他们得情趣、视角，因而在市民物质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点，在以下的市民动态文化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3．市民世俗享乐为中心的动态文化
　　物质文化的发达，与动态文化的兴盛是密切相关、互为因果的。所谓动态文化，指的是一文化内人们的外在行为状况，着往往是一个文化的主导特色，因而在文化的三个层面中最具有代表性。
　　市民动态文化，其精神风貌、文化结构和各种表现形态无不围绕着市民这一消费主体，其中又以满足市民享乐为目的的市民文艺最具有代表意义。而宋代的市民文艺，是以宋代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为基础的，正如有学者说的：“宋代城市，整个就是一个大市场，在其产生商品与利润的同时，还产生了市民文艺。” 市民文艺的发展，也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直接的吸取关系，如宋代的吟叫艺术，就是来源于市场中商贩的叫卖声。
　　市民文艺有说话讲史类、杂技、杂剧、影戏与傀儡戏、音乐舞蹈……
　　民间的百戏、曲艺等文娱活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规模、内容、形式、场地以及规范化、专业化、商品化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作为城市精神生活的重要内容，话本和戏曲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流传下来的话本推动了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高潮。说话，北宋已见端倪，当时主要在街坊上行走说唱，有的在宫廷中演出。但南宋除此之外，主要在瓦子演出，已经有固定场所。话本、唱本的发展。《醉翁谈录》中记载的南宋话本、传奇小说，有107种之多。《武林旧事》卷10中也列了宋代官方杂剧话本280多种。 百戏，是多种伎艺的总称，内容广泛。宋代百戏主要有杂技、相扑、魔术、踢钟、吃针、烧火、踢瓶等等。其中的杂技，在宋代逐渐成为一项独立的艺术。民间的舞蹈组织“社火”相当兴盛，规模大、专业性强，一些专业演员技艺高超，反映了民间文化的发展。角 ，即相扑、争交，也是宋代的流行活动，不仅有男子相扑，女子相扑也十分流行。嚣三娘、黑四姐等都是著名的女子相扑选手。曲艺也在宋代形成了北方的杂剧与南方的南戏这中国两大吸取流派的基础。傀儡戏也是十分受欢迎的表演，在南宋的临安，元宵之夜，官巷口、苏家巷就有24家演出。
　　这些艺术形式多是民间艺人对传说故事的再创造，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许多作品的主人公就是平民百姓，即使不是反映市民的真实生活，也反映了市民的理想、情趣，远不同于服务于宫廷庙堂的传统形式，适应了多阶层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开启了“俗”文化发展的新时期。
　　在市民文艺发展中，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便是瓦子的兴起。瓦子，又叫“瓦肆”、“瓦舍”，名字的来源说法很多，没有定论，笔者也无意在此辨析。十分明确的是，宋代的瓦子的发展，已经非常兴旺。根据《东京梦华录》提到的瓦子有9个。 而据《梦粱录》、《武林旧事》和《西湖老人繁盛录》等记载，可以知道杭州有瓦子17处，后来增加到23处。
　　瓦子的特点是：1、拥有相对固定的演员队伍；2、不受时间、气候限制；3、有灯光、气温调节、扩音等设施。 因此，可以看出是一种比较发达的场所。
　　固定的民间大型演艺场所的大量涌现，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社会条件。1：城市格局开放，没有坊市制度的约束，居住区、商业区和娱乐区相结合；2：居民的生产活动不受季节的限制，3：人口密集，并且有众多闲散人员，以保证观众经常满员。 我们可以看到，宋代瓦子的兴盛，与坊市制度的崩溃、附郭草市、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生活方式的改变等特征，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它也是宋代城市发展的结果的集中体现。

　　作者： 222.88.32.* 2005-7-15 14:2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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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论宋代的市民文化
　　与演出场所的固定化相伴随的是职业队伍的固定与扩大，这促进了文化素质与技艺的日益提高。据《武林旧事》卷6《诸色伎艺人》记载，当时杭州已经有各种文化表演行当55项，市民艺人五百二十余人之多。……从事各种文化行业的同业组织也纷纷建立。
　　如绯绿社（杂剧）、齐云社（蹴鞠）、同文社（耍词）清音社（清乐）、绘革社（影戏）、绿华社（吟叫）等等，都是当时的著名娱乐组织。
　　演出场所和专业艺人的固定化，反映了市民文艺为代表（或主体）市民动态文化的繁荣。
　　“市民……的精神状态、心理特质都是一种现世的、世俗的心态。” 我们从节日的庆祝上多少可以看到一些市民“现世的、世俗的心态”的反映。
　　节日中，官府和民间举行庆祝活动，这些活动 “总的倾向是减少了迷信、禁忌、禳除的神秘气氛增加了娱乐的、体育活动的色彩。” 节日中，城镇商铺陈列上平销售，百姓观赏歌舞、百戏、杂技，制造节日食品，穿上新衣，等等。北宋，上元前后各有一日张灯，大内正门结彩为山楼影灯，起露台，教坊陈百戏。其夕，开旧城达旦，纵市民观。 太平兴国五年，太宗“燃灯五夜著为令”，三天不禁夜，观游之盛，过于前代。 节日的庆祝有原来的对上苍的敬畏的企求，逐步变成人自我的欢娱，是不是可以看到一种从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对“天”的倚靠，逐渐转向对人性的重视，带有了一些人本精神苏醒的色彩呢？
　　宋代的“民间美术已经溶透到庶民百姓的衣、食、住、行、娱、祀的诸多方面。” 这也可以看到宋代的市民生活的地位上升，艺术家们已经在把市民的日常生活作为艺术的对象和来源，这不能不说是对市民生活和艺术关系的认识的新特征。绘画中的风俗画，如《七夕夜市图》、《清明上河图》就是反映实际的佳作，在艺术史上也有其不朽的地位。在文学作品方面，反映市民生活的《东京梦华录》、《梦粱录》在今天都是文学与史料价值兼备的出色作品。
　　4．源于城市发展、基于商品经济的心理文化
　　物质文化与动态文化都是文化的外显形式，在起背后是深层的心理文化，它指的是一文化内所共享的知识、态度和价值，它实际上也就存在于物质文化与动态文化之中。
　　宋代城市为主的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使社会流动性得到很大加强，于是官民往往转化迅速、频繁，“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简直成为士大夫的口头禅。 “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有钱则买，无钱则卖”的趋势在经济上反映的是社会阶层经济地位的波动态；在文化上则是“贫富天定”的传统观念受到实质性的冲击。
　　宋代的商品经济思想有较大的变化，传统的“重农抑商”论受到批判商人的地位提高。宋代的工商管理制度总的来说趋向宽松，促进了商品经济思想和观念的发展。
　　宋代中后期，农业和工商业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而它们的发展，对各自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农业的重要，就在于它首先生产了人类生产、生存的基本资料，没有农业就没有一切。因此，在经过战乱之后，生产凋敝的时期，农业衰退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就会尤其突出。减少农业劳动力而阻碍农业发展的商业，自然就会遭到压制，这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但是，当农业发展后，生产率提高，基本的生活得以保障，甚至农产品有所剩余的时期，农业的地位就自然会下降。而使商业的作用，就在于使产品通过商品流动的方法实现资源的配置，以实现财富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在生产率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时，就尤其重要了。尤其是商品经济的活跃，使中国封建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实行的那种“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遭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商人的社会作用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开始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有人认识到：“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 《东都事略》中写到：“行商坐贾，通货殖财，四民之益也。”宋神宗宁熙年间，宰相韩琦也指出：“商者，能为过致财者也。”比较激进如叶适者更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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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论宋代的市民文化
　　在前文中提到的东京和临安的商业街的分布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被认为是与皇帝的威望息息相关的御街上，允许原本被认为是十分低贱的商业的大量存在，这本身难道不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变化吗？这应该可以说明商业的价值已经为社会所认可。宋代商业的发展使商人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这一方面是商品交换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更为紧密的结果，社会分工的细密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扩大了对商品的要求，商业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从事商业的商人地位随之有所提高。
　　商人开始被看成是与社会其他阶层平等的“齐民”。宋代的法律中，没有对商人犯罪加重惩罚的例律。 不仅如此，商人已经开始了独立的斗争。开宝七月，东京有商人被冤枉杀害，引起了商人的罢市斗争，迫使官府做出一定的妥协。 尽管有学者认为，当时的罢市斗争的手段是简单落后的，要求也是比较原始和具有妥协性的。但是笔者认为，一个阶级或者是一个阶层，当他们开始独立斗争的时候，在思想意识方面，就足以说明了他们的独立的阶级（阶层）意识的觉醒；在客观物质方面，也可以说明他们在这个社会体制中已经拥有了一定范围的决定力量，尽管这种力量的大小和作用的空间范围有大有小，但是它确实存在着——就好象只有在一定工业化的社会中，工人的罢工才会有力量一样，只有在商人在社会体系中不可缺少时，罢市才会有威力。而官府被迫作出的妥协，更说明了他们的这种独立的阶层意识和社会影响力已经得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承认。尽管他们还很幼稚，但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成长只是个时间问题。
　　社会上崇商弃农、士商渗透和官商融合渐成风气。因此宋代商人身份就比较复杂，商人被倾心接纳，以礼相待。有亦官亦商者，也有亦商亦地主者。士人也积极投入经商逐利的行列，甚至有士子由于仕途不达，转而从事贸易经营，有些还是学术上有相当造诣的学者。
　　都城中的广大平民也纷纷“弃本逐末”。元丰年间，东京开封的工商业者大约有一万五千多家，约站总户数的十分之一。 南宋临安中则流行一句俗语：“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着行在卖酒醋。”
　　封建经济讲究的是自给自足，因此农业就成为“本业”。在长期受到封建帝国统治的中国更是如此，统治者为了便于对人民进行管理，便以农业来将人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而对于讲究流动的商业，历来是大大压制的。但是宋代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以中小工商业者为主要成分的市民阶层的兴起，对商业、商人的重视，是市民阶层所有的特有的思潮，本身就是对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等级制度的否定，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冲击，这种冲击，又扩散开来到整个社会上，形成了对整个封建社会等级意识形态的冲击。
　　而在此背景下，市民对农民的排斥、贬低也出现了。宋代的市民文艺中，与农民的对立，就是一个重要的特色，其中以“杂扮”最为典型。他们的特点是丑化农民，夸张地表现乡野农民的拙朴和与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将农民这些特点作为嘲笑的对象。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市民将自己与农民彻底割裂开来。他们竭力贬低农民以炫耀自己的优越感，不但表明市民已失去了农民的那种朴鲁质厚，而且着也正是最初的市民意识，是市民从农民中蜕脱而出的必然否定过程。正是这一否定，标志着市民从思想意识上的形成与独立。……是对封建重农思想的否定。”
　　这种冲击，在社会生活中也有多方面的体现。宋初对服式服色都有明确规定。到背诵中后期，就日益不受束缚。真宗在1008年曾经说：“京师士庶，迩来渐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镶金以饰，虽累加条约，终未禁止。” 朱熹也说：“今衣服无章，上下混淆。” 日常器用也出现了“人自为制，无复纲纪”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种种越礼现象‘不特富家巨室为然’，更多的是来自平民百姓。着表明，以前经常发生在上层社会中的逾礼行为，如今已具有大众化的趋势，这是前此罕见的景象。”

　　作者： 222.88.32.* 2005-7-15 14:23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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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论宋代的市民文化
　　宋代的薄葬蔚为风气。主张薄葬的人越来越多，官府也明文禁止后葬。纸钱和纸冥器开始流行，火葬的风气开始形成。民间在居丧期间，照样喝酒吃肉，亲友不但不非难，反而纷纷带酒来慰问，主人也大摆宴席来招待。这与过去是大大不相同的。
　　以上这些，大致可以看出，随着城市为核心的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以城市为主要空间的商业开始被重视起来。而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也在这一氛围中看中自己的价值，产生了越来越强的独立性，对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越来越强的叛逆性。
　　5．宋代市民文化
　　中唐以后，伴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城市居民的性质也在渐渐改变，产生了市民阶层。到宋代，随着城市经济的空前繁荣，市民阶层的队伍不断壮大。他们的诞生，本身就是中国经济史上、尤其是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不仅预示了中国古代城市传统的职能和特色在宋代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在当时乃至后世封建社会都不是那么十分明显。还内外史家大胆地认为中国古代城市在宋代就已经背离了传统的割据，进入真正的“城市革命”时期。如果这结论成立，那么以工商业者为主题的、全新的城市居民的诞生，则毫无疑问是这个结论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内涵。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用城市生态理论对南宋的杭州进行分析认为：杭州的城市中心为资本和金融店铺的集中点，而皇宫却在一隅，同现代城市的空间结构相似，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城市规则，是宋代城市革命的产物。
　　清朝的沈 说：“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
　　日本更有学者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英国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模式》一书，就把北宋到清称为“晚期帝国”1975年，美国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宋朝的危机和昌盛》导言中，就写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八、九、十这三个世纪，即所谓唐、宋过度时期，这点现在已经几乎成为自明之理。”
　　笔者认为，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讲，宋代由于市民作为一个日益具有独立性的阶层的兴起，是宋代社会形态发展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在自秦朝就开始的、传统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帝国的意识形态支配下，宋代出现了一个市民阶层。他们一反传统的主张“静”、崇尚“神”的社会特征，提倡“动”和崇尚“人”。回顾世界历史，尽管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不能完全等同，但是，比较一下欧洲的历史，我们是否可以看到宋代市民作为历史的一支新兴的进步势力的价值呢？
　　遗憾的是，宋代是以蒙古人的南征为结束的。尽管按照传统的看法，元朝是个城市经济发达的朝代，但是笔者有个怀疑，那就是作为一个文化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他们在入主中原以后，思想意识方面能够迅速地和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状况接轨吗？当然，他们已经尽力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但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并非是儒家经典中所能够描述的。况且，作为“外来民族”，蒙古人对中原的“汉人”、“南人”有很深的防备，是以压制为主的——这也是他们会短命的重要原因。而城市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又必然会以相对的自由思想为产物，这显然是皇帝和贵族们不愿意看到的。
　　因此，笔者有个猜想，那就是，元朝的征服，对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是否有了一定的割断和转向的副作用呢？当然，这仅仅是笔者的猜想而已。

Answer 2

Arts,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Culture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visual art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were heightened by new developments such as advances in landscape and portrait painting. The gentry elite engaged in the arts as accepted pastimes of the cultured scholar-official, including painting, composing poetry, and writing calligraphy.The poet and statesman Su Shi and his associate Mi Fu (1051–1107) enjoyed antiquarian affairs, often borrowing or buying art pieces to study and copy. Poetry and literature profited from the rising popular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i poetry form. Enormous encyclopedic volumes were compiled, such as works of historiography and dozens of treatises on technical subjects. This included the universal history text of the Zizhi Tongjian, compiled into 1000 volumes of 9.4 million written Chinese characters. The genre of Chinese travel literature also became popular with the writings of the geographer Fan Chengda (1126–1193) and Su Shi, the latter of whom wrote the 'daytrip essay' known as Record of Stone Bell Mountain that used persuasive writing to argue for a philosophical point. Although an early form of the local geographic gazetteer existed in China since the 1st century, the matured form known as "treatise on a place", or fangzhi, replaced the old "map guide", or tujing,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e imperial courts of the emperor's palace were filled with his entourage of court painters, calligraphers, poets, and storytellers. Emperor Huizong was a renowned artist as well as a patron of the arts. A prime example of a highly venerated court painter was Zhang Zeduan (1085–1145) who painted an enormous panoramic painting, Along the River During the Qingming Festival. Emperor Gaozong of Song initiated a massive art project during his reign, known as the Eighteen Songs of a Nomad Flute from the life story of Cai Wenji (b. 177). This art project was a diplomatic gesture to the Jin Dynasty while he negotiated for the release of his mother from Jurchen captivity in the north.

In philosophy, Chinese Buddhism had waned in influence but it retained its hold on the arts and on the charities of monasteries. Buddhism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the budding movement of Neo-Confucianism, led by Cheng Yi (1033–1107) and Zhu Xi (1130–1200).[108] Mahayana Buddhism influenced Fan Zhongyan and Wang Anshi through its concept of ethical universalism, while Buddhist metaphysics had a deep impact upon the pre–Neo-Confucian doctrine of Cheng Yi. The philosophical work of Cheng Yi in turn influenced Zhu Xi. Although his writings were not accepted by his contemporary peers, Zhu's commentary and emphasis upo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of the Four Books as an introductory corpus to Confucian learning formed the basis of the Neo-Confucian doctrine. By the year 1241, under the sponsorship of Emperor Lizong, Zhu Xi's Four Books and his commentary on them became standard requirements of study for students attempting to pass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The East Asian countries of Japan and Korea also adopted Zhu Xi's teaching, known as the Shushigaku (朱子学, School of Zhu Xi) of Japan, and in Korea the Jujahak (주자학). Buddhism's continuing influence can be seen in painted artwork such as Lin Tinggui's Luohan Laundering. However, the ideology was highly criticized and even scorned by some. The statesman and historian Ouyang Xiu (1007–1072) called the religion a "curse" that could only be remedied by uprooting it from Chinese culture and replacing it with Confucian discourse. Buddhism would not see a true revival in Chinese society until the Mongol rule of the Yuan Dynasty, with Kublai Khan's sponsorship of Tibetan Buddhism and Drogön Chögyal Phagpa as the leading lama. The Christian sect of Nestorianism — which had entered China in the Tang era — would also be revived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It's just a outline

Answer 3

jk